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能统合：面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机制——基于浙南A村的田野调查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完成，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不过，“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为了推动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对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社会各界愈发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之于共同富裕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更加确证共同富裕目标导向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影响。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双重属，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由于建立运作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所以只有将时代发展情境和乡村社会环境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带入研究领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有效发展”这一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回应，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机制方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现。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共同富裕则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亟待更多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探索。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农村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落后于城市发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环节。面对如何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持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分散小农发展乏力、个体农业转型艰难，农村集体经济这一突出集体组织力量、汇聚集体资源要素、追求集体个体共赢的经济形式则广受关注。这是因为，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具有推动产业发展、促进市场改革、助推农民增收等经济属性，更具有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治理效能、再造乡村社会等社会属性。同时，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提出和系统实践的推进，重塑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情境，对其发展提出了组织统筹资源优势、壮大乡村多元产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利益正义分配、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等实践要求。在相关研究视域中，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从限于逻辑论证的理论构想逐步发展为关乎实践推进的显性命题。国家战略形塑下的乡村场域及发展情境如何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如何导向并赋能共同富裕，这种导向价值和赋能作用如何动态发展及最终实现，这些问题既关系研究视野的拓展和自主理论的补充，更关乎农民生计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推进。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确证共同富裕情境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价值意义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诸多有益探索。一是在类型归纳视角梳理农村集体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模式与类型。由于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和治理结构等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趋于多样化。实践特征、领办主体、经营方式、实现形式是比较常见的划分标准。二是在经验探索视角探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带富机理。围绕各地探索，学者进行了视角多元的经验总结，包括基层组织引领、制度政策支持、复合产业发展、产权关系明晰、治理结构优化、利益分配合理等。而对于带富机理的探讨则走向了两条不同路径，即整合性地分析效能实现的运作机制和分散性地梳理蕴含其中的深层逻辑。三是在问题解构视角探析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限度及现实肇因。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仍面临着不少挑战，其促进共同富裕的效能亟待进一步增强。不论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侧的分析，还是共同富裕实现侧的考察，已有研究导向了均质性的结论，即囿于资源要素短缺、产权结构封闭、社会治理遇挫、市场发展不足等原因，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能力不足、地区分化严重等问题。四是在路径建构视角探索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具体包括，强化党建引领、增强要素支撑、完善社会治理、激活人才动能、创新载体平台、健全制度保障的“系统施策说”，巩固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和分配制度改革成效的“制度改革说”，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增长增收机制、经营组织机制、价值认同机制、利益共享等机制的“机制建构说”等。

上述研究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推进，耦合研究视野拓展和自主研究体系架构的理论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已有研究多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践的解构主义分析，将其置于社会治理情境中的结构主义考察则仍待发展。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浙南A村微观样本的田野调查，将A村着眼于共同富裕目标、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置于社会治理情境中，在分析社会情境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上，提炼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机制，并深入阐释这一机制得以运行见效和导向共富的实现逻辑。

二、面向共同富裕的A村创新探索过程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在乡村复杂社会系统中实现的，A村发展成效的取得与该村的创新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A村由10个原“省定薄弱村”于2019年合并而成，位于浙南沿海城市的西部山区，辖区面积19.7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756人，常住人口1180人。A村早年集体经济发展乏力，多年处于零经营性收入的状态。面对分散发展困境，10村联合成立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寻求抱团发展，走出了一条红色党建领航、绿色生态发展的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富之路。A村近3年的集体经济收入都在500万元以上。合并后的第二年，集体经济总收入就达到了1353.76万元，经营性收入718.45万元，分别同比增长43.02%、463.2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3.50万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整体性创新探索的推进，使A村的发展蜕变成为可能，在不同向度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优渥条件。

（一）治理创新：优化基层组织架构，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在乡村发展的统合治理情境中，基层党组织是起到引领性作用的行动主体，治理水平是A村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A村作为一个超大行政村，首先面临着如何实现党建全面引领和乡村有效治理的问题。并村前，10个自然村的基础条件比较相似，集体经济发展水平都很薄弱。为此，当地党委、政府牵头，联合10个村的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负责村庄产业的建设推进、发展项目的承接运作等事宜。在2019年村社规模优化调整时，10村以99.5%的赞成率通过了并村方案。为了便于管理，A村设立村级党委，在各自然村分设10个党支部，在统一领导、集中治理的基础上，各个自然村的基层事务治理又保持相对独立性。与此相适应，该村村干部队伍规模较为庞大，11名村干部覆盖了全部自然村。同时，A村按照地缘联结划分了若干个小规模网格，设置网格员进行辅助治理。借助网格化的治理模式，A村的组织架构稍显特殊又颇具创新，其基层治理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社会秩序相对和谐且稳定。这种系统建构又凸显精准的治理模式，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良性运行及村民的积极参与奠定了治理基础。

（二）资源创新：挖掘村庄特色资源，化有限禀赋为经济收益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资源禀赋便是这种物质基础的基本要素。A村的10个自然村都不是资源禀赋优越村，但在抱团发展后，A村充分挖掘绿色生态和红色文旅两大资源，将有限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生态资源方面，A村借助村内几个A级景区村的优势，发扬天然氧吧特色，打造特色休闲旅游模式，推动一批农家乐和民宿的发展壮大，培育了数家集休闲采摘、劳动研学、市场营销等于一体的专业合作社。2020年，A村共计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此外，A村还打造了中央厨房配送项目，统一收购村民的果蔬，为市区酒店、事业单位等提供配送服务，每年为村集体创造约30万元的稳定收入。文旅资源方面，A村利用革命纪念馆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2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红色文旅每年带来的创收超过40万元。同时，A村还围绕红色教育基地进行了系统规划，承接红色研学、社会实践、党建团建等项目。得益于相对充分的挖掘和顾及各村的利用，A村为其特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且能转化为经济收益的多种资源形态，为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奠定相对可靠的要素基础。

（三）市场创新：吸纳多元资本参与，建构多元资本协作秩序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同样遵循着市场化的运行逻辑。为了推动市场发展，A村构建起了多元资本的协作秩序，以此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国家资金方面，国家力量通过发放生态公益林补助、供给政府外包服务、下拨乡村建设项目等方式，为集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支撑作用。集体经济方面，A村通过统一流转土地再转包经营主体以收取租金、盘活村庄建设用地转由公司运营民宿两条途径，为村集体带来每年约40万元的收入。工商资本方面，A村积极吸纳生态工商资本下乡。通过开发旅游景点、开拓生态种植、创办民宿、开办农家乐等方式，为村民创造了增收致富的就业机会。返乡资本方面，回归的新乡贤或个体户利用自家土地、流转土地、租赁住宅等资源，致力于打造小规模的休闲农庄或果蔬专业合作社。在地资本方面，村民以休闲旅游发展为契机，通过开办农家乐或销售土特产以增加收入。由此，A村形成了一个多重主体参与的市场格局，村集体经济正是在这样的协作秩序中来确证定位和获取机遇的，村民个体也因而有了更多的就业可能和增收机会。

（四）民生创新：关注民生服务建设，助力改善村民生活质量

乡村发展落脚于村庄民生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提高村民生活质量是A村创新探索的旨归。首先，多元资本参与使村民增收有了多样化的选择：中央厨房配送项目使村民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休闲旅游发展使村民通过多样化方式每年稳定增收1万余元；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周边村民增创了50余个工作岗位，往来客流也带动了200余户农户的农产品销售。较之于其他部门或组织，合作社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2020年，A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超过全国和浙江的平均值。其次，A村治理主体多方争取资源和引进项目，劝解村民放弃“低小散”的造纸业和养殖业，通过环境整治、游步道修建等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村民的人居生态环境得到了大幅改观。最后，A村充分利用和合理分配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藉由文化活动、传统民俗等方式，改善村民的精神生活质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样态具备良好基础。因此，A村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未止步于经济理性的集体增收致富，而是致力于将经济收益转化为民生效能，使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拥有坚实的民生基础。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实践机制

得益于创新探索的推进，A村实现了对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的有机统合，完成了从“省定薄弱村”到“乡村示范村”的蜕变。实际上，这种蜕变遵循着一个逻辑衔接且秩序规范的“效能统合”机制。A村总体发展的创新探索和集体经济的持续实践始终贯彻一种系统发展理念：面对共同富裕目标和乡村振兴实践提出的发展要求，在坚持共同富裕旨归、尊重村民主体意愿的基础上，A村强化基层党建对村庄发展的方向指引，探索基层组织架构的大胆创新，立足村庄资源底色和禀赋优势，构建多元资本参与协作的包容格局。在党建效能、治理效能、资源效能、经济效能等借特定载体、以独特方式输入后，集体组织的收益发展和村民个体的增收致富得到协同推进，综合效能最终转化为集体个体共富、全体村民共富、物质精神共富等成效继而向个体和集体充分输出，并对要素多元、结构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治理系统施以反馈，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由此得到夯实，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得以循环实践和持续优化。

（一）党建效能输入：“党建全面引领”提供方向指引，明确村庄发展的实践路向

得益于党组织的合理设置、村干部队伍的优化配置、党员思想政治素养的教育提高，看似分散独立、具有红色底蕴的A村党组织凝聚起了相对坚强的组织力，这就有效顾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紧密联系，继而巩固了基层党建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指引和引领性效能。

其一，基层党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方向指引。A村的发展选择同其基层党组织的判断和选择有着紧密联系。具体地说，这种方向指引既包括对内生发展、外源发展、联动发展等村庄发展范式选择的指引，也涵括对村企合作经营、村集体组织自主经营、抱团联合经营等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选择的引导，还包含对经济作物种植、农产品深加工、休闲文化旅游、红色教育研学等乡村多元产业选择的启发。

其二，基层党建为村民个体提供生计引导和价值引领。党建引领对A村村民个体的党建效能输入首先表现为对村民就近就业和农业创业的生计引导，为村民及其家庭的增收致富提供方向性选择。此外，A村产业转型过程中村民态度的转变，归功于不同自然村基层党员的协商和劝解。可见，面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村民不理解、不配合、不积极等难题，基层党组织还能很好地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

在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治理系统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其价值导向既能为基层组织重构、网格治理运行等治理层面的创新提供政治引领，也能在引导多元资本参与乡村发展的同时对其有序协作和效能转化进行边界性和规范性的规制。基于对基层治理和资本协作等外部条件加以政治引领和引导规制，基层党建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向指引和对村民个体的生计引导，均充分转化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党建效能，这就为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协同共富指明了具体可行的方向。

（二）治理效能输入：“基层治理创新”优化实践空间，重塑有效发展的社会基础

党委下设支部的体系性组织架构、覆盖全部村庄的在地化干部队伍、划分细小网格的网格化精准治理，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使村庄治理矛盾得以化解、村庄治理决策得以落地、村庄治理格局得以重塑，更强化了治理环境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个体增收致富的空间得到了重构。

其一，系统治理夯实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治理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具有很强的耦合性，后者的设置状况对前者的运作状况具有基础性影响。A村化被动合并为主动融合、化零散行动为抱团发展、化封闭环境为开放市场的实践表明，基层组织架构创新既能为农村集体经济主动探索、优势互补、开放发展等奠定治理基础，也能为自主经营、村企合作等提供治理保障。

其二，精准治理激发了村民个体在农村集体经济运行中的参与。随着村社规模优化调整，我国多数村庄与A村一样，演化成了大行政村、小自然村的格局。各自然村选举代表本村的村干部、各自然村按地缘联结划分小规模网格等精准治理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乡村治理的乡土优势，又增强了现代基层治理的精准特征。这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主体地位确证、主体意愿调动、主体能力赋能等创造了条件。

在对党建引领、资源挖掘等施以影响时，基层治理创新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空间优化作用和对A村村民个体的激励参与作用实现了向治理效能的充分转化，农村集体经济得以在愈加有效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中实现面向共同富裕的良性发展，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协同共富的社会基础因此得以夯实。

（三）资源效能输入：“特色资源挖掘”创造禀赋条件，丰富产业致富的要素支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业发展是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产业发展对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依赖性，资源禀赋的挖掘和富庶程度直接影响乡村产业的发展程度和振兴程度，同时也关系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高度。

物质资源方面，A村合理配置国家资金，鼓励吸纳工商资本、返乡资本、在地资本等资本形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资金难题。土地资源方面，通过开发撂荒土地、流转闲置土地、规范整治宅基地等，A村原本紧张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为产业致富提供了土地要素。生态资源方面，藉由生态森林、农业作物、水质条件等资源的利用，农产品深加工、休闲文旅融合、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在A村不断发展，为乡村增收增效不断创造增长点。文化资源方面，对乡村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的利用，推动了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文化资源储备实现了向集体经济效益的转化。人力资源方面，挖掘各类新乡贤资源和在地人才资源，并借助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吸纳其通过返乡创业、献计献策、项目引荐等方式参与乡村振兴，有效满足了集体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需要。

当然，上述资源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个体的作用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表现为对其发展所需资源禀赋的高质量创造和供给，对村民个体表现为对其行动吸纳和人力资本的教育提升。在外部系统环境中，特色资源的挖掘对多元资本的参与协作具有吸纳作用。物质、土地、生态、文化、人力等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过程，也是通过加强供给和吸纳行动等方式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个体分别输入资源效能的过程，这为集体组织产业增收和村民个体就业致富增强了资源保障和要素支撑。

（四）经济效能输入：“多元资本协作”助益集体发展，优化增收增效的市场结构

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主体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A村从其经济属性出发，看到了不同资本形式的相互影响与共赢可能，确证了其他经济形式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因而主动吸纳其他资本类型，在多元资本参与中探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不同资本类型对于村庄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不同作用，其他资本形式发展及其多元经济效能输入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A村的创新实践彰显了多元资本协作助益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能。在缺乏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以国家扶持、政府补助、外包服务等为形式的国家资金是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以产业投资、文旅开发、个体经营等方式下乡的工商资本则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增收增效拓宽了渠道；返乡资本和在地资本在村庄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经济参与幅度虽然有限，但这种参与也能对集体经济短板形成补充影响。在追求合作共赢的市场秩序中，受到其他资本类型的市场化影响，承包地发包收入、集体运营产业收入、集体资产出租费用等愈发成为集体经济增收的重要选择。

除了助益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元资本协作还能对村民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以此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产生助推效应。通过补充对基础设施、乡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安全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多元资本协作弥补了农村集体经济投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足的短板，继而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多元资本协作的影响主要在于其通过产业投资或项目运作形式对特色资源挖掘产生促进作用。总之，其他资本类型的参与协作可充分转化为助益集体组织发展和改善村民生活质量的经济效能，进而对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协同共富产生推动作用。

（五）效能统合输出：“集体个体协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经济发展的民生目标

随着多元效能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个体的持续输入和充分聚合，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得到了有机统合，有效发展的行动方向得到了明晰、实践空间得到了优化、要素禀赋得到了丰富、实现条件得到了改善。作用于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党建效能、治理效能、资源效能、经济效能被有效统合为共富效能。得益于此，基础性的共同富裕样态得以初步建构，统合效能最终实现了对外界环境的输出和向治理系统的反馈，尤其是使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由A村的实践来看，面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一般遵循三重实践演化路向。一是突出经济属性，促进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协同共富的共赢性路向。多元效能的输入，不仅直接、同步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和村民个体的发展致富，使其发展初具协同共富属性，同时，在明晰开放的产权结构下，通过集体股份分红、发放年终奖励、发放弱势群体补助等方式提高村民收入，集体的发展壮大也进一步惠及了个体的增收致富。二是突出社会属性，助推充分惠及全体村民和具体个体的全民性路向。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得益于特色资源支持、多元资本促进，产业发展发挥着创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村民在地创业、拓展村民增收渠道等作用，村民的工资性收入、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全体村民不断趋向全面富裕的实践愿景，关涉全体与关照个体的社会属性得以充分体现。三是统合双重属性，助力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的辩证性路向。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的投入逐年增加，村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显著提升，村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开始向着富裕样态演化。这种趋向完全契合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

遵循这些实践路向和统合方向，输入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多元效能，最终实现了向脱贫成效、增收成效、共富成效的转化，并随之向要素多元、构成复杂的乡村振兴社会系统和实践场域不断输出，对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治理系统产生反馈。这种反馈既折射着外部系统的积极面向，引导相关实践借鉴经验以更新先进做法和有利举措，也反映着治理环境的不当之处，倒逼相关行动汲取教训以实现治理优化与实践转型。在如此循环往复和动态优化的发展系统中，面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乡村振兴的实践要求，村庄发展的民生目标得到了初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得到了持续推进。

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实现逻辑

A村的实践过程和创新发展印证了乡村振兴中多元实践效能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转化，继而向集体个体协同共富成效输出的可能性。“效能统合”实践机制得以运行见效，是因为实践主体一直坚持用系统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情境中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问题，重视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合，并且始终遵循契合时代情境和迎合发展需求的实现逻辑。面向共同富裕的新要求，得益于村庄发展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的精准识别、资源要素挖掘和资本要素整合的最优行动、集体经济发展实践的系统审视和协同推进、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的民生关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结构和治理系统得到了重塑和优化，而这正是其得以有效发展的关键逻辑。

（一）问题化解逻辑：识别村庄发展的关键难题，聚焦集体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实践中，首先面临在复杂的乡村社会系统中寻找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问题。A村坚持将问题导向作为重要方法论，将村庄发展的关键难题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视为首要突破口，将化解实际问题和补齐发展短板作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直接出发点。

资源禀赋一般型村庄往往存在集体经济薄弱、工商资本匮乏、产业基础衰弱等多种经济难题并存的现象，但不同村庄的经济发展切入点各有差异。缘于对人口流失现实境况的考量、对“组织起来”历史经验的吸收、对分散个体行动弊端的批判和对集体经济整体优势的肯定，A村将集体经济发展乏力识别为制约村庄发展的关键难题，探索系统性破解集体经济动能缺陷、环境约束等问题的统合机制。

在反思集体经济发展进路时，A村将其置于更加复杂的社会治理情境中，将社会治理不力、要素供给不足、市场结构不优、民生建设不佳等现实短板视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优化基层组织架构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挖掘特色资源以化有限禀赋为经济收益、吸纳多元资本参与以建构多元资本协作秩序、推进民生建设以改善村民生活质量，最终都是为了化解现实问题和弥补薄弱环节。

凭借充分主体性完成关键难题和薄弱环节的精准识别，在农民主体性和村庄自主性普遍缺场的乡村是难能可贵的。问题化解逻辑在A村得以贯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A村形成了对集体与个体关系的科学把握，将集体组织与村民个体视为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村庄需要坚持用问题导向和问题化解的意识审视集体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现实样态、集体经济与个体增收的实然状况。

（二）要素整合逻辑：寻求资源挖掘利用的最大化，探索多元资本参与的最优解

现实问题的化解依赖资源禀赋的利用和多元资本的投入。但对自然资源匮乏、产业实力薄弱、经济基础一般的村庄而言，过分要求资源数量增加和资本构成扩充不切实际，资源挖掘利用和多元资本引入的效率问题更为关键。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如何使可及的资本得到最广泛的引入和转化，是持续创造物质资源、不断提供要素供给，继而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创设优渥条件的关键。A村挖掘特色资源和优化市场结构的探索，正是从整合要素、提高效率、注重产出这些方面着力的。

限于自然约束和先天劣势，A村的资源储备并不可观，好在其具有独特性。农村集体经济寻求有效发展依赖在这些特色资源上“做大”并“做好”文章，将内蕴的物质、土地、生态、文化、人力等资源形态充分盘活、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因此，A村充分挖掘村内资源，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乡村振兴普遍面临资金困境的背景下，发挥不同资本类型的差异化功能，吸纳其他资本形式助益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或加大对民生建设的补充投入，有利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面向共同富裕的有效发展和效能输出。A村广泛吸引其他资本形式，探索出的资本协作最优解，便是这一逻辑的例证。

在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这一最终关涉民生的问题上，追求资源挖掘利用最大化和探索多元资本参与最优解的要素整合逻辑，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资源挖掘和资本引入首先是为集体经济增效和村民个体致富等经济性、利益性目标所服务的，因而这种发展实践是具有工具理性的。不过，这种经济追求并未导向少数村民的效益积累或资本主体的资本扩张，而是导向了集体个体相互协同、充分惠及全体村民、物质精神同时在场的共同富裕，就此民生价值而言，这种实践又是富含价值理性的。

（三）系统协同逻辑：系统审视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多重实践效能的协同

探寻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之道时，村干部不能局限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结构优化、制度机制重构、实现形式选择等本体性探索，而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属性，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乡村振兴复杂系统和治理结构中，重视并强化外部实践效能对集体组织发展壮大和村民个体增收致富的协同影响。

面对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和发展乏力的现实难题，需要打开思路、拓展视野。A村不仅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找内因，还主动从组织之外的外部环境和治理系统中寻找实践归因和解决思路。联合成立旅游开发公司、抱团设立基层自治组织、优化多元资本协作秩序、建构集体个体协同格局等创新性实践，都是在复杂的乡村社会系统中系统审视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的体现。

由于作用领域和影响方式不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资源供给、市场结构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系统环境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实践价值。为了追求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及对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协同共富作用的最大化，需要遵循规范的协同逻辑，即注重不同外部影响在系统中的精准定位和效能输入，在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等相关行动主体上实现作用统合。

此外，党建全面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特色资源挖掘、多元资本协作等要素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单一要素最大效能的线性叠加，这是“效能统合”机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最大优势。A村的创新实践表明，集体组织的发展壮大、集体个体的协同共赢、村民个体的增收致富、村民生活的全面改善，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和系统场域中多方力量溢出价值的精准生成和协同效能的充分输入有着紧密关联，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场都难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实现面向共同富裕的有效发展。

（四）民生关怀逻辑：同等重视、同步促进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回应“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要求，凸显社会效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能只关注集体增效和集体富裕。集体富裕如何惠及个体富裕、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如何协同共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如何同步推进，都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长远视之的问题。集体组织与村民个体协同共富、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根本上服务于这一民生目标。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每个具体个体都是共同富裕的关怀对象。在乡村场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在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的协同中实现的，集体组织和村民个体构成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民生关怀对象。这就规定了集体个体协同共富的双重路径，即促进集体增收以完善利益分配和直接促进村民个体增收致富，A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实践便遵循了这样的理路。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集体经济发展能对其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产生赋能效应。突出经济效应，其对村民物质生活富裕的助推主要通过扩大集体股份分红、加大年终奖励幅度、拓展村民增收渠道等物质增收方式来实现；突出社会效应，其对村民精神生活富裕的助推依赖于加大对公共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

共同富裕虽不等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但作为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目标导向，村庄对待集体组织发展、村民个体致富、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的态度应当是平等且平衡的，即抱有同等重视心态并施以同步促进行动。这就有利于强化追求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以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心。

五、结论与反思

基于浙南A村的田野调查，对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的农村集体经济投以社会理性考察和结构主义分析，可以揭示出坚持共同富裕旨归、尊重村民主体意愿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实践机制，即重视党建效能、治理效能、资源效能、经济效能等的统合输入，借此转化为集体组织收益发展、村民个体增收致富之协同共富成效，并向外部环境和系统场域持续性输出和动态性反馈的“效能统合”机制。这一机制得以运行见效、农村集体经济得以有效发展的关键缘由，在于实践主体将共同富裕作为最终旨归，自主探索乡村振兴路径，规范遵循问题化解、要素整合、系统协同、民生关怀的实现逻辑。

“效能统合”有效发展机制的挖掘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一机制的揭示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入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情境中，在学理上确证了时代发展情境和乡村社会环境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为相关问题的学理研究找到了一种社会理性考察和结构主义分析的思路。另一方面，鉴于不少村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济理性探索不足以充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这一机制的挖掘论证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资源供给、市场结构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资源禀赋一般型村庄的集体经济有效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或相对更优的路径。

当然，数以万计的中国乡村在发展基础、治理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差别，系统构成要素状况、集体经济发展样态、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均不可能完全一致，加之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实践的高度复杂性，“效能统合”机制及其实现逻辑的细节性机理也难免会随着时代变迁和场域演化而产生变化。就此而言，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机制如何动态演化、各系统构成要素的不同影响效应如何协调、共同富裕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村庄如何从“效能统合”机制中获得启发等问题，依然需要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分析。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