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原元 | 近二十年海外中国学最新进展
文化
2024-11-06 08:32
北京
吴原元，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理事、海外汉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山学社副社长等职。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海外中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民国时期的中美汉学交流》等专著多部以及《中华民族简史》《中华药商》等译著。问：吴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国内对于海外中国研究有多种称谓，请问它们之间有何不同或区别？ ——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中国研究的称呼，可谓是多样纷呈，有的称其为“海外汉学” “国际汉学” “世界汉学”“域外汉学” “国外汉学”， 也有将其称为“海外中国学” “世界中国学” “国际中国学”，亦有直接称其为“海外中国研究”，等等。如果去除或海外，或域外，或国际，或西方，或世界等名称前所加的限定性语词，国内学人对于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称谓，大体上主要有以下五种主张：其一，主张继续沿用“汉学”这一称谓，因为“汉学一词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其二，主张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认为这一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使之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中国有更好的理解；其三，主张凡以传统人文学科研究历史中国，统称为汉学；凡研究现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等，统称为中国学；其四，主张将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前的中国文化研究称为“汉学”，在其近代文化确立后所开展的中国文化研究称为“中国学”，至于Chinese Studies则更接近于社会科学范畴的“现代中国的研究”。 梳理域外中国研究学术发展史可知，外国对于中国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历史嬗变。前者发端于19世纪的法国，主要致力于采用语文学方法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展开研究；后者则发端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主要侧重于综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方法对近现代中国展开研究。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呈现出“汉学”与“中国学”两种形态，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的丰富和拓展，同时亦是一种研究空间的重组和研究典范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中国研究的日趋世界化，中国学越来越被视为文明交流互鉴之学，其内涵更趋丰富。 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有学人主张“以中国学涵盖国外对传统中国及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国人对此研究的反映与交流”，甚或直接将“汉学”与“汉学研究”、“中国学”与“中国学研究”等同混用。众所周知，无论“汉学”还是“中国学”，其本质上都是另外一种知识体系，有其独特的学术语境和学术传统谱系；“汉学研究”与“中国学研究”则是中国学术发展转型和观照域外中国研究的产物，所呈现的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视角、立场和旨趣。基于此，“汉学”“中国学”与“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实际上是各有所指，有着全然不同的属性，实不可以“汉学”“中国学”涵盖“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更不可等同混用。问：进入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在研究主题方面呈现哪些新趋向？ ——由于海外中国学涉及的研究领域及国别区域众多，任何简单概括都存有以偏概全或一孔之见的嫌疑。仅基于查阅相关文献之体悟而言，我认为新时代以来的海外中国学在研究主题方面有两大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新时代以来，域外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研究者依据“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就2000年以来海外中国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主题的文献达1223篇（截至2020年5月17日），其中2015 年后平均每年发表文献都在百篇以上；通过对2013年至2022年6月30日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文献分析发现，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重心主要涉及治国理政、官员晋升、基层治理等议题；藉由对2022年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显示，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管党治党新举措、治国理政新战略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少海外学者倡导“将政党（中国共产党）带回来”，致力考察一党长期执政下的中国如何实现持续稳定与发展，如古大牛(Daniel Koss)的《政党的地盘：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与地方治理》（2018）、托尼·赛奇 (Tony Saich)的《从革命者到统治者：百年中国共产党》（2021）、狄忠蒲的(Bruce Dickson)的《党和人民：21世纪的中国政治》（2021）等。 其二，从前现代中国“发现现代性”。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之宗教》等著作中，通过比较西方和东方民族精神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只有西方精神才能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不具备独自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气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一直支配着人们对鸦片战争前三千年“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降，以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通过比较中西历史，提出“欧亚相似论”，认为1800年前后的中国与欧洲之经济都是按照斯密型动力发展的，并特别强调斯密型增长与“近代早期中国”已融为一体，此后中西之所以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向不过是由于颇具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以濮德培(Peter Perdue)、欧立德 (Mark Elliott)等人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从“内亚”视角出发，挑战关于清朝的成说，认为17世纪中至20世纪初在欧亚大陆出现的大清帝国绝非单纯的“汉化”所能解释，它不仅具有与同时期的欧洲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 也有与之相类似的“国家建设 ”和国家行为。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曼素恩(Susan Mann)、高彦颐(Dorothy Ko)等人运用福柯和布迪厄的权力理论，力图“超越男人的目光, 听到18世纪中国女性自己的声音”。在他们看来，至少在17世纪中国江南的上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由“才 、德、美 ”三要素构成的“新女性形象”,“正是这些表达清晰的 、受过教育的独立妇女,曾经如此热切地接受了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历史停滞论”是域外学术界的共识；到今天，有谁再持此说则将沦为笑柄。时下，以多元化视角重新审视传统中国，以从中发现中国的“近代性”，成为一种潮流。问：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学在研究形态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受中国快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知识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法、德、英、美、俄、荷兰、瑞典等欧美国家，同时域外中国研究在研究形态上亦同样出现了几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其一，“区域研究”转向“学科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研究被认为是与现实无关的纯粹学问，因为它是研究者出于异质文化兴趣的智性追求。因此，它长期以来都是作为游离于现代学科之外的一个独立领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冷战的开启，以深入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为目的“区域研究”应运而生。伴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任何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者，其思想架构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其思想学说也就没有说服力。由此，中国问题与现象成为关注点，中国研究为各学科所欢迎，区域研究转向“学科研究”。 其二，非传统意义的汉学家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主体。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曾在《何为汉学？如何汉学》中批评美国汉学界的一种倾向，即“流行把汉学家这个词当作原来那些通常被称为中国观察者的同义词。现在这个称号也包括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和事实上差不多任何一位对现代中国有看法的人。”在薛氏看来，汉学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观察，而是要进入到对历史、文献与社会的探究。居于书斋而醉心于汉学的“室内汉学家”虽仍不乏其人，但汉学队伍之主体似乎越来越为文学翻译家、职业汉语译者、外交官、专职汉语教师等群体占据。这些传统意义之外的汉学家，其学术视域多以当代中国为主，研究成果则多数集中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汉语传授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即立足现实，贴近社会与现实研究中国。 其三，汉学领域内的合作与互动正成为新趋向。时下，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学人参与域外中国研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与之同时，不少域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人则受聘于中国高校，在中国域内从事中国研究，如安乐哲（Roger T. Ames）、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方德万(Hans van de Ven)、邰谧侠（Misha Tadd）等。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少域外汉学家直接用中文将欧美汉学的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版了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用中文写作的《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是书将汉学家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所写的中国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综合介绍给中国读者；201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则出版了同样用中文写作的《从邂逅到相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相遇在明清》，作者梅谦立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依据，对儒家经典展开新诠释。中国学人亦借助“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其汉学研究成果译成西文介绍给域外世界。两个文化场域的交融与互动，已成为国际汉学生产机制的新趋向。问：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存在哪些认识误区？ ——面对“中国研究”的日趋世界化，尤其是呈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不少中国学人或误解中国学之属性，或曲解海外中国学研究之学术性质，或窄化中国学研究之取径。具体而言，中国学人对中国学及其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认识误区： 其一，“中国学”究竟是“内学”还是“外学”。如何“在解释中国的世界学术版图中建立与中国实力和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成为时下学界关注与热议的话题。为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学的本土化”，认为应致力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中国学”；更有学人主张，要“推动‘中国学回到中国’，以其影响乃至主导外部世界的中国叙事。“中国学”正越来越指向“内学”。 自王韬在《法国儒莲传》中用中国学人熟悉的“汉学”指称Sinology以及1934年魏建功在《古音系研究》后序中首次将Sinology明确译为“中国学”以来，凡说及汉学或中国学，所指向的即是域外的中国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就客体对象而言，域外中国学“应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的相应学科之中”；然而，域外的中国研究是他者基于自身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结构而对中国做出的独特诠释，所贯注的是域外世界对中国的视角。所以，其本质是在“外学”的知识框架中揭示中国知识和思想的世界意义，也因此具有“互鉴之学”的意涵。 其二，海外中国学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披览海外中国学著述，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见树而不知林或“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因对中国缺乏在场式观察与体验，导致存在误读；更有的则因受“西方中心之理论和话语”的禁锢，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由此，国内学术界出现完全否定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价值的倾向。有学者即称海外中国学不过是“虚构与权力”合谋的产物。 作为中国的外部研究者，因“保持对研究对象的陌生化”，其考察常常能使我们发现自身未能意识到的“自我”。对于异己文化的理解，往往充满着误读。然而，“没有人能够拥有对他自己的或另外一个文化的最终理解”，恰恰是误读“允许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某事,允许我们发现它的深度,还允许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更为重要的是，海外中国学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正是在这种“异质性”，为我们自身学术的转型与发展提供刺激与内生性动力。作为有别于本土的知识体系，域外中国研究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世界视角”，更是深深卷入到我们自身的思想变迁与知识重建之中。 其三，强化中国表达非单向度输出“自我表述”。观今日国际社会之话语权，依然为西方所主导乃至垄断，即使是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亦依然由其所主导，印度华裔中国学家谭中曾称，“研究中国的不看中国人写的书，而主要是看美国人写的书”。其辞虽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中国缺席”却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中国学人相继提出“本土中国学”、“新时代中国学”、“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等主张，意皆旨在构建“自主性中国论述”，强化自我叙事，以向世界宣传中国文明与理论实践，推进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其之旨趣与期待，无疑是值得肯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知识生产与叙事已然成为一个竞争性国际场域，面对迅猛的“他者入室”， 陈垣等人发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之呼吁。然而，时至今日，在“中国叙事”的国际竞争中，中国依然成为“缺席者”。 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系因长期受欧风美雨的浸染，中国学界存在相当程度的“汉学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习惯于移用西方的经验与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同时，我们所构建的“中国叙事”，缺乏“全球性”的视野。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具有竞争、开放、包容与互鉴的意识，藉由“回到学术史”以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深入的学术考辨，探明其问题意识、论证逻辑和学术话语，从而对海外的中国叙事有清晰了解。如此，方可能“融通中外”构建较之域外更具解释力与笼罩力的自主性中国论述，成为国际中国知识场域中有力参与者乃至主导者！问：请您谈谈国内学术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于未来相关研究的建议或设想。 ——中国学人对于海外汉学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初。历经百余年发展，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遥想民国时期，除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外，没有一部以域外中国学史为主题的论著。彼时的中国学人，多是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旨趣出发，将其视为一种“学术性工具”，全无书写域外中国学史之概念。今天，域外中国研究已进入各学科的视阈，甚至是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更为重要的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然成为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比如，有关域外中国学的学术发展演变史，已相继出版了一批颇具深度的研究专著，如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等；又如，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在世界各地流播、译介及其对所在国的思想文化之影响，以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如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孟华的《伏尔泰与中国》、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严绍璗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以及张西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等；再如，梳理评析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中国理论与实践的认知、解读与评价，如金春明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梁怡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尚庆飞的《国外毛泽东学研究》以及成龙的《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等。 然而，在看到巨大成绩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已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曾对域外中国学研究动态展开了密切的追踪，但这一良好做法受学术评价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而被中断，以致今天我们对域外研究动态缺乏必要而有效的了解。又如，囿于方法和视野的局限，已有研究在梳理海外各国中国学的历史演变时，多作“平面化”的、条陈式的概况叙述；就重要中国学家所作的个案研究，又多有拔高甚至美化的倾向，未能将其置于总体汉学学术史脉络中进行考辨。再如，在评析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理论与实践时，已有研究多以摘录方式综合所截取的相关论述，缺乏文本语境与思想语境的分析。 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尹汉超统计，国图在2015年至2019年所入藏的西文及日文、俄文等外文中国学文献分别为3215、2778、2620、2589、2134种。面对海外中国学这座仍在不断增加的宏富中国知识库，“我们所知有限”，更遑论对话与批判。我们认为，未来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需树立“整体”思想，即将海外中国学视为融“外学”与“内学”于一体的有机体，既注意从“外学”的角度将其置于所在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又关注其与中国学术的内在联系，以融通与批判为旨趣加以审视与吸纳，并尝试多元路径窥探海外中国学的整全图景。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的动态追踪，以了解发展新动向及其新思潮、新热点和有影响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编制海外中国研究之文献目录及编年史。与此同时，“回到学术史”， 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即深入到其知识生产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语境内部，探明其理路嬗变以及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其背后的国家意志，进而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展开富有学理性的深度对话与批评；另外，还可尝试引入概念史等方法，以海外中国学中的重要概念为关键词，探寻其历史演化，分析其后的历史语境与缘由，由此构建起对海外中国学具有贯通性的认知和理解。问：您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于“三大体系”建设有着怎样的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其要义是构建“以中国为本位”，能够直面“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换而言之，即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取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西方范式”，因为只有“从中国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理论或者中国法则”，才能具有生命力与解释力，亦才能在解释中国的国际竞争场域中具有竞争力。然而，“中国范式”并不意味着与外部知识体系的“隔绝”。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对域外中国研究保有开放、包容、竞争与互鉴的意识。其中原因，乃在于我们已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进入“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域外中国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理论基础等而对中国作出的独特诠释与叙事，犹如一面面照摄之镜，在呈现多元的他者视角之同时，更是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审视与反思的多重镜像，让我们避免迷思于自我之中。简而言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对他者中国叙事的观照与审视。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其实质不过是“自我意淫”。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对世界之影响不断加剧，无疑需要重新审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及其现代价值，反省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渊源及其适用性问题，并藉此重新建构亚洲历史文化以及世界现代体系形成之解释。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之本意，即在于为更新对中国自身以及世界文明体系之理解提供新视角，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当我们走进海外中国学的深层历史与社会思想语境，即可深刻洞悉其所蕴含的历史深义及其对构建“三大体系”的意义。张西平曾以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为例，认为对其所展开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明清历史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转型之理解，亦有助于更新对欧洲思想变迁乃至“世界近代思想之形成”的认识，从而为“阐释中国与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探索新的方向”。 另外，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建构，其前提之一在于中国成为学术研究所无法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能否被转换并应用于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亦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海外中国研究即扮演这种角色。伴随着中国崛起及对世界影响的与日俱增，对中国的关注已成全球现象。藉由日渐世界化的中国学，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方法被引入各学科，为域外学术界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样本与角度，在丰富对中国的认识之同时，亦将中国经验与知识导入于学术研究。由此而言，海外中国学并不只是为本土的中国研究提供深广的“他者”视角，更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可能和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