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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钱穆先生，曾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明史研究上面。伴随着探索的持续深入，他惊讶的发现，元明易代后，很多出身南方的汉族士大夫，“或心存鞑庭（元朝），或意蔑新朝（明朝）”，丝毫没有表现出“重光中华”的喜悦。面对这一“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像”的事实，他一度大为光火地表示：“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授课中的钱穆
所谓 “民族革命”，泛指“发生于近现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武装反抗殖民侵略与统治，旨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主要对象是“出身异国或异族的统治阶层以及殖民者”。
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带有革命倾向的革命党人们愈发坚信，近代中国国势日颓的罪魁祸首，就是昏庸无能且“非我族类”的“满洲统治者”。于是，以“驱逐鞑虏”和“排满”为核心内容的认知，逐渐成为了他们的一致共识。与此同时，发生在14世纪下半叶的“元明更替”，也被誉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比如在1906年，孙中山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讲当中指出，“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
“中国同盟会”成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元明更替”即“民族革命”的观点，迅速被学界视为定论。比如钱穆在发行于1939年的《国史大纲》当中，将“元明更替”誉为有着“扫除胡尘，光复故土”内涵的“上进的转变”。金毓黻在发行于1941年的《中国史》当中，将之视为“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吕思勉在发行于1944年的《中国通史》当中，将之誉为“汉族的光复事业”。不过话说回来，不是所有学者都将“元明更替”视为“民族革命”。比如吴晗就在发表于1936年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实质上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但不管怎么说，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元明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界尤其是知识界赋予了“战胜强敌”以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内涵。![]()
抗日战争主题绘画不过话说回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元明更替”即 “民族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比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与辛亥革命截然不同，在“元明更替”的历史进程当中，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主动加入反元斗争，并且一直对元朝心存感激。简言之，“元明易代”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色彩。坦诚说，宫崎市定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实际上，台湾学者萧启庆给出的调查数据足以论证其观点的准确性。他在研究后发现，在元末的144名进士中，对“旧朝”心存好感的“忠元型”进士合计有87人，与“忠元型”心态截然相反的“背元型”进士合计有45人，“保持中立”的“隐遁型”进士合计有12人。![]()
宫崎市定（左）与萧启庆在上述人等当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安徽学者郑玉。据史料记载，他“幼敏悟嗜学，博通六经，尤精春秋。教授于乡，门人甚众”。鉴于此，元廷在至正十四年（1354）一度想“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简言之，他从未做过元朝的官。三年后，朱元璋的部下们想强行录用郑玉。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后者居然以“荷国厚恩，吾岂仕二姓者”为由，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当然，像郑玉这样的极端案例终究是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生于南方的知识分子们从未对入仕明朝产生太大的兴趣。这里面最知名的，当属南方诗坛领袖、素有“文妖”美誉的浙江学者杨维桢。值得一提的是，在元朝官方编修辽金宋三史的过程中，他特意于至正二年（1342）撰写《三史正统辨》，对“辽金元三史皆正统”的理论展开了言辞批判。他在文章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已经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通俗点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的地位相当，都是正统王朝。作为对比，他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视为“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国家，辽与北宋的关系“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占据中原近百年的金朝，尽管没有被其斥为“夷狄”之国，但还是被视为与三国时期的魏吴两国类似的“割据”、“强梁”、“僭伪”政权。对于那些赞成“三朝皆正统”的“北人”士大夫，杨维桢出言讥讽道：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杨维桢书法作品可就是这样一位“独尊汉文化”的学者，依然对入仕明朝持抵制态度。为了让劝其出山的人“死心”，他特意撰写了一首题为《老客妇谣》的诗歌，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木”的老妇的口吻，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不久，有忌恨他的人特意将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妄图借刀杀人。不过，朱元璋本人反倒是没有气恼，只是以一句“老蛮子止欲成其名尔”给敷衍了过去。实际上，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北宋开始就逐渐演变为了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换言之，明初南方知识分子们的选择，实际上与南宋遗民一脉相承。
就拿与文天祥齐名的江西学者谢枋得来说，他不仅是进士及第，还参加过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崖山海战结束后，他一路辗转流落至福建境内，一度以卜卦、贩卖草鞋或教书为生，生活极为困苦。可即便如此，面对元朝官员的几番邀请，他统统予以拒绝，直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他还对来者坦言，“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这个答复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其身为前朝遗民所应当持守的基本立场——我固然可以默认身为“新朝”的元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但是我坚决不去这个新政府谋求一官半职。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冬天，奉忽必烈之命，时任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迫其北上大都（北京）。不得已，谢枋得只能服从。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面容枯瘦，但是精神抖擞，临行前还慷慨赋诗赠别亲友。抵达大都后，他先问太皇太后谢道清坟墓和南宋恭宗所在的方向，恸哭再拜，后来被安置于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内。见壁间有曹娥碑，便放声痛哭说，“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并再次进行绝食斗争，最终在次年四月初五去世，时年六十三岁。须知，这时距离南宋灭亡已经过去了近十年。![]()
法源寺外景现如今，学界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元明更替”的本质，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并不能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革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最早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再造”的词语之一，一般认为对应的是英语单词nation（国民），有时也会对应people（人民）或者ethnic group（族群）甚至是race（种族）。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要有两种涵义，一个是与“国民”含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泛指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另一个泛指以文化或族裔来界定的人类共同体。其中，带有族裔民族主义（collectivistic & ethnic nationalism）色彩的“民族”，集中表现在19世纪德国和沙俄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在德国，它“通过一个军国主义的国王和贵族政治家”来实现；在日本，“主要借用德国的经验，联合日本的民族宗教，以此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其民族主义的促进力量”；至于沙俄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传统的东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梁启超是最早系统地阐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并准确理解“汉族”的族称含义，自觉地、经常地加以应用的中国人。民国建立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五族共和”的理论，将全国人民为了“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1951—1979年的民族识别，认定全国合计有56个民族。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汉族，这个时候才被最终确定（拓展阅读：理智看待：唐朝到底是不是“汉族国家”？）。所以，“元明易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这一“奇特”现象，无疑在提醒我们一件事——那些在今天看来“合情合理”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南京明孝陵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就是一头“怪兽”。
比如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阵激情的呐喊、一场与理智的拔河比赛，一个足以淹没系统思考的情感簇结”；还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总是诉诸我们的部族本能，诉诸激情和偏见，诉诸通过以集体或群体责任性来取代个体责任性的约束而被释放出来的怀旧欲望。”![]()
法国民众攻克巴士底狱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顿·海斯在《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一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学者之所以不愿意充分研究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由于原始材料的复杂和科学论述的匮乏，而且还因为整个主题承载着深厚而强大的情感。那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占人类的绝大多数——将会指控有思想的民族主义批评者是“国际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至少，他们会说他“不爱国”。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谁愿意被人称作不爱国呢？一些人对当代爱国主义所遭受的非难义愤填膺、面红耳赤，而那些被指控对爱国主义妄加责难的人则背脊透凉、悚然而栗——说到民族主义感情的力量和威力，最雄辩的颂扬莫过于此。《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中文版封面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在《面对故国的忠诚》一文中的这段话，作为文章的收尾：21世纪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业已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但应当重新宣扬民族主义的原本形态，即对主权在民和疆界内全体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诉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政治民主化平台上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真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或能够一成不变地被人们固守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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