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关于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思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申“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其第三部分，凸显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理念。《决定》还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部分的专门一条（第10条），凸显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理解《决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服务业改革的决策部署，不能只看其第10条，还要联系其第三部分甚至整个《决定》的其他相关内容，结合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体系，高度重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相关改革部署落地落实，为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支撑作用创造条件。如《决定》第二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部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许多内容，也与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密切相关；特别是第二部分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第四部分关于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等，换个角度看也是服务业体制机制问题。

一、高度重视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伴随着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占比的提高，以及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支撑带动作用的增强。202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分别达54.6%和48.1%，但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如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20年美国和日本分别为80.1%和69.5%，2021年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70.2%、63.0%和65.7%；这5个国家2019年服务业占就业的比重分别为78.7%、72.4%、77.0%、71.6%和78.4%。这些现代化强国往往都属于全球服务业强国。鉴于这些国家人均GDP水平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均明显高于我国，我国与其在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上的差距更大。

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日益需要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加快优质高效发展步伐，推进做强做优扩容；还要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现代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支撑作用。虽然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多年超过50%甚至60%。但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需要通过完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来化解。《决定》第三部分第8条“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第9条“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部署的许多内容，与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高度相关。因为服务业往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区”和“活跃地带”，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依托。如第8条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这些举措直指深化金融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和金融生态建设问题。

（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人口结构转型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我国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较好地顺应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但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此方面永远保持紧迫感和进取心。当前，服务消费日益成为消费需求的新增长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方向。从国民经济增长情况来看，随着房地产过剩和地方财政增收困难问题的凸显，加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明显减弱，依靠扩大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难度正在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应该更加重视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将提升服务品质与丰富服务场景、优化服务环境结合起来。如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数字消费日益成为消费需求的新增长点，而数字消费依托的数字经济发展往往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重要载体。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没有生活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很容易落空。

此外，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加速转型，带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深度转型。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顺应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深度转型需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和重要依托。如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来看，与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2020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呈现19岁以下人口占比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口老龄化明显深化，特别是高龄人口占比增加更快的态势。这实际上对教育、培训服务结构的调整和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只有顺应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优化相关服务业布局，才能更好地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提升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带动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还会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出新的需求，要求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时跟进。如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养老辅具设备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相关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及时呼应。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甚至“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对于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有机衔接、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商品、要素甚至产权在更大范围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发挥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提高商品、服务乃至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并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服务业内部开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许多地方服务业发展中的区域封锁、条块部门分割，实际上是区域之间、部门之间服务业开放不足的重要表现。规则、标准、制度不统一和难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服务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和质量，也要求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近年来，全球化虽然遭遇逆流，但仍是主流。《决定》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如此，开放亦然。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服务业正在成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积极而又活跃的力量。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服务业合作与竞争是大势所趋。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与投资持续展开。202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339.1亿元，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68.4%；同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到22个，合计进出口7.6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7%；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6%。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稳中有增，规模创历史新高。2023年服务进出口总额65754.3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26856.6亿元、进口38897.7亿元，分别较上年下降5.8%和增长24.4%，服务贸易逆差12041.1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7193.7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5435.2亿元，增长9%；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1758.5亿元，增长7.8%。深化服务贸易与投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服务业竞争，增强在开放发展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对于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和质量，对于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而这，也要以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作为保障。

（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使然

《决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实现这“七个聚焦”，大多数需要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而创新发展也需要以改革开放作为动力支撑。比如，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潜能，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及其良性互动机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如果缺乏文化事业和包括文化服务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支撑，要做到这些方面并非易事。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这对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的要求更高。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非组织化形式往往属于民营经济，激发其活力、优化其治理都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及时跟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将会对推进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联合合作、优化其竞合关系，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产权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也要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依托。产权市场、要素市场本身，就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存在形式。

但是，我国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2024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要求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所列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不得含有所列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容，不得含有所列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的内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含有所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在服务业发展中不符合这些标准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要从体制机制上完全消除变相限制市场准入退出、变相限制商品和要素流动、直接干预微观决策现象发生的土壤，客观上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把困难估计足点、决心和制度建设的努力增加一点，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现代服务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密集区，也是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主要依托。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甚至传统的服务经济均有很大不同。基于这种运行逻辑的差异，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必然要求在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方面有更大作为，以便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或者形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逻辑兼容甚至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越高，现代服务业越发展，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将越大，越需要通过深化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呼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

二、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需要科学把握的原则

《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总遵循。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需要科学把握以下原则。

（一）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决定》第一部分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这是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总遵循。深刻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其总体要求，有利于增强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并推动“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更好地面向“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体现服务业发展服从和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导向。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决定》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是基于三个“面对”，即“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紧随其后又提出了六个“必然要求”，指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对于科学把握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时代要求和推进方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决定》提出，“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那么，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体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导向，将“发展是第一要务”和“安全是底线要求”有机结合起来。

《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具体体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原则上。《决定》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不是空话套话，做深做实这些，都可以有力有效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如在新征程下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不仅要注意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要注意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实际上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业治理、培育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旨在促进服务业发展，涉及经济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涉及政治建设；要注意做好“两个结合”的文章，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并增强国家或区域软实力，涉及文化建设；要更加重视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背景和推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合理化对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涉及社会建设；要注意推动服务业绿色发展，并引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决定》在指导思想中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提出三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寓意深刻，实际上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也是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行动指南。在此基础上，《决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七个“聚焦”、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中提出六个“坚持”，可谓寓意深刻，仔细品味，都可以悟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支撑带动作用的窍门。

（二）坚持尊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

“活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决定》中有6处提到，分别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中提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第二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作为总体要求，并在第6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要求“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在第十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但是，鉴于我国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正在加快形成，服务业早已成为三次产业中占GDP和就业比重最大的产业，要激发和增强这些方面的活力，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更要注意尊重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这样有利于尊重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逻辑的差异，形成二者兼容、和而不同甚至相得益彰的发展环境。那么，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属性和发展要求主要有哪些方面呢？择其要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的顾客导向性。现代服务业发展要牢固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仅要注意面向需求、适应需求，更要注意创造需求、引导需求。服务品往往具有服务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和顾客参与性等特征，因此有人说“服务业看起来一大片，抓起来看不见”。有些新兴服务需求点多面广单体规模小，需要凝聚、引导和激发，并通过降低服务需求表达成本推动其由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因此，在服务业发展中，引导消费和培育新型消费场景至关重要。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都存在此类问题。

第二，高度的知识化和信息化。许多服务业价值增值特征比较强，往往源自其高度的知识化和信息化，典型表现是工业设计等。因此，要尊重服务劳动对价值创造的乘数效应。由于现代服务业高度的知识化和信息化，加之服务品的前述特征，通常对服务质量的考核和推进服务标准化难度很大。推进服务标准化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

第三，高度的创新导向和融合导向。融合不仅表现在产业融合上，还表现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上。许多现代服务业要通过与其他产业融合，来拓展升级其市场和价值增值空间；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载体，也要通过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升其发展能级和引领带动辐射功能。创新往往具有高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更容易面临难以清晰界定的未来，企图按照生产管理方式管理研发，用事前设定，甚至越来越细的条条框框来强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刚性约束，很可能导致研发活动难以产生真正的原创性、颠覆性、前沿引领性技术创新，甚至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由于创新活动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不仅要在服务业发展中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还应该高度警惕价格管制措施对创新的妨碍。因为滥用价格管制措施，很可能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收益难以有效覆盖创新成本和风险。许多高端现代服务供给价格较高，实际上包含了风险溢价因素。

第四，高度的网络化和集群化特征。不同类型的现代服务业企业之间在功能上相互缠绕、相互依赖，并强化其作为集群成员之间的资源、要素、市场关联，甚至许多新兴服务业向群而生，形成集群成员之间明显的合作和资源向群而取、市场向群集中的倾向，借此强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网络效应、集群效应，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生态，进而增强其整体功能。

（三）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突出重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所在。因此，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要聚焦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抓住重点，完善相关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塑造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如当前许多专家强调要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鼓励其投早、投小、投科技、投长期。但在许多地方，耐心资本缺乏耐心的问题实际上是比较突出的。这既有发展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大的原因，也反映了相关制度建设的短板和产业生态培育方面的不足。要结合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培育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生态，鼓励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私募股权投资等与科技金融有机结合，推动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对创新导向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此外，《决定》强调，“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因此，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要服从和服务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面向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求，注意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破除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服务业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约束，优化相关产业生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服务业覆盖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最普通到最新潮、从生产性服务业到生活性服务业甚至公共服务业等广域谱系。由于服务的异质性，以及不同类型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基础、发展需求的差异性，服务业发展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的原则。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更应注意这一点。当今世界，产业融合发展正在改写诸多产业的发展方式、商业模式甚至思维方式，为科技、人才、金融、文化、信息、数据等现代要素植入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有效路径，日益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富矿”。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不断拓展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和创新空间，还在不断提升服务业引领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日益需要产业融合和现代服务业发挥引领支撑带动作用。数字技术等通用目的型技术创新，不仅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催化剂”和“加速器”，还在程度不同地重新定义产业融合的方向、路径、重点和供求对接、利益联结方式，拓展着产业融合的市场、要素和创新版图。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分别是服务业、制造业、农业中最具活力的生长点，分别代表着服务业、制造业、农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日益成为推动产业融合的领航和骨干力量，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式，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推动产业融合，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将会对创新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比如要求增强制度创新的包容性和对不同产业属性的兼容性，并为产业融合前景的不清晰性留足容忍空间。

三、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重点任务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发展中问题的保障。《决定》在第三部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中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要跳出服务业看服务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大局，特别是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顺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增进民生福祉的需求出发，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和现实需要出发，统筹推进发展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并将深化微观体制机制创新同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治理结合起来，拓展企业等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弹性空间。

（一）健全制度提升服务业核算和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水平

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和吸纳就业规模早已超过工业和农业，但与工业、农业相比，服务业统计基础薄弱、核算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更为突出，服务业新兴行业居多，且有些新兴行业缺乏明确规范的统计标准和方法。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居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服务业不同行业之间融合发展特征较为鲜明，这些都增加了服务业统计的困难甚至漏统问题。有些达到标准的企业因担心增加成本和税费支出不愿升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纳统（计），进一步加大了服务业核算面临的问题和统计困难。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基于科学、客观、规范、实用、可操作性原则，优化服务业核算方法、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优化服务业统计调查、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是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的基础工作，这对于更好地了解服务业发展的家底、科学研判服务业发展形势和未来走势、客观评价服务业发展政策和优化服务业行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和顾客参与性的特点，往往加大了对服务质量进行准确定义和评价、进而推进服务标准化和控制服务质量的难度，也导致推进服务业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提升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不仅有利于优化服务供给，还有利于打消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疑虑，激发消费者扩大消费的主动性积极性。对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服务业发展都是如此。要健全服务企业参与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的激励机制，优化服务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鼓励服务业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和头部企业等参与服务规范和标准的制修订，并在优化服务业核算和推进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过程中发挥引领带动和试点示范作用。要鼓励企业、行业、地区之间推进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合作，推进规范、标准的接轨和协同，提升规范、标准使用的便利化和有效性。鼓励行业协会、头部企业引领带动服务品牌建设，建立行业标杆和服务典范，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中国服务品牌和地方特色品牌。支持服务品牌培育、维护、运营管理和营销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对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监管制度和工作体系。要结合推进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完善中介服务机构法规制度体系，推进其诚实守信、依法履责、合法经营。鼓励行业协会和头部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推动中介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提升多元共治水平。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政府监管，制度化提高违法违约失信的成本，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健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迅速凸显。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也要求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增长极。要面向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建设制造强国、农业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需求，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重点环节关键领域，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融合化发展，加快其智能化、网络化、集群化发展步伐，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增加有效供给，鼓励企业等市场主体扩大生产性服务消费，鼓励研发设计、技术推广、专业服务、租赁服务、知识产权、科技中介、会议会展、节能环保、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并与优势特色产业链深度融合。当前部分行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企业的生存困境加重，由此很容易导致企业将“生存”置于“发展”的优先地位。鉴于生产性服务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发展”需求，要注意通过合理有效的纾困措施，帮助企业舒缓暂时性的生存困境，平抑其为摆脱临时困境而大幅压缩生产性服务消费的行为，更要规避因此形成对生产性服务能力的长期破坏。

要面向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需求，聚焦化解其痛点难点并培育兴奋点，加强试点试验和改革集成，破解技术复杂性、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困扰，切实解决其数字化转型“政策好、愿景美、落地难”和企业“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要顺应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属性和发展要求，引导其更加重视盈利逻辑并积极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更加重视资源、要素、市场整合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并探索解决跨行业通用能力不足的问题，有效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赋能能力。要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赋智，鼓励发挥平台型企业的赋能、带动和产业生态重塑作用。

（三）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品质化、便利化提升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是扩大内需、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支撑。要顺应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和创新提升相关服务贸易的需求，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导向，鼓励生活性服务业加快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增加服务供给，增强多样化、品质化、便利化供给能力，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和消费体验，培育创新供给、引领和激发消费需求能力。要结合促进就业增收，巩固基础型消费能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潜力。要积极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鼓励生活性消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平台在优化行业治理、重塑产业生态中发挥率先垂范作用。鼓励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特色消费街区等，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极。要加强消费维权和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要放宽对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消费的市场准入限制，培育鼓励服务消费的政策环境，鼓励绿色、健康、安全化服务消费。顺应人口结构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养老托育、医疗健康、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突出加强面向高端、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能力建设，提高其服务品位。顺应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的演变趋势，引导生活性服务业优化布局，增强对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服务能力。此外，完善境外人员生活便利制度，对于扩大生活性服务贸易也有重要意义。

（四）提升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水平和能力

当今世界，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文化与服务业融合，都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拓展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和选择空间，甚至会带动城乡融合、产城融合的深化。因此，建立有利于提升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制度至关重要。而提升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又对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相关制度创新将强化底线约束与增强制度创新的弹性包容空间结合起来。许多现代服务业融合活动往往面临不清晰的未来，需要能够鼓励包容不清晰未来的联合创新，或称“灰度创新”。著名的咨询专家林雪萍在《灰度创新：无边界制造》一书中提到，小米与飞利浦在讨论合作生产智能灯泡时，过于清晰的权利界定一度导致谈判中断，幸好后来双方意识到只有在“灰度”条件下才能真正求同存异，最终将双方合同文本简化为两页，推动双方合作，顺利打开了欧洲照明市场。他还强调，灰度创新是产业链上的联合创新，不同产业、不同供应链灰度创新的强度和能力往往有所不同，而灰度创新格外关注双方合作的知识分享机制，形成对合作双方知识交叉唤醒效应。融合发展与灰度创新有些类似。那么，如何面向现代服务业提升融合发展水平的需求，推动形成有利于融合发展、灰度创新的激励包容机制，实际上考验着我们创新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的智慧。结合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拓展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农业发展逻辑兼容、和而不同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优化服务业与工业、农业深度融合、耦合共生的发展生态。

（五）呼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科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等重要关系，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实际上要求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既要立足服务业，又要超脱于服务业，拓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的宏观视野，厚植其微观底蕴。如通过创新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更好地呼应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等发展需求，并与构建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等结合起来。《决定》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这涉及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退出、公平竞争、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内容，这在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上要有所体现。因此，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甚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亟待提速。如何通过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更好地呼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际上考验着我们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努力和成效。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