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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无疑是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尽管中间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但至少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须知，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这里面最为棘手的，无疑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另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而比这两个东西更坏的，那便是权力与资本的“合流”，即带有“官商勾结”色彩的权贵资本主义。众所周知，“改开之前的中国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其“特点”之一就是权力一直集中于少数人尤其是第一书记的身上。这就意味着，上述人等掌握着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败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60年代的上山下乡青年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二号人物”吉拉斯就曾在《新阶级》一书中系统讨论过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会将工业财产以及土地收归国有。除了资本家之外，即便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一言概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尽数掌控在“听党指挥”的官僚的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吉拉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到了最后，居然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吉拉斯不仅将“新阶级”视为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产”，还一度悲观地表示，“这个制度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弊病，恐怕是不可救药的”。![]()
中间者为铁托，后排左二即吉拉斯1963年，中译本《新阶级》在内部出版发行。同年年底，教员公开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实际上，直到1975年，他依然在不断强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他们）就在共产党内。”当然，教员本人肯定是不会赞成吉拉斯的推论的，因为他找到了一种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展开革命”。原因很简单，既然无法依靠党组织自身来解决“党变质”这一棘手问题，那就依靠规模庞大的工农力量来主导“内部排毒”。坦诚说，排山倒海似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权力腐败的速度。但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带有“强制追求平等”、符合广泛民意但不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乌托邦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
1974年5月29日，毛主席与周总理最后的握手最终，“阶级斗争”成为了过去式，群众运动彻底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制衡权力的真空以及无处不在的物质诱惑，一批缺乏理想和信念的党的领导干部，真的成为了吉拉斯眼中的“新阶级”的一员。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和支配权力的“全能性政府”，很容易被“糖衣炮弹”迅速侵蚀。比如一些政府官员会凭借手中的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具体而言，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绝佳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其结果就是，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的身影。![]()
打开中纪委官网，每天都会更新“打虎”信息更令群众感到泄气的是，以“大面积集体侵吞国家资产”为首的官僚经济腐败问题是很难靠这个单位甚至上级单位的纪检系统来解决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之间大概率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毫不客气地说，“腐败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体制弊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至少在当下无解”的难题。其结果就是，近30年固然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不仅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更是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零容忍》纪录片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式，这种驱动力是市场经济能够创造效率奇迹的关键所在。在理想的市场经济当中，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自然会促进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长。然而，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更多地存在于理论家的设想中，现实中所有的市场经济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资本和权力的贪婪并无本质上的高低之分，缺乏规则的市场只会滋生掠夺和欺诈。因此，市场外部的法律秩序对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和透明至关重要。![]()
深圳俯瞰在当代中国，这一问题不仅在于市场规则的不足，还在于商业原则逐渐渗透到了精神领域。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社会各个阶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变得越来越普遍，利益交换的潜规则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当各级官员们也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带来的不仅仅是腐败问题，更严重的是损害了社会健康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公平和价值观，导致社会底线的丧失、诚信的流失和社会问题的频发。一个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很难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远处的上海外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回到过去的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可能。不过话说回来，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不能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逐渐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首当其冲就是要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力和资本掠夺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
新华门外景可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丢弃自身优势。不过话说回来，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改革举措时，就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棘手问题——人人都知道要改革，但谁敢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代价呢？毕竟戈尔巴乔夫“珠玉在前”，敢于承担这一责任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激情邀请各位主理人/创始人/CEO朋友们，来咱的公众号上投放正经广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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