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抗战时期国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文化   2025-01-18 18: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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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韩国女星裴秀智


在孙中山时代,军事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元素。按照他的排序,首先是国民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但到了蒋介石时代,这一秩序被彻底颠覆。简单地说,军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统治部门,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他成为了凌驾于一切的存在。比如他在1940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示,“我到哪里,政府、内阁、抵抗(日本)的中心就到哪里。”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抗日战争对南京国民政府造成的最为直接与显而易见的损害,就是对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对“中央军”的削弱。
毫不夸张地说,中央军所遭受的全面损失,在很大程度上使在过去十年间所得到的有限度的人和装备的改善,几乎迅速化为乌有。实际上,即便是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他的军队的境况也一直不容乐观。
那么问题来了,抗战时期国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德械师

1

蒋介石的决心

1935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启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此同时,在德国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全面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

资料显示,截至1937年初,直接听命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合计有30万人,大约占到了全部国民党军队的1/5。其中,大约有8万人装备着德制自动武器与摩托,并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进行训练。
尽管这支被称为“德械师”的精锐部队,“在战术、后勤和管理技能等方面,整体而言依然还是过时的”,但一直被蒋介石视为军事现代化计划的核心资产。
指挥作战的蒋介石
1)何以发动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截至7月底,整个平津地区几乎都被日军占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扬言“要彻底解决中日关系”。
对此,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表示:“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绝无局部解决之可能。”
事实上,正是对以“德械师”为代表的中央军的战斗力抱有一定程度的信心,才使得蒋介石有胆量在卢沟桥事变后对日本采取不屈服态度。伴随着华北局势的日趋严峻,他决意进行一场军事与战略层面的豪赌,主动对上海的日本驻军发动大规模攻势。
实际上,驻扎于上海及其周边,一直接受德国顾问培训并配置有最先进武器的国军“德械师”,也一直处于跃跃欲试的备战状态。
一方面,他们不仅在数量上远胜日军,总兵力是后者的十倍之多;另一方面,他们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提前在位于京沪铁路线上的无锡境内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备撤退之需。
国军德械师官兵
8月14日,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停泊在上海港内的日本战舰。至此,第二次淞沪会战正式拉开了大幕。
讽刺的是,中国空军不但因为日方拦截并破译了一份密电而错失突袭先机,还因为投弹失误,不仅没有给日本军舰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同时误炸了上海市区,伤及数百名无辜市民。
虽然国军发动的这场军事行动看上去颇为荒诞,但日本舰队司令官还是公开宣称,“大日本皇军已忍无可忍,被迫采取必要且有效的反击手段”。几乎在同一时间,近卫首相宣布,日本政府“不得不断然诉诸行动,让南京政府有所醒觉”。
截至10月底,南京方面先后投入了8个集团军又48个师、15个独立旅、9个暂编旅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7团、1个宪兵团、财政部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总团和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3队海军舰队,兵力总数超过了60万人。
国军装备的卜福斯m1930型75毫米山炮
作为对比,日军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旅团,合计在13万人左右。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日军在人数上劣势明显,但在武器上占据着绝对优势。
面对日军战舰的重炮轰击、航空母舰及其子机的狂轰滥炸以及重装海军陆战队的强烈攻势,处于守势的国军展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但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死伤人数至少达到了二十五万,其中60%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日军折损约四万人(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日军的伤亡数字已经超过了8万)。
最终,日军顺利从上海南侧的杭州湾登陆。11月11日,中国守军开始向西撤退。但由于全军纪律不佳,连无锡预设的防御工事都未能守住,只得直接撤退至首都南京。
轰击苏州河南岸的日军105毫米加农炮兵阵地
2)中央军的抵抗与崩溃
此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亲自指挥7个师加2个旅合计20余万人,分南北两路直逼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11月20日,一直宣称“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蒋介石宣布迁都,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12月4日,中日双方开始小部队接触。
9日,日军主力开始向南京发起了全面进攻,同时向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除了要求中国守军需要在10日之前投降之外,还承诺“善待留在城内的普通市民”。
尽管南京守军并未予以理会,但资料显示,为了方便易装逃跑,一些从淞沪会战中撤退至南京的国军士兵抢夺和杀害了一些城内的老百姓。
电影《南京南京》中的日军形象
眼见形势不妙,蒋介石在11日向唐生智发去急电,要求“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次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奉命下达弃守南京、分别突围的命令。当晚,他乘小船离开南京。
由于唐生智一直对外宣称“与南京共存亡”,因此他并未制定任何撤退计划,所以他的逃跑使得南京局势变得更为混乱,城内守军迅速崩溃。
12月13日清晨,日军3个师团相继入城。至此,南京陷落——城内的所有中国人,不分性别、年龄,都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唐生智资料
一般认为,武汉会战(1938)的结束,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据说,在得知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居然有点兴奋地表示:
“这是标志着我们的作战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战争趋势变化的开始,它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次军事失利或退却。”
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而言,蒋介石的观点让人啼笑皆非。但他坚持相信:
“由于日本人进入到了中国的辽阔国土,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资源正分散而显得薄弱。这就使他们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容易受到攻击,我们的敌人(日军)打得越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
1934年的蒋介石
现实似乎印证了蒋介石的观点的准确性。尽管日军取得了绝大多数作战的胜利,但是他们无意让自己的所有精锐都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原因很简单,日军侵华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掠夺资源,以支应国内军事、民生工业,进而引领亚洲各国建立所谓亚洲“新秩序”。
其结果就是,日军的前进由此停滞了下来。截至1944年中期,中日双方之间的战线基本上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实际上,自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蒋介石彻底地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攻势作战的念头。
电影《虎!虎!虎!》剧照

2

豫湘桂战役的崩溃

进入1943年以后,美军夺得了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

为了扭转颓势,日本寄希望于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的同时,与被切断海上交通线的南洋日军取得联系,进而保护本土与东海海域的交通安全。
资料显示,当时的日本陆军合计有96个半师团。其中,驻扎于东北的关东军有14个师团,驻扎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团加20个旅团,本土驻有23个师团,东南亚地区驻有11个师团加2个旅团,太平洋战区有12个师团。
与此同时,联合舰队有9艘战列舰,8艘航空母舰,21艘巡洋舰,79艘驱逐舰,76艘潜水艇以及战斗飞机4600架。
与美军相比,日本不仅在军力上处于劣势,还被分散牵制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的广大地区。
电影《决战中途岛》剧照
1)为什么发动豫湘桂战役?
1943年9月,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以“建立绝对国防圈”为课题的“战争指导大纲”。大纲的要点如下:
首先,在太平洋战场,“帝国应在太平洋及印度方面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中、西部)以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在内的防卫圈,确定对付英美进攻的战略态势,捕捉并摧毁敌军的反攻力量。”
其次,“对于重庆方面,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尤其遏制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我国本土的空袭和对海上交通的妨碍,并迅速谋求解决中国问题,进一步加强大东亚的团结。”
二战时期的日本御前会议
坦诚说,这是一个超越日本实际战斗能力的防御方针。可即便如此,日本大本营还是根据“大纲”确定的方针,在1944年1月决定了实施对中国京汉路南段与湘桂作战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该计划,日军将在春季发动攻势,率先突破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在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后,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鄙城地区后再向西迁回,围歼第一战区主力,最终打通平汉线。
豫湘桂战役示意图
2)豫湘桂战役的爆发
1944年3月,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总司令官下达了作战命令。
4月17日,日军出动4个师团,1个坦克师团,4个独立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合计14.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集中18个军合计30万人,在第五、第八和第十战区的配合下,组织抵抗。这场历时37天的大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崩溃惨淡收场。截至5月25日会战结束,国民政府合计丢掉了38个县市,平汉路南段被日军打通。

豫中会战示意图
5月25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一直设于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正式开启“湘桂作战”。
5月27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集中10个师团、5个独立旅团及12个特种兵联队、1个飞行团,合计20余万人,发动了以攻占湘桂铁路为目标的长衡会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集中4个集团军合计15个军以及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和友邻战区支援下主动迎战。
尽管中国军队展现出了较为高昂的战斗意志,但截至8月8日为止,长沙与衡阳相继陷落,粤汉路北段被日军打通,湖南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

长衡会战示意图
进入9月以后,日军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加1个旅,联合第23集团军2个师加1个独立混成旅以及第6方面军麾下的第11、第23集团军、第2飞行团和第2遣华舰队一部,合计16万余人,沿湖南、广东和越南3个方向,正式发起桂柳作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2个桂绥纵队、空军一部(飞机217架),共约20万人,在黔桂湘边区总司令部的3个军支援下防御日军。
经过两个月的战斗,截至12月10日会战结束,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以及广西大片国土被日军攻占,中国派遣军与南方军的大陆交通线被全面打通。
此,豫湘桂会战宣告结束(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豫湘桂战役的前世今生(修订版))。

桂柳会战示意图
3)豫湘桂战役的结果
经此一役,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柳州等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6000万人民沦为亡国奴。
另外,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丹竹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机场均落入敌手。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是写道:“自三合、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后,战况危机,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而英美且有要求撤侨之事,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甚者。”
在豫湘桂战役中饱受诟病的汤恩伯
值得一提的是,在豫中会战期间,当汤恩伯的部队在日军面前退却时,使用粗陋的武器以及农具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居然主动向他们发起了攻击。资料显示,“他们解除了估计约5万名士兵的武装,甚至杀死了一些官兵”。
对此,汤恩伯与他的部下坦率地做出了这样的反思:
我们部队不作与民众联系的任何努力,他们甚至轻视地方士绅。我们确实打击了土豪劣绅,但是我们未能与民众建立起关系。例如第29军驻扎在禹县两年多时间,但却对地方情形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在地方民众手下损失很大。这是他们自食其果。
我们部队在这次会战中声誉不佳,这与我们的随员和后勤人员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只有第13军预先安排好了它的家属和随从,所有其他部队只是在最后时刻才慌慌张张地行动,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侵扰老百姓。
我们的部队征用了许多牛车,但实际上它很少被用于运输部队的物资,绝大部分被用来运送家属和随从。地方民众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怎么能不恨我们呢?
当然,日军尽管达成了作战企图,但他们既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的畅通,也无法有效阻挡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军战机。可以说,他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官兵

3

国军军官的综合素质

国军的海外顾问们普遍认为,“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基层军官,从一开始就很缺乏职业技能”。坦诚说,他们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他们进一步指出,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大部分高级指挥官没有受到体系化的军事教育,绝大部分人毕业于1924—1926年间,训练都是初级的,时间少的不足六个月,最多的也不过一年而已。
因此,他们很少能从管理、教育或军队的专门部门的轮岗中有所收获,而这在当时的西方军队中是习以为常的。
1)基层军官的受训水平
低级军官受过的训练似乎比高级军官稍好一些。遗憾的是,在1929年到1937年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原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人当中,有10000人死于战争的前四个月。实际上,中央军从未真正从这些损失中恢复过来。
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官兵
因此,尽管整个抗战时期,各大军事院校都在不断地输送新的尉官。但是,面对大敌当前的惨淡局面,入学要求被一再降低,相对应的训练时间被减到了只有一年,至于院校训练的质量也发生了断崖式下降。
比如苏联顾问卡尔亚金就发现,1939年的军校教官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他们既不使用装备也不进行实际演习,教学完全依靠讲授;炮兵学校也使用类似的教育方法,尽管它有一个训练团,但也只能向学员们提供射击和隐蔽的一些实际经验。
战争期间,虽然中央军校与它的9所分校输出了将近12万名军官,部队仍然必须从行伍中提拔大批军官。因此,到1945年,在一个标准的步兵营中只有20%的军官是军校毕业生,在战前它的比例一度高达80%。
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官兵
总的来说,无论是高级军官和还是基层军官,他们在战争中都受到了老练的西方军事顾问的普遍批评。
比如在1944年底接任史迪威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就曾指出,“国军的军官们是无能的、不称职的、没有训练的、器量狭小的,总之是没有效率的”。
他还注意到,“国军的参谋工作和管理官僚化,常常不切实际,他们的混乱和糊涂的计划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即使计划准备好了,战场指挥官独自行动的倾向、他们与其他指挥官合作的勉强,以及他们保存自己实力的愿望也将使计划常常归于失败。军官们缺少进攻性是出了名的”。
另外,美军顾问还发现,国军军官们经常无视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他们会忽视武器和装备的维护,轻视隐蔽或伪装他们的位置,甚至会沿着山顶安置枪手。至于情报的搜集和保密工作都显得非常随意。”
视察军队的蒋介石
2)蒋介石的用人之道
尽管有少数将军有着与生俱来的才干,是具有真正才能的指挥官。但令人遗憾的是,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很少充分信任并使用他们。原因很简单,与军事才能相比,忠诚似乎更为重要。
比如史迪威不仅称白崇禧“也许是这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还一度建议国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谋总长一职。但是,蒋介石怎么可能会容忍一个桂系出身的“死对头”担任这一具有实在的、独立的军事权力的岗位?
陈诚倒是另一位颇具才能的指挥官,而且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是,他依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担任着与之能力不匹配的职位。原因很简单,“他不幸输于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派系争端”。
白崇禧与陈诚
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至少有1/3(有人估计高达2/3)的中央军损失于上海和长江下游的战斗中。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天平,已经逐渐从蒋介石和中央领导这一边移向了诸如李宗仁、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
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
一方面,他稳步地增加中央军的数量。1941年时,中央军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30万的水平;截至日本投降之前,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65万。只要有可能,他就不断将地方部队投到与日军的战斗序列当中,同时将中央军部队作为预备队,以保存他们的人力和宝贵的装备。
另一方面,他总是将更好的武器装备分配给中央军。例如在1944年,蒋介石的代表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将一批更好的武器装备分配给了正在衡阳与日军作战的薛岳。原因很简单,薛岳并非是蒋介石的嫡系。
其结果就是,地方实力派的大小军官们,同样也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政治野心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武装力量。
比如在1939年5月湖北北部的随枣会战中,一支规模较大的日军部队正处于粮食和弹药短缺的窘境当中。但是,桂系出身的李品仙,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并没有发动大军将其聚而歼之。

随枣会战示意图

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之间的互不信任,深深地影响了南京方面的战场计划以及对日作战的全面战略。
陈诚在1938年一度强调,各军有必要“消除私利观念,把所有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家军队,彻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错误想法”。然而,即使到了1949年,这个目标也从未得以实现。
除此之外,蒋介石一直对国军高级将领们的业务能力持保留和不信任态度。因此,他经常亲自插手指挥部队,甚至命令到团一级部队的调动或具体行动,即便他可能并不了解地势、部队状况或敌军的部署。
然而,十有八九,蒋介石对战场作战的干预弊大于利。它不仅造成了军队内部的混乱,还削弱了军官们的主观能动性。
《时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中的蒋介石

4

基层官兵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西方顾问们对国军基层士兵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比如史迪威曾指出,“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不过话说回来,国军士兵的待遇和伙食通常是很差的。其结果就是,“他们普遍缺少有效率地作战的能力和士气。”
1)国军是如何征兵的?
根据当时的征兵法,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所有男性——独子、学生以及有残疾者除外——都在应征之列。在具体的征兵环节,地方政府通常会使用最为“公平”的拈阄的方法来选择应征者。
鉴于中央很难控制这些地方当局,而后者通常总是代表着每个地方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的利益。于是,上层人物的儿子们逃避了兵役,贫苦人家的儿子被强制拉进了战斗序列。
对此,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征兵工作现在做得很糟,这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松散和战斗力衰退的主要原因。”
为了逃避兵役,许多上层人士将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大学,因为在那里他们将获得免服兵役的权利。除此之外,一些人还会“购买”顶替者——这些顶替者通常会领到一笔不错的收入,然后以“客户”之子的身份参军。
可以预见,这些顶替者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从部队逃走,然后再把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以一个又一个新的“身份”出售。
被日军俘虏的国军官兵
大约到了1941年,适龄应征男性的资源渐趋枯竭。一方面,有一个以上的儿子在家的家庭也少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上层人士的儿子们不可能上战场,许多普通年轻人索性逃走、装病,甚至不惜自残身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壮丁的行为充满了整个国家”。对此,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致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这一制度的运作过程:
举例说,你正在地里劳动,照料你的稻子。此时,突然来了一批穿制服的人,他们把你的手绑到背后,把你带走。锄和犁在田里生锈,妻子跑到官员那里去哭讨她的丈夫,孩子们陷于饥饿之中。
对于这些“壮丁”而言,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是特别艰难的。通常,他们被会被赶到所谓的“接受中心“,在经过极为简单的医疗检查后,分配到补充单位去接受三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
由于财政短缺或战场对补充部队的迫切需要,训练时间与具体科目通常要比规定的少得多,一些新兵甚至直接被送到了前线,“真正像是去送死”。
国军“拉壮丁”
另外,由于资金有限、官吏的腐败以及纯粹的麻木不仁,“接受中心”的状况常常是令人吃惊的。对此,一位叫做莱尔·鲍威尔的美国上校军医官,对1945年2月贵阳附近的这样一座“兵营”作了如下的描述:
新兵中心位于城外数里的一小山沟里,它由分隔在互相可以看得见的不同村庄的房屋所组成。
我们首先来到了所谓的医院,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衫衬、裤子,或光着脚或只有草鞋。
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紧地躺在一起。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那样僵硬。有的明显已濒临死亡,其他一些人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可疑的兴奋阶段。
老照片中的国军官兵
“训练”结束后,新兵们会被分到前线部队。由于害怕新兵脱逃,护送者们居然将他们作为俘虏一样对待,用绳索把他们串在一起“负责征兵的高级官员们哀叹这种行动”,但是也有人指出,“新兵的眼界狭隘,他们不能理解服役的重要性。不得已,自己只能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由于体质虚弱,不少新兵尚未加入战场,就成为了饥饿与疾病的牺牲品。一些病得不能再走的新兵,甚至会被护送兵们用枪打死在路边。
2)基层官兵的生活水准
就食物来说,新兵们只得到一点儿米粥而已;至于饮用水,他们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水坑中饮取,这是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当然,这可以归咎于政府提供的经费不够,但更常见的理由是,负责此事的官员们为了私利,“榨”去了大部分口粮。
尽管政府不断下令要改善这些状况,但情况一直不容乐观。事实上,蒋介石在1945年参观了一个“接受中心”之后,气得直接下令将兵役署负责人、接受中心的指挥官以及一些低级官员就地枪决。
然而,这样的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青年继续在他们碰上征兵官员后的几周内可怕地死去。数据显示,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有高达44%的人在赶往前线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
老照片中的国军官兵
但对于“幸存”下来的新兵而言,后面的日子更为严峻。实际上,饥饿、寒冷与疾病带来的伤害,甚至比日本人还要致命。
根据美军的记录,中央军的部队每天分配有24盎司米(约合680克),每月有足以买一磅猪肉的钱。当然,地方部队的配给量要比这少得多。但是,管理链条中上上下下的腐败,使得肉、盐和油很快就从士兵们的伙食中消失了;作为对比,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煮熟的蔬菜。
由于口粮不足,士兵们常常化身为“清道夫”,从任何他们所经过的村庄或碰到的农民那儿偷取东西。因此,老百姓们把国军士兵视如瘟疫一般的存在,常常看到他们到来时便迅速逃之夭夭。
到了战争后期,大多数国军士兵都蒙受营养不足的痛苦,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作为士兵而行动的能力。
1944年10月,当魏德迈将军正式就任国民政府的参谋长时,首先就将注意力放在了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上。然而,在一个月内他就惊讶地意识到,很多饥饿的士兵甚至根本无力完成远距离行军。
骨瘦如柴的国军官兵
除了饥饿之外,国军的卫生状况也令人担忧。具体而言,士兵们整个冬天只能穿着同一件制服,不发肥皂,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伙房常常就在厕所旁边,饮用水很少煮沸,许多士兵都患上了传染病。
在众多疾病当中,疟疾的杀伤力是最强的。由于很少使用蚊帐,这种主要流行于华南的疾病,居然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了北方省份。
由于治疗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的短缺,大批官兵要么发烧、要么发抖、要么头痛、要么呕吐,几乎无法加入作战。一般情况下,部队即将要投入战斗时,都会向士兵们分发奎宁。可即便如此,因为这样那样的“紧急情况”而扣住不发的现象屡见不鲜。
除了疟疾之外,其他常见的病害是肠胃病和皮肤病。就拿痢疾来说,因为官兵无知与缺少药物,常常产生致命的结果;疥疮和热皮疮也是常见的,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的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
另外,眼睛的传染病也是广泛蔓延的。比如在兰州附近,部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患有眼疾,不少人甚至无法完成举枪瞄准。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的军事观察家们发现,第13军甚至在一次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就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
老照片中的国军炊事员
3)国军的医疗条件
实际上,国军的医疗条件也以极端糟糕著称,以至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将之视为“前南丁格尔时期的(水准)”。数据显示,国军里只有1000—2000个合格医生,即每1700—3400人就只有一位合格的医生。作为对比,英军的这一数据为210人,美军为150人。
另外,大约有28000名“医生”服务于医疗部队,但绝大多数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是在只具有担架员或战场护士经历的基础上,被提升为了“医生”。上校军医官莱尔·鲍威尔在1944年发现,在拥有3个师的第46军中,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主任军医官是一个缺少经验的短期军医学校的毕业生。
另外,一个战地医院里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床单,少量的绷带纱布,很少的药物,没有任何消毒器具、手术室设备、电灯、手术台或X光机”。
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官员们,擅自卖掉了那些能够搞到手的数量很少的药品。现实情况是,许多药品不是假货就是掺了水的。
治疗国军伤病的外国医生
至于医疗辅助人员,甚至比医生还不称职。原因很简单,一些部队的指挥官通常派他的最无知或最虚弱的士兵去做医务看护兵。由于担架员常常是雇来的或强征来的平民,当战斗一打响时他们总想逃脱。
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谴责说,伤兵们常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去。因为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他们的伤口很快爬满了蛆子;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一些伤兵们“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

5

尾声

总而言之,因为食物不足和待遇很差,越来越多的国军官兵们已经对战争不再有什么热情了。

数据显示,在战争过程中,国军中的一半“原因不明地消失了”。可以推测,一些人死于疾病,但也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提前开小差了。
电影《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
进入40年代以后,国军已处于一种近乎崩溃的可怕状态。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它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用何应钦的话来说,战争末期的军队已处“疲惫之余”。
二战结束后,拥有300多个师的国军的绝大多数部队,一直都没有从这种疲惫和衰弱当中挣脱出来。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居然很快就要被尽数投入于解放军的内战当中拓展阅读:老蒋的复盘:为什么国军在解放战争中一泻千里、大败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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