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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的怒涛：为什么忽必烈要两次讨伐日本？

文化 2024-10-19 19:43 北京

众所周知，忽必烈曾两次派遣大军讨伐日本，但都以失败告终。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会对这个“蕞尔小国”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什么是“日本”？

比较有趣的是，忽必烈在即位之初，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日本的存在。比如他曾在中统元年（1260）致高丽王的诏书中指出，“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

继承大统的忽必烈

1）为什么要“征服日本”？

在谋士廉希宪等人的建议下，忽必烈一改过往对高丽的压制政策，转而推行了一系列的怀柔举措，迅速结束了两国持续多年的战争局势。伴随着双方关系的日趋缓和，他逐渐对日本这个边陲岛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进言，“日本与高丽接壤，自汉唐以来一直就与中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因此，蒙古可以通过海上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他的建议顿时引起了这位本就志存高远的皇帝的兴趣。

在今天看来，忽必烈之所以有所心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以后，中日两国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倘若此时令日本向自己臣服，不仅充分增加了帝国的权威性，也有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

元大都遗址公园

其次，一方面，他的继位本身就不那么名正言顺（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蒙古帝国是如何分崩离析的？）；另一方面，鉴于其一直推行“汉化”政策，因此饱受尊重游牧传统的宗王们的批评（拓展阅读：叛逆的大侄子：为什么海都终其一生都要反对元朝？），这就使得他迫切需要主动地有所作为。

显然，最优解就是发动新一轮的对外征服，借以证明自己的文治武功，压制住这些保守派王公贵族的不满情绪。

第三，日本是南宋的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关系不错。倘若日本向西出兵，会对蒙古形成包夹之势；南宋政府流亡日本，也一定会冲击元朝在南方的合法性。

回过头看，一旦征服了日本，不仅又多了一个进攻南宋的军事据点，还掐断了对方的后援通道，可谓一箭双雕。

第四，日本海盗不仅频繁劫掠高丽沿岸地区，还暗中支持反对蒙古的三别抄军，本身就让忽必烈颇为不爽。

在经过一系列审时度势的考量以后，忽必烈决定采用不流血的外交手段实现对日本的征服。

纪录片《中国》里的忽必烈与他的臣僚们

2）注定无法成功的“通好”

至元五年（1268）正月，带着忽必烈的国书以及“得其要领”的嘱托，一支由兵部侍郎黑的与高丽人潘阜率领的使团抵达日本。他们的任务主要有两个：第一，切断南宋与日本的往来；第二，希望日本能够出兵帮助自己攻打南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书内写有“以通和好”、“通问结好”、“以相亲睦”等示好的词语，但字里行间透露着帝国的嚣张气焰。比如结尾处的“以至用兵，夫孰所好”一句，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旦双方打起来，可要后果自负啊！”

面对这份言辞极其傲慢的招降书，时年只有18岁的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宗以“蒙古人怀有窥伺本朝的歹意”为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

忽必烈“傲慢”的招降诏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镰仓幕府拒绝与蒙古通好？对此，台湾学者王启宗给出了两个原因。

第一，虽然日本与南宋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商船私相往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再加上南宋的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甚至一度取代了日币的地位。其结果就是，当时在日本经商的南宋商人一定会教唆日本人反对与蒙古来往。

第二，在镰仓时代从南宋传入的禅宗，由于其教义多与武士精神相吻合，兼以第五代执政北条时赖的提倡而兴盛一时。因此，幕府要员们大多皈依禅法。鉴于禅僧多为南宋僧侣或入宋日僧，而他们几乎都具有强烈的反蒙思想。可以预见，对于蒙宋之争，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南宋一方。

建造于1252年，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镰仓大佛，具有镰仓时代流行的宋朝佛像的风格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倘若忽必烈的国书稍微客气一点，或许双方就不会兵戎相见了”。但现实情况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一直都是以“我”为绝对核心的（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是谁奠定了中国版图？）。因此，以越南、朝鲜、琉球、暹罗等为代表的周边小国，都会以朝贡制度为依托，加入到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承担着藩属之国的角色。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一直都是个例外。尽管它一直以学生自居，但一直想与中原王朝结成平等的外交关系。

比如遣隋使团正使小野妹子在大业三年（607）向隋朝递交的国书中，一改往日“以臣属自居，请求册封”的谦卑态度，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一句开篇。这种目无尊长的态度，一度令隋炀帝杨广颇为不爽。

可即便如此，日本依旧我行我素。比如在与百济、赤土等国使者一起向隋朝“贡方物”时，仍然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句设为国书开头。实际上，即便在交往密切的唐朝，日本也从未示弱。为了保持交流的顺畅，两国干脆直接取消了交换国书的流程。

因此，镰仓幕府对国书中的那句“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必然是非常反感的；忽必烈“通好”日本的希望，几乎不存在成功的可能。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北条时宗

大汗的日本征途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大元”。

实际上，在至元三年（1266）至十年（1273）间，他以高丽人为向导先后六次派使臣持诏书赶赴日本，只是都没能带来满意的回复。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使臣对当地的州郡、风土人情等情况的考察和调研，无疑对进攻日本起到了一定的辅助帮助。

1）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忽必烈命令元军高丽籍将领洪茶丘和高丽大臣金方庆二人督造大小船只，准备讨伐日本。三月，“帝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六月，高丽遣使向元廷汇报，表示舟舰已制造完毕，都停放到金州待命。但就在忽必烈决定七月发动远征之时，高丽元宗突然病逝。八月，身在中土的世子王谌赶赴高丽开城即位，史称“忠烈王”，并在一个月后为元宗举行了葬礼。其结果就是，原本在七月开启的征日计划只好推迟到了十月。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与忠烈王王谌

十月初三，由蒙汉军和高丽军组成的联军从合浦出发，直扑位于日本九州的对马岛。其中，蒙汉军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和刘复亨二人分别担任左右副元帅；高丽军以金方庆为都督使，金侁为左军使，金文庇为右军使。

根据日本史料的记载，面对来者不善的元军，这一时期的日本武装力量几乎一直处于被全方位吊打的状态。

十月初六，元军成功登陆对马岛。守将宗马允仓促应战并被迅速被击杀，部将宗马弥二郎以及肥后武士口井藤三等人也相继战死，岛上守军被全歼。

十四日傍晚，数百名元军官兵在壹岐岛登陆。壹岐岛的守将，正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猛将平内左卫门景隆。

面对来者不善的元军官兵，他率领着麾下的一百多名骑兵发起了反击。对于对方的无畏冲锋，元军上下感到十分困惑。原因很简单，与中亚的高头大马相比，日本武士的战马犹如家驴一般矮小，与其说这是一支骑兵部队，倒不如说更像是马戏团的杂耍艺人。

战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武士们的精神意志固然可圈可点，但结局只有“归位成神”。面对本方兵败如山倒的惨烈局面，平内左卫门景隆在城破之际自杀成仁。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元军官兵

十月十七日，元军在九州、松浦等地开启了多点袭扰性登陆。松浦水军的战舰在四员大将佐志房、佐志直、佐志留、佐志勇的率领下向元军发起了进攻，结果依然以惨败收场，四员大将全部阵亡。

十月二十日，战役中最大的决战在博多湾展开。日本文献《八幡愚童训》对这场战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面对前来迎战的日本武士，元军官兵放声大笑并猛敲战鼓和铜锣。日军的战马因为受惊而四处狂奔，武士们纷纷从马上跌落。于是，“轻甲快马，豪盛勇猛”的元军迅速冲散了守军防线，甚至出现了部分元军士兵“将战死的日本武士剖腹，取肝嚼食”的流言。

或许是被元军官兵“取肝嚼食”的疯狂行为吓破了胆，其他各地的守军几乎全线崩盘，今津、佐原以及百道、赤坂等地接连失陷，甚至有数千日军家眷来不及撤退而被元军俘获。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狼狈逃窜的日本百姓

但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诡异。根据中日主流文献的记载，因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左副元帅刘复亨在二十日的战斗中意外负伤，使得元军不得不停止追击并撤回船上休整。

当天夜里，一场巨大的狂风骤雨，使得元军的多数战舰因触到岩壁而破损。不得已，元军只能主动撤出战场。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为是“神风”击败了了元军。比如日本学者太田弘毅根据“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中的“官军不整，又矢尽”一句，将元军撤退的原因归结于“联军战舰数多，军议不一致，所用箭矢已尽”。

在辗转了足足一个月之后，东征军才顺利返回合浦。数据显示，出发时的三万三千人当中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人生还，可谓损失惨重。至此，元朝的第一次征日战争，以一个虎头蛇尾的方式草草收场。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两军交战场面

日本尽管在名义上取得了胜利，但“斩首39级，俘虏27人”的战绩实在是有点拿不出手。因此，镰仓幕府在此后数年大兴土木，修建了北九州绵延的沿海防御体系，并在战法与训练方式层面都做出了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武士的战斗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元军官兵在这次试探性的攻击中发现，日本远没有像马可波罗说的那般富庶。比如杉山正明就曾指出，元军之所以主动撤退，主要是认为继续作战已经得不到什么益处了。其结果就是，元廷上下对武力征服日本的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

2）不可思议但预料之中的惨败

鉴于讨伐南宋的军事行动已经到了极为关键的收尾阶段，因此忽必烈决定继续派出使者，以外交手段“降服”日本。

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他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臣诏谕日本。一个月后，二人抵达高丽境内，忠烈王王谌任命徐赞为译官与二人同行。

四月十五日，一行人抵达日本长门国室津。八月，执政北条时宗在镰仓召见了他们。在双方的会晤过程中，尽管杜世忠的态度不失大国正使的气概，但也没有使日本难堪。可即便如此，镰仓幕府依然没有买账。九月，他们在竜口将杜世忠等四人斩首。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

值得玩味的是，镰仓幕府不仅对元朝和高丽封锁了这一消息，还马上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积极防御的措施。直到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忠烈王王谌才知晓了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消息，并在第一时间遣使向忽必烈进行了汇报。

次年二月，忻都和洪茶丘二人以“使臣杜世忠等人被杀”为由，请求亲自率兵出征日本。不过，在经过反复讨论后，一致决定暂缓一段时间再做打算。

六月，忽必烈召集南宋降将范文虎、忠烈王王谌等人在察罕脑儿行宫商议作战计划。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忽必烈已经彻底灭亡了南宋的统治并全盘接收了其海军力量。因此，他对海上作战有了更大的信心。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

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忽必烈下达了第二次讨伐日本的动员令，并告诫他们两点，一是不准滥杀百姓，二是诸将务必抛弃个人恩怨，同心协力。大军由东路军和江南军组成，议定在六月中旬于日本一歧岛汇合。

二月，由蒙古和北方契丹、女真、汉人等组成的联军抵至合浦，与高丽军会合并统一整编为东路军。其中，带有指挥部性质的专门机构“征东行省”的最高长官由忠烈王王谌亲自担任，忻都和洪茶丘二人分别担任征东行省右、左丞，高丽将领金方庆被任命为征日本都元帅。

五月初四，东路军从合浦出发，先在巨济岛驻军半个月，以便侦察日本的防御情况。与此同时，忽必烈授权东征军将领们“自行决定军事之事”。

《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元军形象

五月二十五日，东路军在袭击了对马岛世界村大明浦之后向一歧岛进军。攻破一歧岛之后，这支军队于六月六日抵达博多附近的志贺岛，打算以这里为据点攻破博多。

在志贺岛，东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多场激战，双方互有胜负。此后，东路军内部开始流行瘟疫，据说至少有三千余人病死。大约在六月十五日左右，东路军退至壹岐岛。

此时忻都和洪茶丘二人有意退兵，便与金方庆展开了讨论。二人在对江南军失期未至表示失望的同时，以“船腐粮尽，其将奈何”为由提议退兵，但金方庆并未给予反馈。

大概过了十天之后，忻都与洪茶丘再次与金方庆讨论撤军事宜。金方庆乐观地表示，“我们奉圣旨带着三个月的粮食，如今还有一个月的粮食在，等江南军来再合攻，必定消灭日本人！”于是忻都等人继续等待江南军。

《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元军形象

在东路军出发后不久，征东行省参议裴国佐等人提出了“两军会合于日本大宰府附近的平户岛“的建议。理由很简单，此地更便于大船停泊。元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时派使者让忻都等人率领东路军前往这里会合。

另外，由于临出发前总元帅阿剌罕生病，因此忽必烈不得不委派阿塔海统筹统率这支军队出征日本。因此直到六月中旬，江南军才开始从宁波出发，分批次奔赴平户岛。六月底，江南军主力抵达平户岛，与东路军完成会师。

出于进攻博多湾的需要，两军主力于七月二十七日转移到了鹰岛，准备与日本展开总决战。但就在七月三十日到闰七月一日的夜晚，大风和暴雨袭击了鹰岛，致使元军陷入混乱状态。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雹雨风交作，舟不得泊，随惊涛上下触击，皆碎；洪涛万丈涌山起”，海面上的元军官兵浮尸“随潮汐入浦”，可谓惨烈。面对日军发动的全面反攻，元军全面崩溃。对此，完败《元史》中如是写道：

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涛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蒙古袭来绘词》中逃跑的元军官兵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忽必烈第二次讨伐日本的初衷，一些学者给出了较为独特的见解。

在他们看来，出征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消耗南宋降兵”。比如韩儒林先生就认为，“派去攻打日本的南宋新附军，其实就是炮灰”。原因很简单，经此一役，江南军几乎全军覆没，但统筹指挥的范文虎在被停职一年后就东山再起了。

对此，杉山正明（拓展阅读：他山之石：杉山正明锐评“蒙古灭南宋”）的解释更为详细：

对于几乎完好无损地接收了南宋国的忽必烈政权来说，处理战后事务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四十多万原南宋职业军人的安置。如果让他们丢职而放任不管，就将造成社会的不安。

于是，元廷把还能作战的人们转派到西边和北边地区的战场，或派去平定广东和广西。另外对于剩余的老弱士兵，根据其本人的意愿安排进海外部队。

十万江南军就是最初的尝试。他们这些人看不出带有什么武装，携带的是迁往开垦地所需的农具和稻种。可以说，江南军几乎就是个移民船队。至于真正的作战部队，其实只有东路军。

《蒙古袭来绘词》中被击败的元军官兵

值得一提的是，杉山正明还认为：

无论有无“神风”相助，元军的这次远征都很难取得胜利。一方面，投入战斗的日军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之众，在人数上本身就不存在劣势，而且单兵作战能力和战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日军的防御体系更为完整，后勤也有了更为充足的保障。

其结果就是，“即使台风没有吹来，粮食将尽的元朝远征军，恐怕也会放弃进攻而撤军的，倒不如说台风是多余的。”

《蒙古袭来绘词》中被击败的元军官兵

3）中道崩殂的第三次远征

值得一提的是，惨烈是失利并未打消忽必烈三征日本的念头。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他特别命令天文学家张康用太一法推算后续的征日事宜，张康认为“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

可即便如此，他尽管暂时取消了讨伐日本的计划，但依然命令江南等地积极筹划造船、征粮等准备。与此同时，同样愤愤不平的高丽忠烈王也积极筹备助征日本之事。

至元十九年（1282）正月，忽必烈重新设立了征东行省；四月，“发大都所造回回炮及其匠张林等，付征东行省”。

八月，派提举王君治和浙江普陀寺主持如智和尚赍诏书出使日本，但因未能抵达日本而返回；至元二十一年（1284）五月，派王积翁与如智和尚出使日本，但依然无功而返。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忽必烈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二月，忽必烈将大都所造回回炮发往征东行省，并给征东元帅阿塔海增加回回炮手50人，预备来年大举出征。

不过，鉴于元朝和安南（交趾）发生冲突，忽必烈不得不在次年正月作出了“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和“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的指示。

时光荏苒，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近八旬的忽必烈再度动起了讨伐日本的念头。但是，包括太子真金在内的几乎所有大臣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不得已，第三次征伐日本的计划只能就此搁置了下来。

作为对比，在忽必烈不断派使臣诏谕日本的大背景下下，镰仓幕府一直采取着严密的军事防御，在九州沿江修理和增加石头堡垒，九州的武士们肩负着轮番警戒及修筑石头堡垒的责任。

大河剧《北条时宗》中的太子真金

尾声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带着“未能全面征服日本”的遗憾的忽必烈，在元大都紫檀殿病逝。至此，东征日本的计划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大德二年（1298），时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向成宗铁穆耳提出了东征日本的请求。对此，铁穆耳给出了“今非其时，朕徐思之”的回应。

次年，他派如智和尚的继承者一山和尚携诏书随商船赴日，以示通好之意。不过，一山和尚刚抵达日本，就被执权北条贞时给扣留了下来。后来，他一直留在日本讲法并圆寂于此。

元成宗铁穆耳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两方不再有官方往来，但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也因战争阴影的消散而变得日益频繁了起来。资料显示，在1305—1350年间，其中的33年都会有日本商船抵达我国境内从事贸易。

另外，双方在宗教领域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根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的统计，在访华的日本僧侣当中，光是知名者就多达220余人。

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不仅修习佛法，还会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山大川并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以及印刷等技术。与此同时，很多元朝高僧的墨迹也传至日本，对当地的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元朝中期以后，作为“非类”的倭寇形象逐渐出现在了一些通俗读物当中。实际上，“蕞尔日本”一词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所谓“蕞尔”，本身就有弱小、贪婪、贫穷、强悍等含义，至于“蕞尔日本”其实就是“小日本”（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日本鬼子”？）

镰仓时代，表现释迦牟尼佛涅盘场景的日本绘作

作为对比，尽管镰仓幕府取得了对元战争的胜利，但有生力量也遭遇到了重创。因为无法给付参战日军将领的赏赐，幕府内部出现裂痕，话语权也日趋衰弱。

伴随着国内矛盾的愈演愈烈，日本政局进入了动荡期。1333年5月，伴随着末代执政北条高时的自杀，镰仓幕府灭亡，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南北朝时代”。

可以说，两次战争，对于整个东亚的历史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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