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 治史心得
文化
2024-11-07 07:49
北京
![]()
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所以必须声明，自己不必谬充“大家”之列，做人应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即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20世纪80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90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写小说与杂文。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极为重要。治史能力，大致是宏观的掌控能力和微观的渗透能力。宏观上不能准确掌控，就会产生方向性、全局性的偏差，甚至一错百错，极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微观的考证而论，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去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二、治史不应单纯为古人算账。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三、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设想，将来史学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谁的研究就会更精湛。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四、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记得马克思曾无比感慨地说，他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一些所谓学者的基本特征，无非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杀马克思主义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既然有此类人得便宜的滋生条件、抢实惠的活动空间，那么这种姑且称之为跳蚤式的理论家或史学家，必然应运继踵而生。一切稍有良知的治史者应当起而抵制和反对，努力使中华史学的发展走上正道。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和时间，应是治史的第一要诀。科学无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五、迄今为止，一切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虽不能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派生。阶层论等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无非是指社会上层人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剥削和统治阶级中确实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然而其大多数在等级授职制的大染缸里浸沉后，只能是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无非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治史者应当关注者，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他们才是灿烂古代文明的基石，尽管在古代史料中，对他们的状况反映很少。六、人类作为群体动物，形成社会，社会总是需要有人管理公共事务，并且随着文明的演进，管理公共事务的工作不是愈来愈简单，而是愈来愈复杂。如何选贤任能，无疑是掌握公共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永恒主题。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后，管理公共事务不可避免地沦为阶级统治，其各种各样的陈规和陋矩，必然严重地阻碍选贤任能原则的贯彻。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的经验证明，如何掌握公共权力和管理公共事务，是一个关系民族兴衰的重大问题，而比较先进的制度和方式仍然是马列主义早已昭示的直接选举制，而不可能是等级授职制。对于中国古代秦汉以降的政治体制，治史者过去常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词，应当补充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方可成为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科学、更加准确的定性。这援引马克思一句重要的话：“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巴黎）公社的精神的。”从一般意义上说，贪腐是阶级社会的痼疾、一切剥削阶级的通病，但民主和法治可以大大压缩贪腐滋生的空间。中国古代至近代的史实证明，等级授职制和人治必然产生诸如裙带风、卖官等各种人事腐败，必然成为贪官污吏同性繁殖的最佳温床，贪腐现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进而编织成庞大的贪腐保护网。在各种各样的腐败中，人事腐败居于中心地位。在等级授职制下，百姓的好恶和口碑，绝不可能决定一个官员的升沉和荣辱，而上级或最高权力的青睐，才是升沉和荣辱的关键。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个王朝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于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而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二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只要专制体制不变，祖宗发家，子孙败家，由腐败走向灭亡，这是古代权力和财产遗传规律的必然性。欲走出“兴亡成败一刹那”的古史周期律，必须有“居危思安”的认识，首要的一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和倡导的直接选举制，去逐步取代等级授职制。七、有的学者提出，要将制度史写成活的制度史，这是很对的。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制度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八、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某种程度的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有卖官的可能。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于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他，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就决不可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九、在人类历史上，经济、技术的新旧交替往往是一刀两断型的，一旦新的工艺、产品之类被采用，旧的工艺、产品之类就会被人们弃如敝屣，毫不顾惜。然而政治、文化的新旧交替却往往是藕断丝连型的，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连贯性或持续性，甚至是“剪不断，理还乱”。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死的拖住活的。十、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兼备。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被割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当然是人类史上的优秀文明，否则，又何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中华文明也有其严重缺点，否则，又何以在最近的五百六十年左右逐渐落伍。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仍处在文明重建阶段。中华民族不甘永远落人之后，也不会永远落人之后。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十一、中华历史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差别。中华文化传统当然有其精品，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园林建筑、中华烹饪等，但也有糟粕，比如用专制主义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不论是言者无罪或有罪，都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实践加以解决。以言定罪，以言量刑，则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后代的专制统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虚妄基础上。迷信权力，通过行政权力监控舆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舆论并非不能取得暂时的效果，就长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错误的思想言论，是应当进行批判的，特别是对某些歪理邪说，也理应口诛笔伐，以求最大限度地压缩其蛊惑人心的空间。十二、就中华政治传统而论，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受命等好的政治传统。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于专制、愚昧和腐败的传统，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一对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愚昧，可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历史证明，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绝对愚蠢的事。专制政体本身就是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的温床，而掌握了最高的、得不到监控的权力的个人，其反常思维、变态心理之类在历史上所起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中国古代主流政治传统之所以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成为非常可怕而可憎的习惯势力，其遗传基因又被不断复制，给世界上古老的、人口最多的民族制造了无穷尽的灾祸，其必然性就在于一个专制政体，以及在此政体下的各种形式的等级授官制，不仅一直在延续，并且不断地强化。十三、专制主义最可怖、最可憎的首要罪恶，可说是传统，就是草菅人命。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我痛感中华民族过于多灾多难，数千年间，供奉在专制主义祭坛上的牺牲过于惨重。老祖宗也发明了“人命关天”一词，此种观点正好与草菅人命相悖，但不居主导地位。人命最为可贵，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国际上已制订了一个公认的反人类罪标准，而专制政体大致不可能避免惨酷的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为其首要的最大的罪状。这在根本上还是源于专制统治者极端贱视人命。中华的夏、商、周三代有礼有刑，而无成文法，大致自春秋后期，开始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包括铸刑书等。从无法到有法，自然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依个人的简单化理解，法治是法大于权，而人治则是权大于法。尽管出现了成文法，但从战国、秦汉至明清，都是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即使是法令繁多的宋朝，也决不例外。十四、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甩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也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光有物质生产的增长肯定是不够的，在专制主义包袱被抛入太平洋之前，中华民族决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十五、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中国两个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其实，在不少场合下，还有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命题。纵观中华数千年史，其实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还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而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一批小丑主宰国运，一方面是自己演出丑剧和闹剧，另一方面则是给广大民众制造悲剧。小丑主宰国运的现象层出不穷，贤良之辈尽管得到百姓的好评，往往屈沉下僚，甚至惨遭陷害。此类现象不断地复出迭见，正是专制体制自身具备的必然性。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很强调所谓君子和小人之争，强调名节。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亲小人是正常状态，亲君子却是非常状态；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从根本上说，专制政治总是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专制政治体制经常会造就小丑神气活现的时势，而小丑也经常会对昏暗腐败政治推波助澜，甚至叱咤风云。一个伟大民族不时遭受一小撮小丑的侮弄和折磨，这是显而易见的史实。一位西方哲学家说：“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们岂不可以补充说：“不时产生小丑的民族更是可悲的。”十六、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杀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十七、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最高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孟子·告子下》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前一句话译成现代语，即如无“法家拂士”主持正论，以舆论监督和制约君主的权力，国家注定会灭亡。古代开明的台谏（御史和谏官）政治多少体现了民主的后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古代优秀台谏官一不怕罚，二不怕死，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政见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对不同政见的宽容程度，却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尺。那种对不同政见压制、封杀，以至动辄罗织罪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不忌讳横挑鼻子竖挑眼式的苛责、鸡蛋里找骨头式的挑剔，正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统治自信心的表现。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中国古史上，惩创直言，从来是社会走向衰世的表征，是无道暴君的指标。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某些台谏官，也可说是具有某种民主色彩的反对派，或者说，按儒家伦理，优秀的台谏官就应当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对派，能够对君主、宰执等唱反调。反对派的存在，起着监督作用，无疑对政治的清明有利。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君主专制和权臣等其他形式的专制之所以是落后的政体，正是因为对最高统治者缺乏监督，对最重要的权力缺乏制约。如果台谏官的监察权成为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绝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惨重教训。十八、祖国和国家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不能混淆。恩格斯说，“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自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无非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无庸人辈所说的神圣性，这是科学的、准确的定性，是经典性的科学结论。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忱，与国家的观念无关。我们必须歌颂历史上的爱国民族英雄，为我们的时代树立正气。但是，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应当以民主和科学作为基本内涵，这与古代的爱国主义，既有密切的传承关系，又有继往开来的创新。对古代的爱国民族英雄，人们不会去苛求他们具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却是专制腐败政治的牺牲品。孙中山就不同了，他首先举起了一面民主的大旗。从他开始，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必须具备民主的素养，他们的爱国正气，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民主的素养上。在五四时代，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陈独秀又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著名口号，这是对孙中山爱国主义的重要补充。自此之后，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必须具备民主和科学的素养，他们的爱国正气，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民主和科学的素养上。在现时代，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口头上或书面上如何说，只要他事实上是个反民主、反科学者，在他身上就决不可能体现真正的爱国正气。十九、《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实证明，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境界，但中国古代确有一些清官，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践着这条古训，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但清官不仅需忍受生活上的清苦，在官场上也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清官固然可敬，至多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抵制了一些贪腐现象。清官也可能成为众多贪官的遮羞布。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只是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上，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我们需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指导和实施反贪。今日的公仆应与古代的清官根本不同。古代的清官是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出现的，但既然存在着人治、存在着等级授职制，他们还是高居于百姓之上的官老爷。但在现时代，“清官”的观念无疑是陈旧和过时了。公仆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出现的，其身份应由直接选举制和法治确定。划清清官与公仆的界线，在今日尤为重要、必要和迫切。二十、古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规范性的诠释，如究其规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四条标准当然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值得注意者，后世人羡称唐朝贞观之治，而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不自诩盛世，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处。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文化造神运动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是一种重要的、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而宋高宗和秦桧的文化造神运动又具有典型性。大凡统治者日子不好过，或者自感理亏心虚之时，就往往乞灵于自我造神，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需要有一批文丐。利用权势掌控舆论，鼓吹所谓“中兴”“盛世”之类，固然可使吹牛拍马的文字堆积如山，鼓噪一时，但到头来，此类文字便成了“满地黄花堆积”，“如今有谁堪摘”，其歪理邪说完全不足以欺骗天下后世。可怜后世的当政者并不能参悟此中的浅显道理，于是一代又一代，吹牛拍马的文字冰山被不断造作，又不断消融。生前作恶多端，犹且痴心妄想，追求身后千古不朽，这只能是永远的幻梦。尽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回顾个人的治史道路，从大学时代开始，其实只想远离政治，在学问上搞出点儿名堂。然而不间断的劳动和运动，特别是在悲惨的“文革”劫难时期，中华大地，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个人其实还是走一条学究式的道路。记得大师兄漆侠先生曾评论我的文章，有“拘谨”两字，说为他《宋代经济史》写的书评还放得开。这是80年代末所写，其实已经有点儿转型了。从90年代开始，我告别了学究式的道路之后，自问史识上有点长进，视野上有点放开，力求站在新的高度，探索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来龙去脉。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依我观察，在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学问。然而在不良政治的环境下，却是另外的情况。大致有三类人：一是趋炎附势，曲学阿世，浑水摸鱼，以比他人多得到一碗或几碗残羹冷炙为荣，当然，毕竟是僧多粥少，有人可能中彩，成为“宠物”，更多的人则是黯然退出名利场；二是惹不起，躲得起，大致上还是追求洁身自好；三是多少有点儿良知，愿意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尽一点非常微弱的责任，这就必须收获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承受乖舛的命运。年过八旬，如果说本人感到有一点自豪的话，自己是光荣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有人把北大精神概括为“难得清高”。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士大夫就强调清高。但如今的中国毕竟不同于往昔，是处在一个新时代。如果要说清高的话，不是古代优秀士大夫的清高，而是在专制思想面前，表现出民主的清高。在愚昧和伪科学面前，表现出科学的清高。当然，在腐败面前，也必须表现出洁身自好，入汙泥而不染的清高。这只怕才是所谓“北大精神”的精髓。愿以此与志同道合者互勉。 选自王曾瑜《简说辽宋夏金》（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