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共同富裕的路子应当怎么走”这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勘定了“总的思路”，要求把共同富裕的“蛋糕”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既要发展更高水平与质量的先进生产力，也要形成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中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又在202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数字化时代，由数智技术革命性突破、数字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催生的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当代典型表现形式，也是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共同富裕“蛋糕”的重要抓手。当前，学界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特定领域迈向共同富裕，如推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及大规模城市迈向共同富裕，加快农村发展与破除城乡数字鸿沟；二是数字新质生产力中的特定构成部分赋能共同富裕，数字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技术能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数据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能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三是立足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思考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作为创造数字财富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源泉，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平衡效率与公平、价值共创与数字平权的关系，形成一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与评估系统；四是梳理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挑战与路径，面对数字鸿沟、数字壁垒、数字垄断等挑战，应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总的来看，既有研究从理论、历史、实践等维度深刻把握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但也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在吸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下内容将探讨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契合以及前者对后者的赋能机制和具体路径。

一、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契合

数字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呈现出来的多方面特质，契合共同富裕实践的内在要求。

（一）“数字化时代”与“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同步交织

数字化时代是继工业化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时代，也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时代。丹尼尔·贝尔区别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三个概念，后工业社会之所以不同于资源采撷型的前工业社会与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在于它由智能技术形成，建立在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基础之上。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涉及工业化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过渡。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不仅必然地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深刻变革也将在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之中得到体现，二者同步交织并出现在同一时空范围内。数字化时代变更了社会财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逻辑，释放了经济创新与繁荣发展的潜力，标志着一种新的思考和推进共同富裕的行动路径的产生。一是数字化时代的经济活动领域出现巨大变化，带来社会财富构成的变革。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被区分为“实体经济—数字经济”或“有形经济—无形经济”两大部分，走向无形操控有形、数字贯穿实体的演变趋势，各领域、各行业无不在“数字化”这一过程中思考自身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要改变资产的配置方式，也意味着财富生产的逻辑从壮大有形物质财富的单一选项过渡到壮大有形与无形财富的双重选择。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生产组织模式出现巨大变化，带来传统社会财富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化”意味着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门采取数智化技术重塑自身的生产组织模式，“交易不仅是物质实体属性的流转，数字与数字、流量与流量、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翻转，成为人类当代经济活动的时尚交易主流”，财富生产的动力学装置呈现出愈来愈抽象的特质，数智化技术、数据信息的强渗透性与广覆盖性加速社会财富生产的一体化和协同化效应，也使当下阻碍各地各领域共同富裕实践的资源匮乏问题出现新变化，即资源匮乏问题逐步从自然富源、商品资源的匮乏转向数据信息、数智技术等数字资源的匮乏，数字资源一跃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解决数字资源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重点。三是数字化时代的资源流动方式出现巨大变化，带来要素投入方式与成果分配形式的变革。数字化未改变当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改变了市场配置资源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式，大数据、人工智能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精准度与可及性，经济活动的可监测、可度量、可计算、可评估、可计划特征显著，畅通了资源配置到财富成果共享的路径。

（二）“数字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促进共同富裕新诉求”的动力同构

数字新质生产力既是数字时代社会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为解决当下及未来共同富裕实践中的相对贫困、不平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迫切需要转变财富生产方式来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与质量，增强劳动做大做好财富的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它以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资料、数字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不仅是壮大社会财富的杠杆与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动能，还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提供新契机。以上两方面，都深刻地关联到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这一议题，不仅形象地建构起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还是动力同构的共同体。可以说，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催生路径与基本内涵本质地关联到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实现样态，共同富裕也必然要求通过解放与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来实现自身。一是数字劳动者对数智化技术的创新力、运用最新技术的学习力、匹配科技更迭的适应力与突破自然限制的想象力得到巨大发展，以人自身的体力与脑力为基础的生产潜能获得进一步释放，增强劳动致富本领，催生出新的财富创造思维与路径；二是数字劳动资料实现了从宏大设计到纳米微刻、从实体材料到虚拟数字、从传统机械到仿生智能、从固定操作到自主学习的转型升级，数字劳动工具的新改进与新创造极大增强了财富生产的动能，数字劳动对象的新创造与旧劳动对象使用属性的新发现则激活了创造新型财富的内在动力；三是数字劳动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实现了数字生产要素之间的创新性配置，为财富创造提供了一种新的成倍叠加增长的社会力量，系统性增强了整个社会财富创造的效能与效果。可以说，以上三个方面不仅直接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每一方面都具有提高财富生产效率与水平的作用。

（三）“数字新型生产关系”与“总体推进共同富裕更公平”的互嵌并进

数字新质生产力必然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又反过来推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总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它形塑着数字化时代的共同富裕社会。一方面，我国已迈入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需要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释放社会财富发展的潜力与空间；另一方面，由数字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对规定“数字劳动生产资料所有者—数字产品及其所有权”在财富分配上的“尺度”，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将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数字新型生产关系之所以具有总体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更公平的作用，是因为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内在包含丰富与完善财富分配制度的趋势。一方面，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对完善财富分配方式提出新要求。当劳动发展为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付出的不仅是劳动时间，数字产品中还包含数字劳动者提供的数据，产出数据生产资料的预付不变资本由劳资双方共同提供。因此，用一次性工资结算数字劳动与数字产品之间的关联存在着不对称性，这掩盖了数字劳动对数字产品的所有权。同时，数据生产资料的反复交换为其占有者带来多次非劳动生产中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创造数据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却并未获得收益，这意味着劳资双方在必要劳动收益中存在不对称。以上变化，不仅催生出一种新的关于数据生产资料的“生产—占有—分配”关系，还可能打破必要劳动被支付后就不会被再支付的传统，走向“初次分配=工资+持续收益”的新型分配方式，这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提供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对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具有推动作用。数智技术、互联网对各领域的渗透链接，打造出一种新的数字化社会关联形式，使各领域、各行业的经济活动都普遍地内嵌于以数字为纽带的生产关系网络，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都打造为数字与数字之间的关系。数字化生产关系网络结构与财富分配制度体系相互关联，提高了财富分配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协调性、流畅性、精准性与可及性，促进财富“蛋糕”切好分好。

二、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数字新质生产力催生新的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模式，具有做大做好、切好分好财富“蛋糕”的巨大作用：在财富创造上，它实现了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资料、数字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能在“量”与“质”上做大做好共同富裕“蛋糕”；在财富分配上，它延伸出一种新的关于“数字劳动生产资料所有者—数字产品及其所有权”如何参与财富分配的生产关系，能精准把握财富分割的“尺度”。

（一）“量”上赋能：数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壮大数字经济总量

数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催生数字新质生产力的途径，它将为解决财富总“量”不足问题提供强大推动力量，壮大社会财富“蛋糕”。

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传统社会财富。传统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构成社会财富物质内容的使用价值，传统产业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界中的自然物结合起来，形成包含一定价值量在内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产品。传统产业的数智化转型升级：一是数智化技术增强了劳动的生产能力，缩短了单个产品生产时间，数字劳动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的辅助下操纵的生产工具更多，个人能在同样时间内生产出数量更多的传统劳动产品，虽然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量仍和从前一样，但代表社会财富的使用价值总量却大幅增加，这远非分工、协作扩大的财富总量能媲美；二是数智化技术加快自然物转化为产品的速度，传统生产工具在数智技术的辅助下被重新设计与改良，实现了由重到轻、由大到小、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蜕变，传统产业借助数智技术搜集与处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能进一步重组优化与严格控制产品再生产过程，完善工艺水平，通过提升自然物转化为产品的速度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社会财富总量；三是数智技术降低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依托大数据、算力与算法，严格设定生产过程的细节与流程，最大化保障投入与产出间的对称关系，减少社会财富的浪费，降低耗能，将生产资料节约下来生产更多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在数智技术支撑下创造出新的财富“蛋糕”，衍生出社会财富新样态。一是社会财富的内容得到拓展。直接存在的自然物质通过数智技术的深加工、再改造，衍生出成千上万种用于满足人的更高层级需要的数字物质材料，它们广泛用于新一代网络通信、能源、医药、生物、航空、航海、智能机器等新兴未来产业中，丰富了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二是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得到丰富。当前，以数字商品为核心的数字财富成为社会财富“家族”中的“新成员”，“数字产品、数字技术和知识、数据资产、数据资源、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都成为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相对于实物形态、自然富源形态、可直接经验到的商品等社会财富，非实物态的数字劳动要素及对象构成了社会财富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使用价值，还是满足交换需要并对象化到物上的价值都具有了数字化的表现形式，价值表现自身的形式在数智技术加持下从实物货币转向数字货币，社会财富的虚拟化特征显著。三是社会财富的规模得到扩充。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达41.5%，整个社会的财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财富在总量上得到了巨大增长。

（二）“质”上赋能：数字劳动及优化组合的跃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实现共同富裕的更高层次要求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来提“质”升“级”财富生产的效益，注重在解决“好不好”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保障全体人民达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样态。数字劳动及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呈现，摆脱了要素规模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具有做优社会财富质量、做强财富效率的优势。

一方面，数字劳动及其优化组合转变了社会财富生产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如“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那般，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社会财富的生产方式及模式具有转变作用，即从注重劳动、土地、资本等预付资本在“量”上的投入转向数据生产要素在“质”上的创新，做“加法”的社会财富规模化生产转向做“乘法”的社会财富乘数级生产，靠“人的剩余劳动”积聚财富转向靠“数智技术提升”做大社会财富，实物形态生产要素间的跨地域联合转向“实物+非实物”形态生产要素的跨时空联合，创造社会财富的手工机械劳动转向数智自动化劳动等。另外，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劳动工具，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改造传统产业，将赋能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契合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实践的内在诉求，对转变社会财富生产方式，提高社会财富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解决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水平不高等问题都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数字劳动及其优化组合提升了社会财富创造的效率，具有叠加、放大、倍增社会财富创造的功效。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底座是数据信息，数据信息在与“逻辑－数学”的结合中形成的数智化技术，能通过概率模型计算出数字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最优解，这也是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工具、数字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为一体的财富生产力量：在价值量上，传统商品只包含“一定生产周期”内“单次或几次、单个或几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数据则是“过去—当下—未来”的“多次—无数次、多人—成千上万的数字劳动者”反复加工的产物，它吸纳的社会劳动时间更多，存储的价值量更大；在使用价值上，传统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恒定性和生命周期，被消耗后无法转移、复制、重复使用且很难判定其使用价值的功效，数据的优势在于它可被跨时空反复使用，且不会因被使用就丧失其使用价值，反而会因“更多人—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使用而强化其使用功效，使用次数、规模与价值量、使用效果呈正比例增长关系。数字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能在各环节提高社会财富创造效率：在生产上，数据要素融入实物与非实物形态商品生产全过程，能缩短生产单个数字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总量，提高社会财富生产效率；在流通上，数字平台为各类生产要素快速流动、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循环提供渠道，它无法使必要劳动时间等于0，却能推动数据劳动资料、数字产品的流通时间逼近0，不仅省略了传统商品在“W-G’”这一过程的流通、保管费用，也缩短了预付资本带着利润向起点复归的速度并加快了资本周转的速度；在消费上，大数据、智能算法结合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快速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实时精准把握人们的消费需求，有效克服市场在商品生产上的盲目性、无序性与恶性竞争，保障社会财富在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部门间维持一定比例，规避商品类社会财富的生产过剩与浪费现象。

（三）“度”上赋能：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完善财富分配体制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即是否有一套适配于社会财富生产的生产关系来决定财富分配的尺度，通过确定科学合理的“度”的边界，反向推动社会财富“量”的积累与“质”的提升。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是数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及产品分配方式方面的创新，也体现为以数字化的形式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有助于测算财富“蛋糕”分配的“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完善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来“切好分好”社会财富“蛋糕”。

初次分配中，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有助于“切好”财富“蛋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初次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激活全要素创新创造的致富动力，确保财富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复归于劳动者。数智化技术能更精确记录、分析、计算劳动者在财富创造中的投入，将除工资外的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初次分配的占比，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安排提供更精确的实现方式。参与初次分配的主体还有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投入者。其中，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引入数智技术，不仅能勾勒出“要素投入—市场评价—贡献大小—报酬多少”这一“因果关系”的数字图像，还能通过“数据跟踪”来捕捉市场中各类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动，为确保要素投入方得到合理回报、激活其创新创造的活力提供技术支撑。

再分配中，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有助于“分好”财富“蛋糕”，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再分配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提升共同富裕总体实现程度，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大数据集聚全国各区域、各行业、各群体的发展状况，通过人工智能精准对比测算，挑选出未达到共同富裕底线的困难地区群体，使社会财富在区域、城乡与群体间的分配更精细，统筹社会财富在就业、医疗、社保、住房、教育等各方面的支出，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强化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效率与效果，让再分配的社会财富流入到需要扶持与帮助的地方，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差距。

三次分配中，数字新型生产关系有助于“分享”财富“蛋糕”，缩小贫富差距。三次分配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使有慈善能力与意愿的社会主体都能通过施展自身“能力”回报社会，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共同富裕。“捐助者—慈善机构—受助者”关系的数字化，打破了“慈善供给”与“慈善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构建各类爱心渠道与平台来“接收—统筹—精准配置”各类公益资源，使济困扶弱的各类慈善供给——技能、知识、专业、物资、财力等——都能快速且精准地匹配相应领域与人群，实时监督公益资源的使用去向，提升社会公益事业透明度，加强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化管理。这不仅丰富了社会慈善的内涵、拓宽了社会慈善的形式，还为各类慈善主体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共同富裕提供了渠道。

三、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释放各环节各领域的数字发展潜力，提升社会财富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与效益，还要提供一套与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让数字劳动等生产要素收获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回报。

（一）破解关键数字技术难题，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一方面，形成“三位一体”式关键数字技术突破模式，增强做大做好财富“蛋糕”的能力。在点的突破上，找准数字技术的堵点与创新点，打破芯片、工业软件、平台系统等方面的卡脖子技术限制，围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前沿领域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加强数据、算法、算力等数智要素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研发数智技术的科技领军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多资金、人才、政策支持，提高创新主体支配科研项目基金的灵活度，鼓励科技企业大胆创新，健全宽容失败、奖励创新的容错激励机制。在线的贯通上，要畅通“技术研发上游—技术扩散中游—技术应用下游”的数字产业链条，适度放宽对数字技术扩散边界的政策限制，拓宽数字技术创新空间；构建数字技术扩散反馈机制，及时将数字用户的建议与思路上升为顶层设计，以完善和提升数字技术水平。打通各数字产业、软件、系统、平台间的技术接入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标准、规则市场，为各类数字企业实现强强联合、以强扶弱和成果共享提供基础。疏通产学研、政府企业高校、科学技术产业各链条协同攻关的资源循环渠道，建设关键数字技术原始创新策源地，培养数字技术创新与突破的生力军。在全面融合上，建议实施“数据要素×”的行动计划，第一、二、三产业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资源是数字技术更新迭代的基础，政府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性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全面统筹、分析、应用各类数据，实现数字生产资料在点的突破与线的贯通上创新性配置，催生效益更好、质量更优的关键数字技术。

另一方面，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中破解关键数字技术难题，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挥数字技术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拓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利用数字化改造后的实体经济进一步做大财富“蛋糕”。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超4400家，已建成2550多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拓展数智技术的应用场景，利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制造、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实体经济重点行业，构建基于数智技术产品研发与智能工厂新模式，依托大数据算法搭建智慧农业生产销售新业态，通过实时监测分析物流交通数据构建云端数字通行模型，在数智技术融入能源产业全过程的基础上推进绿色低碳建设。

（二）引导数字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提高共同富裕实践的平衡性

一方面，引导数字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通过外部驱动改变生产力水平落后状况。相较于发达地区，数字生产要素对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甚至是跨越式与跳跃式的。地方政府与数字企业应定期组织开展数字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地方劳动者接入互联网的广度与深度，缩小不同地域、群体在数据信息资源获取上的鸿沟，填补乡村振兴中的数字化人才缺口，使人们适应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节奏，带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向中等收入行列。应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智慧农业、先进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给予政策扶持，改善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条件，吸引更多数字产业扎根欠发达地区，延伸数字产业链条，使欠发达地区成为数字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分割链上的一环，成长为数字产品的生产者和数字财富的受益者。应鼓励数字平台降低欠发达地区的接入经济成本，搭建助农惠农的数字橱窗，构建“尖端数字产品下乡—欠发达地区特色产品入城”的互通渠道，让全体人民共享平台经济提供的发展机遇。地方政府应积极开发或引入数字治理系统，依托实时数据交互反馈来提升地方治理水平，及时回应百姓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与生活幸福感。

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内部驱动增强共同富裕实践的动力。有条件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欠发达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情况、人才储备等条件来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国家应给予当地政府与投资者鼓励支持，带动当地数字产业发展，创造勤劳致富机会，缩小地域性收入差距。尚未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地区，政府应重视绿色农业、文旅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引进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对农文旅产业、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升财富生产的效率与水平，不断缩小地域性贫富差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地区，应树立数字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思维，破除以牺牲生态环境谋发展的自绝后路做法，积极引进绿色技术保护与改善环境。为促进数字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的流动，国家可以利用数智技术打造全国统一的先进生产要素市场，构建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架起“数字生产要素适配领域—特定领域根据实际情况吸纳数字生产要素—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桥梁，按照城乡、东中西部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上的优势、潜力与短板，将数字生产要素差异化、均衡化地配置到各领域。

（三）壮大耐心资本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加快共同富裕实践取得新进展

一方面，应壮大耐心资本规模，为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共同富裕。一是要推动各类资本向耐心资本转化。政府投资基金应首先部分地转化为耐心资本，以其战略定力与社会公信力为基础，通过“母基金＋参股＋直投”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向自身集聚，带动社会资本向耐心资本的转化；应推动金融市场内不适合频繁交易的弱流动性资金类型向耐心资本转化，利用金融工具使闲置资金流动到资金稀缺领域，使更多资金进入到耐心资本市场；应营造优质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向耐心资本转化，改善外资投资环境，利用外资壮大耐心资本规模。二是要稳慎构建各类资本向耐心资本转化的体制机制，规范各类资本向耐心资本的转化。应构建政府投资基金长钱长投的投资审批制度，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应完善长期资金入市的体制机制，制定关于各类弱流动性社会资本、交易次数少的非短期债务类基金、长期储蓄资金向耐心资本转化的政策体系，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向耐心资本转化的体制机制；应稳慎推动境外投资转为耐心资本的准入—审批—落实机制，完善境外资本长期投资的安全防范体系，保障外资投入依法分割利润的同时确保人民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共同控制。

另一方面，引导耐心资本投资方向，发挥其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耐心资本不同于快进快出的短期资本，它具有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稳定性强的特点。作为资本一般，它能最大限度利用地方资源、带动聚集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促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资本特殊，它是囊括长期性、风险性、稳定性、战略性、计划性在内的特殊资本形式，能为专精特新及研发硬科技的数字企业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解决因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受阻导致的数字核心技术研发进程滞后难题。应对准关键共性、前沿、颠覆性数字技术投资，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健全耐心资本引导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政策体系；须把握耐心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发挥其主动寻找长期投资机遇的主动轮作用，筛选极具数字创新潜力、行业领先优势的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与精准配置；应鼓励耐心资本下乡，合理引导耐心资本以先促后、借力打力、东数西送的逐利行为，加快东中西部、城乡、沿海内陆在数字经济发展上的协作融合，带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的数字化建设。

（四）完善数字新型生产关系，健全数据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的制度保障

一方面，不断扫除阻碍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要完善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向实体产业与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体制机制，打通技术研发向技术运用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体制机制弊端，克服各数字企业存在的交叉重复、分散封闭的碎片化研究现象，及时将数字技术成果运用到实体产业，形成“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完善数据生产要素向各实体产业、各行业部门、城乡各领域流动的体制机制，消除既有的、潜在的数字壁垒，放宽各领域对数字技术的接入限制，创新数字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要规范耐心资本无序扩张和实现耐心资本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明确耐心资本投资去向，为耐心资本扩张设置“红绿灯”，使各类资本有同等机会在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上展开合作竞争，完善耐心资本运作的事前事中事后多级监管体制建设，打击数字领域内的垄断、恶意炒作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把耐心资本约束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另一方面，健全数据生产要素确权机制，完善数据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分配的制度保障。数据确权上，公共数据与企业（个人）数据之间存在差异：对前者，要坚持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社会主义底色，它可以由政府授权使用，但一定要保障公共数据供给使用的公共利益，这是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应有之义；对后者，数据生产资料的共享利于发挥其最大化创造财富的效益，跳出个别主体绝对占有非隐私性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极为重要，应探索“个别主体占有所有权+各主体能获得使用权+收益权归个别主体与各主体共享”的数据生产资料确权机制，“推进非公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收益’的新模式，为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数字财富分配上，要以数据确权机制为依据来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三次分配制度：初次分配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数字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合理倾斜，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依法依规维护数据资源资产权益，探索个人、企业、公共数据分享价值收益的方式；再分配中应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数字技术强化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社保等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精准支持力度，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消除区域、行业、人群间的数字鸿沟，增进社会公平与保障民生福祉；三次分配中要引导、支持并鼓励各类企业依法依规依托公共数据提供公益服务，积极参与公共慈善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帮扶弱势群体。

（责任编辑 夏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