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辛亥革命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文化
2024-11-08 22:19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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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湖州。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首届荆楚社科名家，华中师范大学前任校长。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虽然辞去了华师校长一职，章开沅的教师生涯并未结束，为了方便指导学生，他和妻子还住在学校的博导楼里，这是一套160多平米的四室两厅，除了沙发、电视等常用的家居用品外，并没有太多陈设。“有人建议他买套房子，他却说自己离不开学校。”章老的秘书刘莉笑道。采访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早晨进行的，85岁高龄的章老非常精神，额头上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虽满头银发但并不显苍老。他的声音清晰有力，嗓音里丝毫没有这个年龄的老人常有的暗哑与含糊。章老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活动，起到了不少推动作用。章老年事虽高，但每天仍有许多事务要处理。因为眼睛不好，读书、看报很是吃力，即便如此，他仍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从28岁开始研究辛亥革命，50年了，辛亥革命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刘莉说，“马上要去韩国参加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活动，大概四五天时间。”“我那时又瘦又小，她（同桌）总是掐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武汉的姑娘伢很凶。”章开沅生于安徽芜湖，年幼的时候，父亲在汉口银行就职，母亲便带着3个孩子一同到武汉，住在南京路附近。不久，因父母考虑到住所离闹市太近，不利于孩子的学习，便搬到武昌粮道街。“我那时候在胭脂路小学读一年级，全班只有我一个外地学生，所以总是受欺负。”章开沅说，“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会在桌子上画一条线，不准我越过。我那时又瘦又小，她总是掐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武汉的姑娘伢很凶。”他一边说，一边捏起食指和大拇指做出掐人的动作，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一年后，当章开沅因为家庭原因要搬回芜湖时，他曾发誓再也不来武汉了。受父亲的影响，幼时的章开沅喜爱读书，还很爱看武侠小说，很多次他幻想自己成为书中主角，行走江湖，侠肝义胆打抱不平。“皖南事变”后，学生运动频频发生，受高年级同学的影响，章开沅开始写散文、画漫画，有一次他画的是凶神恶煞的教务主任拿书砸人，瘦小的学生被压扁在书堆下，暗含讽刺意味，这让学校很恼火，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后，他就被勒令退学。“我就是想努力地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1946年，章开沅考入金陵大学历史系，两年后他辍学离开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留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小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武汉解放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后来和华中大学合并，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那时候我才25岁，留在历史系任教。”章开沅回忆，1954年冬，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时年28岁的他负责接待。“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为什么身在首义之地的我却漠不关心？”章开沅突然萌生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想法，“后来，我就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联系。”1961年，适逢辛亥革命50周年，章开沅想到武汉是首义之地，遂向学院提出，在武汉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讨论会的构想，得到了学校的支持。“我一边组织论文写作，一边和同事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除了专攻论文写作，章开沅和同事还要奔赴各地与其他学者联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我们常常饿得走不动，干脆就瘫坐在大街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10月16日，第一次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在武昌召开。“包括李达、范文澜在内，有一百多名学者参会，无论规模还是水平，那次都属创举。”章开沅提高了音量，“史学界十分重视这段历史，此后每隔十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的盛会。1975年，人民出版社邀请章开沅等人编纂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左’的思潮仍然束缚着史学界，但我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在荒废多年之余想重新做点实事。”就这样，横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个省份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了。由于“文革”前积累的资料多已散失，所以许多章节必须从搜集资料起步，且编书缺少经费，开会、食宿条件极差。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三卷共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出版。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一大批国外史学家慕名而来。1979年9月，章开沅赴美访问，11月又从美国赶赴日本，这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回顾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章开沅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想努力地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我其实很自卑，我的一生好比在海上游泳，我的朋友、同事、学生就像海水的浮力，这么把我托了起来。”章开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自25岁在中原大学任教，60年来，他教过的学生从大学本科生、在职中学历史老师到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难以计数。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教育部派人到华师主持民意选举，章开沅以最高票数当选华师校长。6年的校长生涯，章开沅从未参加过教育部大学校长会议，他说自己不擅长政治，只好埋头做学问，他毫不忌讳地自嘲：“还好，那时候教育部容得下我。”章开沅以学者姿态治学，他在校内实行“党委领导下副校长负责制”，让其他领导充分发挥才能，“我一个校长能有多大本事？还是得集中大伙的智慧，我只是起协助作用罢了。”章开沅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微笑地摇了摇头。1991年，章开沅辞去华师校长一职，前往海外讲学。他感叹自己不是做校长的材料，“我其实很自卑，我的一生好比在海上游泳，我的朋友、同事、学生就像海水的浮力，这么把我托了起来。”进入华师博雅论坛，“章开沅”三个字是个热门词，有好几个帖子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位网名为“抱兜兜”的学生说：“我有幸听章老讲过话，好几次都热泪盈眶。他的话有很深的内涵，引人思考。经常听见他说起论坛上同学们的帖子，是个很体贴的长者。”也有学生称赞：“章老讲话从不带稿子，都是即兴演讲，而且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出于对他的敬仰与崇敬，很多华师学生组成粉丝团，并自称“章鱼”。“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活大部分都是我太太在操心。”章老说，虽然在家时间很少，女儿们却极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因为在她们眼中，父亲不是长辈，更像一个朋友。“爸爸很少过问我的成绩，读书的时候我受过哪些奖励、在班上考第几名他从不在意，总是说：‘这世上如果每个人都很优秀，那就没有优秀的人了。’”小女儿雪梅说。由于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两个女儿相继考入名牌大学。“小女儿刚上浙大时要选专业，我没有给任何意见，包括后来出国留学、读博，也是她自己的选择。”章开沅说，“人生是她们自己的，我也不会给她们设计什么，也没什么要求，只希望她们能做一个好人。”如今，大女儿在广州，小女儿去了美国，章开沅还是时时惦记着她们。“有一年章老的大女儿过生日，两位老人寄了封意味深长的信祝福她，并且将女儿们的照片刻成碟，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章老的秘书刘莉介绍，85岁的章老每天早上坚持五点钟起床，读书、阅报、上网浏览新闻，几十年如一日。“除了章老家书房里的一千多册书外，他办公室的书也很多，就像一个‘书虫’。”刘莉笑称：“有些比较流行的网络词汇，他比年轻人掌握得都要快。”聊到这个习惯，章开沅半开玩笑地说：“社会发展迅速，为了跟得上学生们的步伐，我只得更加努力才行，否则我就会被淘汰，成为历史了。”长江商报：10月，辛亥百年庆典的“落户权”争夺战在武汉、广州、南京、广东中山等城市展开，您觉得在哪里举办最好？章开沅：康德曾说，最好的纪念是发自内心的自省。我们纪念辛亥是为了汲取革命的经验教训，不能把它办成一个嘉年华。庆典活动的举办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效益。对于地方的争夺我们可以理解，最好的办法是各地协助共同举办，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活动。长江商报：在过去几年，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并不是很热心，如今百年已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成为大热，“热闹”过后会不会重归平静？章开沅：一直以来，我都在强调纪念辛亥革命不能流于形式，不是光有热闹的庆典、标志性的建筑就可以，现在馆建得是很好很漂亮，可里面没东西。我们应该通过庆典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长江商报：纪念辛亥，是属于 “盘点”百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章开沅：纪念，不仅要了解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百年，也要研究总结这一百年来，辛亥革命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迈向民主、共和，孙中山的“民生”、“民权”、“民族”观念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指导性很强。纪念辛亥革命，要用一个全面的视角去理解、对待。长江商报：在您看来，应该纪念什么，纪念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章开沅：该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百年，至少应该重视三个一百年，一个是作为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百年，一个是辛亥以来的这一百年，同时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纪念时，要注重对民族的反思，用客观科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章开沅：辛亥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年庆典的纪念活动会有促进作用，重新唤起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可以预期的是，在这次盛会的影响下，会推动很多优秀的相关论文、著作以及史料出版，这会更有利于我们的研究。（纪念）不是光有热闹的庆典、标志性的建筑就可以。现在馆建得是很好很漂亮，可里面没东西。要研究总结这一百年来，辛亥革命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孙中山的“民生”、“民权”、“民族”观念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指导性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