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民族走廊与中华文明特征的形成——四种文明的融合

文化发展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当前，为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明确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成为研究重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这些文明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中国的地理特征呈现出明显的海陆一体性。在陆地研究方面，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为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走廊作为不同民族交流互动的重要区域，揭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模式，并突显了文明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在海洋研究方面，笔者提出的“沿海民族走廊”概念填补了对沿海地区研究的空白。本文旨在从板块与民族走廊关系的视角探讨四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阐释中华文明特征的形成，以及“沿海民族走廊”在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促进族群间互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从走廊与板块理解中华文明的特征

自然地理与人群互动是认识中华文明特征的基本要素。从地理地貌上来看，中国主要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在中华大地上，北方的内蒙古地区以沙漠和草原为主、东北以森林和山地为主、东边与南边沿海居多、西南以山地、盆地、谷地等复杂地形为主、西方和西北主要是高山与高原，这些复杂的地理环境之间纵横着大量河流和湖泊，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体系，在呈现独具特色的地方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互动与联系，共同形成中华大地地理条件上的复杂面貌。

据此特性，费孝通先生先后提出“三大走廊”与“六大板块”学说，将中国分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区、西南角青藏高原区，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及藏彝走廊、云贵高原和南岭走廊。李绍明先生正式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将地理走廊与民族走廊相挂钩，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区域与走廊的理论基础——把地理空间与文化民族空间相结合，关注族群间在具体空间中的分化、整合、重组与互动等实践，明确自然地理在民族走廊的形成中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后续学者们一方面持续完善走廊的理论含义，如李星星从“中心-边缘”的角度将走廊定义为“边缘”，笔者则从“边界性”出发，强调走廊是“中心”与“边缘”的联系地带；另一方面，持续完善走廊的区域所指研究，如李大龙系统梳理了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辽西走廊、苗疆走廊和武陵走廊等六个区域，基本将陆地上的民族走廊全部囊括。

然而，无论是理论意义抑或区域范围，走廊与板块学说对中华大地的区域认知仍具有较大局限性，尤其对中原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研究仍存在深入挖掘之处。中原地区属“中心地带”，历来被看作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虽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人群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但研究者基本上只从考古学意义上加以讨论，走廊与板块并未进入研究视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陆地民族”印象，使得中华文明通常被看成是一种“黄色文明”，西方文明被看成“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研究者们也多将海洋看作自然地理的分界线，较大程度忽视了海洋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意义与价值。

中华文明与海洋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梁钊韬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西瓯族源初探》和《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两篇文章，从考古学层面提出了百越民族迁徙的两条本土路线，一是沿着东部和南部沿海，从山东到江苏、浙江、福建，最后定于广西贵港；二是从中原出发沿内陆不断南下，最终在内陆聚合，形成楚文化。不仅如此，先民们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向外持续远航，行至太平洋诸岛。梁先生的研究说明沿海民族与中原民族在基因与血缘上的联系从未停止。

为了丰富上述研究，“沿海民族走廊”概念认为，沿海地区并非仅仅是一个自然边界，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和文化互动联系的空间，从行政区划上定义，“沿海民族走廊”区域北起辽东沿海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沿海民族走廊”突破了从陆地看海洋或是将陆地和海洋分割来看的视角局限，是一种将陆地与海洋统合起来进行大视野思考的概念。“沿海民族走廊”的形成是海洋与陆地文明叠加的结果，这不仅说明中国具有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特征，更反映了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特性。

此外，中原地区的文明研究也应该在民族走廊和“六大板块”学说基础上得以整合。中原地区的文明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它们对中华大地的文明划分重点围绕这一区域展开。如许倬云先生根据考古学知识，将古代中国划分为三个核心区：第一区为黄河流域，从关陇至渤海，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第二区为长江流域，习惯被视为南方，是第一区的延伸，当第一区受北方游牧民族重大冲击时，其人口主体往往撤退到第二区；第三区为海岱文化区，我国东南沿海和西南腹地的云贵地区，都属于第三区。不容忽视的是，在三区划分的边缘地带另有两片广大区域，包括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与沙漠绿洲，以及西南部的高山深谷和多元地貌，这些是中华文明延伸扩张的腹地。从许先生的划分中可见，最为重要的是第一区——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其次是长江流域，且这两个流域都属于农业地区。基于以上考虑，应进一步整合“陆地民族走廊”和“沿海民族走廊”概念，将沿海地区的文明和中原地区的文明总体融入走廊与板块学说中。

根据中华大地自然地理与文化结合的显著特征，中华文明可分为四种类型——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不同的地形单元构成了不同的文明特征。山地如喜马拉雅山脉、秦岭等，孕育了山地文明，居民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山地农业、狩猎采集文化以及适应山地生活的建筑、交通等技术。草原分布于北方和西北等地，广袤无垠的草原为草原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天然牧场，草原民族以游牧为生，形成了独特的畜牧经济、游牧社会组织和草原文化艺术。农业文明则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带，肥沃的土地利于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从而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技术、复杂的社会分工和深厚的农业文化传统。东部沿海地区则是海洋文明的摇篮，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促使沿海居民发展渔业、航海贸易和海洋文化。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为四种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它们之间的相互接触与融合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是因为四种文明的结合赋予了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且这一生命力具有延续至今的适应性，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自我迭代与自我革新。基于此，本文从四种文明的特性出发，结合走廊的边界性与板块学说的区域性，分析中华文明的特征及其融合共生过程。

二、四种文明的起源意义与结构特征

中华文明的四种类型均是基于中华大地本土诞生的，具有明显的起源特征，同时被赋予了各自不同的区域特性与文化底蕴，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的结构体系。

（一）山地文明

山地文明是在高差明显的地形地貌上孕育而生的文明形态。世界上大多数早期文明都发源于山地。如“两河流域”文明发源于底格里斯河上游，其地形是山地；前陶文化（原新石器文化）发源于山地；中美洲文明的起源地——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也大多是山地；埃及文明同样发源于尼罗河上游山地。

在中国，山地文明分布于西南地区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中南和东南地区的南岭山脉及浙闽山地、西北地区的天山山脉及祁连山山脉、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它们不少都是早期的文明起源地。中国大量旧石器遗址主要发现在山地，如贵州至今已发现五十多处旧石器文化遗址，几乎每个时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都能在贵州山洞中被发现，因而贵州如今形成了山地文明研究的学术传统。

山地文明展现出强烈的地域复合性。山地一般气候多样、社会结构分散、社群规模较小，因此山地文明往往孕育出复杂的社会组织以适应多变环境，传承了丰富多样的民族传统和习俗。不同海拔的山地分别生活着不同民族，地形不同，其生活形态也不同，例如在贵州有着“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汉族住街头”“高山住瑶，半山住苗，侗家住山槽”的说法。云南山地族群的地方性则更为多样，有五十多种习俗各异的族群，往往一座高山的山顶、山腰和山谷都居住着完全不同的族群。

山地文明的生计以农业、狩猎和采集相结合为主，但不同海拔的群体生产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交换与贸易在山地文明内部较为普遍，如以高山生产的青稞交换谷地生产的稻米和小米。跨越山地的走廊与河流等交通要道上，也不断有客商来往，将各地物产和信息进行交换和交流。其他地域的居民，也可经过谷地的狭道和河流，将他们的文化和信息带到山地，再将山地的物产带回。

（二）草原文明

草原文明的地理环境以北方大片草原为基础，其间分布着大小不一的丘陵和戈壁荒漠，较山地文明更多呈现连续带状分布。在石器时期，草原的东西方之间已经有人群和文化交流。恩格斯曾表示：“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在恩格斯看来，人类经营畜牧业比植物种植的时间更早，该观点至少说明，草原文明也具有较为普遍的起源性。

草原文明之所以能够较早出现，是由于它较早地具备了大规模组织人力的条件，整个草原文明地带几乎没有阻碍交通的较大地理单元，人口在草原上可以进行广泛的流动，所以大量人群能够横跨欧亚大陆，进一步展现草原文明的独特魅力。由于草原民族一直在欧亚中部的大陆长期流动，不少学者认为欧洲许多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存在血缘联系。

与山地文明社会组织方式不同的是，草原文明的社会组织多为部落形式，具有较为灵活的移动性和社会结构。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主要生活方式是游牧或半游牧，他们对土地的占用并非是永久性的，而是要从牧群身上获得生存所需的几乎所有资料，人们的生活需与牧群生活相匹配，因此，草原文明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逐水草而居，随四时而迁。

（三）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居于中华大地的核心方位，主要形成了两个区域：一是黄河流域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二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种农业文明均以农作物种植为主要经济活动，形成了稳定的定居点和城乡结构。

从起源性上来看，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均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农业文明。不少考古学家认为，部分早期的原始农业是在河流上游发展的。例如考古发现的距今三万年的旧石器“马家窑文化”，证明黄河上游的河煌一带可能是最早的农业发源地，其经济形态包括以农业为主的饲养业、手工业和纺织业等，手工业中尤以制陶业最为发达，这证明史前时期河煌地区就已展现出超高的文化艺术与先进生产力。长江流域的考古成果也十分丰富，如新石器时代的湖南常德石门皂市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多年的野生稻植硅石和栽培稻植硅石，这说明万年之前，当地人就已经进行了水稻种植活动。

然而，两个农业文明区的结构性差异较大。一是两条河流的跨度大，地处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在气候的影响下，黄河流域多数河段结冰，草原民族能够就此渡过黄河，但长江多数河段无冰期，天堑阻绝了草原民族的跨越。相对而言，长江流域与草原民族互动的机会少于黄河流域。所以南方农业民族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较小。不过两个文化区域之间并非全都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高山，其仍存在相互连通的陆路和水路通道，彼此仍有联系与互动。

（四）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以广阔的海洋、海岸线和海岛为基础，从北到南形成黄海、东海、南海等沿海区域，外有台湾岛、琉球列岛、日本列岛和朝鲜列岛等，这些岛屿与大陆沿海地区共同形成中国的海洋文明区域。

海洋区域的史前文明积淀丰厚。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一支百越族群在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生活，被称为“百越人”，他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支系众多，迁徙频繁。海洋文明在生计方式上，主要粮食来源是水产，经济基础则主要依靠海上贸易、渔业和航海业，因而是一种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的文化形态。由于中国的海岸线宽广、海岛众多，海洋文明的社会结构也比较复杂。

海洋文明的自由探索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塑造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敢于冒险的民族特性。祖先们背井离乡、四海为家的原因就在于对海洋的探索和冒险求生。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前往海边巡游，支持徐福东渡计划，甚至在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中也通过水银构建起水域系统。继秦始皇的海上实践后，汉武帝也积极东巡海上，希冀“入海求仙人”。如果说古代帝王对海洋的探索是基于一定的神秘主义，那么普通人的探索则更多出于经济考虑。

海洋文明的生计除了依赖海洋生物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海上贸易。历史上的东南沿海之所以富裕，主要依靠的是海上贸易而不是农业。近些年，大量的沉船考古研究已证实，唐代以后陆地丝绸之路被阻隔，沿海居民大量向外发展，宋代形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拥有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海上贸易亦十分发达。“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促进了商品贸易的交流，也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海洋文明强烈的包容性使其易于接受外来人群和文化，吸引了不少外国客商到中国开展贸易，据说当时的葡萄牙人一生只来中国做一次贸易，而一次贸易的收入就够一辈子花销，所以可以看出海上贸易有着极高的收益。中国的海洋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是亚洲海洋文明的发源地。海洋文明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与融合，使中华文化得以吸收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元素。

三、四种文明融合再生的中华文明特征

四种文明虽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上有着看似区别的文化特征，但实际上四种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是相互联合的，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激发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同时，四种文明的互补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可以说，中华文明特征的形成过程就是四种文明的融合过程，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说起。

（一）生产互补与贸易往来——四种文明融合的物质基础

由于自然环境的天然限制，特定的文明区域生产特定的物产在历史时期大致是固定的。但人类生存繁衍的需求促使其不断寻求突破与交流。农业文明虽擅长粮食作物种植与纺织，但对牲畜产品及特殊矿产资源有着持续需求；游牧文明依赖畜牧为生，可对精细作物和茶叶等农产品的渴望从未停歇；山地文明凭借独特的地理资源产出珍贵药材、木材等，然而也离不开农业文明的粮食补给以及游牧文明皮毛制品的供暖；海洋文明精于渔业与海上贸易，却亟需陆地上的各类原材料以支撑其造船、工艺制作等产业发展。这种内在需求驱使各文明跨越山川、大漠、沧海的阻隔，开启生产互补与贸易往来，为整个中华文明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促进了社会组织和技术的进步。

大量的互补贸易中，盐、铁、茶三种物资至关重要。盐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密切关联。随着人们发现、使用和贸易盐，人群交往与文化交融应运而生。可以说，盐作为生活必需品，成为四种文明交融的重要载体。历史上盐的生产和销售，均受到国家严格管理与控制。相对于经济学门类长期以来围绕盐及其贸易体系的丰硕研究成果，其他学科对盐与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切入研究仍显不足。

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先民自先秦开始便掌握了制盐技术，大量的盐产自海洋文明地区。在山东，流传着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人们刮取海边含盐泥沙后，用海水淘洗，使泥沙沉淀后，用火烧煮以析出。在渤海南岸，大量盐业遗址群被发掘，殷商文化经济突然繁荣、聚落与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的盐业生产高峰期。生活在滨海之地的莱人选择与内陆齐人开展盐业贸易，《汉书·地理志》载：“太公以齐地负海江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于是齐国利用“鱼盐之利”富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掌控了山东半岛的盐业销售市场。可见，先秦时期，盐便在区域范围内成为沟通海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承载。在其他文明地区，盐长期是一种稀缺资源。由于长期无法摄入盐可能会患“大脖子病”（缺碘性地方性甲状腺肿），如历史文献中曾有大量记载，天山以南的草原地带是地方性“大脖子病”的高发地区，因此，为了获得食盐资源，不同文明间产生了大量的跨省贸易往来。例如在清代滇粤的省际贸易中，滇地盛产铜而盐产稍欠、粤地盐产足而铜缺乏，因此在两方需求结构性互补和持续性存在背景下，清朝廷实行了近百年的“铜盐互易”，此举不仅稳定了滇粤两省的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又在维系、促进省际贸易的过程中构建了横跨东南海洋文明和西南山地文明的联动体系，为文明的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

铁器贸易流通同样长期为四种文明的融合提供了承载的渠道。在两汉时期，铁器成为农业文明与西南山地文明的核心贸易物品之一。汉初，农业文明与山地文明的铁器输送与贩卖仅限于民间，到汉武帝时期，西南山地文明正式进入王朝版图，此后贸易路线恢复，大量铁器进入山地文明。山地文明中部分贵族墓葬内有少量汉式铁器精品，其制造水平远超走私或官府规模化制造，应属于朝觐赏赐之物。随着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蜀地开始官营冶铁，成为汉代重要的铸铁业中心，如《华阳国志》载，临邛“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祠庙”。这些铁器的贸易与铸造密切了双方联系，使山地文明自然接受了中原农业文明的审美情趣。

铁器贸易不仅存在于农业文明与山地文明之间，也广泛联络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一方面，对草原文明而言，游牧部落曾共同发展用铁传统，大量关于刀剑、铁甲、铁车、铁制马具等铁器记录，说明草原文明对铁制工具具有一定依赖性，而草原文明的冶铁业与开采业相较中原地区发展有所差距；另一方面，中原农业文明地区采矿业历史由来已久，晋陕多地在明清时期成为铁器贸易的集散中心。而农业文明对马匹、牛羊皮毛等畜牧产品也有较大需求。尤其是公元14—17世纪，在利益的驱动之下，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形成了以铁器为核心的官方封贡互市与民间边贸体系。

茶叶贸易与茶马古道研究密不可分。茶叶贸易以西南山地文明为核心，跨越滇、川、藏、黔、桂等省区以及毗邻省区，远达海外，沟通了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成为贸易往来范围最广的物产之一。

在这一宏大的贸易网络中，茶叶作为关键媒介，深刻地反映了四种文明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于农业文明而言，茶叶种植与加工技术的精细化发展，不仅彰显了其在农业生产体系内的独特地位，更是农业文明对外输出的重要文化与经济符号。当茶叶沿着茶马古道向其他文明区域延伸时，它有效满足了不同民族对于饮品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以茶叶交换不同产品如马匹等畜牧产品的贸易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四种文明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互补。再者，随着茶叶贸易的拓展，其贸易路线逐渐与海洋文明的海上贸易通道相衔接。茶叶通过沿海港口远销海外，将东方的茶文化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在海洋文明的贸易体系中占据了显著的份额。

总体上，经济关系是四种文明融合的重要方面，也是生活在四种文明区域内各民族经济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产物，深刻地塑造了四种文明不同区域下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风貌，为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范例。

（二）技术传播与沟通廊道——四种文明融合的实践形态

生产技术的传播是物质生产互补的再延续，不同文明之间由于长期的贸易流通，推动了一系列生产技术的传播与融合。

在北方，就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而言，草原生计是资源环境匮乏地区的生计模式，人们利用动物的草食性与移动性，将当地无法被人类直接利用的资源转化为食品和生活用品。农业文明则具有丰富的资源、先进的耕作方式，与土地保持紧密联系。看似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长期以来被视作文化碰撞与冲突的主体。即便如此，两种文明的发展在生产技术上也存在着传播与融合关系——从事游牧的草原民族和从事农耕的农业民族相互习得各自生计模式，在适宜之处进行养殖和屯田，促进了技术知识和观念的交融。草原文明与山地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山地民族向草原地区传播了耕作种养方式，而草原民族则向山地输入了畜牧业和游牧生计，其互动明显地体现在北方民族走廊中。宁夏南部山区多是山地、丘陵，人们长期积累了丰富的旱作农业技术，在干旱少雨的山地环境下通过深挖地窖来收集和储存雨水，用以灌溉，并发展出山地梯田农业模式，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或种植耐旱作物。随着与周边草原地区的交流，这些技术逐渐传播到草原文明的边缘地带。部分蒙古族借鉴了地窖储水灌溉技术，在草地边缘开垦农田，以草原文明为核心，与其他文明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绿洲”生计，这些呈串珠状的绿洲往往成为不同文明碰撞交融的中心，最终形成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地带。

在南方，山地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技术传播也比较频繁。农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稳定与深厚的根基，为中华文明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山地由于地形崎岖、气候多变，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然而，山地民族凭借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山地农业文化。山地群体不断向平原地区学习和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山地农业的发展。南岭走廊、云贵高原中大量的梯田便是几种文明在生产技术融合上的集中体现。农业文明强调对土地的利用和开垦，不同地区的人们充分考虑山地的地形、气候和水源等条件对坡地进行适应性改造，为农作物生长提供适宜的水土条件。为了开垦和维护梯田，人们探索并创新农业技术，不仅在山地得到传承和发展，还向农业文明地区传输，促使不同文明的生产得到进步。

此外，海洋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技术传播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如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大量的造船遗址被挖掘，广州越秀区发掘了秦汉时期颇具规模的造船遗迹，可见当时的沿海居民已经通过船一类的交通工具打通了水路的联系，证明了航海技术的传播。除广州以外，其他城市如泉州等也有不少与海洋文明相关的博物馆或陈列馆。经过多年考古的发掘，已经证明沿岸海岛的生产技术与其他文明有极大相似性。

四种文明的技术传播廊道与民族走廊相吻合。陆地民族走廊聚集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群，为交流与传播提供了直接的空间与机会。各个文明将根据自身需求对其他文明的技术进行吸收和创造，推动技术的创新，创新后的技术在民族走廊中流动，加快不同技术在各个文明之间的传播速度与范围。陆地民族走廊的传播效应已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此不赘言。沿海民族走廊的传播实践值得一提。一方面，沿海民族走廊通过江河，将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连接起来，流域串联海洋与陆地文明，河流为内陆和海洋提供往来的便捷通道，货物通过航运实现内地与海洋的网络联通；另一方面，沿海民族走廊扩展海洋文明的辐射范围，通过走廊把沿海与海岛、海洋、海外连接起来。不仅如此，沿海民族走廊较为重要的是将海外文明与技术带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中国四种文明体系的结构与内涵。例如，唐宋时期，海洋文明积极向外探索，古代阿拉伯商人通过印度洋和南海的沿海民族走廊，将阿拉伯地区的天文航海技术、玻璃制造技术、香料加工技术等传播到中国沿海。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其船队在航海中运用了多种先进的导航技术，包括使用罗盘、航程计量和方位把握，这与海洋文明吸纳印度洋、地中海以及阿拉伯等地的航海技术密切相关。

四种文明融合的形态如何在不同文明地区落地生根，人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人的移动形成了四种文明融合的关键与核心。

商人群体是人群移动与贸易往来的主体。以晋商为例，该群体自明清以来扮演着文明融合的重要角色。费孝通先生较早地看到了晋商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晋商起源于农业文明的核心地区——汾河流域，其兴起本质属于农业产业的延伸与补充。山西地处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赋予了晋商在两种文明之间流动的天然优势，故“走西口”成为晋商流动与资本积累的最初渠道。晋商最初以经营盐业起家，随着商业资本的积累，清代以后其流动实现地域性突破，逐渐将业务拓展到其他领域，如茶叶贸易、票号金融等。在茶叶贸易中，晋商深入南方山地区域采购茶叶，例如在福建武夷山等地投资，然后将其远销至北方草原地区以及俄罗斯等国。他们开辟了一条从福建武夷山等地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万里茶道”。这条通道跨越了农业、草原和山地等不同文明区域，将东南山地文明与西北草原文明原本在地理上无法直接接触的区域联系起来，使得文明的交融突破了地理空间的界限。

在不同文明地区间移动的群体时常聚集，形成“会馆”。何炳棣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在地域性质上，会馆的繁荣以不同文明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为基础，并于商业繁华的“异地”设馆，成为贸易往来和人群移动的呈现载体。在建设特色上，大量会馆既保持着原乡特色，又融入了在地文明的要素。如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是陕西盐商在自贡经营盐业时集资修建，其在建筑风格上保持着农业文明建筑模式中沿轴线南北纵深、对称布局，同时基于当地浅丘山地的地形高差，采用分层筑台的方式，各层之间用台阶踏步相连，使整体建筑富有节奏变化。在文化传统上，会馆承担着信仰与祭祀的文化功能，以会馆为依托的外来移民与土著之间的信仰交流从未间断，如各地会馆并非只供奉一尊来自原乡神祇，而会配祀多个神祇，这种多元崇奉本身就是不同文明彼此交汇融合的结果。在湘西，作为典型的山地文明区域，也是外来移民“湖广填四川”的接收地和途经地，建有江西、福建、湖广、四川等会馆，在祭祀家乡神的同时，对当地信仰如“白地天王”崇拜并不排斥，甚至一并祀之。

不仅如此，在沿海民族走廊，海洋文明的族群与陆地文明的族群互动也较为频繁。沿海民族走廊的人们可以溯流而上，深入内陆，反之陆地文明的人也可以通过河流接触海洋文明。例如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海洋文明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等流域的陆地文明间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古希腊文化通过海洋贸易传播到埃及等地，而埃及的宗教、艺术等也影响了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发展，共同推动文明的进步。

近年来，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海洋文明的人群互动研究成果丰硕。王传超通过现代基因技术分析，认为台湾省2000年至3000年前的古代人群与大陆壮侗语族人群有紧密的遗传关系，并且台湾省古代人群的发展形成过程中，来自北方的农业人群为其贡献了20%以上的DNA。该观点有力反驳了台湾少数民族“南来说”，侧面证实了海洋文明中的不少族群是从北方的陆地文明区域迁徙而来的。

综上，山地文明、草原文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四种文明并非割裂存在，其碰撞、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与进步，激发了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体系。同时，各种文明之间的互补性也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和魅力。总体上，四种文明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复杂多维的交流网络。这些互动促进了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深刻融合成了多元的中华文明。

四、融合而生的中华文明及其研究创新

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是四种文明的融合构成的。从自然地理上来看，地形地貌上的阻碍将中国分隔为不同的区域，但是，各走廊要道、流域等通道又将各区域连接起来。中国的地形地貌是多元的，有沙漠、草原、山地、河流、湖泊等，每一种地理形态都能够孕育出独具地方性特征的文化，并吸引不同人群在此生活。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各地居民大多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断彼此混合和影响的文化，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体系。概言之，无论是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既封闭又开放，看似相互隔离，实际相互连接，各区域的人群谱写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最后又融合为一个复杂、丰富的中华文化。

进一步而言，四种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交融与共生，促进了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实践的演变，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纵深发展。在崇山峻岭之间，人们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与文化传承。这种文明形态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为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广阔海洋上，人们通过贸易与交流，不断拓宽视野、丰富文化内涵，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新与变革。在广袤草原上，人们逐水草而居形成独特草原文化，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活力与激情，使得中华文明在不断发展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在核心农业文明地区，人们注重实际、崇尚勤劳，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四种文明的融合为文明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提供了又一重要渠道。当前，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协同研究与均衡发展，业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我们不应仅将目光局限于农业文明、草原文明和山地文明等陆地文明范畴，还应将海洋文明纳入重点考量与积极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彰显了对海洋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远见。通过加强沿海区域的深入研究与系统规划，可深刻认识到海洋开发在国家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关键意义。实践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海权论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诸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续的大英帝国等，均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掌控世界霸权，主导全球秩序。鉴于我国长期以来被视作以内陆为主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下，亟待转换视野，从传统的内陆国家思维范式拓展至全球视野，促进实现四种文明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共进，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而在全球文明体系中彰显更为多元且坚实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责任编辑 蔡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