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费正清的中国观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一方面，他被视为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过于强调近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对立，由于费正清本身的巨大影响力，他的观点又被放大，形成意识形态化的“中国观”，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同时，他又被自己的学生柯文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或歪曲丑化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费正清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谨守作为史学家的规范”，他“没有自称要建立中国历史的一般理论，并且多次表示他厌恶抽象理论”，“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其学术的一大特征在于“对理论的怀疑防止了观念形态的陷阱影响他的治学”。不难看出，以上对费正清泾渭分明的认识歧见清晰地反映出他被高度“抽象化”和“标签化”的事实，这固然体现了他的学术影响力，但从其研究中找寻费正清本人的“中国观”实有必要。
费正清早期20余年的学术生涯，大多奉献给这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准备与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分为5个部分，共有24章。该书对后世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下文就其与当前美国中国史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别予以讨论。
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先导
与传统外交史写作不同，费正清并未采用民族志的写法，介绍中国的地理、人口、风俗等国情状况，而是直接切入中西发生联系的历史语境，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作为西方扩张前的背景介绍和静态的对象描述。这背后暗含了费正清并不赞同西方文明“撕裂性”的一体化过程，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其发展道路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过程。费正清写道：“这种时间上的回归分析恰恰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典型方法，因为时间在逻辑层面有其本身的内在关联性。因此，想要研究近代史的人最终会成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切记不要试图把研究时段的开端作为研究起点。历史研究的过程是逆向追溯，而不是从前往后的顺次叙述”。后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也不断强调这一观念：“我一直提请我的学生们注意，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回溯，以追寻因果：如果你想了解1980年的事件，从1980年开始你一定很快返回70年代。如果你从1970年开始，研究其通向1980年的历程，你会发觉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1960年，并一再促进其回溯。”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费正清跳脱了单纯研究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危机下应运而生的海关税务司，而将研究时段前溯至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1842年，将视野扩展到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催生出的“清帝国管理体制及其所建立的处理外交事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使费正清区别于其他的外交史家，进而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此作为中西交往的基础前提。因此，他在书中提出，“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历史事实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尽管概念、框架可以促进和指导我们的研究，但并不能取代基础研究。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依然贫乏，还停留在感性描述的阶段。……理论不能不证自明，只有事实才能为自己辩解。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循序渐进，以某方面的史料，通过一个个的专题研究从细节处积累”。费正清指出中西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作为不调和的文化实体，两者之间的接触比当代最好的外交史所描述的状况更为复杂”。
针对当时学界“有关中华帝国政治崩溃的研究几乎全部为西方侵略者的外部视角所笼罩”的“西方中心论”盛行的状况，费正清在研究中进行了批判和回击。他在书中写道：“事物的关键还要取决于内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主要还是由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1842年以来日本和中国应对西方的强烈反差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在西方对中国造成“冲击”问题上，费正清指出，“所谓西方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具有某些促进意义，而不是致命打击。……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是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断调整推进，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里，法律、金融、工业以及个人主义等西方舶来品都得以巧妙地修正。这些通商口岸并非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盘照搬到中国沿海，而是代表着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西方历史传统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比如鸦片问题、华南商品经济的扩张、农业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随后出现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创造”。
本书的第二、第三部分，费正清讲述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如何制订以及中英官员如何使其生效的过程。在第二部分，费正清叙述了广州体系的崩溃，接踵而来的战争与谈判，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合法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法律原则，同时基本保留专为规范鸦片贸易而设计的非正式制度。第三部分，费正清描述了条约履行的艰难实况，形象地将开埠初期比喻成“同时期的美国西部开发”，对英国人而言，“是一项在遥远的边陲充满冒险的开创性工作”，但其面对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征服自然，而在于如何对待古代中国的行为准则”。与传统的外交史不同，费正清更为关注的是代表近代化力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挫折。尽管英国人通过战争和条约打破了清朝既往的外贸和外交体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接受近代化和西方是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英国人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费正清在考察中英关系的过程中，不但没有采用佩克和柯文诟病他的“传统—近代”的二元视角，而是一直不断转换视角，努力将“英国和中国的历史联为一体”。而且，他也没有高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力：“中国沿海地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地。但就整个中国来说，这样的现代化运动只能在最初起一点小小的作用。”但在柯文等人的批评中却将费正清视为“冲击—回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指出费正清理论框架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被柯文评为“对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有力的著作之一是费正清和邓嗣禹所编的一部史料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费、邓二人在1979年3月写的“前言”中已经阐明：“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柯文的批评著作于5年后问世，他在引用时应该看到过这个序言。当然，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我们很难找到柯文批评的情况。费正清指出，1842—1898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历史进程，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他的核心观念并不在于代表传统的中国应对代表近代的西方，或者说是中国回应西方的冲击，而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过程是中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外共治”的海关制度成为1854年之后“条约制度”最终的解决方案。与满汉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开放性答案类似，费正清并未从正面回答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也给后世学者理解或误读他的近代化观点留下更多的解释与讨论空间。
注重满人因素与满汉问题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开篇就考察了“内亚”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内亚”“蛮族”正如四季交替一般，构成了中国王朝编年史的主题曲。唐宋、辽金元、明、清四个时期，汉人和“夷”轮流进行帝国的政治统治，最后一千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处于非汉族的统治之下，“外族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汉人和“夷狄”共同存在于整个历史。对清朝统治者而言，与蒙古人建立元朝不同，满洲人“可以用汉人的方式统治整个中国，自己却并没有变成汉人”。然而，在既往研究中，“近代史学家或许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宏观背景并不在意，从而更关注于中西互动及其多元走向”。
费正清对满洲因素的重视，源于他受到拉铁摩尔的影响。1932年，他在北京遇到了拉铁摩尔，当时后者因日本制造伪满洲国事件刚刚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拉铁摩尔明确指出，“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孕蓄着非汉族部落政权的涨落”，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与中国早期的历史紧密相关。费正清读后深有同感：“一个世纪以来到处充溢着条约权利和权益，我认为这全起自于欧洲的海岸国家，在这种气氛下这本书的出现如同吹来一阵清新的微风。”费正清与拉铁摩尔建立了终身的友谊。1940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版，费正清评价道：“从这本书我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观念。通常，一种观念在探索它时总是让人感到渺渺难寻，一旦受到什么启发而有所获，又怎样让人能够确信？欧文（拉铁摩尔）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地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因此，费正清非常重视清朝政权的满洲因素。
费正清将满人统治者“有意维持自己非汉族社会集团身份”的情况称为“共存”，即“文化交流并未引起新同质文化的出现，而只是两种文化彼此适应的并存”。满洲人入主中原后，“这种共存性可能被自觉地制度化，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的混合体”。清朝建立了满汉联合执政的制度，一方面“保持汉人在满人监督下进行管理的双轨制”，另一方面“维持其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满人对儒家君主制的总体影响体现在政策、运作和理论等各个方面，“是嫁接在反汉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去民族化”。当然，费正清也没有否认汉化的存在：“例如一种古老的说法：‘中国总是不断地同化它的征服者’，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小群游牧民族入侵者，这一点或许多多少少是适宜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和文明文化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学术焦点。美国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清政权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主体，“放弃流行已久的‘汉化’观点”，如费正清学生芮玛丽从晚清历史经验出发强调儒家文化对清政权的重要性，转而“正视清朝对于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现实”，关注少数民族和“内亚”因素对清政权的重要性。费正清强调清朝成功的满族因素，清朝统治者“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继承了汉人的许多权变手段并“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权力”。和他共同开设清代文献研讨课的傅礼初更强调满人的重要性，指出“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
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传统清朝外交实践中的满人因素和满汉问题，指出满族官员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最初阶段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满人与汉族相比，在对外政策上有本质区别”。费正清认为，“满洲王朝的政策并不是汉人政权政策的代名词。反过来说，中华帝国政权对19世纪西方涌入的回应并不纯然是汉族的回应，而是满汉儒家君主制这种混合制度的回应。”因此，“北京政府在19世纪前期对西方做出的反应只关注于满人自身的权力和威望，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公平”。囿于时代因素所限，费正清当时在帝国体制的范围内无法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夷狄”与汉人“共治”的局面。清朝创建者满人曾被视为“夷”，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也被视为“夷”，费正清以“夷”为切入点，通过“夷”的涵化过程导引出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转变这一中西外交史的核心命题。
费正清在书中强调“满汉共治”儒家君主制的社会文化因素，“朝贡制度”是其具体体现。他指出，当时“西方的政治学家，迄今为止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开了对中国语言和儒家政权的研究。出于自尊的考虑，他们对中国统治艺术这一最伟大的人类成就视而不见”。费正清认为，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些汉人并非亲满之人，而是和满人一道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汉人忠诚拥护的共同纽带是儒家的秩序观”。朝贡制度是儒家君主制处理对外关系的既有模式。它是“华夷”制度的产物，由中国边疆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同时也是几百年来中外共同遵守的交流媒介。“朝贡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满人和汉人心中所占据的位置，等同于西方人心目中民族主义的地位。”费正清指出：“外族侵略者常常接纳朝贡思想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比西方政治学家们已认识到的偏狭之见要复杂得多。”朝贡制度对“夷狄”的调适并不意味着做好了与西方打交道的充分准备，并未成功适用于近代的西方，才造成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迟缓。
费正清考察了“满汉共治”下的海关。清朝平定台湾之后的1685年，建立了由地方官和中央派遣官员共同负责的榷关制度。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海关均已融合到该省的行政管理，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各自区域的海关事务，但对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仍由中央派遣的粤海关监督直接管辖。粤海关监督废止后又重设，使他们与广东地方官员达成了共谋共治。他们共同利用商人群体作为其代理人，因此行商不仅负责贸易，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形成了近代开埠前的外贸治理模式。
马世嘉的研究将视野从边疆政策转向对外政策，探讨了清朝将18世纪成功的边疆政策运用到19世纪的对外政策，必然会遭到失败。费正清本书的研究是其对话的起点。马世嘉指出：“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1840年以前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成见所型铸。由费正清的努力启其先河，在其所建构的普遍架构之解释中，明清在对外关系上存在一种基于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中华世界秩序’，并借由统称为‘朝贡体系’的诸制度程序所彰显。这个世界秩序本质上为‘一种中国本部（帝国政府之）行政体系的外延’，并设计来强化——或看似强化——以皇帝为中心对外族的分级阶序。”马世嘉认为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描述的“朝贡体系”，“与其说该体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实际对外状况之经济与军事利益，毋宁说是向国内大众证明外国人承认且臣服于皇帝的权威”。
现代化观与帝国主义观的调适
费正清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受到令外国商人满意的方式控制，但在这一历史趋势中，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还存在着比最终发生的情况更具危害的多种可能性。《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第四、第五部分描述了英国推行的条约体系在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抵抗下出现了渐进式的崩溃，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和西方国家施加军事高压，清政府不得不让步，在沿海通商口岸实行中西共同治理，在上海设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是“中西共治”的产物，也成为1842至1854年间条约制度的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西方学界不断得到强化；国内学界而言，虽然“强调外部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其最后的着眼点却都落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反应或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之上”。可见，学者眼中的现代化理论并非客观的、纯粹的学术概念，例如林同奇敏锐地指出，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的是一个过程，其“定义一般现在是采用马克斯·韦伯的，通过工具理性控制外在世界，控制社会，甚至控制自然”；现代性（modernity）“不是指历史上的一个过程，而是某种思维方式，某种思想情绪”。海关的设立是“幸运的”和“偶然的”，它抢在赤裸裸地吞并或直接由外国控制贸易之前建立起来。即使费正清强调通商口岸的“中西共治”不是纯西方的创造，但他也无法绕开西方侵略的帝国主义问题。
不过，费正清始终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从而构成了他同情中国革命的内在基础。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他没有忽视西方侵略的客观事实，而是尽力呈现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并遭遇帝国主义侵略的复杂图景。他颇有深意地写道：“东南沿海的港口都处于江河的入海口，面临着海洋和外部远洋的世界。它们既是外国人的入侵点，又是中国人向外到东南亚或更远处寻找生路的出发点。”当1932年1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恰好赶上“一·二八”事变。“我们在外国公共租界的外滩登陆，距离正在轰击闸北的日本巡洋舰‘赤云’舰及其他舰艇不过数百码。”在通商口岸查阅资料的旅行中，“更证实了我从档案中获得的一系列想法。这些商港无疑构成了一个个各国侨民紧密结合而成的独立的前沿社区。在这里，外国的服务行业和个人企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们的确都发现并开展了同中国相应人物的合作。……然而这样的中外合作场合渗透着侵略性的外国民族主义，同时也相伴着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当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时，日本已展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费正清强烈感受到中国已不再是马士生活的时代和他书中所描述的时代，中国人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反帝和反侵略力量正在积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他看到了这股力量，因此，随后他修订博士论文时体现出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加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将“外国经济剥削”作为时代背景。
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贸易与外交，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下的中国也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费正清指出，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图在中国创造新的外交体系，以条约制度代替过去的朝贡制度，但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无疑遭遇了失败：通商口岸时代的“中西共治”绝不是纯西方的创造。他在综合利用中、西文资料的研究中，看到了清朝官员和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尽管拥有军事和外交上的优势，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屈从于当地的传统和环境，如协定关税、特许专卖品、出口税都是由中国官员自己设计，并无外国人的帮助。通商口岸是一种新型的双重社会，既不全是中式的，也不全是洋式的，因此通商口岸所建立的新式中西关系，并非由西方力量所主导。与此同时，费正清还观察到清朝满汉分治原则在贸易与外交问题上的应用，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满族统治者的权力进一步衰落，因而立足于“治夷”传统，努力将寻求在中国确立条约制度的西方入侵者纳入清王朝自身的权力结构之中，并为其所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又扩大了对西方的开放。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费正清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互动交往的外交史研究视野，与柯文所概括的“冲击—反应”模式颇为不同。
当然，任何史学著作都有其时代特点和历史局限。费正清在本书中呈现的外交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角，早已成为其倡导的区域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批评的对象，近代中国与西方、贸易与外交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超乎他的判断和预期。
与学界热议费正清研究范式及其中国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中文版却姗姗来迟，未与中文读者谋面。本书的翻译初衷源自2007年，当时我正在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访学，当与指导教授Pamela Crossley谈起美国的清史研究时，她指出从费正清到傅礼初再到新一代美国清史专家在研究理路上的变化，建议我不妨考虑把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山西人民出版社向来重视清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出版，承蒙慧眼识珠，落实此书的出版事宜。社长姚军先生对本书给予特别的关心，在版权问题上支持良多，特别是本人有段时间身体抱恙，姚社长特地从太原寄来对症良药，令我在病榻之上备感温暖。总编辑梁晋华先生也对本书的出版和推广熬心费力，实施很多建设性的方案。责任编辑蒙莉莉女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大量辛劳，从版权谈判到译文改订，事无巨细，当然也为我开了许多绿灯。责任编辑崔人杰也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译书过程虽然艰苦，但与出版人的沟通却是一段美好的旅程。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胡绳武、黄兴涛、木越义则、董建中、马钊、朱浒、刘文鹏、刘文远等师友和同事的建议与鼓励，学生刘姗姗帮忙整理了参考文献，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第2、8、9、24章的首版中文译稿由曾学白、王建朗先生在1992年出版，收录在陶文钊先生主编的《费正清集》一书当中。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他们的译文，在此深表敬意与感谢。衷心希望这部译著的出版，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理解费正清“中国观”的途径，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美清史学界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