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 | 《梦醒子 : 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序言
文化
2024-11-25 11:0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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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可以乘公交车到赤桥村。1996年我第一次到这儿，穿越稻谷地，到了村庄，司机让我在路的尽头下车。在赤桥，这样的汽车很多都是赤桥人自己拥有和经营的，但是乘务员对我要去那里表现得很惊讶。这个村庄坐落在平原的边缘，它的主干道蜿蜒到小山丘上，是一条从省城太原到本省南部的古道。道路两边的民居多为低矮的传统院落，就像久已废弃的店面，和它们旁边的土路颜色一样。其中的一座就是我要来看的刘大鹏家。刘大鹏的父亲买下它之前，这房子原本是当铺，建筑结实，入口处有小门廊。健谈的老人把我领进房间，告诉我门廊屋檐下曾挂着一块大匾，写着 “父子登科”。如今，匾额已去，门后影壁上的精美雕刻也已被削去，只粗略地涂了一层石灰。掀开竹帘，我们绕过拐角，进入四间房屋围着的院子中。这个老人大声喊着刘家人，开玩笑说这是村里唯一由举人铺石的四合院。驻足于此，我们眼前是刘大鹏父母曾居住的主屋，现在住着他大儿子一家。左手边是一间面南且稍小的房屋，刘大鹏生前一直住在这儿。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太太走出来，告诉我她是刘大鹏的五儿媳妇，接着领我们进屋。狭长的房间里，一头是砖砌的炕，菜板和餐桌倚在墙边。另一头隔出里屋,之前也有和对面一样的砖炕，现在摆着两张大铁床。我们进屋时正对着一张刘大鹏的大幅肖像：一本正经——絮得厚厚的丝织上衣凸显了他的严肃和凝重，眉头稍蹙，正对着我们。刘大鹏家并非我所预料的样子。那个老人笑称石板是举人铺的，我并不相信，清代有功名的人当然不铺石板。房间之小也让我惊讶。我此处的笔记里记了一连串问题：这是刘大鹏居住过的唯一的院子么？他所有的儿子也住在这儿？刘大鹏的儿媳妇和刚嫁进刘大鹏大儿子家的年轻女子很惊讶于我的问题，但他们的回答相当明确：刘大鹏、他的妻子、父母、五个儿子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我知道刘大鹏和他的儿子都是举人，而举人在清末是颇具声望的。尽管他们没能考中进士而入仕，但举人身份也足以让他们成为张仲礼在1950年代的著作中提到的所谓的上层绅士。他们之下还有很多没能中举的生员。所有这些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人形成了中国史家一直提及的 “绅士”，并且被描述成在国家和大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他们被看作浸淫在通过教育和考试习得的儒家文化里。晚近的研究强调其他权力来源的重要性，这类研究者描写的精英由这些有功名的人和通过贸易、票号发家但不具备功名的有钱人共同组成。其他学者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勾勒精英的生活和一般百姓的区别，例如写诗、作画和收藏典籍。阅读这类已有研究至少给我一个印象， 即绅士们生活得富裕， 诗书之家生活在宽敞的房间里。当然，传统中国也同时存在着另一种有功名之人的生活景象——贫寒的塾师。众所周知，身无分文的儒生急切地渴望能通过考试获得官位，这正是 《儒林外史》 挖苦的对象。在我所有的中国朋友看来，刘大鹏正是这样一类人。像刘大鹏这样的人并非一定要坐馆，贫寒的塾师也有些陈词滥调，但是其中反映出的现实却常常被忽略。尽管饱读诗书的贫寒之家也曾出现在英文的中国研究文献中，但是他们的声音多在精英和大众的简单划分中失语。这种区分吸引着我们。我们想研究的要么是位高权重者，要么是普罗大众。我们这些外国研究者做如此的区分是为了我们所研究的异国社会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我们也过滤掉许多研究中的困难之处。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质疑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划分：士绅、商人、农民、精英。我们使用的这些术语究竟有什么含义？遑论家庭，又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归于其中一类？如果身份认同是多重且变化的，那么这又将对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叙事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到刘家和他的家人见面，也让我思索这些士绅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命运。1997年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人们介绍我认识一个 “地主的儿子” ——一位姓武的老人家，1949年后曾在造纸厂当过工人。尽管是有名的技工，他还是很紧张，并且逃避问题，这也正是他1949年后所处社会地位的正常结果。刘家倒没有这样的特点。事实上，有一次，刘大鹏的大儿媳妇在我面前不停地大声责骂村支书，控诉1960年代他们家大门影壁上的装饰如何被破坏掉。刘家人骄傲地告诉我，刘大鹏的藏书曾经有一整个橱柜那么多，但是却没提及他们自己受教育的事情，他们清晰地把自己归为村中的普通人。虽然学者们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中国村庄的重要特点，但是史家一直倾向着眼于成功地维持社会地位并且能适应变化的精英阶层。他们看到地方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动员人们支持变革和现代化。他们也认为，传统精英本负有保护村庄免受政府横征暴敛之责，而在20世纪初税收不断增加时，他们失去了权威的正当性，而此时这些精英也逐渐移居到城镇中。在所有这样的图景中，传统的地方精英仍然保有他们的某些经济、社会地位。刘大鹏的例子不怎么支持这些论述。像他后代的现状告诉我们的，刘家在1949年之前已经衰落了。既然我们认为既存精英都得以延续，为什么刘家却日渐没落？当辛亥革命让他们获得官职的梦想破灭后，这些既存的士绅们又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呢？这些问题引领我思考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儒家思想，另一个是关于山西省。儒家思想究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当国家放弃长久以来对儒家正统性的维护，它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有何变化？刘大鹏仍然坚持着学童时和随后在省城太原的书院里习得的观念。他不停地恼怒自己未达到习得的较高标准，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对父母尽孝不足。他努力实践儒家君子之道的行为并不常见：他在书院的同学们多来自富裕之家，他们嘲笑他的那股认真劲儿，村里的邻居和他经常就何为恰当的举止而产生龃龉。但是，即使很少人像刘大鹏一样坚持，他们却容忍甚至尊敬刘大鹏，因为儒家思想曾经被国家认可和提倡。直到20世纪之后，国家渐渐放弃儒家价值，而强调新的民族主义和系于国际贸易、大规模城市工业的现代化。儒家思想的论说失去了政治上的流行性，以至于官员们不再听取基于儒学理念的论说，刘大鹏也失去了他所接受的教育曾经赋予的公共话语权。但是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地方社会，并没有简单地消失。对于刘大鹏来说，努力像儒家士绅一样处世构成他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即便他的教育资格已经不具政治实用性，这种努力依然标志着他的身份。他试图将自己的这种身份化为家庭收入的各种方法表明了国家放弃儒家思想之后很久，儒家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依旧是地方制度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强大的法律框架缺失的情况下，儒家价值观念继续在商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刘大鹏曾借煤窑的开采、经营和投资谋生，正是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应用着这样的价值观念。调解商业纠纷的大量努力更强化了他在村里商人中的地位，他的价值体系在这样的努力中被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依旧存在于生活中很多方面——商业、家庭和农业。但是，在缺少国家整合力量的情况下，儒家价值在以上的组织制度中均有所发展变化。本书中，我使用的儒家思想(Confucianism)一词，即刘大鹏经常指的 “圣贤之道” 或 “孔孟之道”。在他看来，这正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真正教诲。现代学者们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可能将他的思想看作新儒家，强调它来源于12世纪，然而他的思想却为他的同时代人所分享。我使用儒家思想一词，部分原因是它反映了刘大鹏的观点，也因为宋代儒学和清代的正统一样，都仅仅是这一宏大的哲学流变中的一个短暂瞬间。刘大鹏本身的儒家思想并非纯粹的宋学，他也受道家哲学观念的影响。但是，这两种哲学观念通过同一套文本传统影响到他，刘大鹏也从来没有公开区分两者，而是作为儒生和未来的官员同时接受了两者，声称自己仅是遵从古代的圣贤之道。若是在更早的时代，刘大鹏可能会为儒家辩护，使其同大众文化的某些形式相区别，但事实上，他越来越将儒学和他所指的 “新” 政对立起来。例如他曾言：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他观察到 “维新者” 及其政策在政治上不可阻挡的上升态势，并为之哀叹。我将这些人称作现代化者，相应地把他们的政策看作现代化的努力。因为在西方的语言里任何政府政策都可能是新的，而刘大鹏所看到的则是一种构建在西化的未来图景之上的特殊政治进程。他将此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因为儒家追溯的是古代的圣贤。以上的故事引领我进入了另一层面的历史，即与现代化观念紧密联系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山西的乡村及它与商业繁荣和政治权力渐行渐远的故事。我访问赤桥村之后又去了刘大鹏曾坐馆多年的南席村，很明显这些村镇曾经繁荣过。赤桥的大街两边曾经布满商铺，如今已改砌为民居。从大街走下去，狭窄的马路一直通到一个大工厂，里面满是废弃的烟囱和棚屋，村里的造纸厂曾经坐落于此。南席村和邻近的车辋村中曾经宏伟奇丽、装饰精美的院落和过道，如今挤满了贫民，好像他们只是寄居在那里一样。这当然部分是由于1949年后共产党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通过土改和工业国有化重新分配了财富；但这也是更长的历史进程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在事实上保存了一些古建筑，这样的建筑在1949年前要么被破坏，要么被拆了卖木头。曾经富足的山西乡村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日渐贫困，这要归因于一系列改变了山西地理的政治变革。外蒙古独立、俄国革命、国防重心和贸易中心由内陆转移到东南沿海——所有这些发展将山西从一个贸易主干道变为一个孤立的、交通不便的省份。与此同时，国家和省级政府共有的现代化观念强调将城市化、工业化、出口导向型商业作为强国的基础。部分地区因此受益，山西的村落则不然。20世纪初到80年代，山西中部的村落由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变为贫困的、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这些都是宏大的主题，但是我将通过个人的故事来展现它们，因为这正是我感知这些宏大主题的方式。这一取向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在实践中互相影响。只有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才能看到孝道如何被践行、如何受政治变革影响；假如我们冒进到集体层面，我们将错过很多有趣的故事。同样的原因，我大体上避开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叙事方式。造反和革命渗入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其戏剧性，而且最终很有可能改变了它。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其中的观察者，他们生活中的变革也多半在更长的时段里发生。进而言之，大体上本书以刘大鹏的日记为基础，其中1900年、1908—1912年的内容早已散佚。有可能在日记的手稿本被送进山西省图书馆保存之前，有人将其认为最为重要的年份取走了——其中恰好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许从刘大鹏的日记中可以重建这些事件的某些细节，事实上刘大鹏的日记的确是关于山西义和团运动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这些资料的缺失恰好让我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对个人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即刘大鹏具备代表性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写五十年的日记当然非同一般，更不要提他写的其他作品。即便他晚年在田间耕作，也依旧记述每天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记几次。他对儒家思想的虔诚并不为众人所奉行，不过其他人对此的反应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行为如何融入更广阔的群体。另一方面，刘家的经济景况非常普通：刘父在世时，即大致20世纪初，尽管称不上村中最富有的，但也是小康之家。他们算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常提到的 “中等”，或者算是共产党土改干部眼中的 “富农”。20世纪以降，刘家衰落了。到20世纪30年代，高粱构成了他们的每日三餐，他们也付不起取暖的煤钱。在任何人的记忆里，他们都算是穷人。刘家的衰败也构成了在山西大部分地区发生的大进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将用他们的故事来说明中国史家曾详细讨论的经济变化。刘大鹏的情况并不特殊。他常常提到和他处于相同困境的朋友，他的观念和思想正是从他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养成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当阅读他的日记时，我感受到一种要把他还原为个人的义务，而当我和他的家人、邻居聊天时，这种责任感变得更强了。我敬佩他努力践行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很多想法对我来讲如此疏远。(我怀疑他是否愿意被一个异国女子研究：他总抱怨有外国妇女来华旅行，因为 “夫妇人原幽闲贞静之人，出门游历则必不能守此四字矣”。)在历史叙事里，伟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当他年轻时，他曾希望自己成为大人物，但像多数人一样，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