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文推介||跨越新的区隔：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路径探索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一个空间重组和整合过程。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也是城乡空间不平等的集中区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已成为县域城乡空间融合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乡村人口外流，冲击着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制造着新的城乡空间区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又通过畅通城乡信息渠道，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与均衡配置，为弥合城乡空间区隔带来新的可能。因此，如何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消弭新的城乡空间区隔，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成为数字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一、“技术－空间”互构：数字时代城乡空间融合的新解释

（一）既有研究进展及其限度

当前学界已普遍关注到数字技术对于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实体空间维度，探讨数字技术对城乡物理空间（地域空间）融合的现实影响。在空间布局上，数字技术有助于城乡在土地规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实现融合发展，促使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在空间关联上，数字技术推动了城乡交通运输连接功能的提升与城乡交通便利差异性的降低，由此把城市内部与农村内部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二是从抽象空间维度，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城乡治理空间融合的作用机理。数字技术治理赋能城乡融合是空间结构与治理结构相互耦合所呈现出的工具优势。针对城乡间不同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将治理信息进行数字化、公开化和共享化处理，营造立体式、全面型的新型治理空间。三是从虚实空间维度，探究城乡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关联性。当前城市空间继续膨胀，乡村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城乡融合的不确定性风险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蔓延。因此，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需要重整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秩序，重新调整城乡空间生产关系。

既有研究为本文思考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需继续深化。一是数字赋能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较少，仅散见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技术与城乡融合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等相关议题中，且多从物质层面界定“城乡空间”概念，缺乏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二是数字技术引发城乡空间形态变迁以及区隔新样态尚未获得学界广泛关注。三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探讨，缺乏从县域中微观层面的考量，鲜有涉及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的作用机制、现实挑战及推进路径等方面的讨论。有鉴于此，本文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出发，重点探讨数字技术对于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建构机理与赋能策略。

（二）技术嵌入空间的理论阐释与分析框架

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空间从摆脱“物理容器”定位进阶成为人与空间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的互动生态，在城乡关系场域中以空间视角切入，即可以此为起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充斥的，这不仅由社会关系所支撑，而且由社会关系所生产和被生产。空间由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三个层面构成，多重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该场域中展开。据此，我们可以将城乡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其中，物理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居住的地域空间；社会空间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开展社会生活、维系社会关系的互动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人们通过日常实践进行空间再生产；精神空间是指城乡居民内心的思想观念、道德价值，是再生产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其自身的基础前提。

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实时变化的。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高渗透性通用技术，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属性，能够在城乡空间得到普遍应用，使资本、信息、知识、数据、人才等要素实现跨区域、跨时空的即时传输，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卡斯特所说的“流动空间”。因此，数字技术是推动城乡空间变迁和应对城乡空间变迁的一种空间生产，其在城乡空间的嵌入改变着城乡空间实践，生产着新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从而重构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联动特征，推动城乡空间向更加动态的“流动空间”转变。因此，本文将数字技术嵌入县域城乡空间变迁情境中去考察，以呈现数字时代县域城乡空间新区隔的生成理路，并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二、区隔再生：县域城乡空间变迁的现实情境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的“中心－边缘”空间秩序造成了城乡空间“势差”，形成了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区隔。数字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渗透力与变革力，赋予城乡空间“再生产”逻辑，使城乡打破空间隔阂，加速走向融合。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超速发展又不断催化城乡在信息资源获取和技术应用上的差距，形成新的空间区隔，从县域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维度探究城乡空间变迁能够更系统地呈现数字技术介入下城乡空间区隔的新样态。

（一）“乡空城挤”：物理空间区隔扩大化

县域物理空间变迁主要体现为县域城乡内部以居住空间为主的空间样态转变。在新型城镇化与数字化浪潮的交织影响下，县域城乡边界趋向模糊，但人口流动的加速使城乡物理空间区隔仍在持续扩大。一方面，数字技术牵引更多乡村人口向外流动，乡村空间空心化、老龄化趋势加剧。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在乡村的普及应用为村民提供了了解就业、教育、医疗等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使村民增强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向往，从而离开乡村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与发展机会。村居空间因此也由传统分散型转为集中型居住，如东部平原地区的“合村并居”、东部发达地区的“相对集中居住”、中西部地区的“扶贫搬迁”等空间布局调整。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使乡村人口向县城集聚效应凸显，县城空间逐步向外扩张。人口的高流动性是数字经济时代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从人口流向看，呈现范围就近化的结构性转变。随着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深入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取得显著发展并不断催生着新兴产业与就业空间。相比大中城市，县城凭借更低的居住、教育、通勤等生活成本，日益成为乡村转移人口就业安居的首选，人口向大中城市或发达地区单向流动的模式发生改变。

（二）“乡散城聚”：社会空间区隔复杂化

县域社会空间变迁表现为县域城乡内部社会关系的转变。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县域城乡社会空间的区隔形态包含双重面向。一是乡村社会关系趋于离散化。村民的自由交流与社会交往被信息、知识、技术等隐性壁垒所阻隔，乡村社会原本有机的聚合形态受到冲击。同时，合村并居的乡村空间调整叠加信息技术流的多变性，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逐渐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弱熟人社会”“双主体半熟人社会”，乡村社会空间面临着主体关系消失下的社会关系疏离。二是县域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村民能够更便捷、精准地获取餐厅、商场、茶馆等社交场所的动态信息，并驱使其交往范围从村庄向乡镇以及县城扩展。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离场向县城进场，原先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地缘、亲缘传统社会关系纽带上升至县域空间，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交汇，引发人际交往范式、道德规范的冲突与重构，县域社会空间总体呈现既统一又多元、既聚合又离散的复杂的社会关联。

（三）“城乡疏离”：精神空间区隔显著化

县域精神空间变迁体现在县域城乡居民主体精神生活的转变。精神空间作为被构想出来的空间概念，代表的是“抽象精神领域”。其作为空间关系梯度中最深层的表达，由作为“意义之网”的地方文化所建构，反映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情感关联。因此，个体在情感上建立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与需要是精神空间得以融合的关键。在非数字化情境下，与乡村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相嵌合的乡村精神空间已相对稳定，并与县城精神空间相融于县域精神空间，共同构成县域认同的精神基底。但在数字技术介入下，县域城乡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强流动性使与之相融的精神空间难以快速建构起来，县域城乡精神空间区隔日益显著。从乡村空间来看，数字技术的现代化印迹裹挟外来文化、流行文化、城市文化冲击着乡土文化，乡土伦理、乡土人情、乡风民俗对于乡村的整合功能式微，村民对于村庄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逐渐消解，出入相邻、守望相助的传统精神也日渐消弭，村民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迷茫。从县城空间来看，数字化转型下人口的频繁流动使空间异质性增加。特别是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县城扩张形成大批 “上楼农民”和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出陌生化、原子化特征，县域认同遭到削弱。

三、多维适配：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的内在机理

数字技术下沉县域虽然引发了新的城乡空间区隔，但同时也为打破这些区隔带来了全新动力。数字技术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并非是单纯的城乡空间在技术逻辑支配下的融合，而是技术嵌入城乡空间并与之彼此适配、耦合互构的过程。具体来看，数字技术作为空间动力与空间资源为城乡物理空间融合进行生产赋能，作为空间媒介与空间规范为城乡社会空间融合进行关系赋能，作为空间表达与空间意义为城乡精神空间融合进行情感赋能。

（一）生产赋能：县域城乡物理空间数字化建构

1.作为空间动力：激活生产要素

城乡生产结构与生产水平的分化是导致城乡人口流动、物理空间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空间动力，通过对县域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进行系统集成与优化配置，重塑城乡生产关系，推动形成人地业互馈的空间形态。当前乡村人口外流，乡村空间的生产价值亟须激活。将数字技术与乡村的人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能够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并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使村民的就业结构、生计模式发生转变。乡村空间因此突破“生活居住”的传统特性，形成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为村民增收致富带来新的增长点，推动人口流动由“生产生活在县城”转变为“生活在县城，生产在乡村”或“生产生活在乡村”。

2.作为空间资源：优化城乡布局

作为城乡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生存环境，城乡物理空间的变迁影响着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方向。数字技术凭借算法设计和数据分析的能力优势，已成为空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乡物理空间的优化与重组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是数字技术能够推动城乡空间布局融合。一方面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交通、物流等领域，增强城乡道路的通达性、货物流通的高效性，打破城乡空间的物理区隔；另一方面通过遥感探测、卫星图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城乡边界、地理布局、土地质量等进行实时监测，并建立县域数字化地籍信息平台和土地流转平台，解决乡村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的问题，推动形成空间融合、功能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布局。二是数字技术能够推进城乡空间生态融合。通过数字技术不断更迭推动县域产业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使城乡污染防治由末端治理向前端控制转移，构筑起县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数字屏障。

（二）关系赋能：县域城乡社会空间数字化建构

1.作为空间媒介：拓展关系网络城乡社会空间融合的关键在于巩固拓展城乡社会关系网络，消除城乡居民在身份认同上的边界与分歧。数字技术以空间媒介角色渗透于社会关系的再造中，主要通过建构数字空间将现实社会关系融入其中，使人们的互动交流从“共时性物理在场”向“时空性脱域互动”转变。一方面，数字技术建立“抽离-再发展 ”机制拓展社会关系广度。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城乡居民能够获得更广阔的途径接触外部世界，从相对局限的村域或县域传统社交空间中抽离，并根据兴趣、爱好、需要、价值观等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向更广泛的社交情境拓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搭建“抽离-再嵌入”机制拓新社会关系深度。即数字技术能够将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抽离出来，并在数字空间实现“再联结”。

2.作为空间规范：融通社会交往城乡之间不同的生产结构与生产方式形塑了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也促成了城乡社会空间的二元化走向。在乡村空间，“差序格局”下生发的人情伦理、礼义道德仍在发挥作用，而在县城，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理性规则。伴随着城乡社会空间向离散化、复杂化转变，数字技术以互联互通、创新交互的方式创造了空间规范，重新定义着人们的社交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更新城乡社交规范。微信、微博、腾讯QQ等社交平台以虚拟社交语境搭建了“去身份化”的社交空间，重构着社交中的“礼”“公与私”。并且，由于人们参与网络互动活跃度提高，现实社交与网络社交分界已经模糊，两者相互映射，城乡社交规范日趋融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传导城乡共通的社交理念。通过数字媒介平台将现代的法治意识、契约精神，传统的诚信友善、重情重义等社交理念深度嵌入城乡社会空间，强化人们对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交理念的价值感知，引导城乡居民形成城乡共通的社交规范体系，排除在社会交往中的价值理念障碍。

（三）情感赋能：县域城乡精神空间数字化建构

1.作为空间表达：畅通文化交流

在现代优于传统、城市优于乡村的惯性思维下，乡村传统文化话语被城市现代文化强势裹挟，乡村精神空间往往置于“被输出”“被接受”的弱势地位。这种单向的精神文化传导难以构筑与城镇居民内在相融的“情感在场”的精神空间。然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丰富文化的空间表达，为城乡文化的交流融合注入强大动能。其一，多语言互动、集成全息影音、ＡＩ数字人等新型数字体验技术使城乡居民不断解锁沉浸式、智能化的文化消费新体验，形成文化共通感。其二，城乡文化在云端集成并跨时空向大众传播，使城乡居民均能即时领略城市前沿文化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2.作为空间意义：增益公共精神

县域城乡精神空间的融合需要依托城乡居民对于县域的共同情感和公共精神予以维系与调适。随着人口流动加速，人们的情感归属逐渐泛化，公共精神也逐渐“隐退”。数字技术以其固有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具有营造和延展超越现实的意义空间的功能，助力人们实现精神突围。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延伸公共情感场域。多维的数字应用场景、在线社区构建了网络化的情感交互空间，搭建了情感共享情境，改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感互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建构的立体化、智能化、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与虚拟的群组结构，能够将原本分散的、孤立的个体串联起来，并在群组的互动中实现超越个人利益及家户利益，逐渐培育出人们的公共意识与精神。

四、迈向融合：数字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的实现路径

伴随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赋能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既要注重数字技术在城乡空间的合理充分运用，也要关注城乡在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意义上的共生互惠。当前，为进一步畅通数字技术对县域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赋能路径，需要完善数字乡村的设施底座、深化数字技术的融合衔接、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生态，引导县域城乡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互动融合，进而弥合城乡空间发展鸿沟。

（一）完善数字乡村的设施底座

在“数商兴农”工程、“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等系列数字化政策的驱动下，数字乡村建设驶入快车道。但受乡村地理区位、人力资本等因素制约，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数字化产业分散、规模较小，难以对人口回流形成空间集聚效应。同时，一些市场资本不断制造乡村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幻象，使数字化建设脱离村域现实空间，制约了数字空间与乡村物理空间的资源转化与良性互动。对此，需要立足乡村实际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耦合互补发展。一是要加强县域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规划与规范管理。根据县域实际，制定数字乡村建设需求清单，充分论证数字化建设业务及流程，明确建设归属单位，避免重复建设、过度建设以及出现数字项目“大干快上”、数字产业“盲目嫁接”等现象。二是科学布局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根据县域乡村人口、地理区位、产业基础、经济活动情况等合理配置数字基础设施与信息服务场所。三是扩大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中的研发运用。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农业生产经营者，围绕农业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加强农业科技现代化研究与技术成果转化，织密县域农业数字化创新网络；深化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的融合。如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模式将农产品进行电子化标签，再结合现代物流，发挥互补优势，建立更为广阔的市场销售网络。

（二）深化数字技术的融合衔接

数字技术以新型的社交逻辑整合变迁着城乡社会空间，但其具有的“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特征，决定了数字技术同时具有推动社会关系聚拢与离散的内在张力，既让流动的城乡居民实现“脱域”的社会联结，又使他们进入更加碎片化的社交场景中，使社会关系趋于分散化。对此，需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空间的融合衔接，强化县域城乡社会空间的交往韧性。一方面，将数字技术与城乡居民自治相结合。作为“扩大的熟人社区”，人情礼俗、关系网络仍是县域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基础，将域内乡贤、道德模范、村庄“五老”等群体纳入县域城乡数字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技术在场与情感在场、虚拟参与和实体参与的多元协同共治场景，以城乡治理的群体性、联动性促进城乡社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另一方面，拓展数字技术应用与场景空间。立足县域城乡的地方性和社会性，推动构建日常化、大众化、多元化的城乡一体数字化应用场景，如数字养老、数字医疗、数字家政、“互联网+志愿服务”等，以数字福利的城乡共享促进社会关系和谐融合。

（三）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生态

数字技术与文化要素、公共价值的融合使县域城乡精神空间融合发展迎来新的洗礼。需要让数字技术回归主体本位，规范数字技术在精神空间的应用。一是提升城乡居民的数字素养。以县域为单位在城乡统筹开展常态化数字技术培训与信息化推广工作，提升城乡居民的自我辨别能力和应用数字化设施的能力，特别是针对农村留守老人，要对其常用网站、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进行适老化改造升级，为其精神生活进行数字化增权。二是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下构建数字化情感空间。将党的方针政策和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等深度融入数字空间，以大众化、通俗化的公益广告、微电影、公众号推文等形式嵌入县域居民日常生活，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畅通城乡精神文化交流，构建文明清朗的数字精神空间。三是开发符合城乡居民实际需求的数字化精神产品。对县域城乡居民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入调研，针对城乡居民在精神生活上的不同需求，推出特色化、多元化、差异化的数字精神文化产品。同时梳理县域地方古典传说、文化遗迹、民间技艺等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深挖本地精神文化元素，融合美食、建筑、地理、民俗等题材，创造性开发数字文创、数字演艺、数字藏品、数字文化地图等特色文化产品，在内容与形式上丰富县域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

（责任编辑 蔡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