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大清领土的海参崴,为什么如今已毫无“中国痕迹”了?

文化   2024-11-26 11:52   北京  

符拉迪沃斯托克,又称海参崴,位于亚欧大陆东北部,阿穆尔半岛的最南端,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远东科学中心和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也是俄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以及文教科研中心之一。

去年5月,中国海关总署低调地发布通告宣布,“吉林省新增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
公告一经发布,不仅出现了诸如“吉林、黑龙江打通了新的出海口”、“海参崴将成为吉林内贸货物跨境中转口岸”、“吉林终于有出海口了”、“时隔163年,俄罗斯对中国开放海参崴港”等“解读”,甚至还有人强行将之与俄乌冲突关联了起来,直呼“中国的国运来了”。
海关总署发布的通告
坦诚说,尽管不少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热血澎湃的心情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曾经是大清的领土。遗憾的是,现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任何曾经属于中国的痕迹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海参崴在被割让后,当地依然生活着很多华人?他们主要从事着什么工作?又因为什么原因,使得以海参崴为首的远东地区的“中国痕迹”尽数消失了?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

海参崴的中国人

伴随着世界局势的颠覆性变化,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不仅越南、朝鲜等藩属之国相继沦为了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即便是已经明晰的中国疆域,也遭遇到了多个国家的蚕食与鲸吞。

皇朝舆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涵芬楼景印清史馆藏进呈写本)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北京告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沙俄利用调解之机趁火打劫,胁迫清廷签订了《瑷珲条约》。
这份条约完全更改了《尼布楚界约》当中中俄两国划定的国界,让清朝彻底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左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黑龙江也由中国的内河沦为了两国界河。
两年后,沙俄联合英法强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
条约规定,清朝在承认《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基础上,包括库页岛以及海参崴不冻港在内的原本属于双方“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约40万平方公里被割让给了沙俄。至此,中国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
沙俄侵占中国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条约》正式签署前的几个月,沙俄军队就已经开进了海参崴境内,并将之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意为“统治东方”或“东方统治者”。
鉴于其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的制约,远在圣彼得堡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因此,新城市的开发进度一度非常缓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除了接受中国劳工入境之外别无选择”。
其结果就是,尽管海参崴隶属于沙俄,但这座城市的基层商业活动,基本成为了勤劳的中国人的天下,大量的华工与华商在此谋生。很快,这里便成为了旅俄华侨的聚居地以及当地外国侨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治十年(1871),沙俄在此建设军港,并在次年将太平洋舰队的驻地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迁到了这里。光绪元年(1875)设镇,光绪六年(1880)升格为市,光绪十四年(1888)进一步升格为滨海省行政中心。
1910年代,符拉迪沃斯托克街头
1)兢兢业业的华人劳工
整体而言,劳工是华侨人口的基本盘,几乎承担了当地几乎所有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们修港口、修铁路、修建了当地所有的重要市政设施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甚至连1891年为迎接王储尼古拉二世而建造的凯旋门,也是华人承包商领着中国工人修建的。
由于劳动力短缺以及俄罗斯运输工人提出的高福利要求,使得市政部门根本无法承担雇佣这些工人的所有费用。因此在海参崴的建设初期,一些原本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工人,迅速转型为了工地物资的运输供应商。
中国工人建设的火车站
与俄罗斯工人相比,他们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更低,对马匹和车辆的维护成本也较为低廉,甚至使用被俄罗斯人视为不值一提的老牛作为运输工具,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中国运输工人的大量涌入,一度引发了当地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满。比如马车行会曾向市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国马车通行”的议案。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简陋的马车影响市容”,另一个是“频繁超载导致道路损坏严重”。
不过话说回来,基于增本降效的考虑,当地的很多商家联合向市政府请愿,旨在保障中国劳工的工作权利。更何况,陆上运输系统的正常运作,已经离不开这些勤劳的中国人了。
经过反复斟酌,市政府采取了一项折衷措施,即设立专门的马车场,规定中国马车必须在此集合,无条件接受定期检查并向当局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虽然提高了中国运输工参与市场的门槛,但也确保了他们的工作得以延续了下来。

运货的中国车夫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劳工当中中,能够做马车夫的终归是少数。实际上,大部分从事的是更为艰苦的工作——背夫。他们尽管是城市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但从未被视为普通市民——他们被要求在人行道之外的道路上行走,避免干扰俄罗斯市民的通行。
为了增加收入,这些体力惊人的背夫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为了能够给市场中购物的俄罗斯主妇们提供背负商品的服务,一些人学会了俄语;有的在港口或搬家行业做苦力,能够搬运相当于自己体重的货物;还有一些从事负责搬运棺材、清理粪便、运输军事物资等苦力工作。
海参崴的俄罗斯市民们对中国工人的耐力和效率感到惊讶,将他们视为“不知疲倦的存在”,因为“这些面无表情的人,只需要5个戈比(1戈比=0.01卢布)就可以背着8普特(1普特=16.4公斤)东西走到天涯海角”。
总而言之,只要是在需要运输服务的地方,就一定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背夫”
2)“遍地开花”的华商
除了中国工人之外,海参崴境内还涌现出了不少资金雄厚的华商与企业家。他们除了经营店铺、茶馆与酒肆之外,还会投资运输业、房地产和采矿业等产业。一些华商甚至主动学习俄语,皈依东正教,成为了俄籍华人。
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没有哪一行能够离开中国人。比如一些砖瓦厂、矿山与木材加工厂大多由中国商人经营,这就进一步保证了华人的运输队伍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采购货物。
其结果就是,整个城市的货运业务几乎完全被中国人垄断。不得已,俄罗斯人只得转向了更具语言优势的客运市场。
无处不在的华人商贩
除了传统的陆上运输之外,水上运输也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一部分。在这个市场上,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人的身影。
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中国人成为了大船东,他们的木船最多可以装载超过50吨的货物,实力已不容小觑。因此,当地的俄罗船运业主们联手向市政府施压,要求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近海提供海运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立法最终通过,但实际上起到的遏制效果非常有限。数据显示,当地海运协会等级的船只在当时合计有615艘,其中超过半数只是在名义上属于俄罗斯人,实控人其实还是中国商人。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真正的俄国船主居然只有6个人。
华人的运货船
另外,鉴于海参崴有长达半年的时间都属于寒冷期,因此,淡水、煤炭、保暖衣物等商品是当地市民最亟需的必要物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通货也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负责运输与销售的。
就拿淡水供应来说,常年活跃于城北的水源地和市中心的水站之间的中国送水工们,一直使用最原始的挑担的方式,夏天送80桶,冬天送50桶。直到上世纪30年代,苏联在当地兴修了一系列水利设施,才“逼”得这些勤劳的送水工们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负责送水的送水工
不夸张地说,中国商人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小买卖帝国”。尽管他们没有当地购买土地和房屋的资格,但凭借灵活的租赁手段布置自己的产业,顺利击垮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
进入20世纪以后,在当地最繁华的自由市集里面摆摊开店的几乎都是中国老板。
资产比较大的老板大多有一个店面,打理店铺的主要是他的同乡伙计;小商人们大多盘着辫子,瘦小的身上披着宽松多用的中国服装,蹲在路边静静地观察路过的潜在客户。
北京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两侧都是中国商人的产业
对于海参崴的“中国力量”,俄罗斯学者聂丽·米如是评价道:
自1880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就不少于居民的三分之一。中国人参与了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建筑、贸易、服务业、手工生产、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中国建筑工人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事实上,整个革命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他们的双手和他们的劳动建设起来的。
当然,活跃于海参崴的中国人永远也得不到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毕竟,这片土地已经是他人的囊中之物。
“中国大街”里的中国产业

2

远东中国人的“消失”之迷

根据俄档案给到的数据显示,截至1910年,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远东滨海地区的中国人合计为111466名。

他们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省,大多是生活较为困苦的季节性打工者,呈现着“不断有人入境又不断有人返乡”的特点。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当地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可能远比官方给到的的统计数据多一些。
1)中国人逐渐趋于下降
数据显示,在一战爆发前夕,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大约在20万—25万人之间。苏俄内战爆发后,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锐减。直到苏共中央施行新经济政策后,当地的中国人数量才有所增加。
原因很简单,鉴于当地严重缺乏劳动力,使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担,只能依靠输入的外来移民。鉴于当时没有多少欧洲国土上的居民愿意前往条件艰苦的远东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联政府并不排斥中国人的加入。
新经济政策的掌舵人正是列宁
很快,“中国势力”再度迎来了蓬勃发展并成为了远东商业领域的重要角色。数据显示:
截至20年代中后期,远东的中国商人拥有超过50%的商业场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贸易额,涵盖了初级工业品、衣服和食品。其中,小额杂货贸易占到了贸易总额的48.5%,食品、饮料、烟草行业的占比为22.1%,餐饮业的占比为10.2%。
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远东地区依然是全苏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
符拉迪沃斯托克区为43513名,阿穆尔区为8254名,哈巴罗夫斯克区为7235名,结雅区为3057名,尼古拉斯区为1989名,萨哈林区为679名,堪察加区为212名,赤塔区为4473名,斯列腾斯克区为2593名,整个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大约在7万人左右。
当然,鉴于当时入境的中国人依然以季节性打工者为主,加之苏联统计部门能力所限,所以很多非法入境者并未被算入其中。因此,当地中国人的实际数量应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
售货的中国商贩
斯大林执政后,苏联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的数量有了显著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集体化”运动的展开,几乎摧毁了所有中国商人的生意。不得已,很多中国人只能黯然离开;
其次,大饥荒造成的粮食紧缺,使得食品供应一度采取凭证配给制度。由于很多没有固定工作的中国人没有被纳入到这一制度之内,这就迫使另一大批人主动回国。
1929年“中东路事件”结束后,这种打击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情况时有发生。根据《海外各地华侨登记人数统计表》中的数据显示:
截至1934年,海参崴总领馆辖区登记的华侨人数为20894名,布拉哥总领馆辖区为6639名,伯力总领馆辖区为3650名,相加总数为31183名,与1910年相比足足缩水了70%之多。
无处不在的华人商贩
2)苏共中央的担忧
伴随着“满洲国”的建立,苏联与中国东北边境被彻底封闭。因此,远东境内几乎就不再存在大量从中国越境到此务工的短期季节性打工者。
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与“满洲国”交界地区生活的大量中国人是不可控因素,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苏共中央对中国人的镇压政策逐渐浮出了水面。可即便如此,海参崴依然是一座具有典型“东方民族”特色的城市。
1935年7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份名为《关于前往边界区域及其居留之决议》,该决议规定:
凡边界地域及边界禁区,除该地区居民外,凡未得有内政部机关之许可者,不准前往;凡违反前往边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应依苏联内政部特别会议之决议,处以1年至3年之徒刑。
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建议”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的杰里巴斯尽快着手“清理”中国人聚居区“百万街”。另据中国大使馆电文可知,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苏联已经着手分批驱逐中国侨民。
1933年时的华人聚居区“百万街”
1936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海参崴的“百万街”大肆抓捕无证件外国人,并捣毁了大批所谓的“犯罪”窝点。随着打击面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当地中国人恐慌,最终导致中国大使馆出面进行了严正交涉。
鉴于苏联与外蒙古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引发了中国各界的不满,所以苏联方面不愿因海参崴问题引发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因此采取措施缓和了这一情况。
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
对于今后之行动,务必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的相关工作。
老照片中苏联警察
远东地方当局在接到指示以后,旋即以打击犯罪、检查证件是否齐全等为借口,接二连三地发起各种规模较小的“清理”行动。因为不堪其扰,不少中国人只得乘船回国。数据显示,1936年全年约有4000余人回国。
当然,苏联尚不认为有必要对全体远东中国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准许中国人加入苏联国籍,条件是要“保持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据1937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苏联全境的中国人数为38527名。其中,远东地区为26607名,与三年前相比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
3)“大清洗”背景下的“排华运动”
进入1937年以后,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与此同时,苏联华侨迎来了更为惨烈的命运。
在召开于6月23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声称,苏联充斥着“间谍、破坏分子”。
7月30日,一份名为《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的00447号命令获得了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务必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反对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卑鄙的破坏活动”。
根据这一命令,镇压目标按照威胁程度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所谓最恶劣罪犯与富农分子,这类应立即逮捕并枪毙;第二类是不太活跃但对苏联有敌意者,应在集中营或监狱实施监禁。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要求从1937年下半年起,对居于边疆地区的所有族群的“不可靠分子”进行大规模的迁移和驱逐。
12月22日,叶若夫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下达绝密命令:“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次日,他又下达了补充命令:
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
在1938年的前三个月,远东各地的地方当局都开始大肆拘捕中国人。由于海参崴及其所在滨海州聚居的中国人数量最多,所以那里的逮捕规模最大。其中,大规模逮捕就先后进行了三次,此外还有数次小规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滨海边疆区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中国人的所谓“中国行动”,合计逮捕了853名中国人。除此之外,伯力当局逮捕了200余人,布拉哥当局逮捕了百余人,后在1938年1月12前后逮捕了20余人。
个子最矮的右一就是叶若夫,“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40年2月4日被处决
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延长针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中‘间谍、破坏分子’的行动到1938年4月15日”,同时还准许“保持庭外审理案件的程序,不受被逮捕者的国籍约束”。
同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投敌分子”的决议。决议宣称,“外国情报机构的大量间谍和谍报机关的破坏网络遍布苏联”,要求拘捕所有投敌分子。
对于“那些确定直接或间接,越过边界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苏意图者,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必须处决”,其余“转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处10年监禁”。
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不仅要求在苏联与日本、朝鲜、满蒙等接壤地区“建立不同于苏联内地的特别制度”,还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将“既没有苏联身份证件也没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从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强制迁移出去”。
除此之外,“逮捕任何涉嫌间谍、破坏或其他反苏活动者且交由三人小组审理这类案件,不论其国籍如何,皆进行镇压”。
如日中天的斯大林
2月12日,苏联当局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等地逮捕华侨200余人,还对一些人进行了刑讯逼供,逼问其“间谍之罪”。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乡分头按名逮捕华侨百余人。
2月下旬,苏联发动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根据各领事馆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送的电文显示,抓捕首先发生在伯力境内: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华侨恐将无噍类矣。
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
2月22日,海参崴境内也展开了抓捕行动:
本埠昨晚起又复大捕华侨,今晨尚在继续进行中,仅当时不在家中者暂获幸免,(华侨)群来领馆哭诉,恳请寄宿馆中,藉资庇托,苏方对我侨胞一再滥捕,以致群情惶骇,不可言状。
划船的中国船员
在3月28日至31日,滨海边疆区境内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
他们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4)多少人被逮捕和驱逐?
根据俄方给到的数据,在滨海边疆区的两次大抓捕行动当中,被捕的中国人分别是2005人和3082人。另据海参崴总领馆在5月7日上报数据的显示,“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
截至1938年5月27日,在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5816名中国人当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的为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的为2693人。
在滨海边疆区,光是在1938年前三个月被抓捕的中国人就多达6000余人。截至同年6月,阿穆尔州被逮捕的中国人有1350人,在东西伯利亚的赤塔有1500人被逮捕,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过300人被逮捕,在哈巴罗夫斯克也有数量不详的中国人被捕。
建在百万街遗址上的当代饭店
海参崴总领馆辖区在1936年登记的华侨总数为11403名,而上述三次大规模抓捕的中国人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参崴总领馆辖区上年度登记人数的一半。鉴于滨海边疆区的中国人数量最多,约占整个远东中国人总数的一半。由此可以推算,整个远东地区被捕的中国人总数,大概率已经超过1万人。
另据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的笔录显示,“在远东地区大约有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8000余名中国人被驱逐。鉴于被逮捕人数与推估数字基本吻合,证明柳什科夫所说的11000余名中国人被逮捕是基本属实的。
血雨腥风之后,原本一度规模庞大的华人群体,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彻底消失,这段历史更从此被尘封了下来。
1995年的斯维特兰娜大街鸟瞰

3

尾声

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至此,两国彻底解决了所有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但自建国以后,官方出版的地图一直将“海参崴”其标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2003年5月9日,中国国家测绘局发布的《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俄罗斯境内的以下地名必须括注中国名称:

“符拉迪沃斯托克”括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括注“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括注“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括注“海兰泡”,“萨哈林岛”括注“库页岛”,“涅尔琴斯克”括注“尼布楚”,“尼古拉耶夫斯克”括注“庙街”,“斯塔诺夫山脉”括注“外兴安岭”。
由此可见,中国人一直没有忘记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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