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伊·瓦利茨基 | 我为何写《俄国思想史》
文化
2024-11-10 09:28
北京
此书系在波兰写成,是本人约20年间俄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某种程度而言,此书不仅是我个人努力之产物,也是波兰的哲学史家、社会思想史家以及波兰的俄国文学史家积极的思想交流之结果。我对俄国思想的兴趣源于我许多同胞所共有的一个意识,即对俄国文化感同身受的理解对于波兰人而言至关重要。我十分感激此书背后的这一波兰传统。尽管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即波兰人似乎对俄国的一切均抱有敌意,但是,甚至在被分裂的波兰也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对俄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传统心怀感激,甚至赞赏有加,他们认为其任务即在俄国和波兰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或更具雄心,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构建起思想的桥梁。仅需举出这些事例:最早的俄国革命运动史著之一就出自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路德维希·库利奇茨基之手(此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20 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波兰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斯坦尼斯拉夫·布尔热佐夫斯基写出了第一部歌颂“民意党”英雄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历史小说;最后,波兰天主教哲学家玛里安·兹德齐霍夫斯基是欧洲最早充分意识到俄国宗教哲学之重要性的人士之一(与捷克哲学家和政治家托马斯·马萨里克同时)。当我在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我的俄国思想史研究时,此处提及的前两位作者曾对我的想象和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说了这些,我仍很乐意补充一句,即此书也是我经常访问英国和美国的产物。我与英国和美国学者的联系究竟起过什么作用,这很难定义,但如果没有这些联系,此书一定不会是如今这样。在英译本序言中,我觉得这一事实应得到充分认可。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我获得福特奖学金,在英国和美国进修一年。我的第一站是牛津,在那里我遇见以赛亚·伯林爵士,他对我的想法表现出真正兴趣,并积极鼓励我承担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撰写一本关于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对峙的详尽专著。之后不久我来到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虽然年轻,却已崭露头角的研究俄国思想史的美国专家(如理查德·派普斯、乔治·比灵顿、马丁·玛利亚、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乔治·克莱恩等人)中间,他们花费很多时间与我交谈,与我一样意识到了我们共同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俄国思想史在当时的美国(1960)成为一个时髦研究课题,原因显而易见:如同在波兰,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是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强化的一种意识之表达,即关于苏维埃俄国的更深入认识和理解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而这样一种理解的关键之一,则只能通过对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传记之研究去发现。和我的美国同事一样,我有幸与自俄国来到美国的老一辈学者中的一些杰出代表讨论我的想法,如罗曼·雅各布森、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皮杰里姆·索罗金、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神父以及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有机会做了我的第一次英文演讲。与此同时,我完成了对俄国斯拉夫派进行阐释的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在我的《斯拉夫派之争》一书中得到扩展。稍后几年,我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获得极有成效的访问奖学金(1966—1967年暨1973年秋季),这使我得以扩展与英国学者的联系。1976 年冬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学任客座教授。我作为克拉特历史学客座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逗留,使我又得以结识许多美国朋友(在此我首先想提及的是特伦斯·埃蒙斯教授),我还赢得一个宝贵机会,获得了面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体验。作为这一体验之结果,我得出结论,即此书可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被用作一本俄国思想史的指南。作者简介
安杰伊·瓦利茨基(1930—2020),波兰历史学家,曾执教于美国圣母大学,专攻俄国哲学史、波兰哲学史和社会政治哲学。他是“华沙思想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8年,他因在俄国和波兰的文化与社会史研究,以及19世纪欧洲文化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荣获巴尔赞奖。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有《普希金诗选》《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俄国文学史》《茨维塔耶娃诗选》《读与被读》等著译作七十余部。本书以欧洲思想史为镜鉴,全景式地介绍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到20世纪初共百余年的俄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俄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时代,便于人们将它视为一个结构整体。正是在这一时代,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关于俄国命运、关于自身使命等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他们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俄国与西方、民粹与马克思主义等主要轴线的思考,呈现出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驳斥的过程,也有助于建构整个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语境。【目录】
第七章 俄国的黑格尔主义者:从“与现实和解”到“行动哲学”第十一章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与1860年代“启蒙者”第十七章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