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的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到“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18年2月，由国内2000多名清史学者共同完成的百卷巨著《清史》的第三稿就已编撰完成。遗憾的是，因为“受国外新清史影响过大”，这部鸿篇巨制终究未能过审。说到这儿，想必有人会问了，《清史》的修撰到底难在哪儿？如何理解“受国外新清史影响过大”一句？鉴于篇幅关系，今天简单聊聊。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刮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文化旋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古史与清史一下子成为了“显学”。
在众多日本学者中，毕业于东京大学，因翻译与研究《满文老档》荣获日本学士院奖的冈田英弘颇具存在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老师是著名的东洋史学者和田清，而和田清的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白鸟库吉。![]()
冈田英弘（1931—2017）但与专注于纯粹学术的学者截然不同，晚年的冈田英弘发表过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就以发行于2010年《从蒙古到大清》一书为例。首先，他对“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东亚史观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在他看来，“重构东亚史的关键，就是要尽数清除以汉文明为中心的史观，进而建立以蒙古帝国—大清—日本为叙事主轴的东亚史观”。其次，他在书中指出，“中国历史止于南宋，大清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大清帝国继承的是蒙古帝国而非明朝，中国历史始于秦汉，止于南宋，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继承的是大清帝国的版图。大清帝国于1636年在长城之北的盛京（沈阳）建国，1911年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于1912年彻底崩坏。第三，他坚持认为，元朝是“大中国”的“缔造者”，清朝是元朝的继承者：忽必烈建立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的元朝，明太祖包围大都，元顺帝败退蒙古，但元朝并未亡国而是进入了北元时代。大清建国之初便继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领土。可以说，创立“中国”的是蒙古人的元朝与继承其正统的满洲人的清朝。坦诚说，“新清史”中的部分观点与冈田英弘几乎不谋而合。不过话说回来，将“新清史”视为其“继承”者显然是不准确的。![]()
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1967年，长期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华裔学者何炳棣（1917—2012）发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由于采用制度性的汉化政策，并以程朱理学为汉化政策核心，使得清朝从满洲八旗封建政权逐步转变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该文发表后，并未遭受到什么质疑。但在近30年后，遇到了来自“域外”的巨大挑战。1996年，匹茨堡大学日裔女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一场名为《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主题演讲，公开对“汉化论”提出了质疑：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并不是因为推行了所谓的“制度性的汉化政策”，而是在于能够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文化政策。通过整合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维持不同文化的民族与地区，使得大清帝国成为了一个多元民族的庞大帝国。![]()
德国于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尽管罗友枝从未指名道姓，但何炳棣老先生肯定不能熟视无睹。1998年，他在《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友枝“再观清朝”一文的答复》的长文予以回击。汉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中国人不断引进吸收外来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影响力由中国周边的东亚和东北亚扩展到全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的人本信仰与推己及人的文化本质，给异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汉族虚心地、能动地借用外来的宗教、思想和物质文化，不断丰富汉文化的内涵，使汉文化充满生命力，而能不断扩展。只不过，罗友枝并未做出回应，其他西方学者也应者寥寥。![]()
华裔学者何炳棣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的清史学者们一直对“汉化”持保留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尽管满人在“汉地（China Proper）”生活了很多世代，同时吸收了很多中国（汉）文化，但不能说他们就此被彻底“同化”了，只能说是被涵化（acculturation）了。更何况，“有清一代，中国（汉）文化也受到了满人乃至内亚文化的影响。”哈佛大学欧立德（Mark C. Elliot）教授认为，“在统治了中国几个世纪以后，满人虽然已经彻底忘记了母语，但他们的征服者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仍然一直保存。所以，大清帝国并不能视为被汉人文化同化的王朝。”达特芧斯学院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教授也认为，“旗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其政权渐渐衰落的时候反而开始有意识地发展他们的民族意识。比如他们都曾强调，清史绝不是清代中国史，尤其不是汉族中国史。”![]()
欧立德（左）与柯娇燕围绕“汉化”与“涵化”之争，迅速衍生出了不少问题：清朝的国祚之所以能延续近三百年，真的是纯粹因为“汉化”吗？
如何定义“满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汉人”的视角看，“满人”究竟是“准汉人”还是“他者”？
倘若将“满人”视为“他者”，那么清朝将内外蒙古、疆藏与台湾等地纳入版图的史实，在具体的论述环节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颠覆性变化？
对于当下的中国学者而言，围绕上述问题的回应，显然是个艰巨且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按照我国学界约定俗成的解释，“王朝国家”主要泛指清朝及其之前的所有中国王朝。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下，这些中国王朝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并长期呈现着“有疆无界”以及疆域“盈缩无常”的特质。众所周知，推崇儒家文明的中原王朝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其中，“天下”被限定在一个天赐的、相对隔离的自然地理空间内，具有天然的内聚力。“天下”的主体是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与四方的“夷狄”，二者处在一种共存、共在、共融的体系当中。![]()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儒家学说认为，君王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建立一个现实的皇权政治体，还要致力于构建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天下”秩序。因此，“天下”存在着所谓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天下”，是一种“理想的伦理秩序”，能够体现自然、社会和人类至真至善至美之道的价值观。比如在社会整体秩序上，追求的是“天下大同”；政治形态上，要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社会制度上，主张“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生活形态上，讲究“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狭义的“天下”，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对世界空间的差序的想象”，由内到外共分为几个层面：核心是中央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
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和手段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
第三层是以朝鲜、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为代表的藩属国；
最后一层是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处于化外之地的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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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珂通世著《中国通史》中的“中华帝国全图”另外，在古代中国的叙事体系中，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王朝还同时承担着“教化”蛮夷的兼具使命。因此，“天下”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教化夷狄”的地域拓展空间，所谓“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华夷之辩”并不是一种种族划分，更像是一种文明性分野。换言之，“华”与“夷”之间虽然存在着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但最大的差异取决于“是否存在文明”，“文明”是以“是否接受儒家推崇的礼教秩序”作为评判基准的。这就意味着，“华夷”的界限是模糊的、可变动的，“天下”的内部没有绝对的敌人。一方面，没有或拒绝接受华夏“教化”的夷狄，需要“辨”或“防”；另一方面，如果夷狄主动学习并吸纳儒家推崇的礼乐政教，那它将会被自动接纳为“天下中国”当中的一份子。因此，所谓“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是历史中的常态，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毕生追求。综上所述，所谓“汉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主动学习并吸纳儒家推崇礼乐政教和秩序”的过程，结果是“完全变得跟汉人一样”，典型的代表即北魏时期的拓拔鲜卑。![]()
“天可汗”李世民主题绘作所谓“涵化”，可以理解为“我可能会认真学习并吸收你的很多东西，但不代表我的认同也与你完全一致”。
举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天天学中文，主动来中国留学、工作，结交中国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美国人被汉化了”，因为他骨子里依然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只不过他是个被“涵化”的美国人。基于维系国家稳定的需要，清廷制定并颁布的一系列带有“因俗而治”色彩的统治举措。在传统的“汉地”，基本上秉承着“以汉制汉”的大方向。首先，清廷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统治，相关政策都主要通过省、府与县等地方机构来实施。
其次，藉由尊崇明朝诸帝，表明其继承历代帝王的“政统”。
第三，儒家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任命的官员基本由科举产生，各级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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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祭祀历代帝王的皇家庙宇——历代帝王庙但作为对比，清廷在“故地”东北地区实行的是军府制，在内外蒙古实行的是盟旗制度，在西域实行的是军府伯克制，在西藏地区实行的是带有政教合一色彩的噶厦制。更何况，截至19世纪上半叶，清廷一直将汉人民众限制在内地，禁止他们越过长城前往内外蒙古以及东北等地拓殖开垦；至于与边疆民族的通婚，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除此之外，内外蒙古、西藏以及西域等边疆地区的大小事，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和处理的。但与管理内地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官员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以上种种，我们很难用“汉化”予以充分解释。不过话说回来，使用“涵化”反倒能说得通了。鉴于此，欧立德如是评论道：使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在满洲皇帝的统治下，国家体制与皇帝本身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普世性，它借鉴了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各种政治传统，并将它们予以更高层次的创新、理想化和实用化。![]()
《钦定理藩院则例》文本天聪八年（1634），被后金联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的林丹汗染痘疾而死。次年四月，他的妻子苏泰携子额哲率部投降，并奉上了元朝传国玉玺。至此，北元政权彻底划上了句号。
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蒙古语尊号为“博格达彻辰汗（神武英明皇帝）”。可以说，大清国是以元朝“继任”的身份宣告建立的。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年幼的顺治在南郊天坛祭天并再次于皇极门（太和门）即皇帝位，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坦诚说，清军南下所取得的胜利，无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截至顺治二年（1645）五月，大顺军几乎失去了全部占领的地方，李自成也在阿济格的追击下逃入湖北通山县最终被乡团打死，大顺政权名实俱亡。六月初，清军兵不血刃进入南京，弘光朝廷宣告覆没。康熙元年（1662）六月，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及其眷属25人在云南昆明被清军杀害。至此，南明彻底灭亡，大陆归于一统。![]()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进入17世纪中叶，漠北政局已变得极为动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亲率 3万大军发动了针对喀尔喀三汗的“闪电战”，后者“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在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一世哲布尊丹巴罗桑丹贝坚赞的提议下，各部一致决定投附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在多伦诺尔与各部僧俗首领进行会盟。不久，各部“俱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这就意味着，喀尔喀蒙古被纳入进了大清帝国的版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大汗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派遣堂兄大策凌敦多布领兵六千，进军西藏。很快，身为卫拉特蒙古世系的和硕特汗国被一举摧毁。对于准噶尔军队在拉萨的倒行逆施，清廷上下不可能袖手旁观。康熙五十六年（1718），清军由青海入藏，但惨遭失利。两年后，清朝再度出兵，最终将准噶尔军队尽数驱逐了出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清廷在西藏建立了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噶厦制度，同时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全面明确了清廷与西藏地方之间的从属关系。![]()
《康熙皇舆全览图》局部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暗中遣使与准噶尔汗国约期作乱，但很快就被清军平定。次年，清廷设置西宁办事大臣，恢复西宁府建制。不久，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将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正式确立了对青海地区的直接统治，同时为有效经营西藏和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18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政局稳定、财政充裕、兵精粮足；作为对比，一度如日中天的准噶尔汗国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正值壮年且一直对“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耿耿于怀的乾隆决定摧毁准噶尔汗国。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发兵5万，迅速攻克伊犁并俘获了末代大汗达瓦齐。伴随着阿睦尔撒纳以及大小和卓之乱的先后被平定，西域正式被纳入帝国版图。![]()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平定伊犁受降
杉山正明认为，“从乾隆帝时期到现在的大中华的框架，与蒙古（元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清朝的大一统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元朝的延续和拓展”。至此，一个棘手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出现了——在清朝完成大一统的进程中，“人数最多的汉人群体，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坦诚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予以回答。与自然学科的研究不同，历史学科必须要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更何况，“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鉴于《明史》编纂时间前后历时长达六十年之久。所以，要想看到标准意义上的《清史》，我们或许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激情邀请各位主理人/创始人/CEO朋友们，来咱的公众号上投放正经广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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