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 · 阿特巴赫 | 美英法德如何塑造全球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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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6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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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 ·本-戴维的《学术的中心》是比较高等教育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对西方主要学术体系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了出色的分析。该书最初出版于1977年，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 赞助的高等教育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源于欧洲共同的学术传统，如今均已跻身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实力之列。然而，它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发生了不同的演变。约瑟夫 ·本-戴维探讨了这四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路径，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范围进行了精彩的分析。约瑟夫·本-戴维（1920—1986）是撰写本书的最佳人选。他出生于匈牙利，父母是犹太人。他在家乡杰尔的一所文法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后在一家纺织厂和父亲的印刷公司当学徒。1941 年，本-戴维离开匈牙利前往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并于1946 年获历史学学位。在耶路撒冷担任社会工作者后，他于1947年获巴勒斯坦英国托管政府颁发的奖 学金，前往英国学习。1950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于195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师从爱德华·希尔斯，后者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把他带到了芝加哥大学。在生命的后期，本-戴维一直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教授，定期往返于芝加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完成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当时的以色列，并加入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在该机构任职直至去世。约瑟夫·本-戴维在科学社会学和高等教育分析方面做 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科学研究与大学的关系方面，他的著述尤其有影响力。他的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关注。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 1968 年，是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撰写的《基础研究与大学：对国际差异的一些评论》。继该书之后，他在 1971 年又出版了《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比较研究》。他后来的两本书都是受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担任主席的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委托而写的。这两本书都涉及美国，并将本-戴维独特的对比较的敏感带入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中。约瑟夫·本-戴维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在社会学以及在新兴的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领域的所有主要期刊上都发表了 文章。他的工作与《密涅瓦》（Minerva）尤为密切相关，这是 由爱德华·希尔斯主编的备受推崇的关于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杂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本-戴维在《密涅瓦》上发表了六篇文章，全部涉及科学发展。他与奥拉汉姆 ·兹洛克佐尔 （Awraham Zloczower）合作的《现代社会中的大学与学术体系》 一文对科学与研究如何出现在西欧和美国做了详细分析，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也是《学术的中心》一书的前奏。本-戴维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文被汇集在《科学的增长：关于社会组织和科学精神的论文》 一书中。约瑟夫·本-戴维的学术，集对欧洲和北美学术和科学体系的深入了解、扎实的历史训练以及仔细使用文献材料来进行复杂分析的能力于一体。本-戴维并不依赖大量的“数据集”，
而是审慎地利用现有材料，以为其研究工作提供经验基础。当然，《学术的中心》一书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关注点和论点。该书出版于 1977 年，是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政治活动之余波的产物。本-戴维探讨了政治在大学中的作用以及学生和教师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更加非政治化的20世纪90年代可能不被认为是核心问题。他的讨论还涉及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其他问题，原因在于，由于20世纪60年代人口膨胀的结束和经济衰退，入学人数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这一时期，公众对高等教育也不再抱有希望，这也是对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的部分反应。当时，高等教育经费削减，大学受到广泛批评。扩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等教育的标志。正如本-戴维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不仅在大西洋两岸的学生人数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且在科学研究和大学研究经费方面也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本-戴维正确地指出，这种扩张不可能 永远持续下去，学术体系需要调整以适应更“正常”的增长曲线。事实上，增长完全停止了，与此同时，学生人数在 20 世 纪 80 年代保持不变。基础科学研究的支出大部分跟不上通货膨胀。从试图适应看似不断增长的入学人数和不断增加的预 算，转变到资源稀缺、不再受到公众青睐，高等教育的这种变
化对于学术机构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本-戴维指出，如果研究支出继续像20世纪60 年代那样 快速增长，最终将消耗整个经济。他强调，增长将会放缓。他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增长在欧洲和美国相当于突然停止了。目前还不清楚西欧和北美传统的科学优势是否会得到维持，学术机构是否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本书也深受 20世纪60年代政治斗争的影响。约瑟夫·本-戴维并不支持学生运动，也不支持这一时期大学的政治化。他是校园政治运动和激进主义的批评者。他坚信大学作为机构必 须保持政治中立。他坚信，大学的传统价值观——科学和科学研究至上、选拔和晋升的才能标准以及传统课程——必须得到 维护。如果本-戴维卷入 20世纪90 年代的学术争论，他无疑 会对平权行动和将多元文化观点引入课程体系的努力持强烈批
评态度。然而，他在《学术的中心》一书中支持美国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因为他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通识科目是向越来越多的学生群体介绍博雅教育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学术的中心》中有两章专门讨论大学与社会政治的交叉点。本-戴维在一章中考虑了大学在政治活动和社会批评中的作用，在另一章中考虑了大学在社会正义和平等中的作用。本-戴维的基本论点是，大学不应该参与社会政治，而应该完全专注于其教育和研究使命。他认为，拉丁美洲和日本的一些大学成为政治工具——并且主要是作为对抗性的工具——这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动乱刚刚结束后，他看到，西方主要大学系统也存在不可逆转地政治化的危险，但他表示，截至1977年，它们将采取的方向尚不清楚。从20世纪90年代的角度来看，本-戴维的担忧似乎被夸大了，尽管他无疑会看到当前局势中存在的问题。当前，学生和一小部分教师的政治激进主义已基本消失，不过 20 世纪 60 年代激进主义的一些成果，例如妇女研究和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program）仍然存在。毫无疑问，本-戴维会对这些项目 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们不是大学使命的核心。北美和西欧的
大学大部分又回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控制它们的那些教师
精英的手中，尽管新的、强有力的管理阶层的权力和影响力已显著增强。本-戴维无疑会注意到批判理论家、解构主义者和 其他在高等教育中拥有一定权力的知识分子激进派的影响，尤其是在顶尖大学。他会对美国目前为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
提供特殊录取标准的努力以及教师聘用方面的大部分平权行动 持激烈批评态度。约瑟夫 ·本-戴维很可能会赞同保守派如迪 内什 ·迪索萨（Dinesh D’Souza）等人的大多数批评意见。本-戴维认为，高等教育中基于社会阶级背景的故意歧视
在19 世纪已被废除，但无意识的歧视仍然存在。他不反对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并消除经济障碍，使弱势群 体中的个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他指出，不可能确保任何基 于种族、民族、性别或其他标准而划分出的群体实际上都取得
了同等的结果，因为对个体能力的评价必须是高等教育成功的 唯一标准。正如他所说：“只有通过有效地从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培养那些有准备、有能力、有上进心的个人，高等教育才能对社会公正作出真正的
贡献。因此，教育平等的含义一旦从个人的流动性转变为具有 代表性的群体的流动性，就会产生有害的影响。”重要的是要记住，约瑟夫·本-戴维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视角以及学者的敏感性来写作的，他是20世纪60年代校园 活动的亲历者，并在当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活动。自主性和问责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学术的中心》一书着力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尽管本-戴维并没有完全用这些术语来讨论它。本-戴维指出，在本书所讨论的四个国家中，政府在创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著名的例子是 19 世纪现代德国大学的出现，其研究方向与新兴的德意志国家密切相关。他还指出，政府政策在法国发挥了重要且相当直接的作用。美国“赠地”立法和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州的积极作用，表明了公共权力在美国现代大学创建中的关键作用。本-戴维还指出，在美国，私人倡议也相当重要。例如，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都是由私人倡议完成的，对整个美国学术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府资助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四个国家中现代大学的出现，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政府要求控制学术体系的运作和定位亦是如此。本-戴维暗示，除了少数例外，政府愿意制定方向并允许
学术机构在具有高度内部自主权的前提下运作。当然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德意志帝国禁止任命社会主义者担任教授职位。但 总的来说，大学在自身治理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学术人员的任命、学生的录取、学位要求的设定，以及有关决策的 制度安排通常都由大学掌握。本-戴维是大学自治的坚定支持者，尽管他承认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中可以发挥合法作用，特别是在更高比例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在高等教育成本不断增加、近期经济问题以及政府对高等教育看法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一些国家里大学的自主权受到了损害。最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发生在 20世纪 80年代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模式传统上主要通过大学拨款款委员会（UGC）进行。这一模式给予大学很大的自主权，并被许多其他国家效仿。但后来大学拨款委员被废 除，取而代之的是大学资助委员会（UFC），该委员会与政府 政策、政府机构的联系更为紧密，大学实际上也是强烈反对这一变化的。此外，“双轨制”将英国的高等教育分为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多科技术学院［the polytechnics］，也包括许多专业学院（［specialized
colleges］）两类，但是随着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及许多教育机构 的合并，双轨制遭遇了弱化。大学再次表达了对这些变化的强烈反对。虽然英国是由教育机构自身来控制高等教育这一传统治理模式出现基本崩塌的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案例。澳大利亚也经历了类似的剧烈变革，并且针对政府倡议的让高等教育发展更符合广泛的社会目标和政策规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此看来，学术自主的理想在广义的制度和政策层面受到了威胁。在当今的工业化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均面临财政约
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和德国的问题（民主德国的大学除 外）似乎不如英国和美国严重。财政问题和角色变化使各个国家的政府更直接地介入学术领域。与此同时，虽然大部分西方
国家都在学术体系方面面临一些严重问题，但日本和亚洲其他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大学正在迅速扩张，并越来越专注于研究。虽然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并不会出现学术自主权或大学自治模式被完全废弃的风险，但是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更加广泛的关系在 20 世纪末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约瑟夫 ·本-戴维认为，学术自由对学术事业而言至关重 要。他提到了主流西方学术体系中学术自由的发展历程，并认
为学术自由的建立并不容易。他指出，学术自由有时会受到侵 害，例如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少数教授因其政治立场而受到迫害。但他也指出，总的来看，在“二战”后的西方学术体系中，学术自由受到了尊重，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接受。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一直是西方大学长期以来所坚守的。约瑟夫 ·本-戴维指出，美国的博雅教育观念有些不寻常——欧陆的大学并没有开设通识课程项目，学生直接隶属于某个学院或学部以学习特定科目（subject）。人们普遍认为，通识教育是准备去大学学习的学生在中学课程学习中应当接受的教育。欧洲的中等教育是“分轨”的，以至于只有少数学生能进
入通向大学的“学术”轨道，而在不同轨道之间几乎没有流动 的可能性。这一“分轨”体系一直运转良好。在中等教育结束 时，欧洲学生要参加非常艰难的统一考试（例如德国的 Abitur 和法国的 baccalauréat），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大学。只要
中等教育的课程难度设置得很高，这一体系就能够相当顺利地 运转。事实上，也只有极小比例的学生，即通常低于5% 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的高等教育规模开始急速扩张， 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增长到了近 20%。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中等教育的规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完成了扩张，此外，“双轨制”所推行的严格分流也有所放宽，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有资格参加大学考试的人数增加了；另一方面，大学考试的难度也有所降低，伴随着参加考试的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通过考试的人数也大大增加。这些学生被保证能够进入大学，并且他们中很多人也被录取了。约瑟夫 ·本-戴维认为，这些经过扩招的、民主化的欧洲大学需要考虑设置某种形式的通识教育，因为学生们不再像以
前那样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而且他们也来自更加多元化的社 会阶层。他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扩张和民主化显著改 变了传统欧洲大学的精英主义，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可能与欧洲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就通识教育的方式而言，英国在传统上处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立场——英国大学生在学习上比美国大学生更加专业化，但英国大学中也有通识教育的成分。美国的大学是按照牛津和剑桥的模式建立的，所以它们之间有相似
之处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识教育在20世纪 90年代再次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问题涉及通识课程体系的性质——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概念对美国本科教育至关重要。事实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通识教育经历衰退后，人们对通识教育的信念得到了加强。关于在通识课程体系中包含多元文化的争论已持续多年，人们普遍认为通识课程体系应当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传统的通识课程体系应当进行修改。然而也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保守派学者一般主张保持传统的通识课程体系，他们质疑多元文化的持久价值，并强调文化统一的重要性。毫无疑问， 本-戴维是站在传统派一边的，他主张课程体系的文化统一性（the integrity of the curriculum）和欧洲传统文化的价值。他深受欧洲文化传统的影响，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通识教育改 革持怀疑态度。本-戴维的职业生涯在两所独特的学术机构度过，这两所机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西方的学术传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是按照 19 世纪德国的传统建立的，至今变化都不大。事实上，一些人指出，由于德国大学经历了变革，唯一“真正”的德国大学可能在耶路撒冷！芝加哥大学是本-戴维晚年任教的地方，芝加哥大学一直保持着德国研究传统以及西方文化在本科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学术的中心》这本书尤为宝贵，因为它汇集了主要的当代学术传统，并解释了它们的历史互动以及当代问题。本-戴 维讨论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然塑造了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事实上，可以说世界上所有学术体系都直接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学术体系中的一个或多个相关联。美国的学术体系本身受到了英国大学理念和德国大学研究取向的强烈影响，又引入了“社会服务”的概念并建立了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寻求发展现代大学时，主要借鉴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影响力增大，但德国大学的元素 仍然影响深远。本-戴维概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体系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有效地理解现代世界各国大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约瑟夫·本-戴维指出，他在1976 年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成了当时高等教育争议的焦点。他所关注的问题，例如高等教育在构建平等社会中的角色，高等教育在研究与教学中的角色，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和学术自由等，在近二十年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当然，本-戴维所提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基于他自己的观点和学术信念，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认同他的观点，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他的分析是有用的。本文为（以）约瑟夫·本-戴维《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序言，感谢出版机构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