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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韩国女星裴秀智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鸦片贸易一直都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拓展阅读：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人主动帮着英军打清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英国人要选择用鸦片来“打开”中国市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进入16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开始直销欧洲。葡萄牙、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等国的商队一直都是这种制作精良的奢侈品的忠实买家。
资料显示，英国商船首次抵达中国时，买回去的货物当中，有50余箱是瓷器；第一艘来华的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运回去的瓷器，总数多达数万件；在1602—1682年间，光是荷兰商船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超过了1000多万件。![]()
德国梅特拉赫堆塑人物素瓷缸除了瓷器之外，茶叶也一直深受欧洲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好评。进入18世纪以后，这种原本被视为中草药的饮品，逐渐成为了欧洲人的新宠。就拿英国来说，连最普通的伦敦工人都会拿出约5%的家庭收入用来购买茶叶。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在中国的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逐渐提高，成为了最重要的输出品之一。鉴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大量进口那些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的中国奢侈品，而是卖起了以茶叶为代表的这种“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商品”。资料显示，光是在1800年，该公司每年在茶叶上的投资就已经达到了四百万英镑。需要指出的是，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也是英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数据显示，他们向东印度公司销售的茶叶的征税税率达到了耸人听闻的100%。另据英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占到了10%的份额。鉴于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多囤一年的茶叶量，以防与中国的贸易出现暂时性中断的情况。![]()
喝茶的欧洲贵族女性令英国人感到隐隐不安的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商人带来的棉布、羊毛、皮裘、钟表以及锡、铅等产品的需求并不迫切。这就意味着，白银大量流入到了清代中国境内。就拿英国来说，在18世纪60年代的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了三百万两；在70年代的十年间，这一数据涨到了七百五十万两；到了80年代的10年间，这一数据更是飙升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千六百万两。一方面，截止19世纪初，无论是瓷器、漆器还是茶叶、生丝、丝织品等“中国制造”，一直都是欧洲各国渴望得到的商品；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白银相继涌入到了清代中国的境内。![]()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为了舒缓这一“买卖失衡”的不利局面，东印度公司一开始打算以广州为根据地，倾销自己带来的印度棉花。不过，面对本土棉花的强势来袭，东印度公司迅速败下阵来。不得已，他们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不久，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且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居然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片。早在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时，国内文献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鸦片（阿芙蓉）进口的记录。
17世纪初，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到了中国大陆境内。于是，开始有中国人用其包裹鸦片，“点燃并吸食粗糙的蒸馏烟雾”。进入18世纪以后，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普通民众吸食鸦片，但是一种纯度更高的吸食方法还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吸食鸦片的工具鸦片之所以如此“受宠”，一开始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比如有人将之视为能够治疗腹泻和退烧的药材，有人将之视为能够“助性”的春药，有人将之视为一种可以镇定安神的麻醉剂。除此之外，鸦片还被有钱有闲的贵族、富人乃至知识阶层视为一种消遣。对于饱食终日的满洲贵族以及活跃于宫廷生活的太监而言，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无聊乏味；另一方面，他们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其结果就是，吸食鸦片迅速成为了一种排解寂寞和空虚的娱乐项目。对于汉族出身的文人、幕僚和官员来说，鸦片不仅是仕途受挫、家庭重压下的解脱，也是隐居山野、闭门不出的消遣品——如果这样的分析合情合理的话，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842）后的情况就更令人沮丧了——因为连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翻译家严复先生，也成为了一个如假包换的烟鬼。不少家财万贯的富人和商人们认为，吸食鸦片可以令他们思路清晰、目光敏锐、游刃有余，变得更为精明。因此，他们通常会在宴请贵宾之后，主动提供鸦片供客人们吸食。由此可见，鸦片俨然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除此之外，崇尚“学而优则仕”的考生们，通常会在大考来临之际吸食鸦片，保证自己能在考场上发挥更好。![]()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对于基层官兵而言，无论他是旗兵还是绿营兵，日常生活一直都以极度循规蹈矩和枯燥无聊著称，再加上他们不能参与到贸易以及其他营利活动当中。所以，每天只能靠着吸食鸦片聊以度日。实际上，鸦片成瘾还有着这样一个“好处”——不会被派上重大战役的战场，从而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对于穷人来说，吸食鸦片不仅可以有效舒缓长时间劳作的辛苦，还能在短期内增强工作能力。因此，往往是那些苦力或是轿夫、逆流行舟的船夫以及在冰天雪地里工作的工匠们更容易沉迷于吸食鸦片。一些人甚至将手头上仅有的钱财都花在鸦片上面，以至于根本没有钱购买食物。最不可能沉迷于吸食鸦片的人，似乎是最贫苦的中国农民。不过话说回来，随着鸦片种植范围的扩大，农民吸食鸦片的现象变得愈演愈烈了起来。于是，一个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那些生活相对富裕，每天定时定量服用鸦片的人，基本上不会因为烟瘾发作而引发身体情况的迅速恶化；但对于穷人而言，烟瘾不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威胁，还是导致家庭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
吸食鸦片的中国穷人等到了清朝末年，似乎没有什么职业的中国人不吸食鸦片了。比如在1902年，欧洲的传教士们惊讶地发现，不少乡村因为所有人都在吸食鸦片而陷入到了全方位的衰落破败。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的产地孟加拉。亟欲寻找新的经济作物出口以积累财富的英国人发现，罂粟在当地长得十分茂盛。结合印度人口众多的现状，这无疑为鸦片的生产与销售的组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1797年进一步垄断了鸦片制造权，垄断了所有印度出产的鸦片。为了便于鸦片出口中国，他们选择几家被称为“港脚商”（country traders，泛指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和印度的散商）的商家，授予其买卖鸦片的许可证，统筹负责向中国人销售鸦片，这些“港脚商”将鸦片卖到中国之后，同时将收到的白银货款交给活跃于广东的公司代理人，换取信用状；公司再以白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回英国销售。如此一来，从英国到印度，从印度到中国，再从中国到英国，形成了一种三角贸易关系，每个环节皆有丰厚的利润可图。![]()
欧洲人笔下的清朝鸦片馆进入19世纪后，鸦片在广州的销售经历了三次戏剧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主动降低了印度生产的巴特那鸦片的售价之后；第二次是1830年，东印度公司允许西印度私自种植的马尔瓦鸦片在支付一定的附加费后便可出口中国。第三次即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该年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因此私人投资激增。次年，倾销到广州的鸦片从一万六千箱激增至两万七千箱，让贩卖鸦片的英国人、印度祅教徒以及美国人赚了一千七百万银圆。最终，一开始仅被英国人视为印度棉花的补充商品、但同样也是全世界最具商业价值的经济作物之一的鸦片，不仅一跃成为了中英贸易的最主要产品之一，同时也让大量银圆迅速流出中国。数据显示：19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良好，流入帝国的银圆高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等到了30年代，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用于支付鸦片的白银流出中国。当然，在自身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一些西方商人开始对这种毒品交易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顾虑，也在国内舆论面前颇为窘迫。尤其是定居于广州的传教士们详细记述了瘦弱的瘾君子、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鸦片过度而丧命的人数。![]()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但在英国国内，还有无数方式为这种贸易辩解。他们声称，“西方的毒品贩子应受的谴责，不该比杜松子酒商人多”。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中国人本来就非常渴望得到的商品而已”。对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一直持全面支持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利用鸦片利润购买的茶叶，不仅能够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室的税收。数据显示，这一税收占到了英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这样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顾虑可以被很轻松地打消。![]()
电影《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议会对于19世纪的中国而言，除了鸦片问题以外，国民经济也变得愈发艰难。一方面，士绅逃税已经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鸦片贸易让这一情况更加恶化，因为白银的流失显然增加了农民实际缴纳的税款。简单地说，清代中国的货币是复本位制，铜钱用于小额支付，白银主要用于更大额度的交易。因此，农民虽然用铜钱交税，但官府的定额却以白银来衡量。这就意味着，尽管税额通常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常量，但两种货币比率的波动会损害农民（纳税人）的实际利益。也就是说，虽然每一两白银按例该兑换一千铜钱，但因为缺乏政府监管，所以银价会随市场需求变化。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白银短缺，因此中国的白银就会变得越来越贵。数据显示，随着汇率的变化，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六百文铜钱才能兑换一盎司（约合31克）白银。这就意味着，要想完成之前的税收定额，农民就要多缴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铜钱。鉴于此，有学者认为，鸦片让中国失去的不止有瘾君子们的健康，还有整个社会的农业基础的被蚕食。![]()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农民截至19世纪20年代，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足以维持约一百万名瘾君子。倘若加上中国境内本身种植的鸦片——即便在数量相对较少，足感受到中国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了。
负责监督广州对外贸易的清朝官员们希望朝廷能通过垄断鸦片销售的方式，来改善这种状况。因为他们无可奈何地表示，“事实证明，强制禁止鸦片运输的措施是无效的”。1821年，时任两广总督兼广东海关监督阮元，一度成功地将鸦片贩子从澳门的大街小巷赶进了珠江三角洲那些经过加固的鸦片船。然而，即便政府大肆逮捕中国烟贩，同时使用酷刑强迫瘾君子们戒烟，也依然难以控制鸦片进口量持续上升的大趋势。![]()
清朝鸦片走私船：快蟹爬龙船实际上，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各级官吏几乎都很难保持清廉。因此，他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何不在政府监管下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从而用中国货物交换印度鸦片，以避免白银出口呢？原因很简单，鸦片贸易合法化不仅能够挽回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还能为政府提供一大税收来源——即便这种办法无法解决鸦片上瘾的问题。只不过，道光皇帝深知吸食鸦片的后果，所以他无法支持政府经营鸦片贸易。到目前为止，官员们显然还只是通过逮捕中国烟贩来打击鸦片贸易最外围的部分。要想断其根本，只能切断国外的鸦片供应。即便需要逮捕西方商人，引发武力对抗，也在所不惜。1838年底，道光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驰驿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查办海口事件，同时要求“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下达一切他认为必要的命令。只不过，无论是道光皇帝还是林则徐本人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决定居然会意味着一场残酷战争的来临。激情邀请各位主理人/创始人/CEO朋友们，来咱的公众号上投放正经广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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