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 | 当钱穆“逐月看《新青年》”之后
文化
2024-11-14 10:05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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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材料看，钱穆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新青年》的读者。大约1921年他编写过白话历史教科书，遗憾的是仅仅编写了五课后就未再继续；1922—1923年在福建厦门的钱穆写过不少白话诗，目前留存大约十首。[1]在《师友杂忆》里钱穆则生动描绘过他在乡间小学试验语体文教学和向《时事新报·学灯》投稿的情形。[2]但至今尚未引起重视的是钱穆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佚文和“准佚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钱穆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的文章（以下简称《学灯》），另一部分是他在《教育杂志》和其他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讨论中小学教育的文章。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在“逐月看《新青年》”之后的几年，钱穆对于五四运动的诸多热点讨论反应十分迅速，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文字介入。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文章有20篇，时间集中于1921—1923年。1921年，发表有《意志自由与责任》（1月16日第4张第1版，“评坛”）、《因果》（1月20日第4张第1版，“评坛”）、《爱与欲》（1月21日第4张第1版，“评坛”）、《力命》（2月3日第4张第1版，“评坛”）、《新旧》（2月13日第4张第1版，“评坛”）、《爱与工作》（3月21日第4张第1版，“青年俱乐部”）、《柏格森沙中插指之喻》（3月25日第4张第1版，“论坛”）、《皈依》（4月8日第4张第2版，“青年俱乐部”）、《性理》（4月11日第4张第2版，“青年俱乐部”）、《表现与志向》（4月20日第4张第1版，“青年俱乐部”）、《读张译“创化论”的我见》（4月21日第4张第1版；4月22日第4张第1版；4月23日第4张1、2版，“论坛”）、《改革中国图书分类刍议》（11月27日第4张第2版；11月28日第4张第2版，“杂载”）等12篇文章。1922年，发表有《读罗素哲学问题论逻辑》（10月7日第1、2版，“哲学”）。1923年，发表有《屈原考证》（1月8日第3、4版；1月9日第4、5版；1月10日第4版，“文艺”）、《渔父》（2月2日第3版，“文艺”）、《鲧的异闻》（2月3日第4版，“文艺”）、《王船山学说》（2月9日第2、3版，2月10日第2、3版，“哲学”）、《斯多噶派与中庸》（2月22日第1、2版，“哲学”）、《伊壁鸠鲁与庄子》（3月4日第1、2版，3月5日第1、2版，“哲学”）、《旁观者言》（7月9日第1版，“哲学”）等7篇文章。《学灯》当时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传播新文化的副刊，钱穆在《学灯》发表如此数量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他与五四运动积极互动的有力证明。在《学灯》的文章里，钱穆“乡镇教师”形象相对淡化，来自地方的“新知识青年”的形象比较突出。从文章标题和内容看，钱穆作为一个来自地方的“新知识青年”熟悉时人翻译的柏格森作品[3]，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4]，能熟练运用杜威的“工具主义”和柏格森的“创化论”来诠释王夫之思想[5]，能做中西思想的宏观比较。[6]他还能言辞明确地与胡适讨论屈原有无其人[7]，并直接撰文进入了日后著名的科玄论战。[8]这些文字水准不俗，足以引发《学灯》编辑群和庞大读者群中那些有“慧眼识才”能力之人的关注。通过在《学灯》的经常“亮相”，钱穆的文章被《清华周刊》介绍，并在沪上小有名气，被认为“文体独异”。[9]从《教育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论，钱穆在这些地方是以一个对教育变革有持续思考的中小学乡镇教师的形象进入舆论圈的讨论。早在1913年钱穆就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学校教科用书之商榷》一文。[10]不过当时钱氏文章只是属于“来稿”，其后数年他也未在《教育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到1919年末，钱穆开始了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高潮。第11卷第12号上发表《废止学校记分考试议》，第12卷第4号上发表《研究白话文之两面》，第12卷第6号上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11]在其他刊物上钱穆亦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如1923年在《师范教育》上发表《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12]1924年在《申报·教育与人生》周刊上发表《指导中等学生课外读书问题之讨论》。[13]1925年在《新教育》上发表《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等。[14]以上文章均和五四运动的理念与目标关系密切，比如学校是否要废止考试就是当时各方激烈争论的问题，[15]白话文就更是运动目标的重中之重。而在众多讨论中钱穆表达意见最多，最能见其当时心态和位置的大概落在“国文该如何教”这一问题上。1920年3月13日，胡适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演讲“中学国文教授法”，讲演由周蘧即周予同记录，发表在《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第2集（1920年3月）。此稿后经胡适修改增删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这就是著名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16]此文刊发后引发了诸多著名或不著名人士的评论、回应、商榷和拓展[17]，也有地方上的教师按照胡适意见亦步亦趋去做的。[18]钱穆就说：“年来对于中等学校之国文教学，既为一般所重视，而关于此问题之讨论，其杂见于各杂志报章者，亦不为不多。”[19]在众多讨论文章中，钱穆的一系列作品值得特别注意。像他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一文，写作日期系于“（民国）九年四月廿八日”。[20]这一日期表明钱穆与其他回应胡适文章的人不尽相同，他应是看了《北京高师教育丛刊》上胡适演讲的直接记录稿后就开始作回应文章，而其他作者则基本都是看了《新青年》上的修订版文章后才开始回应。这一点足证钱穆对于胡适言论和文章的持续性关注。若把这批钱穆以中小学乡镇教师形象介入五四运动的文章通读一过，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文字里，钱穆当时对各方“国文该如何教”的观点特别是胡适的观点会有所“立异”。如胡适说到中学古文教材的选择时，提出“第一年级读近人的文章，如梁任公、康有为、章太炎、章行严、严几道的散文”。[21]钱穆就说：“最近期文所当充分选择，而不幸可纳选择之范围者亦不多。……严（复）译诸书故走僻涩，一不宜，章太炎文亦有之。……梁任公文多空套，太冗长，三不宜。报章杂志此病多有之。最近新文体中嘲笑谩骂，意主争论，以应教授文学之选择，四不宜。因时因人立论之文，事过境迁，以入选材，恐滋误会，五不宜。浅显平常之作可以浏览，以入教材，六不宜。”[22]但从这些文章整体的倾向和脉络看，钱穆此时又在不少地方与胡适有着近似的观念和看法，其“趋新”乃至“趋胡”的程度要超过既往认知。《全集》编者曾针对《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和《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二文特别下按语说：“当时先生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学之意见如此，越后似稍有转变。二文得于先生逝世之后，先生未再寓目。并请读者注意。”[23]其实“稍有转变”是相当委婉的说法，钱穆在两篇文章里有不少典型的“新青年”意见。像钱穆谈到编纂中学国文“公用教本”时提出一定要“每篇文字均加新式标点符号，分段提行”。[24]类似的话以后他大概就不太会说。这还只是新书写形式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对于自己治学的入门书——“韩柳古文唐宋八家”打过几下“翻天印”。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他批评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常有求“私人利禄地位之臭味”，又爱“虚张卫道之旗”，字句间皆有“富贵骄汰之气”。受韩、柳氏影响的那些古文亦有“空论史籍陈账”之病和“弄巧酬俗”之风。对《古文辞类纂》和其他古文选本，他的态度是“所选自韩柳以下，除我八类、两证、一本以外，犹有几何？则复拘于格律，限于体势，而时移势迁，所言与今多不合，则其无选择之价值可见。曾选较姚佳，然不免上述诸弊。至若古文翼、眉诠、观止诸选，卑不足论”。[25]王汎森曾精到指出“钱穆第一期的治学以古文辞为主”[26]，这在钱穆自己的回忆中可得到充分证明。[27]到1920年虽然钱穆已偏向于子学和理学，认识到“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28]但对“古文”作如此明显的批评恐怕是其治学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这一特殊阶段的形成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大概很有些关系。在另一篇未收入《全集》的《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1923年）里钱穆的“新青年”口吻还要更甚。此文首先明确表达他当时对于“新旧”的态度，开篇即说：中等学校的国文教授“绝对应该取迎新的态度，而不应该‘恋旧’”。所谓“新的态度”是：“一、我绝对赞成新文学；二、新文化不是‘发生’在最近的五六年，他有他二千年来文学史上的根据，而为一种自然的趋势；三、新文学不是‘完成’在最近的五六年，他尚在我们继续的努力创造中，而为一种理想的计划；四、理想中的高级中学校的国文教材是一部完全新文学史中重要的史料；五、抱新文学者的态度的国文教授应该使学生有迎新的态度，而进层有创新的能力，这才是他的成功。”[29]接着钱穆更直接提出“必要打破‘圣’‘经’的偶像”。他对于这一年南开学校和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展开的“读经”表示极不赞成，说：如拿着“圣”“经”两个观念来读古书，“我是绝对否认”！[30]这样的话和同时期胡适的观念非常近似。1921年8月胡适在评论孙德谦（益庵）的《诸子通考》时就特别说：他（按孙德谦）说“其言则无悖于经教”，似仍未脱儒家的窠臼。他的书受此一个观念的恶影响真不少！如说：“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大”；“无诸子而圣人之经固尊，有诸子而圣人之道益广”；此皆有所蔽之言。他先存了这个观念，故必欲说老子合于“易之嗛嗛”，阴阳家通于《易》，墨家为礼官之支與，申、韩得《春秋》之学，纵横、小说皆本《诗》教！此等附会，大足为此书之累。[31]正因这一阶段钱穆和胡适分享着相似的观念，所以在他当时看来“五经”系统里，读《左传》不如读《战国策》，因为“《左传》的文字是粉饰底、《左传》的气派是夸大底，哪里有《国策》直爽平实”？读《礼记》不如读《吕氏春秋》。“《礼记》是汉人手笔，他最显著的色彩是‘荀卿派’，是‘楚人文学’，是‘文过其实’，是好‘堆砌字句’，是好‘连漫无修歇’，是好‘一气排下’，是比较的容易养成‘笼统’‘放荡’底气习，也和现在新潮流、新趋势不合，为什么把来教学生呢？‘内则’‘典礼’还可应用么？难道‘王制’‘月令’是何信为真么？难道‘檀弓’‘丧大记’‘丧服小记’之类不可不研究么？难道‘投壶’‘乡饮酒’要把来恢复么？”读《尚书》不如读《史记》，“《尚书》是真伪参半的……真《尚书》试问共有几篇可供中学生读呢？矞皇典丽底《帝典》罢，诘屈聲牙底《盘庚》罢，试问学生把来，特别底读了，有何益处呢？”[32]在“四书”的系统里，钱穆认为《论语》稍好，“只可惜终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和‘政治意味’，似觉不如耶稣圣经是平民底、社会底”。《大学》《中庸》一类固然并非没有价值，“但是为什么要教学生拘拘然专修儒者一派底学说呢”？[33]以上梳理大概都可证明钱穆日后说的他对于新文化“一字、一句、一言、一辞，亦曾悉心以求”并不夸张。[34]在这段时间里（大致可断至1924年前后）钱穆不仅是个“江南古镇的新派人物”，也是厦门、无锡城里的“新派人物”。但和《师友杂忆》里钱穆所表述的类似，在“悉心以求新文化”后他紧接了一句“反而寻之古籍”则提示我们钱氏之“求新文化”究竟与“重温旧书”之间是何关系仍有重新解说的必要。选自瞿骏《大风起兮: 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中的“五四” （1911—19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三章，注释从略。感谢瞿兄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