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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从小就对宋史产生了热烈的兴趣，说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或许完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偏好。记得三十年前，也就是我十二、三岁的年纪，还在读初中的我，就开始沉迷于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的谜案之中，而那时宋代的形象其实还并不像今天这么讨喜。提起宋朝，大家想到的，不是富庶优雅的文艺范，而是不停地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窝囊相。某种程度上，仅以宋史的冷热而言，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见证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宋代的形象突然翻红，成为人人向往的时代，也使得宋代历史的读者在今天已经颇具规模，这为宋史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机会。我始终觉得，最近三十年来，随着宋史研究成果的持续积累和不断推进，宋代的许多闪光点才得以被人们发现和转化成为某种大众期待的投射，宋史研究的许多成果，终于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说实话，我最近的两本小书，《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真是借了“宋史热”的东风才得以有机会问世的。虽然占了宋史研究日益兴旺发达的便宜，不过遗憾的是，我自己在这方面却乏善可陈，可以说几乎尚未预流。我自本科以来虽然就开始立志要做一个宋史的研究者，但对于那些宋史学界的重要论题或热点话题却始终兴趣不大。对宋代历史的关注，目光所及似也不出身边生活的地域范围，所关注的问题，大多与今日的四川和重庆有关。事实上，本书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其实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度过的，当1997年重庆离开四川直辖的时候，我的家乡观念早已形成，因此我一向觉得，自己既是重庆人，也是四川人。好在讨论宋代的四川，想要兼顾两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个问题。不过由于地域发展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史料多寡的差异，过去对宋代四川的关注，更多的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丘陵地带，经济落后，人才鲜少，政治文化地位几乎一无所有，除南宋末年成都失陷后四川军政中心东移重庆的短暂时光外，大部分时候，在历史上都是失语的状态。研究者通常也不会太在意宋代的重庆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且由于缺乏杰出人物的存在，常见的人物研究与地方研究捆绑销售的地方史研究模式也很难在这里发挥作用。虽然出于对乡土历史的偏爱，本书对重庆的着墨之处不少，一定程度上力求在宋代四川的研究中做到了兼顾成渝，但重庆部分的内容，明显眼光更为下沉。像出生于重庆且做过重庆知府的南宋理学家度正以及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李处和，皆是如此。虽然度正也在宋代理学史上留下过名字，但绝对只能算是一个三、四流的人物，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谈不上有多少出彩之处，如果不是因为“重庆人”这个“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身份，或许我也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勾画他的人生，更不要说只是一个乡间的富家翁的李处和了！对于李处和谜之人生的兴趣，完全是因为他不但是重庆人，更是长寿人的缘故。不过，这种感情羁绊的偶然因素，却造成了本书在重庆部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眼光极为向下的对平凡人生活的微观，无意间竟然得以一尝为无名之辈书写历史的乐趣。当然，本书的重心，犹如我今日的生活一样，还是在成都和四川。书名的主标题“不与天下州府同”，出自宋人文同的一句诗，说的就是成都与四川在宋代的特殊地位。文同为今盐亭人，仁宗年间进士，历经英宗、神宗两朝，主要是在四川各州县当地方官，对蜀地的政风民情极为谂熟，“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诗句，揭示了宋代成都和四川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我是因为四川人的情结而选择了宋代的四川作为本书的研究领域，但四川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和文化单元而成为展现中国历史多元性的代表，宋代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时代，所以这个论题本身还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本书对于宋代四川的考察看似漫不经心，所论涉及到书法、御容、政情、民风、谣言、学术与学人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把这些杂乱无章的议题集中到一起，背后其实也有着相当的学术雄心。我对宋代四川的研究，并无意于再现一个中国史的四川版本，而是希望跳脱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那些不起眼的花边新闻或非重要人物入手，发掘四川自身的地方特性，而在这些地方特性的解释中，又力求超越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而是从全面出发钩沉宋代地方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虽然是以四川地方的特殊性作为考察对象，但本书在讨论了诸如“不善书法”“甲午再乱”“蜀人多变”“神御在蜀”“闽蜀同风”“渝州危乱”等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之后发现，那些粘附在“地方”上的所谓特殊性，与宋代四川自身之人与事的关系，或许并没有宋人或者后人想象的那样紧密。所谓宋代四川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特别的风俗文化之差异性，恰恰是“全国一盘棋”之下不同分工和自我适应所造就的。事实上，本书所描述的许多宋代四川所独有的风俗与文化特色，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却与宋代的四川人自身是否具有某些恶习或天赋无关，而是与整个天下大势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地方文化特色的产生，与地方本身的关系，十分微妙，所谓“不与天下州府同”的背后，恰恰是全方位地积极进入“天下”，从此不再置身事外的结果。看懂本书之后，所谓地方文化特点与本地人群之间相互成就的神话，大概可以从此休矣！这次结集收录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几篇，大概动笔于2005年，最晚的一篇，应该完成于2020年，前后经历了15年之久。此次重拾旧稿，勒为一书，本来是想着尽可能多地对相关的篇章进行修正或增补，然而这一过程中常常产生出某些举轻若重的无力感，由此发现在宋史研究上，自己的确没有什么天赋可言。从硕士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十多年来学历与职称的进阶，似乎并不意味着自己真有多少学力上的增长，还是只有拼体力而已。于是决定除了完善引文和核对史料以外，只对最基本的史实错误略作订正，至于那些早年稚嫩的行文和浅薄的看法，也都一仍其旧，姑且算是为自己保留一点念想吧。事实上，因为机缘巧合，从2008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已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藏族史，尤其是“古格史”上了。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此后十多年间，我一边按部就班的做着古格史的主业，一边继续漫无目地干着宋史的副业，想不到十多年下来，虽然没有什么长期规划，却也积攒起了一大堆与宋代四川政治与文化有关的论文。如无意外，这些论文肯定没有结集出版的可能，但幸运的是，在既是老乡又是老哥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谭徐锋兄和大名鼎鼎的“世纪文景”的信任与支持下，本书竟被纳入到著名的学术著作书系“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之中，只有用内心狂喜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了，感谢徐锋兄和世纪文景的厚爱！当然，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对我而言，本书的写作，实是仰赖多年以来许多良师益友在学习、工作与生活上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刘复生教授，先生风神俊朗，学问渊湛，学生资性鲁钝，难及万一，得蒙先生不弃，从硕士到博士都有幸亲炙门下，出入宋史、藏学之间，全赖老师循循善诱，引喻开导，才让我今天能够拥有安身立命的所在。此外，还要感谢川大宋史的粟品孝老师、韦兵老师、段玉明老师和重庆师范大学的唐春生老师等诸多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良师们，书中的很多篇章的初稿，在写作过程中以及完稿以后，都曾得到过他们的指点，问学之际令我获益匪浅。其次，要感谢任教于西南大学的熊斌、重庆大学的郭畑、福建师范大学的陈晔以及供职于四川省社科院的曹鹏程等同窗学友，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是在与他们一路同行的求学之道上、切磋琢磨中，点滴积累起来的。此外，我在重新整理校改书稿的过程中，也得很多朋友的帮助，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的贾国涛兄为书前的配图提供了许多专业的建议，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路遇明贤弟，为书稿的史料核对、引文完善等做了大量细致而繁琐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西南财经大学的宋晓希老师，本书结构上的调整与内容上的修正，很多灵感都来自于与她的争论之中。黄博
2023年10月于成都双流
本书为黄博《不与天下州府同: 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后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