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明清徽商：徽州宗族建设的强化剂

宗族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对宗族的研究不断深入，涉及宗族社会的性质、宗族的演进与社会变迁、宗族的社会控制、宗族文书、宗族与村社的关系、宗族的继承问题和人才问题、族田问题、宗族的职业观、宗族诉讼、宗族文化、望族和宗族与地方社会，以及宗族建设等等。但在宗族建设方面，还没有专论徽商与宗族建设关系的文章。叶显恩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中指出“徽商还将赚得的一部分利润用来建宗祠、祭田、族田、义田，修族谱”，但没有展开论述。唐力行在《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一文中探讨了宗族势力如何支持徽商、徽商如何利用宗族势力经商，虽然也提到了徽商对宗族的贡献，但除了置族产外，都是一带而过。这就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在传统宗法血缘关系下，徽州也是个宗族社会。虽然徽州宗族是很早随着北方中原人南迁而建立起来的，但直到明清时期宗族建设才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徽商推动徽州的经济发展、丰富族人精神生活并直接参与宗族建设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弃农服贾振兴宗族经济

徽州流传一句俗谚：“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指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同时，有限的田地“徽州个体家庭所占有的土地在全部土地的份额上，比例是很低的”。这样的生存条件无疑对宗族建设极为不利，宗族的凝聚力也薄弱。

徽商对宗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带动族人弃农服贾。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已固化了两千多年。士，也即读书入仕，无疑是人们向往的，但对徽州人而言，生活都难以为继，何谈读书科考？人多地少，务农也不行。那时的手工业又容纳不了过多的劳动力。这样，就只剩下经商这一条路了。但重农抑商的国策、鄙商贱商的观念，像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条鸿沟，很难跨越过去。

难能可贵的是徽州总有一些先行者，为了生存，他们勇敢冲破传统观念，迈向商途。尤其是明中叶王阳明的新儒学在徽州传播打破了理学的一统天下，“四民异业而同道”、“虽整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说教驱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一些先行者遵循王阳明的说教开始了思想动员。

明中叶歙县商人许大兴，家中累世务农，但他善于思考：“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十一，贾之廉者亦十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他认为古人不是瞧不起商人，而是瞧不起那些一夜暴富的贪商，于是理直气壮地出去经商，“公故知取予，能时低昂，曾不逾期，赀用大起，遂以盐策往来淮楚间，起家累巨万，堂构田园大异往昔，而声名奕奕然盛矣”。榜样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明中叶婺源商人李大祈，自少读书，欲走科举之路，经商的父亲去世后，为了不致家道中落，毅然弃儒服贾，他对别人说：“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大飞跃。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业骎骎百倍于前，埒素封矣”，在家乡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这批先行闯荡商海的徽商不仅以身示范，而且在外发现商机后立即呼唤同宗兄弟前来抱团创业，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明中叶歙县瀹潭方廷珂独自贷款闯天下，终于在近六十岁时“饶盈万金”，发家致富。但他没有只顾自己，“凡族中子姓，稍习贾者，悉携汴上偕贾，携济几百家，悉起家千金，皆公之惠也”，这对宗族的贡献何其大！时人赞颂他：“独崛起远贾，受百挫坚决不移，卒能起家万金，利济全族，河润乡邻。”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徽人程君（名不详）青年时随舅父在江淮间做小生意，是所谓下贾，后逐渐积累资金成了中贾，又“稍稍徙业两广，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成大贾”，之后，他呼唤同宗很多人来到两广跟随他经营，“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授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清朝初年的休宁商人金汝珍，“及长游吴下，托身臬帛。吴俗浮靡，绝不为所染，兼以才识过人，不十数年而所业日以茂矣”。致富后他大力提携族人，“自是族人至吴者，赖其余业以衣以食，未可数计也”。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明清时期徽人经商就出现了行业宗族化的现象。比如盐业宗族化的现象就非常明显，“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塘之黄、岭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显然，只要一人创业成功，同宗族的人也随之而来，走上致富之路。

一代代徽商在外创业，又一代代将同宗的农民青年引上弃农服贾之路，这是一条共同富裕之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宗族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大大提升，为加强宗族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血缘联系也同时得到了强化。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一个宗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二是族人入仕。归根结底前者最重要，因为只要有经济力量，就有可能培养宗族子弟读书，就有可能步入仕途，而“凭借科举入仕形成的人才群体优”，即使是支派也可成为宗族中的佼佼者。所以，徽商带动族人致富，加强宗族的经济力量，这对宗族的发展壮大、提升宗族的社会地位是有战略意义的。

二、赈贫济困稳定宗族社会

徽州宗族无不千方百计增加族产，培厚宗族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也需要社会长期稳定，徽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赈贫济困，成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器，主要体现在对族中弱者、贫者，尤其是鳏寡孤独的救助上。

从文献记载来看，徽商多置义田，即所购田地的收入归宗族，用来接济族内穷人。据民国《歙县志》记载，那些在扬州业盐的歙县商人，“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贫乏”。不仅歙县这样，徽州其他各县无不如此。清婺源商人程世杰，“尝置义田三百余亩，立义仓，丰年积贮，遇凶祲减价平粜；又念远祖本中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力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有余即置田，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

为了使义田持续发挥作用，有的徽商委派专人，订立制度。如明祁门商人胡天禄，“输田三百亩为义田，请缙绅先生序之，订为条例。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者、嫁者、丧者、葬者、婺妇无依者、穷民无告者一一赈给。大约皆师范希文法。曾孙征献缵绪遗志，亦输田三十亩，益有余而增未备，厥有祖风”，有效解决了义田长远发挥作用的问题。

徽商不仅捐义田，还捐造义宅。如歙县商人佘养浩经商致富，念念不忘穷人，于是“为屋若干楹，凡族之疏而老者听入居之，其所费己赀也。其事在弘治甲寅（1494）之岁”，“义宅成，而佘氏之老者得所，疏者不至于途人”，难怪他“义声流闻，至有歌咏之颂之者”。歙县瀹潭方起经商发家后日骎骎慕义不倦，在絜里之东买到一块地，“其地旷夷可为义舍以庐族之无告者，舍东西庑，面阳爽垲，足以贮义田子粒，子粒足以沾无告之口”；既造义宅，又造义仓，规定每月一日次第施布。歙县商人汪元恂，“业渐饶裕，庀材伐石，筑广厦于里之西偏，以处周亲，凡三百六十四步，纵而南向者三，横而东西列者六，中敞为堂，前旷为场”。可想而知，宗族有这样的义宅义仓，族内无依无靠的穷人就能食有米、居有宅了。

有的贫民去世后无葬身之处，也有徽商置办义冢。歙商佘邦直捐出二十亩自家土地：“不惜膏腴之地，以施死者，此其布德施惠，非所谓富好行其德者耶！”

有的徽商采取别种方式济贫。婺源商人洪轩在南京上新河经营木业，素好行其德，“居乡每值岁寒风雪及岁除时，多备絮袄米票，择端谨干纪数人，分巡闾巷，散给贫老之家，不告姓名而去”。显然他接济的多是本族穷人。婺源潘逢漛，“家稍裕，即以利人为心”，“族里中有老而无依者，男妇共十余人，前后就食于其家以终”。明代歙县商人吴公逸致富后，“每岁终，计族人老幼，授粟授衣”。汪景晃更是典型，“业贾三十年，年五十以生产付子孙，专务利济族之茕苦者，计月给粟，岁费钱百五六十千。设茶汤以待行旅，岁费钱六七十千。冬寒无衣者给之衣，岁费钱约五十千。疾病无医药者给以药，贫不能亲师者设义馆，岁费钱约二十千。死而无棺者给之棺，岁岁行之，至年九十时，所费以万余，计给三千余棺”。

徽州自然灾害频发，据学者研究，徽州灾型有蝗、虫、疫、地震、风、雹、冷、兽、火、饥、旱、水等多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频繁,分别占到总数的23.56%和20.94%；由各种原因造成的饥荒在比例上占第三位。若以县计，明清时期徽州发生水灾131次、旱灾109次。徽州每隔二三年就有一次水旱灾害，大小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徽州很多宗族之所以有较强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在危难时刻宗族中的商人表现了强烈的宗族情怀，伸出援手帮助族众度过难关。一般的小灾害，大多族众还能抗得住，少数穷苦族民在热心的徽商帮助下也不至于饿死沟壑。如歙县商人柯永芳，“宗族岁歉，即发粟平粜以济贫乏”。黟县大商人胡学梓，“遇岁歉赈族党，前后计米六千石”。婺源商人胡衡也是如此，“岁歉，出谷万石，减价平粜，全活甚众。族之待以举火数十余家，死而无殡者，咸给以棺，颂义之声载道”。徽州方志、家谱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正是由于众多徽商的关照，歉收或小灾才没有给族众造成大的伤害。

一旦发生大灾，更见徽商的宗族情怀。明代隆庆戊辰（1568）夏歙县发生大旱，“邑属大饥，邑以南饥甚”，“居民掘蕨葛茇糊口，蕨葛茇且穷”。眼看一些穷人“坐待毙，几偃仆沟壑数十家”，这时商人方道澜泣告父母，要捐钱买粮赈济，获得父母支持，“凡待以举火者皆获生无恙”，终于帮助受灾族众度过了饥荒。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歙县发生大饥荒，“人食草根树皮几尽”，歙县商人柯永芳“出积粟以振不足，复往籴邻境，全活甚众”。

最严重的一次大灾是乾隆十六年（1751）大旱，农田颗粒无收，由于河道干涸，外地粮食难以经由河道运进。徽州知府何达善只得请求士绅向在扬州和汉口经商的徽商求救，外地徽商得知家乡危难的消息后，迅速发起捐款：“扬商程杨宗、程梦发、徐士修、黄履暹、洪徵治、程柟、汪玉枢、江春、汪立德、汪允佑、马曰琯、黄为荃、闵世俨、吴凤华、朱嘉勤、汪宜晋、吴如棠、江楠、汪玉玑、汪永求、吴裕祖、罗本俅，共捐银六万两。楚商吴鼎和等平粜存剩银六千一百八十六两零，扬商徐士修等振粜存剩银九千三百三十四两零，总贮府库。”何知府拿出三万两买粮赈济灾民，三万两买谷贮仓备用，为此特建惠济堂，建仓六十间，每仓贮谷五百石，共买谷三万石，还订立了《惠济堂条规》。

这次大灾，徽商已突破了宗族局限，发扬了极大的爱心，帮助家乡度过了空前的灾难，充分反映了徽商的家国情怀。徽州几百年来大灾小灾不断，但都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乱，也没有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徽商。

扶贫济困、赈灾救荒，是宗族的重要功能之一，徽商的上述行为实际上是代行了某些宗族功能。这样的徽商越多，宗族这方面的功能就发挥得越好，宗族的凝聚力就越强。

三、励学入仕提高宗族地位

宗族建设除了振兴宗族经济、稳定地方社会，更重要的是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努力成为望族。传统社会衡量一个宗族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宗族有多少人入仕、官阶多大。因此，徽州宗族无不希望子弟认真读书，将来能够蟾宫折桂，光宗耀祖，这是宗族的大事。歙县人吴珮以服贾起家，他常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家门，顾我方事锥刀末何以亢宗？诚愿操奇赢，为吾门治祠事，所不卒事者非夫也。”汪才生在杭州业盐致富，督促两个儿子读书，说：“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也认为只有读书才能“亢吾宗”。休宁商人吴次公临终前给四个儿子留下遗言：“而翁从此西矣，大继当室，大纯佐之，大缙业已游成均，治经术，大绅从之。四人者左提右挈，以亢而宗，而翁暝矣。”读书入仕可以说是徽商的最高追求。

供养子弟读书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无从谈起的。在徽州，能够承担这一职责的又是徽商。徽商有一句名言：“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鲍柏庭“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明末歙人鲍省吾与鲍柏庭同以业鹾起家，“尝置有斐堂以为子孙读书之所”。明末歙县商人鲍继登以盐策起家，“尝建德文堂为书塾，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明代方震“尤好儒业，岁不吝百金馆谷学士督过其子，三子皆治经术。馆宇值千金费，园池庐厨悉备，公欲延四方名诸生偕子丽业”。有的徽商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子弟读书上，清代徽商朱庆霌“少劬苦于学，不得志有司，遂弃去习贾汉阳。然志不在贾也，家少裕即告归，辟精舍积书其中，延师课诸孙及群从子孙”。不仅如此，“公朝夕往视，洒扫馔食唯谨。每较艺，令列坐一堂，自督守之。既成，以请于师奖善，黜不中程者。岁率如是，以终其身不懈。盖公自嗛于其学之未卒业也，故嗜学如饥渴，视能学之士如宝珍，而望其后之人之学如望岁焉”。他亲自督学，亲自奖惩，盼望后人学有所成就像农夫盼望丰收一样，心情甚是迫切。

徽商都认识到，一个宗族培养的读书人越多，宗族就越有希望；宗族子弟科举中试入仕的越多，宗族地位就越高。所以他们不仅培养自己的子弟读书，对宗族子弟的读书也十分关心。有的宗族子弟因贫穷读不起书，徽商就办义学免费让他们就读。徽商汪涛“置义学、义冢、赈贫、恤孤善行甚多”。江蕃治鹾广陵，早自树立，“尝捐修宗祠，设立义学”。徽商鲍兆瑞，“置义学、修新岭……义行不可枚举”。休宁程子谦虽为太学生，也“修郡邑学宫，置郡邑义学田”。徽商程增“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敎之”。朱宗潘经商致富后，“一志为善，建义仓，立义学，置义山、义田，见义必为”。孙镐是官员，家人经商，他也不忘宗人子弟的教育，拿出家产“购鸿胪第为义学，置千金权子母，为通族教养计”。类似的例子在徽州地方文献记载中不胜枚举。正是在徽商的大力支持下，即使族中贫穷子弟也能受到基本的教育，这对丰富族人的精神生活、提高文明素质是有好处的。

不少徽商还支持文会，即以文会友。《礼记·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很多宗族都建有文会，供读书人聚会研讨。文会需要经费，基本上也是靠徽商支持的。清代婺源商人潘元彪，“族有文会，岁久寖衰，捐金振兴之”。商人潘开祥，“兵燹后，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皆出其力”。文社，就是文会。绩溪商人章有元为了振兴宗族，“尝输己田倡立文会”。休宁商人汪国柱，致富后慷慨输资“修本族文会馆”，以供本族士子会文之用，此举受到宗族的热烈赞扬。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战斗了十年，对徽州摧残很大，战乱平息后，徽商就想到振兴文教。婺源商人胡华钺就是这样，“里故有文会，因兵燹废弛，府君惧文风不振，撤团后倡行月课给赏，资大小试，馈程仪，有攻苦励学及子弟能文者，辄敬爱欣奖之”。

比文会更高级的机构是书院，书院是供士子较长时间读书的场所。书院不仅有士子，还专门聘来山长指导士子读书。明清时期徽州建立的书院最多，可以说完全得力于徽商的大力支持。婺源商人程亨嘉经商致富，积而能散，“建紫阳书院，仍造两廊书房十八间，以为邑绅士讲学之所”。俞大凰也是如此，“嘉庆九年，邑兴紫阳书院，大凰子将所殖金输一千两以助膏火。邑侯丁给之额‘为善不倦’”。同县吕嘉猷，“阖邑倡新书院，渊（嘉猷子）以嘉猷名，捐千金，丁邑侯给额曰‘义式乡闾’”。据方志记载，此次还有不少商人亦捐千金相助。绩溪章必泰，本邑“东山书院鼎建，自备资斧，襄蒇其事，名邀嘉奖，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清代歙县盐商鲍志道最热心书院，“其乡有两书院，一在城内曰‘紫阳’，一在城外曰‘山间’，并垂废矣。公慨然与乡士大夫作新之。以状白盐使，请援扬州安定书院例，出库金增诸生膏火，自以私财白金三千两益之，于是城内之紫阳书院成，又出白金八千两自置两淮生息，以复城外之山间书院”。黟县的碧阳书院也是在徽商捐助下建成的，“嘉庆十六年（1811）前令吴君甸华谋于邑中人士，裒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修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其他诸用亦各条分缕析，预防流弊”。这“邑中人士”，当然主要是徽商。黟县舒大信，“邑人议建书院，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歙县商人程国光，“倡同邑业鹾于浙之鲍清等，捐输广厦十余间于问政山麓，以为诸生肄业之地。而侯因以为问政书院。凡紫阳所不及收者，咸得归之问政”。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运行几乎都得到了徽商的支持，这对宗族的发展是很有利的。

由上可知，徽州宗族子弟读书的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所以徽州士子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连连取得佳绩，甚至出现“连科三殿撰”的科举佳话。与此相关联，徽州人在政界表现也很好，出现了“十里四翰林”“父子宰相”“父子尚书”“兄弟尚书”的官场佳话。明清时期徽州有那么多望族，绝不是偶然的。

四、建宗祠增强宗族凝聚力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远大的精神追求，宗祠建设就成了宗族建设的首要之务。宗祠是宗族的象征，是宗族成员祭祖、议事、聚会的公共场所，是宗族最重要的建筑。时人说：“吾国重血统，所以维护家族者其法甚备，而以宗祠为之基础。盖宗祠之设，固不第妥祖宗、奉祭祀而已，且于此联族属焉，叙昭穆焉，严礼法焉，主风教焉，解纷难焉，其关系之重也。如是故聚居百家以上者，莫不亟亟建设祠宇，一若非祠不足以名族者。”可见，宗祠对宗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明人汪道昆即说：“新都礼义之国，诸大宗各有祠。”

宗祠建设花费不菲，理应由宗族成员分摊，但贫民往往承担不起，这就是不少宗族的宗祠迟迟建不起来或颓圮迟迟不能及时维修的原因。明代歙县人方承训记载了瀹潭方氏宗祠的建立过程：瀹潭方氏人很多，但一直没有建宗祠，主要是缺乏资金。后来由于经商，这个宗族稍稍发展起来,“族之稍饶者十五，中饶者十三，上饶者十一二”，于是建祠，廷闰公、起公带头各捐五十两，其余以次而差，最少也缴三两银，终于积攒了四千两，开始鸠工庀材，择地奠基。整个工程始自嘉靖丁巳（1557），花了七年时间才竣工。由于资金不足，又七年后才在祠前建成牌坊，题刻“方氏宗祠”。由此可见，建设宗祠是很不容易的事。明清时期徽州的宗祠特别多、特别壮观宏伟，就是因为徽商提升了宗族的经济实力。

很多徽商非常关心宗祠建设。明代徽商潘景升所在宗族一直没有宗祠，宗族祭祀不成礼，景升父亲捐资创建宗祠，景升继之赞助，终于建成潘氏宗祠。景升又“定祀期，议祀礼，祀已而馂，燕毛序齿。陈家训，举社约，歙然兴仁让之风”。歙县著名墨商方于鲁上世居住聊墅，无宗祠，致富后毅然“倾橐之半”，偕宗人创为之。明中叶歙县商人许禾至性诚笃，轻财好义，“思所以为义者，则无若先奉先而后逮下”。本族没有宗祠，“于是捐二千余金鼎建宗祠，恢其堂皇，而敞其除道，岿然高阳里当涂高矣”，使得高阳许氏宗祠名闻遐迩。休宁查洞以盐业起家，创构堂厦，兄弟同居，又“独建宗祠，聚族属以妥先灵，种种隐德，难以枚举”。休宁程悦认为宗齿日盛，倡议“建宗祠崇先祀”，在选址时，形家指程悦的一块土地最宜建祠，程悦毫不犹豫地说：“厥既得卜，即经营，吾何爱？”毅然捐出这块土地。这一义举感动了大家，宗人“率胥效义，工赖告成”。歙县商人汪玩，“首捐万金建宗祠，祠遂为一郡最”。徽商独建、助建宗祠的例子在徽州家谱、方志中屡见不鲜。正是在众多徽商的赞助支持下，徽州一座座雄伟壮观的宗祠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全国之最。

不少徽商不但捐资建宗祠，而且承担或主持宗祠的建设工程。休宁商人金源回乡后，“宗祠之建也，初犹分任，晚独主办”。徽商吴元绅，其父和斋公创建本族宗祠，亲自担任经理，“稽工程，司出纳，猥琐烦剧”，辄命元绅负责。元绅“日夜勤劳，告厥成功”。后二年重建“棣华堂”，元绅又日夜勤劳，以竣厥役。祁门商人周邦治也是宗祠建设的有功者，据家谱记载：“初，吾乡整葺宗祠，公同吾族曾叔祖涵三公为之首倡，前堂后寝，伦奂巍然。自始事以及落成，公力居多焉。”

宗祠建成几十年后会有损毁，必须及时修葺，这又要花费大量资金。而这时又往往是徽商挺身而出，捐资修葺宗祠。婺源商人胡华钺所在宗族，“祖祠建自前明历三百余年，梁栋日就倾圮，同治戊辰（1868）仅成后寝，正寝卒无成议”。华钺亲自“度地量材，诹吉鸠工，沿门劝捐，多方筹画，敦匠事，躬亲巨细，历三载告竣，规模较旧轩昂，族人举欣欣然，喜而相告曰：‘是役也，为功于宗族大矣’”。不仅如此，“祠宇既成，凡祠中陈设、几席、祭祀器皿及平时需用什物，靡不购办完备。祠有事，用毕则亲自点数，一一安置停当，夜阑人散，犹篝灯检点庭室，关锁门户，二十余年无少懈”。这种精神真难能可贵。休宁商人黄希贤所在宗族是个望族，黄氏宗祠也早就建了，但到了希贤成年时，宗祠已有数楹颓圮，由于资金困难，一直得不到维修。希贤奋袂起曰：“人之生也，上则以诗书致科第立功名，显其宗祐；次则积德累行为完人，不辱其先；又次则经营积贮成家，长子孙以拓其业。宗祠复整，皆自我为之，奚不可致者。”发誓整修宗祠。于是他往来吴楚，努力经商，不数年而获售致累千金。他将赚得的钱用来修葺宗祠，“卒使庙貌聿新，焕然丹垩，虽其子克成之，孰非公之遗绪耶”，父子两代人终于完成了夙愿。休宁商人孙承训历尽曲折，经商致富。家乡孙氏宗祠“三修三圮”，都是承训“三损其赀”，拿出重金，“费至无算”，彻底维修宗祠，终使孙氏宗祠“岿然甲于里中”。歙县江承珍也是如此，“江姓宗祠素称巨丽，年久倾败，公念先灵式凭，倡议新之，更出三千余金置赉成堂、东皋堂、茂荆堂，祭祀田产、粢盛酒醴于是焉出，俾得洁几筵以奉笾豆，世世蒸尝无缺焉”。可见徽商对宗祠的贡献确实很大。

有的徽商为维修宗祠操劳过度，甚至献出生命。祁门周邦侠先后随父祖在汴梁创业，明清鼎革后又去杭州创业，到老积攒一笔财富。1687年周氏宗祠颓坏，此时邦侠已回家乡，于是带头捐资为宗人倡，宗人积极响应，量力佽助。众人鸠工庀材，并委托邦侠经理此事。邦侠“日夜靡宁，越三年而规模乃定，自寝室以至堂庑者皆务广前制”，但“犹以未称完美”，可资金已不够了。于是邦侠亲自到外地宗人处募款，他“抵芜湖、南省，历姑苏、嘉禾以至武林、宁绍，邀我族乔寓者再行输助”，得到宗人的支持，后续工作得以完成。但邦侠“数月间，舟车劳顿，饮食不调，而王父（即邦侠）遂从此病矣，日复一日竟至不可药救，以癸酉（1693）之正月十六日而卒，享年七十岁”，真令人唏嘘不已。

很多徽商不仅捐助建祠，还捐钱置办祭器。弘村汪弘运经营盐业，一生仗义疏财，“悯宗祠祭器颓坏，默捐己赀依样置就，不令人知，刊其器曰‘乐叙堂办’，盘匜椅几焕然一新，《易》称‘劳而不伐’，其斯之谓与。乃迄今年远，岁时伏腊，父老子弟世世传为美谈”。休宁率口程玘纲也是努力业贾，不辞劳苦。程氏从宋代以来就建有宗祠，祭祀程灵洗。到了玘纲时，看到祠内几案不设，祭祀走过场，立即“出资趣办几案数十，由是豆笾登缶、罍樽之数皆如礼而办”，当地人评价：“邑故多宗祠，独称程氏祠礼器甚设云。”

有了宗祠，有了祭器，为了真正发挥宗族祭祀的功能，有的徽商帮助建立制度，使祭祀得以正常进行。婺源槐溪向有王氏宗祠，而严溪王氏人烟亦已数十灶，无祠以统属，于是王应爆“倡首输金，协众力而倡建焉”，建成王氏宗祠。“君又倡首集立祀典，俾上得以供祭祀，下足以资岁修，一切祠务之当布置者，君无不为之经画措办，井井有条，迄今族人溯祠宇之有成，思祠规之整饬，犹咸推君为首功云。”

宗祠是宗族的象征，宗族要团结族众，必须在宗祠内举行各种祭祀和其他活动，这也需要经费。这些经费除了族众共出以外，往往还有徽商的捐助。海阳戴氏就很典型，戴印祖、戴显祖兄弟两人有孝悌行，虽长年在外经商，但并未忘记祖宗。年当九十时，虽卜居岭海，但呼孙戴有旸，“书会簿及世系谱，手述祠缘起、昭穆庙庑、衣冠俎豆、牲醴升降、出入旅酬、饮胙之仪，名曰祠规”，授显祖孙孝先带回休宁隆阜，祭祀时遵照执行，并规定：祭祀之日，人各出一金，自己出二十金，有晓、有宾子孙各出十金，有旸复助若干金，而属诸兄弟子侄有信义者，以次息之。这样祭祀就有了充足的资金，多余的部分还可以用作赈济族内穷人。歙县吴自亮所在吴氏宗祠，“祀历世久，春秋享或不如令”，显然是经费不足。长此以往，宗族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削弱。自亮“为置祭田，牲牷粢盛无阙礼，其推父之孝于其先有如此者”。有了祭田，就有了收入，祭祀就能正常开展了。清代徽商江演，“尤笃于族谊，本支祠宇湫隘，毅然改建修葺宗祠，增置祭田以供享祀，族中教养兼至。没后百年，村党犹沾其泽”。

正是由于大批徽商一代代地捐助，使得每一个宗族基本上都建有宗祠，颓圮的宗祠能得到修葺，宗族的祭祀活动也能正常开展，徽州宗族制度得到极大的巩固。清代著名学者张惠言说：

余尝游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处，所处必为宗祠。春秋祭飨，盥献拜馈，往往犹有古礼，故其民纤俭勤力而孤贫不收者鲜，岂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泽长，而其乡先生世能振之哉？

在一位外地学者眼中，徽州的宗族制度确实很牢固，他认为原因就是“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泽长，而其乡先生世能振之哉”。这是很准确的，而这“乡先生”中就应包括徽商。

宗祠是宗族的象征和核心，也是宗族的物质载体，它承载着宗族的多种功能。几百年来，众多徽商独建、助建宗祠，大大加强了宗族的基本建设，提高了人们的宗族意识，强化了宗族凝聚力。徽州的宗族制度特别发达，与此大有关系。

五、修宗谱厚培宗族向心力

与宗祠同样重要的是宗谱，宗谱对宗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时人指出：“夫谱者，普也，布也，普载祖宗之讳号，敷布万代之宗派，百世之纲纪，苗胤依凭有据，枝叶品类无差，昭然在目，一览无遗。故郑玄谓谱之于家若网在纲，夫纲举则万目张，谱定则万支在。郑氏之言旨深矣哉。”可见，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县之有志。谱之为重，不言自明。欲散其族，先毁其谱；谱之不存，则昭穆不辨、源流不清、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同根之人往往视为路人。故自古以来，宗族莫不重视修谱，并形成“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修规，以此尊祖敬宗收族。

修谱极其复杂，不像建祠那样有资金就容易了。宗谱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族人世系，由于前谱修纂往往相隔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两百年，期间人员变化太大，因“丈夫生有四方之志，不以家食为吉，或策仕上国，或行旅远方，或卜宅乐土，于是离散纷然，而故乡旧族徒寄一慨，未如之何矣。故有识君子忧之，仿史为书，联其世次，详其履历，谨其迁徙，此家乘宗谱所由重也”。就是说，有的宦游各省，有的经商外埠，有的因兵乱转徙他乡。要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也即各人的名字、职衔、生卒年月日时、娶何处何氏、葬何处、所生子女之数目名字，以及女嫁何处何姓，其间难度可想而知。族愈大散佚愈众，世愈远搜辑愈难。修谱还要聘请大量人员，如总修、分纂、综理、汇世系、缮写、绘图、校对、监刷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经费。因此，很多宗族族谱未能按时纂修，就是因为年湮代远、事繁费窘，从而望之却步。但徽州宗谱之所以那么多，基本上族必有谱，正是得益于大量的宗族热心人的参与，其中就有大批徽商的参与。

修谱需要大量经费，所以徽商对修谱的支持首先是捐助资金。清代婺源商人俞仁在外经商，“族修谱建祠，与弟仲倡捐银四千两”，数字可观，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修谱的经费困难。同县赵廷球长年在外经商，“好施与，输赀修宗谱，创建湖坑祠寝，不下六百金”。商人王考祥，“族谱未修者五十余年，祥倡首编辑，先垫六百金，乃蒇厥事”。徽商汪濂，“复虑族谱数百年未修，捐金以为合族倡，俾数千年高曾云礽俨若一体，数十世子姓光第联若一堂，大非以德运其才与识者欤”。很多宗谱得以修纂，与徽商的捐资首倡是分不开的。

有的徽商甚至主持修谱工程。清代绩溪周雨亭虽然在外经商，但“最笃于宗事”，“以宗谱年久失修，发起续之，与其宗人启海君总其事，订立规程，慎重将事”。乾隆年间歙县江承东在汉口经营盐业，为宗祠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族人以公老成笃实，谙练旧章，推举修辑宗谱，公夙夜勤劳，蒐罗往牒，校订详明，数百年事迹务得其实，以成信书”。婺源胡华钺虽然经商不利，但对宗族事务非常热心，本族“宗谱修自咸丰辛亥，谱散后即际兵戈，各派谱牒或被兵践踏不完，或遭火化为乌有”。华钺“恐年多失考，光绪戊寅（1878）倡续修举，明年己卯（1879）谱成，其中删烦举要、刊误遗补，著精神处不少，而新续艺文亦多府君手笔，大抵阐扬潜德，有关名节之作，其笔意简老，盖平日熟古文而尤熟朱子文集耳”。婺源商人朱宸万鉴于“百年以来族谱支宗紊乱不理，几不如士庶之家”，立志修好族谱，他“力任其事，敷费不惜倾囊倒筐，寻访不惮戴月披霜，或资斧耗竭，艰苦备常，务必溯流穷源，因根竟委，甚至人言啧啧有所不恤，惟期此必可以表白于先人”。在他和大家的努力下，族谱终于修成，“支裔井然，皆可按图而索，既欲为朱氏之肖子，并欲为文公之功臣矣”。人们评价“千百世而下，犹必有谅宸万之心者”。徽商董延绂，虽“身居行贾间，而自无尘俗”，受到大家爱戴，宗族修谱，推举他负责，果然不负众望，“司理局务，秉正不阿，非种必锄，宗祧赖以不滥，今已逾三十载，往迹盖宛然在目也”。

即使未逢修谱工程，也有徽商记下很多事，为将来修谱留下可贵的资料。歙商吴如庆生平喜读书，“尝录族中先世懿行，及生卒娶葬、仕宦贸迁，靡不详悉，尝曰：‘宗谱不修将百年矣，不及时纪载，后之人将奚所考据哉’”。戴镒先世为休宁望族，后经商迁居乌程，他深恐本支与总支脱离，“往往私袖纸笔访其近支世系，颇废其业”，“父偶出而归，见业不中程则呵之，君（戴镒）惧谱难成，弗敢遽告”。父亲经常看见他“私室中篝灯伏几孜孜写，寒暑不辍，疑而攫之，则悉书近支世系名字、生卒、居址、葬娶，厘然成帙，已什八九详矣”，父惊喜道：“儿何自匿为？吾困于境而业此，岂以朝夕计阻追述大志者，汝勉之，吾父祖为不亡矣。”此事感动了族人，纷纷书写自己的信息交给他。此时，宗族正委托戴铨修纂总谱，戴铨闻之跃然起曰：“吾正虑此支难详耳。”连忙赶到乌程，将有关资料取回，使总谱得以修成全璧。休宁商人叶荣也是宗族的有心人，“尝虑家牒七世未续，以父所授祖集谱略随时增入，有续编之志”。后来宗族修谱，“编缉本支新系，事迹多出府君（叶荣）手，更不靳重资以益费。及谱成，分有刻本，阅而珍之曰：‘此吾家酋训，数十世命脉攸系，昌大吾族，其在斯乎。’”

有的徽商甚至两代人为修谱孜孜不倦。歙县商人吴宜谦年青时就笃念支属统系，立志记载清楚。结婚后家内事悉委诸妻子余氏，而自己乘经商之便，“驰驾宗党所在，殷勤咨访，参互考订，间终岁不归”。余氏也殷勤仰事俯蓄，使丈夫无内顾之忧。后宜谦逝世，孺人仰余氏含辛茹苦将允文、允良扶养成人。余氏诲之曰：“而祖、而父志未就，而不克缵承前绪，罪莫大焉。而身为幸民，讵嗛嗛财产为哉？”希望他们能继承父志，完成支属统系的搜集记录。于是允文与允良“奉命阅十余载而谱系告成，变易簪珥襄厥工费”，为宗谱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

徽州能够“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成为当今留存最多宗谱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纂修宗谱本质上是延续和保存宗族的历史记忆，也是宗族的历史书写，更是强化宗族意识、培养宗族向心力的重要保证，是宗族建设极其重要的一面。显然，在这方面徽商的作用确实不可抹煞。

六、余 论

明清徽州的宗族制度是很典型的，它广泛存在，长期延续，制度严密，凝聚力强，即使经过咸同兵燹的猛烈冲击，宗族受到很大创伤，但一旦社会秩序恢复稳定，宗族建设又重新启动，表现出极大的韧性。之所以如此，徽商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徽商无论在物质层面（如经商、建祠），还是在精神层面（如励学、修谱）都为宗族建设做出了贡献，既考虑到宗族的眼前利益（如扶贫济困），也考虑到宗族的长远利益（如科考入仕），使宗族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不断增强凝聚力。徽商的所作所为没有改变宗族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没有松懈和瓦解宗族的结构，它是始终在加强和巩固宗族的方向上发力，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是宗族建设的强化剂。

徽商为什么如此热心宗族建设？一是徽州自朱熹以来千余年的社会发展，在相对封闭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宗族意识更加深入人心，人们已把个人命运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维护宗族、建设宗族是每个人不容推辞的义务，徽商自然不会例外。二是徽商的创业与发展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这一点唐力行在《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一文中已作了较好的论述，笔者在《富甲一方的徽商》一书中也作了补充论述。正因如此，作为对宗族的回报或反哺，徽商热心宗族建设就不难理解了。

徽商加强宗族建设的一系列举措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就是加强了地方社会的建设，有利于提升地方社会的文明素质，有利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推动地方社会的发展。但是，宗族是传统社会的基层民间组织，“明清时期，宗族与官府在地方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互动’关系，宗族是协助官府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它的运作和政府始终是相向而行的，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政府在基层统治的重要补充。宗族建设的强化无疑也加强了政府的基层统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社会基层统治资源、统治效果的不足，这是政府所乐见的。这正是徽商性质的体现，也是徽商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