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方苞文性论

谈到桐城派，必言方苞，谈到方苞对桐城派建立的贡献，又必言其“言有序”与“言有物”的“义法”说，这显然受到研究者的极度关注。如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开篇论姚鼐“善为古文辞”，述其渊源谓“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受法”实含文法义。由于偏重其文法，“义法”说也成为方苞论文乃至桐城派文论的符号，而对方氏文章的创作本原与体性，或可称“文性”。所谓文性，内含心性、理性与情性，是源于生活而源于心性的创作，维系于作家个人的遭际、修为及行文之道，前人类似的说法是“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心有忧丧则悲”“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淮南子·本经训》）。探讨方苞的文性，则牵涉治学的心性与礼义、人生的蟠屈与顺遂、个性的行方与致用等方面，究其根本在以其心质而观其文辞。

一、心性与礼义：方苞文性之源流

方苞之郡望属桐城桂林方氏，近人梁实秋以为“其门望之隆，也许仅次于曲阜孔氏”。方氏门望的隆盛，贯穿明、清两朝以迄近代，而梁氏如此推尊，既重名望，亦在学术。对此，桐城学者颇多自述，可录两则文献。一是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序》统论桐城人文云：

当燕藩夺统，吾县方断事法，以遐方小臣，不肯署表，自沉江流。厥后余按察珊、齐按察之鸾及先太仆，皆以孤忠大节，与世龃龉。陵夷至天启，左忠毅公乃死于珰祸，而明随以亡。当是时，钩党方急，方密之、钱田间诸先生，间关亡命，救死不遑，犹沉潜经籍，纂述鸿编，风会大启。圣清受命，吾县人才彬彬，称极盛矣。方、姚之徒出，乃益以古文为天下宗。

虽论全邑，且由崇节明义到研经摛文之判别，然其中涉及明初方法、明末方以智与清世方苞的名节与文章，已可窥桐城方氏人才隆崇的地位。另一是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

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盖自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继挺出，论者以为侍郎以学胜，学博以才胜，郎中以识胜，如太华三峰，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伯仲。

追溯桐城文脉至晚唐曹松、北宋李公麟兄弟，以迄于桐城方、刘、姚“三祖”，虽述论旨归文章，但亦渊承其名望与气节。引录这两则文献，可知桐城人的自述重在为“人”之文，而非重“法”之文，作为桐城派文章代表人物的方苞自不例外。

如果从桐城人文学术、特别是方氏家族的历史来看方苞为文的渊源，既有持较广泛的视域，如方学渐的心性学、方以智的佛学、方孝标的易学与方苞自己精熟的“三礼”学，更有其家族问学的传统，即由心性到礼义的衍变。早在方苞青年时期，他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载程朱所倡之道的志向，典型的言说是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后》所记述的方氏自许“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是其彰明治学为文的人生祈向，继后徐昂《文谈》卷二扩而论之谓“方望溪为古文，兼讲汉、宋学，此乃桐城之宏旨也”。然而这仅就方氏成就大要以言之，倘返归其文章本旨，实亦兼融心性与理性，而返本情性的创作意义。就其心性而论，可谓方氏家学，其先祖始有学术名望者如方学渐之《心学宗》，即传承阳明心学，以心性述文章。如《心学宗序》云：

圣贤之学无他，自得其本心而已矣。……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已矣。

此由《古文尚书·大禹谟》发端，历述孟子、陆九渊与王阳明“三贤”之心性学，以明其学统。读方苞之文，不仅于创作中多面地呈现“言心”意旨，而且在辞朝官而南归的晚年，于其《重建阳明祠堂记》中既对阳明学有深刻的探讨，又有回思往贤的历史记忆与心灵传递。如记文中论其良知、节义，而归于本心云：

嗟乎！贸儒耳食，亦知阳明氏揭良知以为教之本指乎？有明开国以来，淳朴之士风，至天顺之初而一变。盖由三杨忠衰于爵禄，以致天子之操柄，阁部之事权，阴为王振、汪直辈所夺；而王文、万安首附中官，窃据政府，忠良斥，廷杖开。士大夫之务进取者，渐失其羞恶是非之本心，而轻自陷于不仁不义。阳明氏目击而心伤，以为人苟失其本心，则聪明入于机变，学问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远于禽兽。……又思阳明之门如龙溪、心斋，有过言畸行，而未闻其变诈以趋权势也。再传以后，或流于禅寂，而未闻其贪鄙以毁廉隅也。若口诵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谓失其本心，与穿窬为类者。

其由明代政治谈阳明学之兴起与衰变，直指本心，这也影响了方苞一生的创作实践。这种文章源于本心的思想，在方苞《读孟子》一文中有充分的体现。该文从读《仪礼》入话，以为周公如生于秦、汉之世，也当有“变通”，然后笔锋转折，兜入主题，论析孟子的民本思想，其与世变通，关键在“养民”与“教民”两端。所谓“养民”在安居乐业，“教民”在仁义孝悌，于是再一内转，破解孟子学术根本的心性说：

其言性也亦然，所谓践形养气，事天立命，间一及之；而数举以示人者，则无放其良心以自异于禽兽而已。既揭五性，复开以四端，使知其实不越乎事亲从兄，而扩而充之，则自“无欲害人”、“无为穿窬之心”始。盖其忧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圣人所未发之覆也。

文中“践形养气”“事天立命”，仅偶一及之，而重点在破解孟子所谓的“五性”“四端”，从最切实的人心展开，即“性善”源于“心善”，“心善”的发端又归于“无欲害人”“无为穿窬之心”。方苞曾于《杜苍略先生墓志铭》记述杜岕读此文以为“前儒所未发”，而顾云《盋山谈艺录》论方氏文记述“全谢山（祖望）以峻洁目之，最为知言。愚尝状其文体，谓如旋螺，笔笔兜转向里”，所言“峻洁”“旋螺”，可证以此文，然皆论文法、文风，倘论其文性，其“未发”之秘正在论孟子“心性”以反观周公之治，下及宋、明儒者之学，关键是“反之于心”并达到“事其心”（内圣）与“治天下”（外王）的统一。

方苞所重的心性之学，与晚明前辈如先祖方学渐不尽相同，他对王学（阳明）左派如王畿（龙溪）、王艮（心斋）的“过言畸行”，就颇多非议，而这又源于其平生治“礼”以明“理”的学术观相关。作为文臣，方苞供职康、雍、乾三朝，尤重礼典与礼事，乾隆元年（1736）又充任“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并呈献《辞礼部侍郎札子》，以为“《三礼》之书，自前世未经厘正，而《周官》之翳蚀尤多，虽经程、朱论定，以为非圣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窜未尝辨明，群儒所交攻未尝驳正。圣经深远，众说混淆，折衷义理，信今传后，事实不易。臣用功四十余年，尚未能得其会通；若不及臣精神犹可勉强之时，早完此书；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讨论不能精密，前后或有抵牾，则重负我皇上委任之专，而虚此盛典”。在文中他虽有难负重任之托词，然其治“三礼”之学终身未懈，乃至晚年仍专意于《仪礼》，尽十余年之心力，先后十治，终成《仪礼析疑》，并得到四库馆臣“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的评价。然则治礼学以务政事是方苞的职守，但其因治礼成学以范人，又通合其为文以律己，这也决定了方氏之文在心性与性理间的融织。王阳明所言“夫礼也者，天理也。……天理之条理，谓之礼。……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这一文章学的原理，也得到方苞在创作中的回应。可以说，方苞文章由心性到礼义，根基于其毕生奉行的孝悌思想，《孝经》所谓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既为其终身践履，亦充溢于他的文道墨径。缘此，方文多载记家族故事，例如其曾祖方象乾在上元城正街置业园林，后因家道中落卖掉此园，栖居土街，后此园六易其主，直到其父方仲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赎回，名之“将园”。因“将园”承载了家族的诸多记忆，自然成为方苞自幼及长的心结，他所撰写的《将园记》忆述家园故事，核心在慎取孝养之义。如开篇记初识将园谓：“由正街之西有废墟焉，先君子尝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园也。汝曾大父自桐迁金陵，实居于此。’”继述其父赎回故园，乐游其间，并为其园命名：“先君子日召故人，欢饮其间。将俟其成而名之曰将园，取诗人‘将父’‘将母’之义也。”而文中最精彩处在作者自述儿时读书其间的“蓼莪”心与“家园”情：

越三岁而先君子殁，始克于池之东北隅构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读书其南。……庑堂之东，上属于四室，编篱穿径，列植竹树。每饭后，扶老母循庑至南堂，观仆婢莳花灌畦。或立池上，视月之始生，清光莹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

迨至作者牵狱被逮，后复供职北地，还眷恋不已，如记述老母言“池中荷新出，柳条密蒙，桐阴如盖”，并申言将园虽又他属，然为记之心则在：“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凭依。”姚范认为“望溪文，于亲懿故旧之间，隐亲恻至，亦见其笃于伦理而立身近于《礼经》，有不可掩者”，其“亲懿故旧”的情思与人伦教喻均充溢于楮墨间。

方苞文章呈示的至性，亦显露于兄弟夫妇之情。方苞兄弟三人，兄方舟（百川）素为其敬爱，弟方林（椒塗）则尤为其怜爱，他有一毕生的愿望就是兄弟合葬，这既受到家族（如侄儿辈）的阻力，也为很多人不解，但如果结合他因母病放弃殿试机会诸事宜，似可证其家族情怀的本心。由于其弟方林早逝，方苞十分痛惜，他曾在《将之燕别弟攒室》诗中追忆云：“家贫无储蓄，老母甘糟糠。翁性嗜醇醪，客至羞壶觞。所恨尔长逝，出门增恛惶。尔能奉晨昏，细大无遗亡。长兄虽笃谨，不若尔精详。日夕下山去，身世两茫茫。”在哀拊弟亡的悲痛中，他记挂的还是奉养老母晨昏而无遗憾的至孝至情。值得一提的是，方苞并不因为坚持兄弟合葬而缺失其相敬如宾的夫妇之道，而是在注重一“别”的同时，尤重其人伦之“情”。这种情感不仅存见于他的《亡妻蔡氏哀辞》中所描述的聚散之悲，而且其采用擅长抒情的辞赋体如《七思》《七夕赋》书写离怀别绪，感人至深。比如以“七夕”题创作诗赋者甚多，而方氏之作尤多寄托，如赋中云：

况乃家辞南汉，戍絷幽都，望沙场之凄寂，忆庭草之深芜。方捣衣而身倦，乍缄书而意孤。望星河之乍转，惊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触人间之别怨；立清庭以无聊，痛河梁之永限。肠胶轕以为轳，意氛氲而若霰，激长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调变。

作者描述了牛郎与织女相思、相会、相别、相念的全过程，以比兴之法抒发人间的纯真情意，倘若对照他的《亡妻蔡氏哀辞》托蔡氏语“岂吾与君之欢至浅耶”，自可勘破其浅语深衷、刻挚动人的原因。

方苞文章最重本心与本性，其论经义亦然。如他的《读<大诰>》表面是疏解朱熹“周公当时欲以此耸动天下，而篇中大意，不过谓周家辛苦创业”数语，然勘究其本，诚如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八根据方氏《答申谦居书》所云“古文本于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认为“方望溪亦有先宗经以为基，再以期月之功讲求相承之义法之说”，其“宗经”在于“明理”。《大诰》系《尚书》中的一篇，是周公讨伐武庚叛乱的诰命之词，可其中“未尝有一语文致其罪”，作者正是要破解这一悬疑。但是在文中作者自疑而不言，开篇引朱熹之“疑”以为“疑”，关键是《大诰》不数罪而只讲“创业”，不说人事纠纷，只讲卜筮的凶吉，故其解疑用极简略的语言点破朱熹之“疑”，印证周公隐情，以阐发《大诰》之文“天命所归”的主旨。同样，方苞读史也喜好勘究其本源与天性，如《诘<律书>一则》系解析《史记·律书》，却仅释读原文“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一段文字，即由乐律之“神”发端，辨析乐器、乐数、乐理、乐政，逆转向内，主旨渐明。其中如谓“声气辨于既有器数之后，而神存于未有气数之先”“效者，呈也；情者，实也；华者，器数之形；道者，神理之运”等，不仅探讨“律”之本源，且与其后刘大櫆《论文偶记》的“神气说”、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对读，也有相承衔续之妙。

二、蟠屈与顺遂：方苞文性之践履

对方苞文章的评价，关乎后人对桐城“三祖”的认知，其代表说法如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后》所云“侍郎之文，静重博厚，极天下之物赜而无不持载”，“学博之文，日丽春敷，风云变态，言尽矣而观者犹若浩浩然不可穷”，“先生之文，纡余卓荦，樽节檃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归纳而言，则“方、刘、姚三家，各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就三者文风而言，这种评价有一定道理，倘就一家之文学创作而言，则或有偏颇，其于方氏因重其“学”者之文，故略其中的“才”与“识”，论其“静重博厚”，而于同样具有之“风云变态”“纡余卓荦”之为文的起伏与曲折，却隐而未闻。

考察方苞之际遇，其逆境人生自曾祖方象乾桐城罹祸，举家东迁而避难上元始，经家道中衰，再到自己四进京师，科举不顺，多次落第，而中岁又罹祸“南山集案”下江宁狱，解送京师入刑部狱，判死刑，历尽艰难，几死而获生。其顺境人生则是居金陵时受家教，浸润熏陶而立志为文，年二十四随恩师高裔游京师，受李光地赏识，受“文字狱”后重生，召入南书房，历仕康、雍、乾三朝，作为文学侍从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安享仕宦生涯之人臣荣耀长达三十余载。清人吴雷发《说诗菅蒯》论诗谓“诗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则亦人各有诗耳”，为文章者亦“人各有性情”，而成就其因时遇而铭心旌的情感与风格。读方苞的文章，其雍容闲雅为其基调，故其论文亦倡导“雅洁”之风，这与他生平科举入仕且为官三朝的经历有关。这一点在其重教化、论人格的文章中固然常见，但相对突出地体现于方苞有关非议世道与释解骚文的书写中，则更能见到平矜释躁的文风。如方氏非议世道者有《原过》一文，其论“君子之过”与“众人之过”，作者先明其大意：

君子之过，值人事之变而无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观理而不审者，十之三。众人之过，无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胜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过，诚所谓过也，盖仁义之过中者尔。众人之过，非所谓过也，其恶之小者尔。

该文原“过”，却不就“过”论“过”，却从君子、众人之“过”的“犯过”心理说开，其中隐含了作者曾经逆境的人生无奈，但又不陷于一己之情感，而对两种“过”进行理性分析，引出“圣贤视过之小，犹众人视恶之大也，故凛然而不敢犯”的道理，且多以众人“小过”在于“自恕”进言，并旋入其文主旨，君子与众人都应该“慎始”“慎微”。这类批判性的文章，在方苞笔下多化为清雅的描写与理性的思考。又如其解释骚文，比较典型的是方氏《书朱注<楚辞>后》。此文抓住“朱子定《楚辞》”的一“删”一“诋”论事，即赞美朱子删除《七谏》等“无疾而呻吟”的作品，而反对其诋毁扬雄《反骚》之文。这里隐含了一桩历史的文案：扬雄生西汉末变乱之际，撰成隐一腔激愤于哀怨的《反骚》文，朱熹以其曾出仕王莽新朝为由，认为扬雄其人是“屈原之罪人”、其文乃“《离骚》之谗贼”。此论影响极大，继朱熹后，仅李贽《焚书》卷五《读史·反骚》为之翻案，以为扬雄文乃“痛原转加，而哭世转剧”。方苞持论以为“吊屈子之文，无若《反骚》之工者，其隐病幽愤，微独东方、刘、王不及也，视贾、严犹若过焉”，但观方文却无骚文传统的幽怨，以及翻案之词的雄张与锋利，而是平声静气，娓娓道来，用常有的“慰病”之语，说明扬雄写其文的心态，以及对朱熹之评“于其词若未详”的疑问。

方苞释躁入雅的文字，既反映其顺遂人生的一面，也与他虽长期仕宦然仍不失林泉之心有关。如方氏《与刘言洁书》中描写道“所居左山右城，冈峦盘纡，草树蓊翳，四望无居人；鸟鸣风生，飒然如坐万山之中，平生所乐，不意于羁旅得之”，其于“羁旅”竟得“平生所乐”，人性文性于此融织。正因为长存于怀的林泉心态，故能不羁绊于高官厚禄，始终不失文士的本真，他在《与徐贻孙书》中说：“苞与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于时，苟逐众人汲汲取名致官，虽倖获之，适足以来时患，其所志者，终岂可得哉！私计己所得为而不争于众者，独发愤于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几后世之传。”“立言”之道，即文章之志，困心衡虑，却又不失澹豁心境，的确是方苞文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生平历经大难，方苞蟠屈的人生影响其为文，又有纡郁遒警的一面。这类文章有的正面描写，通过自己的境遇揭示社会并触及人性至暗处，最典型的就是作者言述身陷囹圄囚禁刑部狱的《狱中杂记》。观其文开篇，以叙事笔法选择狱中疫起一则发端：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希，往岁多至日十数人。”

紧接着又以狱中“杜君”之口回答作者之疑，以局内人（作者）为局外语，以他者（杜君）之语代自己言，转折其词而跌宕其意：

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

仅此一段开场语，已写尽狱中条件恶劣，因管理不善，致使瘟疫流行，死者摩肩接踵，而狱吏趁机敲诈勒索，贪婪凶残，充分暴露了监狱之黑暗，以及人心惟危的理义。如此警世之文，方苞或以对他者的观察和非类（动物）的描写，以揭示人性，表达其文性。观察他者的文字如其所撰的《逆旅小子》，记述了作者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九月从塞上归来宿于石槽，复于次年（己亥）再过此地的见闻。其文大略云：

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

全文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挞伐“恶民”的无良与卑劣；又通过“逆旅小子”之死，转而鞭笞“庸吏”的尸位与冷漠。顾云《盋山谈艺录》认为方苞书事之文“类严重而有生色”，其于这类杂史短章尤为突出。至于以他类喻此类，可以方氏《辕马说》的描写为例。该文是作者路行观辕马拉车之状，感发生义，以兹为喻，通过形象的描写，以为选拔人才与身居要职的警戒。如文中描述辕马行状云：

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枙，背承乎韅，靳前而绊后。其登阤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以劝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颠，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

辕马所受之束缚，所载之重量，以及所遭之鞭笞，皆众马所不能比，而识辕马者，更要防止“驽蹇者”“狡愤者”滥竽充数于其中，导致“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之所掣”，作者在文章结尾以“将车者，其慎哉”一语收束，以指斥为政者之得失，发人深省。与此文相类似的有如刘大櫆的杂文《骡说》，其说以“乘骑者皆贱骡而贵马”发义，而旨归于：“今夫轶之而不善，夏楚以威之而可以入于善者，非人邪？人岂贱于骡哉？然则骡之刚愎自用而自以为不屈也久矣！”读刘氏此文可见两大情怀：一是嫉俗情怀，即“轶之而不善”的顽劣；一是异俗情怀，即如骡之“刚愎之用”的独行。在这一点上，方、刘因人生的蟠屈而生发的纡郁遒警的文风，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苞一生的蟠屈与顺遂，也体现于科举仕路，他走的是自唐、宋以来士人预流科举的正途，却又因牵遂科场而多有不顺，这体现于文章学领域，则表现于他对古文与时文随心境变迁的不均匀态度。在《何景桓遗文序》中，作者开宗明义批评科举与时文：

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之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

文中针对何景桓溺于科举而擅长时文而发，既有对科举害人的鞭笞，也有对何氏“中道”夭折且至死不悔于时文的悲悯。文中有两则警策语见于发端，一则是“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一则是“八股之作……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换言之，方苞一方面反对科举与八股（时文），一方面又对制艺之文的“有故”与“成理”作出文章学的容受。这既决定于他参与科举又厌倦其道的人生矛盾，也决定其对时文的态度形成了批评的两翼：从古文的标准批评时文，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的思想。例如方氏在雍正十一年（1733）奉和硕果亲王之命，编撰《古文约选》以为八旗子弟学习教本，观其代为《序例》所言“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树立古文正宗以鄙薄时文，意图非常明显。而就时文之功用与写法来看，方苞又为友人写了较多的时文序，如《朱字绿文稿序》《赠淳安方文辀序》《赠潘幼石序》等，颇寄托其怀抱而赞述其文理。如赠方文辀（名楘如）序谓“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辀，以时文名天下。其于三代、两汉之书，童而习焉，及成进士，则一以为古文”，将时文与古文连接，这正是宋、明以来学者大加倡导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传统。又如题赠之作《朱字绿文稿序》，一则引朱字绿语曰“子之言皆信。吾时文之学，亦可敌于子矣”，这是针对作者当年既倡古文而又劝其进身的话，标明其对“时文之学”的自负；一则谓字绿“古文之学，数年而成；时文则数月而得其胜，虽其资材有过人者，亦用心与力之笃且专”，以称颂作者精古文而习时文，其妙处在于不隔之理，这种兼容批评也成为桐城派文学观的共识。戴名世《小学论选序》就明确指出：“文章风气之衰也，由于区古文、时文而二之也。时文者，时之所尚，而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今之经义是也。至于论者，则群以为古文之体，而非上之所以取于下，下之所以为得失者，则遂终其身而莫之为。”所以他认为“今夫经义之与论也，虽皆古文之派别，而其体制亦各有不同”，阐明古、时之别，在世之取用，而非文之异源，亦作者收束语“以古文为时文之意”。他如刘大櫆的《时文论》直谓“八比时文，是代圣贤说话，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取左、马、韩、欧的神气、音节，曲折与题相赴，乃为其至者”，亦未曾区分古、时以为二，而将两者融织于传统与现实之间，这与方苞相关的批评态度也是相契合的。

三、行方与致用：方苞文性之赋能

方苞的文性本于人性，他的为人与作文，高度统一于行方与致用，这也正是其文章创作主体的一种能力与能量。一般评价人的立身处世之两翼有所谓“智圆行方”，智圆是处世之道与人生的智慧，而行方则指立身标准与做人的操守，具有为人端庄为事不苟且的特征，倘若评鉴方文体现的精神，显然偏重于后者。考察方氏一生行事，如对家族的执念包括因母病放弃殿试，坚持兄弟合葬等；对事体的执念包括堕牢狱而不失望，为文臣不苟且于官场，平生以文章为职志，故其论圣贤之道，并非为文之涂饰，而是铭心之文性。如其《杨千木文稿序》乃为人题序，此类作品多为应景应时，而方文并不苟且，充分发挥议论，内涵丰实，表现其反对矫揉造作为文、模拟因袭为文的主张。该文遵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原则，强调文章功用，彰显道德光辉，反对仅“以文为事”，并列举古代“纪事”“论事”“道古”之文重视“有物”。如谓：

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

所谓“修身”“记事”“传言”皆为“存质”，在方文以“物”喻“德”的思想理念与创作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家族同心的意念中，方苞始终应循前人所称“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的教训与意义，他深会兄弟和睦之道，不仅尊兄友弟，还对相关事迹予以表彰。例如他知道雷鋐祖上兄弟八人合葬的事迹后，便允其请撰写《雷氏先墓表》，并引述兄长方舟语以证其情性：“人之生也，受于天而有五性，附于身而有五伦。人于五性或蔽于一，则四者必皆有亏焉。人于五伦能笃于一，则其他必皆不远于礼。”而由雷氏又联想到自己兄弟同穴之志，谓“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复中道弃余，临终命‘三人必同丘，不得以妇附’”，其信诺坚守，可见一斑。

这种行方而坚守的秉性，还体现于方苞以文章为职志的信念。他一生最大的打击，就是受“《南山集》案”牵连入狱的经历，这也影响了他此后以文字指摘政事的文风。比如在《余石民哀辞》中，他指出“观君之垂死而务学不怠，是能绝偷苟而不以嗜欲为安宅也”，“务学不怠”也是他本人的信守。清雍正十三年（1735）秋九月，乾隆帝继位，有意重用方苞，方氏以“礼学”耆宿，撰写《丧礼议》由礼部尚书魏廷珍上呈皇帝，结果“闻者大骇，共格其议”，受到诸大臣激烈反对而作罢。然食禄于朝，不甘尸位素餐，方氏又连上三疏，对治水、漕运、救荒、赋税、戍边、吏治等作建白议论，又因关涉朝臣利害，且遭忌恨，无奈格于廷议，未得实行。继后复因朝廷用人之事，触犯和硕亲王及诸大臣利益，訾议纷起，加上方苞“天性执拗”“刚而言直”，颇遭妒嫉诋毁，为政前踬而后跋，在倾轧与挤兑中只能自拔，其释解方法就是回归自我，即为“文字事”。他曾成杂文《通蔽》云：“毁乎己则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则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坚也。异乎己则思焉，去其所私以观异术，然后与道大适也……理之至者，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独而不厌乎人心，则其为偏惑也审矣。”其源荀子的“解蔽”思想而倡导的“与道大适”的自觉，正是在自省与坚忍中获得的。这见之于持身，如言“家教”，方苞作有《题教子图》认为：

《易》于《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盖欲成教于家，必身为之仪，然后可则而象也。沈君教子而为之图，殆欲其子朝夕观焉，以兴于教；亦自观焉，而正其所以教也欤？

观方氏在与子侄辈的信函中，“身为之仪”正是其行方的准则与体示。

而见之于治学，方苞在《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提出了“以六条编书”理论：“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个中“经之大义”，最重方正之道。如在《周官析疑》中，方氏于卷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一则持论云：

世儒或以《周官》理财过于详密，疑非圣人之法。非也。财之盈绌系天下安危，故《易大传》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但后世所谓理财者，惟计民之供及国之用，与圣人所以理财者异。

对《周官》“理财”的认知，不仅具有文本考证的意思，更在于对“圣人之法”的理解与“圣贤之道”的追寻。

对自己行方的坚守，也影响到对他人行为的称许，这在方苞文章中多有体现。如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记张彝叹梦岳忠武事》由忧虑直逼文章主旨，借“论古者有警”以防止现实中耿介之士“蔽于谗慝”的病症。明人王慎中《顾洞阳诗序》云：“人之性术情好，动于其中，而美恶之形成矣。因形而有声，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方苞由行方秉性转向文章致用，如《与孙以宁书》云：

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

由于孙奇逢事迹已前载于年谱，故方氏的传文仅从孙氏义举、反对逆阉、讲学等方面记叙，至于孙氏后人认为“太简略”而产生的怨望，方氏提出记事之文“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的原则。细读此文，略有三大内涵：其一，作者反对事无巨细，一并搜罗的方法，认为如同“市肆簿籍”，结果“事愈详而义愈狭”，反而掩盖人物的品格与风采。其二，要依据传主的实际情况叙事立论，倘统言“讲学宗门”“平生义侠”“门墙广大”，反而掩盖了真实的内涵与意志。其三，传记文的体要，关乎“文律”，《史记》的“详此略彼”，也是方苞所遵循的文法。而这种由行方转向征实的写作意图，在方氏纪事文章中体现最为明确。

可以方苞撰写家乡耆宿之《左忠毅公逸事》文为例，作者选择左公下厂狱时，其弟子史可法悄然入内探望这一情节，乃以浓墨重彩书写其刚毅之性，成就传神之笔：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脆，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关于纪事之文，明人朱荃宰《文通》卷十五谓：“纪事者，记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文人学士，遇有见闻，随手纪录，或以备史官之采择，或以裨史籍之遗亡。”读这篇文字，虽记述见闻，但并非“随手纪录”，而是选择三个重要情节组织成篇。其中如左光斗“解貂覆生”，显其对人才的爱护；史可法冒险探狱，遭左光斗“拨眦”怒斥一段，彰显其念在“国家之事”的风概气节；史可法每遇战事“辄数月不就寝”，恐上负朝廷，下愧恩师，以砥砺其行。

方苞文章以征实为致用，也可见于桐城文学的传统。前之者如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云：“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后之者如朱琦的《名实说》所云：“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吾闻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弃，骏马有奔踶之患而可驭。”其或论物态与性命，或论行为与名实，皆重文章的致用功能。方苞论文即重人，文才亦人才，他在《与来学圃书》中明确指出“大臣为国求贤，尤贵得之山林草野、疏远卑冗中，以其登进之道甚难，而真贤往往伏匿于此也；若惟求之于平生久故、声绩夙著之人，则其途隘矣”，论选拔人才的核心思想是“能用天下之耳目以为聪明，尽天下之材力以恢功业”，其山林草野之说，既可见方氏的人才观以致用为本，又或与其人生仕途曾有的坎坷有着内在的联系。

四、文法与文性：方苞文章学之本义

由于“桐城”作为文派概念的形成，方苞的文章写作与思想尝被统归于文派的集体意识中。最初的认知见载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述程晋芳、周永年语：“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作为桐城籍的方苞自入值南书房与任翰林院侍讲，并提倡古文“义法”以矫翰林文风，且编《古文约选》指导当世创作，始彰桐城文学于全国范围，这也成为桐城派形成之肇始期的标志。倘若返归方氏为文之本，清乾隆间顾琮撰方氏《原集三序》则另开视阈：

望溪方子，文学为世所称，而余与共事蒙养斋，入则合堂联席，出则比屋同垣，晨夕居游，无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实，与人之忠，其于幼所诵经书，常阴取以自绳削，而亦以望于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灾；事人者，必戒以谄佞之失己；为子弟者，则警以孝弟之易亏；将仕者，则数举贪人覆辙愧遗父母妻子之丑。……方子之文，乃探索于经书与宅心之实，与人之忠，随所触而流焉者也，故生平无不关于道教之文。

以“经书”与“宅心”为文章之本，且“自绳削”亦“望于人”，以观道德教化之功用，其说虽或嫌宽泛，却能得方文的实质。

方苞“义法”说的提出，是由经义而文章，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明确提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言有序”为法，倘结合方氏论文的“雅洁”说，皆属语言功夫，而“言有物”之“义”，内含君子行事与经义思想，这才是为文之“本”。而以“法”纬“义”（经），方为“成体之文”，这又契合秦观《韩愈论》所谓“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因为习惯视“义法”为“文法”，所以才有姚鼐《与陈硕士书》中“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的批评。方苞重韩愈，也在以法纬义的成体之文，如其《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云：

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之外。……夫秦、周以前，学者未尝言文，而文之义法无一之不备焉。唐、宋以后，步趋绳尺，犹不能无过差。东乡艾氏乃谓文之法，至宋而始备。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邪？

义法并非技法，作者论韩文而旁涉欧阳修、王安石，一得韩文“奥窔”而有“不尽合者”，一文法近似而“气象则过隘”，至于批评艾南英之语，强化的正是其经纬“道教”的义法理论。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进程中，有着从经纬天地到经纬道教的变化，韩愈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论“盖文心之作也”，在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然观其“道”，诚如其《原道》所述“以垂丽天之象”“以铺理地之形”“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再看韩愈的《原道》，所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于是又传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等等，提倡的是尊儒辟佛以明经义的判教传统。从这层意义上讲，方苞的文章学本于经的思想，继承的正是韩愈传递的道统，其义法说蕴涵的一定创作技法（文法），所起的也只是辅道翼教的作用。

也正因为方苞的文章学注重缘“义”明“法”，且以“法”纬“义”，故其文法亦通于文性，他在言述“义法”时，又往往从多面向展开。

其一，方苞尝合论“义法”以明文章学之本义。譬如其评点《史记》云：

楚与秦合兵由赵而怨结于齐。羽之东归，又二国首难，而其国事亦多端，故因与齐将田荣救东阿入诸田角立之釁，于救赵入张耳、陈馀共持赵柄，以为后事张本，然后脉络分明。韩魏及燕于刘项兴亡无关轻重，则于羽分王诸将见之，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

所谓“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既明史迁为文“详此略彼”之法，然其“张本”其事且“尽而不芜”，又重在“法”中之“义”。盛大士对方氏所倡“义法”有段推述，其于《书方望溪文集后》文中写道：

国朝古文之以“义法”胜者，莫若望溪先生。尝言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论其变……是以文之为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而至变之中自有其不变者存，故不极其变，无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无以造乎变化之域。

论方氏主张的“义法”，旁引韩愈文意以佐其说，深明“示人以作文义法”绝非仅属文法技巧，而要在不失“古文遗意”。

其二，方氏文章建构“义法”，还在“融会经传”的过程中。如评点《史记》文一则云：“‘遣魏人宁昌使秦’段：因宁昌使秦未还，而侧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叙羽之救赵破秦，然后以赵高来约遥承秦使未来……参差断续，横纵如意，章法颇似《左传·邲与鄢之战》。”其论太史公文意，尝本于经义，而参以传记章法而明其旨。复如《春秋直解序》有云：

盖屈摺经义，以附传事者，诸儒之蔽也。执旧史之文，为《春秋》之法者，传者之蔽也。圣人作经，岂预知后之必有传哉？使去传而经之义遂不可求，则作经之志荒矣。……余之始为是学也，求之传注，而樊然淆乱；按之经文，而参互相抵，盖心殚力屈，几废者屡焉。

方氏此书自谓补程、朱未尽之事，实承唐、宋以来诸儒的疑传、疑注传统，故于序文以质疑“诸儒之蔽”“传者之蔽”发论，且用“《春秋》之法”为例证，意在返归经文，发掘圣人治道的功用与意志。

其三，方氏论义法，实主张“活法”。在《古文约选》的《序例》中，方苞赞扬先秦及汉武帝以前文“指事类情，汪泽自恣，不可绳以篇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这既是对古文写作境界的推崇，也可视为方氏文章学的上乘之法，即“活法”。又如《方苞集·集外文补遗》卷二《读书笔记》有段论《易》的文字：

五有不可以君位言者，《旅》与《明夷》之类是也。《坤》，纯阴，五不可以君位言明矣。然或遭时之变，君方冲幼，天下事皆听于摄主，虽居人臣之位，实执人君之权，故周公特取象于“黄裳”。黄，色之贵也。裳，衣之下也。象以黄者，执人君之权，而又有君人之大德，义取于位之尊，德之中也。象以裳者，守人臣之分，而常存事君之小心，义取于性之柔，地之道也。孔子复以“黄中通理正位居体”释之，而义益显矣。黄中义取于德之中，正位义取于位之尊，通理义取于德之顺，居体义取于地之卑也。“美在其中”以下，又合“黄裳”之义而极赞之。尽此义者，其惟伊、周乎？霍光则刚而不中，亢而不下，祸灾无所避矣，失“黄裳”之义故也。

周公取象“黄裳”，孔子又释其文，且彰以“位之尊”“德之中”的经义，证以霍光“刚而不中，亢而不下”的汉史故事，其古文之活法，尽在参变之中。

其四，与方氏所倡导的“义法”相比，他更加偏重的是文章义理，取旨归经术的礼文之用。例如方苞《答申谦居书》云：

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径途，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

这封书信谈的是写作古文的方法，但作者认为《左》《史》“义法”是“期月之间可讲而明”，这又是偏于文法技巧谈“义法”，所以探寻古文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于“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八论述这篇文章时认为：“方氏此说，其进退八家，以笃经学为贵，必以经为祈向，所学乃有基，盖即养本充学之旨也。”而这其中方氏有关“义法”本身存在的并不完全一致的矛盾言说，又出于他的先经学而后义法的思想，实乃文法通于文性的义理。

桐城文派的形成离不了方苞，而方氏居首的桐城“三祖”，在文派建构过程中又形成了古文创作的“方·刘模式”与“刘·姚模式”，而方、刘之异同，又为桐城后学津津乐道。譬如吴汝纶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指出：“望溪之文，贯串乎六经子史百家传记之书，而得力于经者尤深，故气韵一出于经。海峰之文，亦贯串乎六经子史百家传记之书，而得力于史者尤深，故气韵一出于史。”其评骘二人，在贯串诸家的基础上，一偏重以经为文，一偏重以史为文，堪称知言。然则方氏以经为文，却非本于经文而已，而有传承心性与彰显礼义的特征，并融织于其或蟠屈或顺遂的人生，以及其行方的品格与致用的精神。

（责任编辑 黄胜江）

本刊自2025年1月起采用中国知网投稿系统：https://jhlz.cbpt.cnki.net，原投稿邮箱自2025年4月1日起停止使用。热诚欢迎学界专家学者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