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 | 哲学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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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1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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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在我们这个系列的首场讨论中，作为导引，我建议直面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对哲学感兴趣？哲学为什么重要？哲学到底是什么？我邀请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享有国际声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爵士，英国功绩勋章（OM）[*]获得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传记作者；特别是在思想史方面，造诣颇深。麦基：如果一个人对哲学既没有自发的兴趣，也没有受教育体制引导而产生兴趣，你能给出什么理由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伯林：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们往往涉及许多一般看法（normal
beliefs）所依赖的假定。人们不希望自己的假定受到过多审视——当被要求探究自己的看法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时，他们就会开始感到不自在——但事实上，许多日常的常识性看法的预设（presuppositions）都是哲学分析的主题。当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它们时，有时会发现它们远不如乍看上去那么可靠，其含义和蕴意也没那么清楚。通过一番探究，哲学家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认知。麦基：如你所言，当我们的预设被探究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而超过这个程度之后，我们都会抵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伯林：我想，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喜欢被过度分析，不喜欢自己观念的根基被暴露出来、仔细查看；另一部分原因是，行动的需要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做法。如果你积极投身于某种形式的生活，那么如果你总是被问到如下问题，行动就会受到抑制，甚至可能最终陷于瘫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确定你所追求的目标是真实的目标吗？你确定你所做的事情不会有违你所信奉的道德准则、原则或理想吗？你确定你的某些价值观是真的相容，而不是你在内心不敢承认它们不相容吗？当你陷入某种困境，你是否有时会因为紧张而不敢面对它，以至转移视线，试图把责任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某个更大的靠山——国家、教会、阶级或你所属的其他团体——又或许转移到普通正派人的一般道德准则——你难道不应该自己把问题考虑透彻吗？”太多这样的质问会让人感到畏惧或恼火，会打击他们的信心，这样一来他们自然会抵触。柏拉图（Plato）借苏格拉底（Socrates）之口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审视他们看法的预设，那根本就没人能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不审视预设，任其休眠，社会就可能僵化；看法固化成教条，想象力遭到扭曲，智性变得贫瘠。在不容置疑的教条的安乐窝入睡，社会就会衰败。若要激发想象力，若要让智性起作用，若要让精神生活不陷入低谷，若要让对真理（或正义，或自我实现）的追求不止步，就必须对假定提出质疑，必须对预设提出挑战——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做到让社会继续前进的地步。人和思想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弑父”（parricide）来实现的，孩子们即使不杀死他们的父亲，至少也要杀死他们父亲的看法，并形成新的看法。发展和进步端赖于此。而在该过程中，提出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且对答案充满好奇的人，起着绝对核心的作用。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多。当他们系统从事这项活动并且使用理性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向批判性的审视敞开时，他们就被称为哲学家。伯林：柏拉图对话录是讨论终极价值最早和最丰富的资源，这些对话努力质疑常规看法。每一位优秀的哲学家都是这么做的。你也可以在关心此类议题的作家的小说或戏剧中找到这样的例子——想想易卜生（Ibsen）的戏剧、屠格涅夫（Turgenev）的《前夜》（On
the Eve）或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中的主人公。不过，现代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中可能有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谈论自由，或谈论平等（当今世界上充满了这种谈论）。让我们以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为例。我引述不了原话……麦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伯林：谢谢。嗯，那就说说权利。什么是权利？如果你在大街上问一个普通人到底什么是权利，他会被难住，他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可能知道什么是践踏别人的权利，或者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被别人剥夺或忽视，但被侵犯或被错误地剥夺的到底是什么？是某种你生来就获得或继承的东西吗？是某种烙印在你身上的东西吗？是人的某种基本特征吗？是某种别人给你的东西吗？若是，是谁给的？通过怎样的程序给的？权利可以被赋予吗？权利可以被剥夺吗？谁来剥夺？凭什么权利剥夺？是否有赋予或取消其他权利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失去一项权利吗？有些权利是否是你本性中固有的一部分，就像思维，像呼吸的能力，或者像在这与那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那样？这就是自然权利的含义吗？若是，那么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是什么意思？你又怎么知道这种权利有哪些？关于什么是权利，人们的看法一向大相径庭。以17世纪为例，当时有很多关于权利的讨论。毕竟，当时英格兰发生了一场内战，它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没有神圣王权这回事。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信这种说法了，但当时有些人显然信。他们认为，国王是被上帝赋予特殊权利的特殊存在。当时还有另一些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权利，它们只是被神学家或诗人虚构出来的。他们之间是怎么争论的？双方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什么样的论证能说服人？17世纪末，有位法国作家想知道，如果法国国王想把一些臣民移交给英国国王，这些臣民会怎么想。实际上他的回答是，他们没有资格去想；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服从；他们是臣民；国王完全有权利随心所欲地对待他的臣民；允许臣民思考，甚至允许他们质疑国王的决定，这种想法近乎亵渎神明。好吧，我们不接受这个想法；但曾经有很多人接受这个想法，他们相信等级制度——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一样，都是一个层级结构。每个人在这个等级森严的整体中都有其适当的位置，并应履行他所在社会大金字塔中的位置要求他发挥的职能。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坚信这一点。后来有一些思想家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说不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人是平等的；他们出生时彼此相仿，都被赋予了某些自然的需要、能力和欲望，都拥有某些不可动摇的自然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我想说的是，在这类争论中，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的那类论证就是哲学的适当主题。还有什么别的学科能处理这些问题吗？这些都是人们长久以来深感忧虑的原则问题，也是人们以之为名进行血腥斗争和革命的问题。麦基：我相信很多人会说：“好吧，是的，你说得对，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只是语词之争。这都是抽象概念。为了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必为此劳神费心——这与现实生活、日常生活无关——你越纠缠于这些事，你就越不快乐。”伯林：是的，它可能会让你更不快乐。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真的想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以及为什么应该这样生活。这是人的一种完全自然的欲望，一些最有想象力、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对此感受最深。当然，这是关于语词的争论——但是，语词当然不仅仅是语词，不仅仅是某种文字游戏中的筹码。语词表达思想。语言指称经验，表达经验，也转变经验。麦基：你刚才关于“权利”的论述，已经给我举了一个哲学就政治发问的例子。现在你能举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有别于政治而关乎道德的哲学问题吗？伯林：好，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人给我讲了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是一名驻法国的英国情报官，战争临近结束时，他不得不审问被法国抵抗组织抓获的一名法国叛徒。该叛徒曾为盖世太保（Gestapo）[‡]工作，抵抗组织即将处决他。英国情报官请求允许先审讯他，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这人可能会给他提供情报，从而帮助无辜的人免于死亡或酷刑。于是，他去见了这个非常年轻的盖世太保的特工，特工对他说：“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能承诺保全我的性命，我就回答。但我知道，这些人打算明天杀了我。如果你不能承诺保全我的性命，我到底为什么要说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英国军官应该怎么做呢？作为一名情报官，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套取信息，毕竟无辜者的生命很可能牵系于此，可他只能通过撒谎来做到这一点。说“我会尽力说服他们放你一条生路”之类的话是没用的。军官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让这人免于一死，而军官若是回避做出直截了当的承诺，这人也会识破。如果军官明确地说“如果你透露给我，我就救你一命”，这个年轻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准会在咽气前咒他。在我看来，这是道德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道德关于什么的例子。功效主义者（utilitarian）会说：“如果谎言有可能增加人类的幸福或减少人类的痛苦，那你当然必须撒谎。”那些认为军事或爱国责任——尤其是在战时——具有最高价值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也许还有其他考量——绝对的宗教戒律，良心的呼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怎么能对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撒恶劣至极的谎？他的行为是否剥夺了他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所有权利？难道人没有一些最根本的合理诉求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笔下的一位主人公说，如果有人问他是否愿意以折磨一个无辜孩子为代价来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会拒绝。他的回答显然是错的吗？功效主义者不得不说：“是的，这显然是错的——既感情用事，又是错的。”不过，我们当然并不都这么想；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资格说：“我不会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能做的，无论代价是什么。”好，这里有两种相互冲突的哲学。一种是最崇高意义上的功效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另一种则建立在对绝对普遍的规则的承认之上。道德哲学家的职责并非命令一个人在这两种哲学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是向他解释所涉及的问题和价值，审视和裁定支持和反对各种结论的论证，弄清楚发生冲突的生活形式，弄清楚他不得不在其间做出抉择的生活目的——或许还包括代价。当然，人最终必须承担个人责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如果他认识到做出选择所依据的原则，那他的选择就是理性的；如果他能做出其他选择，那他的选择就是自由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非常痛苦。不假思索地遵从命令会更容易些。麦基：你刚才举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例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完全不涉及语言。但愿道德哲学家们，至少是直到近期的道德哲学家们，在书里讨论的问题也能常常如此。有件事让许多试着阅读哲学的门外汉感到惊讶，并且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望而却步，那就是他们发现如此多的哲学讨论都跟语词和语言相关。你能用外行人听得懂的方式讲讲这样做的道理吗？伯林：我尽力。有些现代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主要关注语言，但从与公众的关系来说，这种做法对他们自己造成了损害。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些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必定无足轻重，认为他们关心的是词典编纂者、语法学家或语言学家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语言，在这方面，词典编纂者和语法学家更胜一筹。然而，哲学家的确关注语言，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用语词思考，相信言词有时本身就是行为，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思想的研究，甚至是对整个人生观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当人们面对这些没有明显答案的哲学难题时，可以先问问自己：“这是哪种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它是像这一类问题，还是像那一类问题？它是事实问题吗？它是逻辑问题，是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吗？还是这几类问题的混合体？还是跟这几类问题都不像？”厘清概念和范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所有优秀的哲学家都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这件事，无论他们怎么称呼这件事——把它叫作清除语言上的混乱并没什么错，除了它误导了粗心大意的人或居心不良的人。这种混乱会导致人们头脑中的混乱，而这进而又会导致实践上的野蛮行径。麦基：纳粹对种族的看法建立在各种混乱之上，这也包括语言上的混乱，不是吗？伯林：是的，这些混乱部分是经验性的，部分不是。次等人（sub-man）的观念，也就是认为存在某些次等人类生物，比如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黑人或其他什么人，并且认为他们对社会有严重危害，因此应当被消灭——这种可怕的信念，毫无疑问是部分建立在对这些人行为本性的错误的经验性看法之上的。但是次等人的观念，次等人意味着什么，以及与此相关，我们所说的“人”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一个人，低等和高等是什么；当然还包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折磨或杀害“下等人”（inferior）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是哲学问题，而不是经验性问题。那些抱怨它们无足轻重、只是对语言和语言用法的考察的人，应该反思一下，人们的生活有赖于——而且仍然有赖于——这些哲学问题。麦基：一些语言哲学家声称，通过分析我们怎么使用语言，他们把我们从语言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中了语言魔咒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伯林：确实。我应该说，这是他们对人类的主要贡献之一。正因为这样，那些希望保留语言的原始用法、担心分析语言会削弱其影响力的人将他们视为危险分子。德国诗人海涅（Heine）告诉我们，不要忽视书房里安安静静的哲学家，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强大而令人敬畏的人物；认为他只是个人畜无害的书呆子、在从事许多琐碎的工作，那就低估了他的权能（power）；如果康德（Kant）没有败坏理性主义神学家的上帝，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也许就不会砍下国王的头颅。海涅警告当时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法国人，德国观念论形而上学家——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等人的追随者——是狂热的信徒，他们不会被恐惧或享乐吓倒，总有一天他们会发飙，将西方文明的历史遗迹夷为平地。他宣称，当这场巨大的形而上学冲击使欧洲陷入战争和毁灭时，法国大革命就像是儿戏。毫无疑问，海涅亲身体验过，哲学思想或形而上学思想的力量［比如他听过的黑格尔（Hegel）的演讲］可以是非常巨大的，这样的力量虽间接，但影响深远；哲学家并非人畜无害的文字匠人，而是一股巨大的兼具善恶的力量，是人类最令人敬畏的未被承认的立法者之一。麦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写在纸上或在演讲中说出的话。语言在哲学活动中并通过哲学活动与实在（reality）相纠结，这种纠结是非常成问题的。就说说像你刚才举例的“什么是权利”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吧：我们是在探究一个词的含义，还是在探究一个抽象实体的本质，而这个实体尽管抽象，但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什么是权利”是何种问题？伯林：我想，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何种论证会让你接受如下命题，即你拥有某种权利，比如说获得幸福的权利，或相反，你并不拥有这种权利？”我似乎记得在哪里读到过，当有人对路德（Luther）说，人有资格获得幸福，或者生命的目标就是幸福时，他说：“幸福？不！苦难，苦难；十字架，十字架。”这是某些形式的基督教的核心，是最深刻的信仰之一，是对现实的愿景，是大量极不浅薄之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这肯定不是小事。你可以说，我们只是在处理语词——关键词，但终究是些语词。你可以说，我们只是在问“‘十字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苦难’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这不是要点所在。我们不是语法学家，也不是词典编纂者。为了弄清楚这些词对路德或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意味着”（mean）的这个意义上意味着什么，查字典是没用的。麦基：但问题仍然不完全清楚。如果你不是要从那个意义上找到它们的含义，那么你想弄清楚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毕竟，两三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一直在探究这类问题，但却没有得出任何公认的答案。这至少说明了问题的特殊性。也许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也许你要找的东西并不存在。伯林：那么，让我们问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尽管有些过于简单化，但人们可能会说，有两大类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即使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一类是日常的经验性问题，关于世界上存在什么的问题，是日常观察或科学所要应对的问题。“澳大利亚有黑天鹅吗？”“是的，有的；有人在那儿看见过。”“水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某种分子构成的。”“那分子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原子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处于可证实的（verifiable）或至少可证伪的（falsifiable）断言领域。常识也是这样运行的：“奶酪在哪里？”“奶酪在橱柜里。”“你怎么知道的？”“我看过了。”这被认为是对问题完全充分的回答。在正常情况下，我不会怀疑这一点，你也不会。这些被称为经验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是通过普普通通的常识，要么，在更复杂的情况下，是通过受控观察、通过实验、通过核实假设等。这是一类问题。还有另一类问题，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会问的那类问题。在那里，你接受某些定义，某些关于如何从一些命题得到另一些命题的转换规则，以及某些使你能够从前提演绎出结论的蕴涵规则（rules
of entailment）。还有一组可以用来检验命题的逻辑关系的规则。这完全没有给你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信息。我指的是那些似乎完全脱离事实问题的形式学科：数学、逻辑学、博弈论、纹章学。你没法通过看窗外、看刻度盘、看望远镜或从橱柜里找到答案。如果我跟你说，国际象棋中的“国王”每次只能走一格，你说：“好吧，你说一次只能走一格，但有天晚上，我盯着棋盘，看到‘国王’走了两格。”无法将此视作对我命题的反驳，因为我真正要说的是，国际象棋中有条规则，根据这条规则，“国王”一次只能走一格，否则就破坏了规则。你怎么知道这条规则是真的呢？规则和命令或问题一样，都不是那种可真可假的表达。它们只是规则——你要么接受这些规则，要么接受其他规则。这样的选择是否自由，这些规则的地位如何，本身都是哲学问题，它们既不是经验性问题，也不是形式问题。稍后我会试着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我刚才提到的这两类问题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它们都有明确的方法来找到答案。你可能不知道一个经验性问题的答案，但你知道什么样的答案适合于这种问题、可能答案的范围是什么。如果我说：“恺撒活了多久？”你可能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但你知道如何着手去找答案。你知道该查什么书。你知道什么样的证据会支持答案。如果我问：“泰国有不会飞的鸟吗？”你可能不知道答案，但你会知道什么样的观察结果或没有什么样的观察结果可以提供答案。天文学也是如此。你不知道遥远星球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从未见过，但你知道，如果你能飞到那里，就像现在能飞到月球上一样，也许你就会看到。对于形式学科来说，同样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同样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公认方法。大家都知道，通过看、摸或听是没法解决数学问题的。同样，在经验领域，单纯的代数推理也无法找到答案。我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出的界线过于分明，事实上，描述性陈述与形式性陈述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实证主义的表述方式带出了我想强调的一点，这就是，在这两大类问题之间，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无法用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其中包括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哲学问题初看上去的特征之一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答案。有人对你说：“什么是正义？”或“每个事件都是由先前的事件决定的吗？”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追求幸福，还是促进社会平等、正义、宗教崇拜或知识，即使这些并不能带来幸福？”你究竟如何着手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假设一个愿意思考的人对你说：“你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你如何区分实在与表象？或问：“知识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确定什么吗？除了数学知识，还有什么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或者可以确实地知道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确实知道呢？”你要怎么做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毕竟这时候没有任何科学或学科能让你说：“嗯，现在有专家了。他们能够告诉你什么是善的和对的，他们能够告诉你是否一切都是因果决定的，幸福是否是人类的正确目标，以及什么是权利和义务，什么是知识、实在和真理，诸如此类；你只须听他们的。”数学家当然可以回答数学问题。但是，你不会认为，存在着绝对可靠的道德学家或形而上学家，他们能够给出绝对明确的答案，任何能够依循其推理的人都必然会接受这些答案吧？这些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就令人困惑，让人不知从何下手。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普通人如果一个劲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往往会陷入精神痉挛的状态，直至他们停止提问，转而思考其他事情。麦基：你现在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上，以至在我们进展到下一步之前，我想先巩固一下我们已经达成的立场。你的意思是说，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问两类问题。第一，存在关于世界的问题——人类一直在试图了解和掌控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这些关于世界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看看这个世界来回答：调查、观察、测试、实验，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事实性的，或者用哲学家的话说，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经验性问题。第二种问题是比较抽象或形式性的问题，比如数学或逻辑学问题，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博弈论或纹章学问题。这类问题涉及形式系统中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无法通过查看世界来获得答案。不过，这么说并不是说它们远离我们的日常关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形式系统就是算术，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用它来计数、报时、找钱，等等——一个抽象的系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可能非常有用和重要。因此，我们知道如何成功地处理两大类问题：一类是经验性问题，涉及查看事实；另一类是形式问题，涉及在形式系统中将一事与另一事联系起来。几乎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都落入这两个筐中的一个。但哲学问题并非如此：哲学问题的标志差不多就是它不落入这两个筐中的任何一个。像“什么是权利”这样的问题，既不能通过向窗外看来回答，也不能通过考察形式系统的内部融贯性来回答。所以，你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拥有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却不清楚如何寻找答案，这就是你所说的哲学的起点。麦基：但只有在你先说出来之后，我才能以你的说法为起点。麦基：但那个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对于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伯林：那么，你就必须要问：“为什么我们要佩服那些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思想家呢？”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佩服他们，是因为他们设法重述了问题，使某些答案至少看起来可信。当做一件事没有既定的方法时，你就尽力而为。你就会绞尽脑汁把它搞清楚。你会说：“当我问‘万物都有目的吗？’这样的问题时，这是个什么问题？我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什么样的论证会让我认为一个特定的答案是对还是错，哪怕是让我认为它值得考虑？”哲学就是干这个的。我记得E.
M. 福斯特曾说过（我承认我不记得他在哪儿说的了）：“所有东西都有跟它相像的东西，所以跟这个相像的是什么？”碰到哲学问题，你往往会先这样问问。历史上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某些重要的、实际上关键的问题似乎一直处于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人们对它们深感忧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问题与终极价值高度相关。教条主义者，或那些不加质疑地接受神圣典籍或先师的箴言的人，并不忧虑。不过，可能总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且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答案？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我们确定他们知道吗？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们知道呢？他们说是上帝（有时是大自然）告诉他们的——但上帝（就像大自然那样）似乎会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答案。哪个是正确的呢？”选自《思想家》，[英] 布莱恩·麦基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感谢理想国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