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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执政期间,并未在党内实行严格意义上的高薪制。1920年9月,联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
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情况。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遗憾的是,从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导人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悄然变化。那么问题来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代最高领导人们的月工资大致是什么水平?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列宁和劳动者1922年7月,苏共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其中,最低级别的企业与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最高级别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
决议还规定,有3名及以上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将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也同样提高50%的工资。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能够拿到的基本工资工资是430卢布,但因为身兼民族人民委员一职,所以他的到手收入应当再加50%即645元。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当时的纳税起征点为645卢布。这就意味着,上述收入都是通俗意义上的到手工资。同年8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根据决议,能够享受到这一“殊荣”的“党的指挥人员”合计有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等。
斯大林当然,对于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们而言,工资与实际收入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他们除了固定工资之外,他们及其亲属成员们还能享受粮食配给、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全方位保障。就以最基本的饮食为例,在1922年夏,苏共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每个月可以领取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物资;省级领导干部每个月可以领取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物资。坦诚说,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农业国而言,这个待遇是非常优厚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们而言,以上种种只是“毛毛雨”而已。根据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经济部主任亚·杰·梅捷列夫在1924年所做的工作报告显示,这一年光是供领导干部休息之用的郊外房产的维持费用就花费了6万卢布之多。须知,同期苏联普通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0卢布。
列宁丧礼上的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等人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苏共中央组织局先后编制了三份高级职务名册。其中第一份(1922年4月—1923年4月)合计有10351人,第二份(1923年4月—1924年5月)合计有6088人,第三份(1924年5月—1925年12月)合计有12227人。上述名册中的高级官员们,不仅拥有与之地位相匹配的权力与收入,还能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特权。莫斯科特供商店里的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国内稀缺的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且价格低廉,几乎都是为他们专门提供的。
老照片中的苏联特供商店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再度提高了高级领导干部的工资。根据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中的介绍,斯大林本人的收入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可能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与前面的430卢布对不上),1935年500卢布,1936年为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的1945年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是因为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为8000卢布。作为对比,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者为220卢布。
如日中天的斯大林不过话说回来,斯大林时代最具特色的制度非“红包制度”莫属。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当局会在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们一个专门的“红包”,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当然,对于以斯大林为首的高级领导人而言,工资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原因很简单,他们及其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承包了。比如莫洛托夫在与著名诗人丘耶夫的谈话中表示,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领取了多少工资: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仅彻底废除了这种“红包制”,还大幅降低了高级领导干部的工资,比如他的月工资一直都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且没有其他收入。
与此同时,他全面取缔了高级干部的“红包”,宣布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与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但可以肯定的是,赫鲁晓夫主导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受到了严重削弱。再加上事先没有充分考虑,也并未做出妥善安排,因此并未如预期的成绩。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尽管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的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了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数据显示,他执政18年共获得的50万卢布收入,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但就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工资与实际收入完全是两回事。现实情况是,高级领导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物质特权根本没有列入工资单,他们也不需要为此付出哪怕一个卢布。原因很简单,这些开支都来自国库,说白了是由所有苏联民众买单的。![]()
学界普遍认为,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就是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形成的。因为缺乏权力的制约,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优待。对此,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1983年,我在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我配备了高级轿车。当我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他说我这样做是在搞特殊化,破坏了机关的风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官员因为不满足于体制内的待遇,公然地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进而导致权钱交易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蔓延,连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这一勾当。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就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其结果就是,职务也就有了价格,某些地区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比如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利加乔夫(1920—2021),一直被视为苏共和俄共的“思想继承者”特权阶层的子女们,完全可以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用10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他的儿子尤利是个纨绔子弟,但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突然成为了驻华盛顿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有俄罗斯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丘尔巴诺夫(左)与尤利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促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导致腐败带有组织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分子和特权阶层逐渐控制了苏共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
对于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问题,戈尔巴乔夫主张通过民主化、公开性来将之彻底摧毁。不过话说回来,他本人对特权的热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勃列日涅夫。对此,他的前助理瓦·博尔金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即便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依然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内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
夸夸其谈的戈尔巴乔夫鉴于此,他对特权阶层日趋腐化堕落的现状只能视而不见。实际上,在他上台以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回忆,“特权待遇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在1990年就任苏联总统时,他的工资为2000卢布,是普通劳动者工资的5—20倍。另据《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透露:苏联上层领导人拥有专门生产蔬菜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生产基地,领导人可以生产成本1/22的价格购买土豆和黄瓜。基辅一家名为“公社社员”的时装店为特权人物订做衣服只收取成本费的一半,而国家则每年为这家服装店补贴13—15万卢布。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借着经济改革的“东风”,很多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们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聚敛资本、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盗窃国库,迅速成为了暴发户。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城内的上万名大富豪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苏共的高级党政领导干部。更为讽刺的是,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居然主动找到叶利钦谈条件,要求“苏联解体可以,但需要保留我的特权待遇”,气得叶利钦直接给他骂了一顿。
1991年8月23日,在议会会议期间,叶利钦(右)在戈尔巴乔夫阅读一份文件时向他做手势上述违反党的宗旨的活动,在苏联群众当中引起了强烈反感和愤慨。对此,有人鞭辟入里地指出,“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本身一直都没有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去做,这就是我们的体制的最大悲剧。”
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居然高达85%。当苏共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就已经无法逃脱被苏联人民抛弃的悲惨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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