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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综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文化 2024-12-01 14:36 北京

自从公众号被拉闸以后，感觉流量有点欠火候。所以，还望诸君抽空帮忙点赞、转发、评论一下，感谢！

进入19世纪后半叶，相继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在那些被列强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境内，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呈现出了星火燎原之势。

对于饱经沧桑的中国而言，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概念应运而生。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的解释与论述存在着哪些差异？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晚清时局图

“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

鸦片战争战败的屈辱，迫使中国不得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很快，大批怀着救亡图存之心的知识分子们主动翻译并介绍西方的文献著作，旨在“让国人了解世界”。至此，我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之潮，正式拉开了帷幕。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学者们编译的西方著作，反倒是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掀起了阅读热潮。资料显示，在1860—1895年间，这些著作不仅成为了日本军政界与学术界最感兴趣的资料，还被翻译为日文，大大推动了日本各阶层“脱亚入欧”的热情。

毫不客气地说，“西学东渐”没有让中国跟上世界的脚步，却让日本实现了“弯道超车”。

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甲午战争失败后，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大批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寻求“东学”。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文书籍，“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在浩瀚如烟的西方思想理论中探求“强国之路”。其中，瑞士学者伯伦知理（1808—1881）有关国民与民族的政治学理论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和震撼。

在他的介绍下，以伯伦知理学说为基础，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及其理论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一词尽管是可以溯至汉代碑铭的古汉语固有名词，但其现代含义是19世纪日本编译西方著述的结果。

伯伦知理《自治论》清光绪（1903）复印本

1902年，梁启超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其1905年撰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出现了多达7次的“中华民族”字样：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亦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 以故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日：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际）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不过话说回来，文中的“中华民族”一词，是单纯指代身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还是泛指清代中国境内是所有国民？

倘若从“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一句看，“中华民族”指代的无疑是“汉族”；但从“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一句来判断，他似乎又想刻意突出其“混合”的特质。

由此可见，对于“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即便是梁启超本人也没有给出标准答案。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中国人种”与何谓“中国”

鉴于20世纪初的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历史教科书，各级学校不得不搬用或改编由日本学者主编的教科书供学生使用。其中，由桑原骘藏主编的《中等东洋史》与市村瓒次郎主编的《东洋史要》被作为教科书广泛使用。

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翻译并发行了《中等东洋史》的中文译本，取名为《东洋史要》，王国维亲自作序；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并发行了《东洋史要》的中文译本，取名为《中国史要》。

市村瓒次郎（左）与桑原骘藏

1）日本学者认知中的“中国人种”

在论述中国的民族分布时，桑原骘藏（拓展阅读：桑原骘藏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认为：

所谓“亚细亚种人”，指称东洋历史上各民族，也即黄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两类。

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及西藏、后印度一带地，更细分之三族，曰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泛指南方诸少数民族）；西伯利亚人种中有影响的有四族，曰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

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与土耳其族，都是东洋史中的重要人种；西藏族与中国交趾族，不是东洋史中的重要人种。

那么问题来了，成为“重要人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对此，桑原骘藏给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评判标准，即“是否在中国本部（China Proper）上建立过强大的政权”。

言至于此，他话锋一转，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汉族固然是东洋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种，但并未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他们与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是对等的关系。”

《中等东洋史》封面

市村瓒次郎在论述中国的民族分布时，合计列举了苗、汉、蒙古、满洲与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等五大人种，但并未做出具体评价：

苗人种在太古时，栖息于扬子江（长江）与黄河之间；汉人来自西北，驱逐苗人种，占有了中国本部。汉唐为汉人种全盛时期，元为蒙古人种全盛时期，清为满洲人种全盛时期，这些人种造就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

值得玩味的是，市村瓒次郎不仅没有对汉族给予太多关注，还对“汉人种之将来”做出了颇为悲观的预测：

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与汉人有斗争，西北受俄国之蚕食，东南蒙英、佛（法）之侵寇，故自今以往，中国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

《中国史要》封面

用发展的眼光看，二人的撰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汉族的主体完整性。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寻到本民族的主体——那不是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是被世界不同的列强所瓜分的领土。”

二人还一致认为，进入19世纪后半叶以后，无论是满蒙民族还是“汉人种”都已趋于衰败；作为对比，原本处于东亚边缘的日本，已经成为了东洋史的中心。

2）自编教科书中“中国人种”

搬用或改编日本学者主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比如梁启超一度痛心疾首地表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因此从1903年以后，中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几乎均以自编为主。

晚清时期在教会学堂学习的女学生

与日本学者主编的教科书截然不同，自编教科书的编者们普遍认为，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1903年，广智书局发行《中国四千年开化史》。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书是参照市村瓒次郎主编的《中国史要》改编而成，但在介绍“中国人种”时，不仅对汉族给予了重点关注，还认为“汉族优于其他民族”：

苗人种最古，在诸种中最劣；汉人种充满中国各地，为中国开创者，比他人种有文化，富于智识，历代帝王大多出自汉人种；蒙古人种性质强悍，近世以来迷信宗教，逐渐柔弱不可用；满人种容貌体格，与汉人种略同，性质亦颇活泼；回回人种，今日与汉人无异，崇信回回教。

以上所述五大人种，皆与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关系者也。其他若西藏人种，犹太人种，几尔其斯（吉尔吉斯）人种，其关系较鲜，略不论。

《中国四千年开化史》封面

坦诚说，尽管《中国四千年开化史》具有明显的汉族中心主义倾向，但至少没有将其他民族排斥出“中国大名单”。现实情况是，大部分教科书直接放弃了对“非汉”民族的论述。

20世纪初，适用范围最广的教科书，当属由夏曾佑担任主编，首发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素有“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美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在谈到“中国种族之源”时，该书如是写道：

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今人相率称曰cina。案：cina之称，出于印度，其义犹边地也，此与欧人之以蒙古概吾种无异，均不得为定名。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诸夏之称，差为近古，然亦朝名，非国名也。

惟《左传·襄公十四年》引戎子驹支之言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非朝名，或者吾族之真名欤！

在夏曾佑看来，“中国种族”有且只有汉族。当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学界持这样的观点倒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理解。

夏曾佑著《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目录页

1909年．由陈庆年担任主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正式出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书改编自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但将所有“非汉”民族的介绍都给剔除了。

当然，“非汉”民族并未就此彻底消失。比如在谈及周朝历史时，顺便提了一下“四夷”：

苗：上古与汉族首先争竞者。苗民即中国交趾族之一种，优先于汉族而蕃殖于江河之间者；
夷：今安徽江苏北部，有徐淮等夷。周兴西方，其威不及，故东夷常谋作乱。春秋时，为羁縻；
狄：在周代最跋扈者为北狄与西戎。时扰中国，周末时侵暴中国，周不得已，乃东迁；
戎：东周之初，有戎，与我逼处，杂居中国。秦时为所征服。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国产历史教科书不仅全盘否定了日本教科书所宣称的“关于汉民族缺乏主体性与连续性”的观点，还坚定地认为，“汉族尽管在历史上曾经被其他民族统治过，但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中国历史教科书》内页

五族共和与“中国民族”

民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民族团结与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双重需要，“五族共和”正式取代了“驱除鞑虏”，成为了新生政权的民族理论并加以倡导。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汉族为叙事中心”的历史读物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于是，宣传“五族共和”思想并强调“五族团结”的重要性，成为了民国初期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1）最早的“中华民族”

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由潘武担任主编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学者考证指出，该书不仅是首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教科书，也是该年唯一一本出现过“中华民族”字样的教科书。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中华民族”？对此，该书如是写道：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与汉族互有关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满）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回）族、曰西藏族。

清自满洲入据中华，渐次征服近邻藩部，久之渐臻同化之治。故前代之所为外族，至清代而渐有进于中国之风，且东西交通，欧、美、斐、澳各族之人，亦渐与中华民族有直接之关系。

显然，书中的“中华民族”泛指居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当然，人数最多、文化最为优越的汉族居于主位地位。

《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封面

2）何谓“诸族同源说”？

在倡导“五族共和”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各民族出于一源，实为一体不可分割”。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由钟毓龙担任主编的中学教科书《新制本国史教本》。对于不同民族的源流，该书如是写道：

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源，皆由西而迻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以今考之，皆由帕米尔高原，而蕃衍于黄河流域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也。

由卫藏入川陕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后为氐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荤粥，其后为匈奴、突厥者，回族之祖先也。

其在东北之地者，有息慎，迻移当在荤粥前，其后为东胡、契丹，满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汉族得地最优，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

该书认为，居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从西方迁入进来的（拓展阅读：民族危机下的文化自救：黄帝何以成为“华夏始祖”？（修订版））。只不过由于迁徙路线与落脚繁衍生息之地不同，以及相隔的时代久远，才出现了今天的民族差异。

《新制本国史教本》版权页

站在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巩固国家稳定的双重角度，“中国诸族同源说”显然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话说回来，鉴于这一理论缺乏历史与科学依据，因此并未成为共识。进入20年代以后，这一观点就逐渐销声匿迹。

3）“五族共和”的本质

用发展的眼光看，“五族共和”固然超越了“建立汉族十八省独立国家”的局限和狭隘，也对“非汉”民族的“中国认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五族共和”的本质是“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个最大之民族”，依然难以超越隐含于“合”与“冶”之中的“汉本位”观念。换言之，“同化”是单方向的，外族一直都是“被同化对象”，汉族受到的外族影响无一例外都是单方面的破坏。

比如出版于1912年的《新体中国历史》就坚持这一观点。该书在叙述“中国人种”时，该书认为，在中国境内的满人种、蒙古人种、回回人种、西藏人种和苗人种当中，“满人种和苗人种已经与汉人种同化”。

顾颉刚也认为，居于中国境内的苗、东胡（满）、蒙古、突厥、藏、韩等六大“非汉”民族。其中，“苗族、东胡族多与汉族同化；蒙古族、藏族、韩族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深度影响，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顾颉刚

4）“中华”、“华族”与“汉族”

进入20年代以后，“中华族”、“华族”与“汉族”一词几乎是通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更喜欢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来泛指居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旨在强调各族之间在政治、法律上的联系或同一性。作为对比，“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

比如在由吴研因担任主编的小学教科书《新法历史教科书》中就指出：

我们的国家，在中亚的中部，所以叫做中国；国里的百姓，大半是华族，所以又叫做中华。先拿汉族作证据。太古的时候，华族居在黄河，叫这个地方做中国，那四边都是别的种族，叫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后来通过长期的混合同化，这些种族与华族相与久了，风俗言语血脉，彼此就要混杂，到最后来有大部分，竟和华族混合为一，这就是现在汉族由来。

显然，这里的“华族”与“中华”是通用的，泛指“汉族”的先民。

《新法历史教科书》内页

在由顾颉刚与王钟麟担任主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中，“华族”与“汉族”的内涵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在讨论“构成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这一问题时，该书如是写道：

历史上，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混合同化，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今日所谓华族，只是一个大共名，里面包含着无数历史上被同化的民族。

其他民族亦是如此，历史上汉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其他民族的汉化改革等等，这许多事实，不都是华族影响到他族的证据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族”一词在该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有学者统计，光是在第一编“总说”一章的第三节“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与第四节“史期的区分”当中，先后出现了八次“中国民族”；作为对比，“中华民族”一词压根就没有出现过。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封面

除此之外，其他多数教科书中也均以“中国民族”、“我国民族”等词语指代居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比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著本国史》一书就认为，“中国民族，有汉、满、蒙、回、藏、苗等六大族的区别”。上述事实说明，到此为止，学界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远未成熟。

“中华民族”内涵的逐步完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再度陷入到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侵略的行动，“中华民族接近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山雨欲来的社会危机感中，围绕“中华民族”的讨论开始转向了民间。

1928年，新派历史学家常乃悳发表了《中华民族小史》，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做出了全新的阐述：

中国，世界之著名古国也；中华民族，世界之著名伟大民族也。五千年来，经许多哲人志士之苦心毅力，惨淡经营，乃得将此许多各不相关之异民族搏结融会而成为一大民族，而后中华民族之名出焉。中华民族，非一单纯之民族也，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

用发展的眼光看，较之以往的“汉本位”民族主义理论，该文提出的“非单纯之民族”与“非尽黄帝子孙”等观点，已经有了很强的进步意义。

《中国思想小史》的封面

1）从“民族同化”到“民族融合”

进入30年代后，“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频率有了显著提升，内涵也有了极大丰富。

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问题时，一种带有“民族融合”色彩的民族观逐渐成为了学界的一致共识。比如在发行于1932年，由孟世杰担任主编的《新标准高级中学本国史》就强调：

中华民族主要是由苗族（又称交趾cina族）、汉族、东胡族（又称通古斯族，即满族）、蒙古族、突厥族（回族）、藏族（又称土伯特族）所构成。

其中，汉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而汉族中实早有其他民族的血统，况且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均曾建国中原，汉族与其他各族同受统治，种族上的界限早已经泯灭。

因为构成民族的血统、生活、言语、宗教、风俗习惯等要素已经日趋于同，所以能构成今日硕大的中华民族。

简单地说，“不仅其他北方民族同化于汉族，汉族也同化于其他民族，也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

《新标准高级中学本国史》内页

一言概之，越来越多的学者一致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共同构成的，不是某一个民族，而是中国所有民族的总称”。

2）围绕“中华民族”的大讨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学界再次掀起了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其中，以顾颉刚与费孝通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最具代表性。简单地说，前者旨在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单一性，后者旨在强调“中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

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他以“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为切入点，针对当时通用已久的“中国本部”等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在他看来：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民族，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在血缘和文化上融为了一体。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应再划分满、蒙、回、藏、苗、瑶等少数民族。

对此，费孝通提出了反对意见。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特意撰写《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从最基础的“民族”概念入手，旨在证明中国人“由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群体组成”。除此之外，他还以苏联为案例，论证了“多民族结构和政治上的统一”的辩证关系。

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界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之争，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学术范畴，因为讨论已经涉及到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完整等亟需解决的层面。

顾颉刚（1893—1980）和费孝通（1910—2005）

3）“中华民族”的逐渐定型

进入40年代以后，一批国定本教科书陆续出版发行。需要指出的是，所有教科书一致将“中华民族”视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拿《初级中学历史》来说，首页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之一，中国是世界最古的国家之一”；在论述“中华民族名称的由来”时，该书如是写道：

中华民族在上古称曰华、曰夏，又称诸华、诸夏，或合称华夏。中华民族除华夏通称外，还有以朝代为名的，如秦、汉、唐、蒙古等。到了民国，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建立共和国，因为‘中’字最正，‘华’字最美，且有历史的意义，所以正式定我们的族名为中华民族。

《初级中学历史》封面和版权页

对于“中华民族”的论述，《新编高中本国史》的论述更为详细。该书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和现代四个时期，并在“民族”的线索下，对不同时期“中华民族的演进”展开了论述。

所谓“上古史”，泛指自石器时代至秦朝统一（截至公元前221年）这一阶段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演进，主要“以汉人中殷周两国为中心，由殷周两国以其首出的文化，依次开发其四周之蛮夷戎狄等未开化的民族，使之同化，融合而成为东亚大陆主人翁汉人。”

所谓“中古史”，泛指自秦朝统一至明朝灭亡（前221年—1643）这一阶段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演进，主要“以汉人为中心，依次和东亚大陆上的匈奴、鲜卑、氐、羌等部族，搬演其民族斗争的活剧，并以此开发上述各民族而使之同化，最终形成了东亚大陆的不同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的大融合，以成中华民族。”

所谓“近世史”，泛指清代中国史（1643—1911）。“中华民族”的演进，主要“因为西力东渐，而成为中华民族衰落的时期”；所谓“现代史”，泛指民国历史，“中华民族”的演进，主要“处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正在发展的时期。”

总而言之，但凡讲到民族实体，就一定会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当然，这种写作手法是符合时代背景和国情的。

《新编高中本国史》内页

“中国民族”内涵的最终底定

1939年12月，毛主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文中，他以“中华民族”为题，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做出了极具创造性的阐释：

（中国境内）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至此，我党确立了“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的民族观。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体教职员在延安合影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日趋保守。比如在1942—1943年间，蒋介石曾公开发文，不仅极力否认“中国境内存在着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还主张将之改称为“宗族”或“宗支”，并号召这些“宗族”融和成为新的“中华民族”。

对于蒋介石发表的一系列“暴论”，我党表达了坚决的抵制态度。

1943年7月，陈伯达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不仅批评蒋介石的说法“与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还认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

在抗战胜利之际，毛主席再度毫不客气地指出，蒋介石视“民族”为“宗族”和“宗支”的观点“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与错误的民族政策”。

在新中国，各民族要团结起来！

1949年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号召。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民族团结”提高到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的高度来认识。

他们坚守民族团结的理念，采取了具体的达到民族团结目的的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在新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各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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