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 | 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
文化
2024-10-31 07:0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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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面为世界史、西方史学史。代表作《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在《史学理论研究》《复旦学报》《读书》《史学月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另有译作、书评多篇。
在当代西方史学新潮之中，微观史学可谓独树一帜，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微观史学把研究的视线投向了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小的社会群体，将它们聚焦在历史学的显微镜下，通过研究分析，放大、重现和传递普通人生动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从而完成见微而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识过程。20世纪七十年代末，微观史学首先兴起于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为代表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率先提出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即Microhistory）一词，用来界定这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其后，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衍伸到欧美各国，成为一股强劲的国际性的史学新趋势，它是“针对关于大的社会群体和长期的、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一次反抗。最初的微观史家尤其不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方法，即集中于特别长时期的宽泛题材，也就是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微观史家们还反对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剑桥人口史小组和美国克丽奥学派等影响而日益盛行的计量方法。”本文效仿微观史学家们的做法，由细微处入手，通过几部主要的微观史学著作，分析并考察这种研究取向在理论、方法上的主要特点，从中或可渐渐窥得其整座森林的概貌。159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地区，一个名叫多米尼科·斯坎德拉（Domenico Scandella）、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普通农民被宗教法庭以异端罪判处极刑，烧死在火刑柱上。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但这起案件却与众不同。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农民，以经营磨坊为生的梅诺乔能读会写，接触并阅读了许多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以及其它一些书籍，形成了与普通村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而且由于出生下层，社会背景、生活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大多形成自阅读后的个人想象和感悟，因而显得更加的特别。除了各种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扬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甚至在遭到起诉后也仍然力陈己见。更为难得的是，整个案件的审判记录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偶然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资料丰瞻，我们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绝望。”依靠这些资料，历史学家得以将研究聚焦在这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放大和解读他及其身处的社会和时代，为我们娓娓讲述关于梅诺乔的故事。1976年，金兹伯格根据梅诺乔的审判记录发表了《乳酪和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后于1980年翻译成英文出版，并被学界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名著。在序言中金兹伯格即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其研究视角转向下层普通民众的宗旨：“虽然过去历史学家被指责只想知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但在今天这已不再确切了。他们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那些被前人置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当然社会史家也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但所看到的却仍只是被统计数据化了的普通人，有关他们的历史叙述常常是宽泛而粗线条的，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如果不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像他们这样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的所作所想，是起作用的。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其中作为个体应有的性格和精神被某种统一的身份特征（如性别、职业、民族、肤色等）所掩盖，社会史家将他们归类、标记，并赋予其某些群体性的特征。微观史学则恰恰相反，它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展示了历史更加真实的一面。《乳酪和蛆虫》一书以及书中所使用的微观分析的方法，将梅诺乔这样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小人物放大并活生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不禁令人耳目一新。在梅诺乔的宇宙观里，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形成，就像牛奶做成的乳酪一样，而蛆虫也现身其间，这些就是天使，”而上帝也出现于其时。这种奇怪的想法早已随着它的主人深埋进历史的尘埃，梅诺乔不是路德、不是加尔文，他的异端思想和反教会言论没有传出过他的小村子，更没有在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惊起一丝涟漪，他只是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同历史上无数的普通人一样，但他们的生活也曾经鲜活生动，虽然经历平凡但并非毫无意义，透过他们的命运所昭示的大历史同样不寻常。例如，在第一次被捕接受宗教法庭审判时，梅诺乔挺身为自己辩护，在坦白了自己的宇宙观后，梅诺乔面对指控毫无惮言，“我确实说过，如果我无须害怕公正之剑，我会让所有人震惊于我的言论；我也说过，如果可以被允许在教皇、或一个国王或贵族面前陈述，我也有许多话要说；即便之后会有杀身之祸，我也不在乎。”他将异端思想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天主教会，“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法律下，教皇、大主教和主教们都是那么强大和富有，所有一切都属于教会和教士，而他们却又压迫穷人，那些人如果租了两块地耕种，那这些地肯定就是属于教会的，属于某个大主教或主教。”为此他希望取消教会的特权，希望恢复到一种简单、朴素、仁爱的兄弟般的宗教状态，“我想让我们相信上帝的权威，人人为善，像耶酥基督所说的那么去做，当犹太人问他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时，他回答道：‘爱上帝及你们的邻居。’”进而他更将这种观念扩大为宗教的宽容和平等，使它兼及于所有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上帝的权威将圣灵赋予基督徒、异端分子、穆斯林和犹太人；他爱他们所有的人，他们都以同一种方式获得拯救。”最后，他以一种愤怒和激动的态度痛斥审讯自己的法官，批评他们在宗教上的专横和傲慢，“你们这些教士和僧侣，你们竟妄想比上帝更全知全能，你们就像是魔鬼，你们追随着魔鬼的足迹，想要成为地上的神，想和上帝知道的一样多。事实上，知道的越多就越是无知。”梅诺乔疾风暴雨式的批评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甚至将各种圣礼都视作是教会用以愚昧、压迫和剥削穷人的“商品”和工具，一概予以摒弃，“我相信教会的法律和训诫都只是一种生意买卖，他们靠此谋生发财。”审讯记录为我们忠实地保留了梅诺乔的宗教思想，他对教会的批评和对宗教的理解在有些方面不逊于任何一位宗教改革家。不过，梅诺乔毕竟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农民和磨坊主，在生死面前也会害怕、也会紧张，证词常常前后矛盾、不着边际。在法庭上有时慷慨陈辞，有时黯然乞怜，“大人们，我请求你们，以我主耶酥基督之名，快快结案吧；如果我应该受死，那就让我去死吧；如果可以被宽恕，就放了我吧，因为我想要像个虔诚的基督徒一样活着。”家人也四处替他活动，在第一次审判结束时，梅诺乔给法官们写了一封长长的陈情书请求宽恕，言辞恳切，一片悔罪之心，“就像审讯记录上所写的，我的确想过、信过、也说过那些有悖于上帝和教会训诫的东西。我说的话是受到了魔鬼的左右，它蒙蔽了我的心智、记忆和意愿，使我去想、去信和去说那些错误和不正确的东西，因此我要忏悔我想过、信过和说过的都是错误和不正确的。因此，如果我所想过、信过、说过和做过的事情背离了上帝和教会的训诫，我非常痛苦并且深感后悔。”最后，他恳求法庭给他宽恕和怜悯，原谅自己的错误与无知。尽管一再的表示悔罪，梅诺乔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我的思想崇高，我盼望一个新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因为教会并不称职，因为世界并不需要如此浮华虚饰。”第一次审判后，梅诺乔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后被释放；再又平静地度过了十多年后，年近七十的磨坊主还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和脑子里的奇怪念头，1599年梅诺乔再次被捕，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即被判处了火刑。如梅诺乔所说，他的异端思想来自于他自己的脑袋，他不是什么巫师，更不是先知，既没有接触过太多基督教的异端派别，同阿尔卑斯山北边正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没有什么瓜葛。但他也不是偶然出现在历史中的，在梅诺乔这个小人物背后，是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诸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纠葛：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下层普通民众同上层贵族、教会的矛盾，经济、政治、科学等领域的新变化，随着古腾堡印刷术而出现的知识革命等。作为个体的梅诺乔也许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特例，他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又与周围的村民格格不入，但金兹伯格坚持认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梅诺乔即是如此，他用当时下层农民通俗文化传统及自己不拘一格的理解对其所读的书籍进行解释，而这些书籍本身又多是一种上层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成果，这就使得他的解读大大区别于通常的那些读者，使得他产生了某些奇怪荒诞的思想。在梅诺乔向宗教法庭交代的长长书目里，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薄伽丘未删节版的《十日谈》、曼德维尔的《游记》，甚至还包括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以及其它一些宗教、文学、历史的书籍。奇怪的是，梅诺乔的诠释与这些文本中的本义大相径庭，那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的文本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经过自己熟悉的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的筛滤后，再投射到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之中，“正是这些印刷书籍与在他身上所体现的口述文化之间的交汇，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和口述文化；金兹伯格在书中详细描述了法庭上梅诺乔与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文化和次属文化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通俗文化（更准确的说是农民文化）。”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的一个变种。”在金兹伯格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共同努力使得微观史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虽然在最初他们只是认为，“微观史学应该成为一场实验、一项提议、一次对材料的验证；一次空间、特性和观点的融合。它还是那些小人物和被排斥者的历史，当然有时也未必如此。它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在错综复杂中对其具体背景的考察，形成了新的解释体系、新的因果关系、新的研究领域。”但很快微观史学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实验和探索了，其发展也超越了意大利的范围，而成为被各国历史学家所广泛接受和采用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1982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担任历史顾问的一部法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电影以16世纪法国农村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第二年，戴维斯用更为研究者熟悉的历史学家的语言重新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分析和讲述，出版了《马丁·盖尔的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一书，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马丁·盖尔热”。这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微观史学研究例证，故事发生在16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蒂加的小山村。失踪多年一直杳无音信的马丁·盖尔突然回到了村子，村民、家人虽然深感惊奇，但仍然欣喜地欢迎他的归来，他不仅清晰地记得故人旧事、过去的点点滴滴，更从原本内向怯弱的男孩长成了一个强壮成熟的男人、体贴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在外的漂泊和岁月的沧桑给他的相貌、性格带来了不少变化，但似乎并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这个马丁和妻子贝尔特朗德相亲相爱，与其他村民也相处融洽。但他不久开始出售家产，甚至要求叔叔皮埃尔归还自己离家期间暂管的财产，甚至威胁要提出控告，这些做法引起了皮埃尔的不满，因而逼迫贝尔特朗德对马丁的真实身份提出了控告。虽然地方法院因证据不足裁定马丁无罪（150个证人中，有60人不确定马丁的真实身份，其它肯定与否定者大约各半），但皮埃尔又上告到图卢兹（Toulouse）的高等法院，由于马丁的身份始终真假莫辨，审判陷入到僵局。最后法庭根据注重“品质而非证人的人数”、“宁可错放有罪，也不可误判无辜”等原则，以及由于法官让·德·葛哈斯（Jean de Coras）同情新教的立场，即将准备驳回诉讼时，一个拖着木腿的陌生男子出现了，他自称是真的马丁·盖尔。家人、村民都立刻认出了这个马丁，他的出现戳穿了冒名顶替者的假面具，也完全改变了法庭的裁决。冒充马丁·盖尔的阿尔诺·居·迪勒以冒名顶替、窃取财产和通奸罪被判处绞刑。关于马丁·盖尔的这个离奇故事在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有关审判以及真假马丁的传闻在当地广为流传，事后不久就有两部关于此案的书问世。此案的主审法官葛哈斯更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的记录，他将案件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发表，其中包括所有证据、证词、法庭的辩论和判决，以及他本人的评论等。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作家吉约姆·勒修尔（Guillaume LeSueur），也在其地方史里，记录了这起案件，在史料上印证和补充了葛哈斯的记载。此外，像蒙田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也都曾对此发表过评论。即便在400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一带，当地人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耳熟能详。此外，先后还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出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激发戴维斯写作这部历史的灵感亦来源于此。就像意大利微观史家们所说的，在微观史学实践中，“名字”（包括人名、地名等）常常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通过“聚集到名字和从名字发散开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便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一方面，通过缩小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它（微观史学）使得在其他史学门类中难以想象的‘真实生活’能够得以重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够反映人们鲜活生活经历的无形结构。”戴维斯对马丁·盖尔的追踪正是循着这个人物而逐步展开的，她不仅对其主要资料来源细加考查，对其版本、文字等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对其中的真实性交叉验证；而且还对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如对法国南部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等情况，以及当时人们普遍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她回忆道：“自始至终，我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工作，确定我的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构成原则，把从许多地方得来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确立一个能对16世纪的证据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测性论点。”整个马丁·盖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分别是出走失踪的马丁·盖尔、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居·迪勒和先被抛弃再受“蒙骗”的妻子贝尔特朗德·德·罗尔，戴维斯非常细腻地为我们描绘了这三个不同的人物。真的马丁·盖尔性格内向、软弱，他的离家出走是整起事件的起因。戴维斯把他描述成一个经历了不快乐的童年、不愉快的婚姻，又不甘心平凡的农村生活，“梦想摆脱小麦、砖窑、家产以及婚姻”的青年农民。马丁从小随家迁居异地，生长在一个全新而陌生的环境里，缺少同龄的玩伴，在家中也因是独子只能生活在一群姐妹中间，因此非常孤独和内向。青春期刚刚来临，另一个女孩又闯入了他的生活，父母为他包办了婚姻大事。与贝尔特朗德婚后又迟迟没有生育，因而又成了当地村民的笑柄，村里的年轻人“一定曾经涂黑了脸、穿上女人衣服聚集到盖尔家门前，敲打酒桶、摇铃敲钟、把剑碰得嘎嘎作响。”虽然经过不断的求医问药、虔诚的祈祷礼拜，马丁的不育终于得治并有所生育，但在此期间马丁一家在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其后，马丁悄然离家出走，他的失踪及他与贝尔特朗德在性和感情上的不和谐，为日后的事件埋下了伏笔。在马丁失踪八年后，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居·迪勒出现在了阿尔蒂加。究竟出于什么目的，阿尔诺要冒充另一个人的身份呢？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同马丁一样，阿尔诺也是个不安现状的年轻人，只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改变命运。阿尔诺出生于朗格多克当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却“能言善辩”，有着“令演员嫉妒的记忆力”，而且是个“放荡的”、“生活糜烂”、“沉迷于每种背德行为”中的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加刺激冒险的生活，他也选择了离家从军，并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马丁的身世等各种情况。之后，经过“煞费苦心的准备、推敲、背诵、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与生活”，阿尔诺改头换面以马丁·盖尔的名字重新出场，他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使人们对他的谎言信以为真，最重要的是，连贝尔特朗德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丈夫。在故事中，女主人公贝尔特朗德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作为女性的她也自然受到了女历史学家更多的关注。从最初的描写中，就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独立和有主见的女性，对于父母包办的与马丁并不快乐的婚姻，她默默地、矜持地接受了，在那个时代丈夫不是一个女人能够自主选择的；当这场婚姻由于马丁的不育出现危机时，她却坚持拒绝解除婚约，而是想方设法去除“巫咒”，用怀孕生子击退了流言蜚语；在马丁离家失踪后，她完全可以离开夫家，带着自己的嫁妆择人另嫁，但她却选择了贞节地留下，宁愿一人带着孩子度日。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女人会连自己的丈夫和一个陌生人都分不清楚。戴维斯认为，贝尔特朗德过早地与马丁开始了一段并不幸福的婚姻，双方缺乏理解、信任，以及和谐的性生活，加上因丈夫出走而遭到离弃，又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这使得“贝尔特朗德梦想一个全然不同的丈夫或情人的归来。”阿尔诺的出现正迎合了她身心长期压抑的需要，令其沉寂的心灵重新燃起了火焰，“或许有明确的约定，或许只是心照不宣，她（贝尔特朗德）帮助他（阿尔诺）成为了自己的丈夫。贝尔特朗德从新马丁那里得到的正是自己的梦想成真，一个可以平静而友善并且充满激情地共同生活的男人。”之后的三年里，这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婚姻”甜蜜而美满。阿尔诺一改纨绔本性，显得本份老实，处处尽到丈夫的责任，与村民的相处也非常融洽；贝尔特朗德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作者用许多细节为描述了这段感情：当后来阿尔诺暂时获释回家时，贝尔特朗德热情地欢迎他的归来，“递上干净的白衬衫，亲手给他洗脚，把他迎上自己的床榻；”当皮埃尔·盖尔带人袭击阿尔诺时，又是贝尔特朗德挺身而出，“用身体隔开双方，”为阿尔诺挡开了拳脚；在法庭上，阿尔诺每次提到贝尔特朗德，总是“柔声细语”；甚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贝尔特朗德，如果她发誓说自己不是她的丈夫，他情愿“惨死上一千次”。在冒名顶替的过程中，连阿尔诺本人都开始信以为真，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马丁·盖尔，当成了盖尔家的合法继承人。谎言越编越大，不论是阿尔诺还是贝尔特朗德，都在尽力维护着暂时的欢愉。但与此同时，贝尔特朗德的态度又是非常矛盾的，感情也相当复杂，她被包围在各种矛盾的旋涡中。她屈从于皮埃尔同意向法院提起控告，但内心又希望己方败诉；她一面暗助阿尔诺补充记忆、串通供词，一面又在自己的证词里小心翼翼、不露破绽；当真马丁出现后，她表现得完全象一个上当受骗的柔弱女子，“开始浑身战栗、低头哭泣，立即跑上前去抱住他（马丁），请求他宽恕自己的过错，原谅她因无力抗拒阿尔诺·居·迪勒的诈术和勾引而犯错。历数出许多事先准备好的借口：你的妹妹们太轻易地相信了他，你的叔叔也接纳了他；而我望穿秋水一心盼夫归来，因而才相信了他，特别是他还知道那么多我的私事；当我认清他是个骗子时，我恨不能立刻去死，要不是敬畏上帝，我早就自尽了；我一发现他玷污了我的贞节，我就把他送上了法庭。”在此，戴维斯对人物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法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以及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一特殊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运动的暗流、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会的对抗、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和土地制度的变革、以及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细述，但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唐纳德·凯利（DonaldR.Kelly）评价指出：“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是既有着经济的动力也有着性的冲动，以及有着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有着文化传统和能力的人。这一侧重从因果分析向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的转移，其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放低；但它也为历史认识重新恢复了深度，以及人性和色彩。”金兹伯格喜欢把微观历史学家比作一位艺术史家、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或是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侦探，上文中戴维斯也对自己的研究有过类似的比喻。事实的确如此，“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上文中二例微观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丰瞻的历史资料而得以完成，包括税收记录、出生登记、公正契约、法庭案卷、地方史志等。与保存完善、内容丰富的近代欧洲史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却常常由于资料的限制而难以将视线聚焦到比较微观的层面。然而，这种情况并非绝对，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作品《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不论从其研究和叙述的手法，还是成书的年代（1978年），都正顺应了微观史学崛起的潮流，堪称又一部微观史学的代表作。该书把研究视线投向了1668到1672年间的山东郯城，一个普通的中国北方小县，虽然时有天灾饥馑，但也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却成为了作者关注的中心。书中“所聚焦的是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老百姓：农民、田间佣工，以及他们的妻子，这些人在困难的时候得不到社会的帮助，也没有强有力的家族组织的支持。”讲述的是一些非常平凡、琐碎的小事，“把这些说成是‘小事’是因为相对于整个历史背景而言，而对于那些实际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这些事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中译本特意在书名中加上了一个副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该书微观分析的特点。史料总是微观史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史景迁非常清楚这一点，也看到了中西历史研究在此的异同，“从过去的穷人和被遗忘了的人的生活中总是很难得到什么的；中国有完整的国史和县志编撰工作，但大多数的地方资料却没有被保留下来。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而这样的材料已使人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了。”他因此不得不独辟蹊径，其在资料的选择和使用上颇有值得借鉴之处，他所用的史料主要有三种：一是清初由当地士绅冯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二是曾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所撰的诗文笔记《福惠全书》；三是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志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官方的记载和士大夫的抒怀，再加上文学的传奇，从中竟能够窥见清初社会里普通百姓的人生命运。对于王氏的大部分身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史景迁复原的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轮廓。1671年底，郯城郊外的一个贫困农妇王氏突然离家出走，与姘夫私奔；但逃亡不久，她就被情夫抛弃，不得不又折回了村子，因为害怕回家，她暂住在村外一座叫三官庙的小道观里，得到了道士的收留。王氏的丈夫任某知道后赶往道观，与道士发生了口角，前来上香的邻居高某上前劝架，任某又与其发生了冲突而被打。任某因此怀恨在心，虽然之后王氏终于被送回了家，但他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1672年1月，任某与王氏发生争吵后将其掐死，趁夜把王氏尸体移至高家附近；天亮后即到县衙状告高某与王氏通奸并杀死王氏。知县黄六鸿经过勘查和审讯发现了真实的案情，并对杀人、诬陷的任某做出了应有的惩罚。黄六鸿断案为官的笔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个鲜活具体的案例，成为写作的基本素材；清初的地方志又勾画了一个社会在处于急剧动荡转型时期的种种残酷现实：地震、灾荒、盗匪、兵祸。但这种“较为偏重史实和官府的记述”似乎还无法反映出普通人身上更为细腻、更为情绪化的生活经验，“虽然冯可参和黄六鸿令人惊奇地让我们接触到当地占很大比例的个人愤怒和痛苦的故事，但是他们却不想深入了解也是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因此史景迁试图更进一步，他借助蒲松龄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刻解剖，来揭橥郯城人内心的精神世界，“我以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连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越过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于是乎，史景迁在书中整段整段地引用蒲松龄的文字，用近似快速晃动转换的电影镜头的方式，来表现王氏死前的最后一次梦境：“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洒落在白石上，一支开着花的枝头从窗外伸进来。她要回答，但是她的嘴被土塞住了，她被钉住了，被缠在身上的蛇钉得动弹不得，她努力挣扎，她的身体在水里摆动，她可以闻到水里的臭味，人们拥挤在河边，他们看着，笑着，他们应该帮她，她必须叫出声来，否则他们不会帮她。”这种写作方法别出心裁、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在此，历史学家的描述和推测完全借助于想像而非任何科学的手段，因此这又常常成为微观史学受到批评的一个地方，伊格尔斯（GeorgIggers）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将针对微观史学的种种批评，归纳了主要的四个方面：“（1）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专注，就把历史学归结为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2）他们把以往的文化浪漫化了，（3）因为他们着意要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能研究以迅速变化为其标志的近代和当代世界，以及（4）就此而言，他们便没有能力研究政治。”这也反映出微观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历史研究方法所引起的争议。认识微观史学当然不能忽视来自反面的意见，微观史学也绝非尽善尽美，包括上述三部著作亦都有各自的问题和不足。微观史学最初是对抽象的、量化的社会科学史学的反动，它针对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还原和再现了个人的经验和情感，这对史学的进步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雷维尔（Jacques Revel）在谈到法国的微观史学时，就提到它对法国史学的推动意义，“求助于微观分析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已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史模式的脱离，后者从一开始即或明或暗地嵌入到一个宏观的结构中。这一脱离使得有可能摆脱陈规旧习，并批判地看待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此外，它还（跟随一些人类学家的引导）在历史分析中为用新的焦距审视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史学途径。”但是，某些“最为坚定的微观历史学家们认为，只有微观历史层面和个人层面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层面，因为正是由此而派生出宏观历史问题（如体制问题、社会阶层的意识问题等等）和社会关系的总和问题。”这又不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总是那些史料最为丰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材料的多寡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论是梅诺乔、马丁·盖尔还是妇人王氏，虽是普通人但又都是非典型性的例外，其特殊性使得他们难以真正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代表。此外，个人的经验终究无法代替社会的、集体的经验，单个的人也无法反映一个社会组织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微观历史的研究分析对于普遍的社会历史的重建也没有太大的助益。因此，如何更好地结合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两种视域的研究相互补充和融合，应该成为微观历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们的共同课题，“（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这既是一种理想，也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