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蕴及其实践路向

摘要：传统生产力在二元对立自然观和资本逻辑的支配下，遮蔽了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严重威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反思和超越，推进动力机制、支撑载体、实现方式和价值导向的全方位变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下生产力的新跃升和新质态，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汇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能，要从主体培育、绿色转型、科技引领、生态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发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关键词：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作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先进质态，新质生产力内含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生态要素，生动诠释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有机融合的话语叙事。加快形成和发展具有绿色内涵的新质生产力，既能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推动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形态，又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绿色动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理论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结晶。

一、生产力与生态的深层维度：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局限与反思

近代以来，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在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论”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创造了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神话，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追寻现代化的“标准版”。但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和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决定了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存在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内在逻辑冲突。

（一）生态本体论的生产力叙事：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隐含深刻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本体论意蕴，自然界的优先性和本源性决定了生产力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感性外部世界”的生态空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

一方面，自然的客观实在性是生态本体论的前提，自然力为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奠定自然基础。生产力具有复杂的系统结构，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它们都直接或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第一，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产物。马克思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本原地依赖自然界。自然界既是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以食物、燃料、衣着等形式为人类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同时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依赖着无机界。第二，自然力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是“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进入物质生产过程的用以进行加工改造或用作生产工具和其他辅助手段的自然物，它们不管是以天然的自然资源形式存在，还是以经过加工而成的人工自然物存在，自然力都为其提供了用以加工的原初材料和可供利用的生产手段。

另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和方式的体现，它的存在和发展受自然力状况的制约。第一，自然力的高存量和优质量程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速度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以财富的自然源泉（土地和水）的天然富饶程度为基础的”，自然力的优劣会影响生产力基本构成要素的状况及其技术组合方式。优越的自然环境使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及其技术以理想的状态进行组合，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反之，生产力就会发展得迟钝些和缓慢些。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受自然力规律的限制和制约。马克思曾反复强调，自然力规律总是“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超过自然力所能承载的阈值后，就会出现“功能减退、生产能力下降的趋势”。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发挥必须限制在自然力可能提供的条件及其允许的限度内，否则就会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自然力功能的衰退。为了避免自然力的“报复”和降低自然力的稀缺性，就要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力规律，合理调整和控制自然力与人类生产的关系，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二）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自然力困境与传统生产力的限度

利润至上和无限扩张是资本的天然本性，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生态短视性。工业革命以来，伴随资本逻辑与科学技术的结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征服、改造自然为前提、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物质手段、以工业生产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传统生产力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单向度索取和掠夺，是一种滥用和破坏自然力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力。

其一，传统生产力以征服改造自然为核心理念，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异化。传统生产力在主客二分对立思维的支配下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主体利益置于自然客体之上。它认为自然“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馈赠品，使其沦为资本增殖的“原料库”和“水龙头”；理性主体则被视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无所不为的统治者，他们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以一种敌对的掠夺者姿态肆意攫取自然资源。传统生产力强调通过工具理性支配自然，严重遮蔽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外在的、对立的关系，最终反向抑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与发展。

其二，传统生产力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滥用和破坏自然力的生产力。资本以增殖自身和无限扩张为天然本性，它只有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加速扩大再生产才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并从属于资本，资本“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二者的联姻使得资本超越地域性限制，在全世界索取不费分文的自然力和剥削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加速实现价值的增殖。资本在疯狂剥削工人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毫无节制地滥用和破坏自然力，工人阶级的反抗和自然力的“负反馈”成为传统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障碍。资本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有限的“二律背反”证明利润至上与生态美好是相抵牾的，也宣告了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性和暂时性。

其三，传统生产力以工业生产为主要依托，导致了自然力的不可持续。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的基础上，其生产模式是以“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直线、单向流动为基本特征的黑色不可循环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自然系统成为向社会系统输入低熵物质能量的水龙头和社会系统排放高熵废物的排污池”，经济活动难以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循环进行，生态循环受阻，自然力再生产能力下降。工业生产是马不停蹄的，自然力却是有限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因此，传统生产力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力消耗殆尽，影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本质的原初复归：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

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生产力发展“生态之殇”的“解药”，是符合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它反思并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自然观、价值立场、发展模式等方面实现了生态本质的原初复归，克服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传统生产力的自然异化症结。

其一，新质生产力在自然观上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质态。“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来理解自然，主张“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并进。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语境下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自然观的弥合与超越，主张“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考虑其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此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

其二，新质生产力在价值立场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态需求的生产力质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内在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新时代以来，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优质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质生产力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出发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方向引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致力于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共同积累和进步，让人民群众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共享经济福祉和生态福祉。

其三，新质生产力在发展模式上以绿色生产为主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质态。生态化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它主要通过生产资源的可再生性与生产过程的可循环性呈现出来。在生产资源层面，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对资源困境的突破，通过开发与利用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使得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从以煤、石油等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向以太阳能、生物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变。在生产过程层面，新质生产力强调对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进行生态化改造，把工业生产过程变为可循环的过程，其生产模式是以“资源—产品—可再生资源—产品”的循环流动为特征的闭形环合可循环模式，使得区域内不同产业之间在生态生产链作用之下互为源和流，促进产业之间生产过程的环形闭合，最终实现区域间的产业代谢与产业共生。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按照绿色、智能、泛在的要求和原则实现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的先进生产力，内蕴鲜明的绿色底色和生态特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生产力，其本质上就是绿色生产力。

（一）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绿色技术驱动生产力转型

传统生产力在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联姻下导致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当前，绿色、智能、泛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显著特征，生态理性指导下的绿色技术革命性的突破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动力机制。绿色技术是对减少环境污染、节约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它负载着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旨在消耗最小的力量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为生产力绿色化、生态化转型提供了强劲动能。

首先，绿色技术推动形成绿色高效的生产力要素组合模式。随着绿色技术革命性突破与创新应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日益呈现出生态化的质态和特征，生态型的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绿色技术的作用下实现其关联结构与优化组合的质变与跃升。在生产力的运行系统中，绿色技术渗透于生产过程中的实体性要素，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生态素质、提升劳动工具的环保水平、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对生产力要素的充分赋能和生态化重塑，为推动形成现实的绿色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绿色技术变革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求必须打破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依赖，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技术的革新和应用能够促进传统生产方式变革，改变传统生产过程中高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和大量排放生产废弃物的模式，通过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和废弃物的产生，促进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最后，绿色技术为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以兼顾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绿色技术为解决保护和发展的两难悖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一是绿色技术按照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将绿色、生态、节能、环保、低碳、循环等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推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二是绿色技术为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进提供了技术支持，它可以促使“污水荒山”变成“绿水青山”，“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

（二）从传统产业到绿色产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产业迭代升级是生产力变革跃迁的重要支撑。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是绿色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和阵地。加快推动绿色科技应用落地，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和产业链中，这就要求我们既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又对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布局建设，以产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基础。

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当前，我国传统产业面临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正遭遇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双重挤压。事实上，在新技术革命驱动下，传统产业大有可为，它可以通过嫁接绿色低碳技术大幅降低能耗和排放，蝶变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进而重塑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一是传统产业可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改造提升煤电、钢铁、石化、建材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推动能耗双控逐步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二是传统产业可以运用绿色技术推动传统制造业产品结构、用能结构、原料结构优化调整和工艺流程再造，构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锻造产业链长板，强化传统优势产业的绿色竞争力，催生绿色生产力。

另一方面，谋划布局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动能。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的布局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通过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动能。在绿色制造业方面，通过利用绿色化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以绿色工厂、绿色产业链和绿色工业园区建设为纽带，提高固废处置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实现从源头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销售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在绿色服务业方面，加强产品的绿色包装和商品的绿色流通，减少和降低流通环节的环境负荷水平，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可持续水平。在绿色能源产业方面，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绿色能源，应用和推广“绿色+智能+产业”的现代生态经济模式，提升绿色能源产业的智能化水平。

（三）从物质依赖到生态友好：生产力要素的重塑逻辑

当今时代，生产力要素的生态化是判定一种生产力质态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追求的是数量和规模的扩张，资源环境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了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新质生产力以其系统要素的生态化为显著标识，它以掌握了先进绿色技术、具备较强科技素养和生态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以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劳动工具的使用为标志，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生态化重塑为实现方式，减少了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和环境污染，是生态友好的生产力新模式。

首先，从劳动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具备科学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型劳动者为主体的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中唯一“活”的主体性要素。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科技素养和生态意识，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科学的认知，对“两山”理念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理解，且在“两山”转化过程中能坚守生态底线，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具备生态思维、掌握绿色科技的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和核心要素，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开发出源源不断的符合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走出一条兼顾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其次，从劳动对象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材料、新物质、大数据等可持续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生产力。劳动对象是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加在其上的一切物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更加注重材料的环保与可持续性，既包括传统的物质形态材料，又包括非物质形态资料。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既在自然界的已知领域不断实现突破，又能把未知领域转变为已知领域，把未知自然界物质转变为已知自然界物质，如信息、知识、数据等非稀缺、非排他、非消耗性材料等日益成为新型劳动对象并进入生产过程。

最后，从劳动资料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智能化、数字化手段为主要工具的生产力。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可以改变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是构成生产力的中介性要素。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资料往往融入了最新的绿色科技创新成果，具备更高的科技属性，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的相互融合能够共同孕育出更加智能、更加高效的生产工具。这些绿色化的生产工具与具备生态素质的新型劳动者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从而实现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总之，新质生产力将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生产力要素的创新型配置，实现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生态化重塑，从而形成了绿色生产力，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四）生态文明时代价值新范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发展生产力的价值导向直接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传统生产力以资本增殖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以无节制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新质生产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谋划发展，注重引领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体现了生产力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发展的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既各有其核心要义与基本要求，又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展现了同一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不同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科学统筹生产力发展的三重价值目标，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人本价值是指生产力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强调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内在特性。新时代以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范畴不断拓展和深化，生态幸福成为内蕴于美好生活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导向，追求生产清洁、无污染、高品质的生态产品，响应了公众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期待，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产品的出现提供了更丰富、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打通了供给体系原有的卡点、堵点和难点，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让人民群众在共享优质生态产品的同时获得生态幸福感。

其次，新质生产力的经济价值是指生产力的发展要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到质量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价值向来是生产力价值功能的基础和前提，新质生产力只有发挥其经济价值，才能实现其人本价值和生态价值。传统生产力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规模的扩张，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导致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能够更好统筹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经济总量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生态价值是指生产力的发展要对建立共荣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具有积极的正向意义，推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传统生产力是以消耗生态价值去换取经济价值为惨痛代价的，这种短视化的发展模式只关注通过榨取自然界获得的短暂性“胜利”，而对“胜利”之后的报复即生态系统的破坏浑然不知。新质生产力立足于全人类长远利益，统筹兼顾当代生态利益和未来生态空间，通过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向，使得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基础建立在新型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之上，经过可循环的生产过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不仅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同时完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复归，为维护全人类生态权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绿色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内在动力与实践路向

加快形成具有绿色内涵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汇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能，必须从培育主体、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生态治理四个方面综合施策，合力推进。

（一）从“经济人”到“生态人”：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建构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具备生态意识的新型主体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力量源泉。“生态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型主体要素，比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更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准则，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时，会以充分的人文关怀保护并补偿自然，实现人类对自然界获取和给予的平衡。但“生态人”的养成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需要从意识生成和个体践行两个方面同向发力才能促成公民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化。

一方面，加强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培育劳动主体的生态素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教育无疑是意识和文化养成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公民生态意识养成的重要途径，要求政府层面进行自上而下的宣传和引导，也要求家庭、学校、社会利用各种环境和场景重视对公民生态文化的教育与培养，促进公民的生态价值观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转型，从而树立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共荣共生、协调发展的生态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等优势广泛宣传和普及生态文明理念，通过电视媒体、抖音、快手等网络视频平台播放生态文明宣传视频，以图文声像并茂的方式向公众传递基本生态知识，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双向互动的主体际关系，让公民自觉承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责任。

另一方面，全面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增强“生态人”的行动自觉。绿色生活方式倡导每个公民在实践中要坚持物质满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的原则，适度节制物欲，增强精神消费，追求物质简单些、精神丰富些的美好生活，培育生态友好型习惯和行为模式，推动绿色生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此外，要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从供给端引导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一要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严控新增煤电装机容量，实施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智能升级计划，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二要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发展水平，“以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交通设施供给、轨道交通发展、交通工具共享，引导和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同时大力建设充电站和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推动社会生活和消费模式向可持续方向转型。

（二）从线性增长到低碳循环：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杠杆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坚持将绿色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从线性增长到低碳循环的转变是其应有之义。要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涵，积极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全面汇聚绿色发展优势动能，开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领域新赛道。

第一，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可持续性转变。要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控，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鼓励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通信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型产业发展，培育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构建绿色供应链，将绿色理念贯穿到企业生产、销售、回收等各个环节，实现产品全周期绿色环保。积极发展共享经济、二手经济，规范发展闲置资源交易，增强经济增长的内源性与可持续性。

第二，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发展。要坚持以“引绿、赋数、提效、汇碳”为原则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充分发挥传统能源的安全兜底作用，加快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摒弃过去粗放的开发利用模式，积极推动开采、加工转化、供应等环节的降碳提效；通过建设运营“风、光、储、充”项目，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促进用能方式集约高效；推动能源体系智能化，打造多种能源耦合互补、高效利用的智能能源系统。

第三，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血供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以撬动更多的资金投入绿色低碳产业之中。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形态，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它通过构建高效合理的金融市场，创新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引导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为新质生产力“供血”。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既要推动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绿色金融产品，又要在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和效益的同时，利用绿色指数所具有的标尺功能、投资功能、衍生产品标功能引导绿色投资。

（三）从要素投入到科技引领：发挥绿色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功能

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突破了要素投入的供给约束和增长限制，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引擎。要充分发挥绿色科技的引领和驱动作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第一，推动原创性和颠覆性绿色科技创新，强化关键核心绿色技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会被“卡脖子”“牵鼻子”。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绿色科技创新供给，不断塑造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瞄准技术发展制高点，“设立低碳转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重点专项，实施绿色低碳科技创新重大行动，狠抓低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攻克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同时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催生颠覆性技术，促进关键核心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第二，壮大绿色科技创新主体，凝聚多元主体合力。企业是绿色科技创新的主体，要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绿色科技创新联合体，加快绿色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创新平台基地是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聚集地，要加强对关键性、颠覆性绿色科技创新的战略研判，“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并推进绿色科技创新智库、绿色科技应用示范基地、绿色科技产业园等建设，促进一系列绿色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与转化。科研单位是推动绿色技术发展和创新的核心力量，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绩效评估考核机制，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绿色技术发明人员以持有股份、分红等形式享有技术转移转化收益，提高科研人员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

第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绿色科技创新的制度藩篱。面向未来，要实现绿色科技创新从“追随式”到“引领式”的转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健全以质量、绩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建立公开提名、科学评议、实践检验、公信度高的科技奖励机制，“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同时还要为科技管理改革做“减法”，简化项目管理流程，规范项目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让科研人员从烦琐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

（四）从碎片化到系统化：促进生态治理与生产力跃升的耦合协调

当前，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更高，必须以更高标准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改进和优化环境治理方式，坚持精准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推动生态治理实现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转变，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以高水平生态治理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

第一，坚持精准治理，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从“漫天撒网”到“精准定向”的转变。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是一种以源头预防为主的环境监管模式，它突破了传统以事后处置为主的环境监管模式弊端，实现了环境监管由“人防”向“技防”的蝶变，极大提升了环境治理水平。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排查、无人机巡查等数字技术，结合环保督察、群众信访等多种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立体监测与预警，精准识别并锁定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因子，针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度。

第二，坚持科学治理，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当前，多领域、多类型、多层面的生态环境问题累积叠加，生态治理工作艰巨复杂，必须实事求是地设立生态治理目标、安排任务，科学合理地把握生态治理的节奏、进度和力度。坚持科学治理，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根据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容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各地做出的生态环境决策，要建立在数字技术得出的精准环境数据和数据分析结果基础之上，只有依据全面的环境数据和科学的生态决策，才能确保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成效。

第三，坚持依法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生根见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供给。坚持把问题导向和人民指向相结合，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制度、政策、治理、行动等方面体制改革，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逻辑主线，一体推进建设、保护、治理、执法、补偿、产权、责任等方面制度配套。二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切实提升生态治理效能。要重点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执法不到位、惩处不得力、处罚力度不足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加强生态治理执法监督管理，依靠制度和法治保障生态治理的权威性和高效性，真正实现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 时孜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