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 | 如何叙事：中国近代史的熟悉和陌生
文化
2024-11-06 20:2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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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女神”号（Nemesis）是世界上第一艘铁壳战船，它驶入南半球、绕过好望角、到达东亚海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担任主角。当英国学者安德里安·G.马歇尔（Adrian G. Marshall）打算为这艘战船写一本书时，他发现，仅伦敦大英图书馆的印度官方记录文件，在书架上排开就有14公里长，他要的那些资料就在其中。某种程度上，每一个现代历史写作者都面临类似困境，浩如烟海的史料令人兴奋，也令人窒息。比如被“复仇女神”号撞开大门的清王朝，典籍多达8万—10万种，仅大陆地区的档案就超过2000余万件（册），这还不包括浩如烟海的报刊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的研究者面对的虽是一片沃土，却充满了陷阱。在这片浩大的地基之上构造一座大厦也常令人生疑。不过，按照自己的眼光搭起一座新的历史瞭望塔倒是可行的，本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被一股强烈的动力推动完成：三年疫情封闭，目睹社会巨变和无数个体命运之沉浮，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思考立足于现实，也必须转向过去。历史在这片土地上远没有成为前尘往事，它一直深刻地塑造着当下，并且常常压着相似的韵脚一再重现，正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笔下的“二手时间”：“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本书）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为难以展开更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段历史无比深刻地体现了古老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的挫折和转变。19世纪末十年，中华帝国被刻骨铭心的战败震惊，第一次弥散出全国性的危机感（1894—1895），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随后而至，不幸的是，连续的失败至世纪末演化成巨大的灾难，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全民排外运动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新的国际战争（1900）；20世纪前十年，人们目睹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后果：立宪政治引入议会制度并实施了有限民主选举，伴之以“废科举”这样的惊人之举。然而改革的犹疑难以满足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期待，革命者最后胜出，帝制中国骤然终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意外诞生。这一段历史人们似乎相当熟悉，它时常出现在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上。不过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满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和意识形态仲裁，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则与此相反。在很长时间里，革命史学是20世纪的正统叙事，它并非始于1949年，但新中国用一套新的理论强化了它，这种叙事伴有一种怨恨的民族主义，最终，“被侮辱和被伤害”者成功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近代史的一种基本面貌如此呈现出来。1980年代之后，“现代化”历史叙事重新兴起，它某种程度上是对1930年代精英史学“现代化”叙事的回归，后者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代表。新的现代化理论这时被引进，人们对中国重启“现代化”抱有一种相当乐观的期待；2000年后历史研究开始向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转向，出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不过总体而言，中文世界里这方面的作品仍然较少。与此同时，宏观史学叙事也并没有获得真正释放，它受制于诸多制约。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新的叙事都将“创造”出新的历史。本书很难说属于哪一种叙事类型，从时间上看，它带有编年体的线性时间属性，涉及人物多属精英。并非作者多么热衷于“精英史观”，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本书所涉历史，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仍主要是自上而下，即使在1895年后，一些相对边缘的人物，如康梁等人，发挥了力量，但他们或进入核心权力圈，或借助其力量，而且这些人（包括革命领袖如孙文等人）本属知识精英，远非普通民众。如果我们要描述这段历史概貌，必须首先看到少数人的核心作用，而非普罗大众。事实上，我并不觉得关注精英人物的叙事是过去式，在中国尤其如此。这方面它和新的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和微观史学一样，需要重建叙事的努力之处还有很多。本书把相当多的笔墨用于扫描社会变迁，我很赞成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所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为历史而战》）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并非无所不包，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视野，即关注历史进程中诸多因素的互动和合力。那么，究竟哪些人和事会出现在这本书里呢？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那句话也许就是我的答案：“报道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认为值得注意的事实。”而且它还应该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实。近代知识人和舆论史是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的所谓专业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观念的威力，有时它们只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只言片语，却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历史图景拼接起来。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击败最后一个帝制中国的也正是观念。“中国还完全固守着古代对待危机的态度，尽管19世纪发生了那么多让人警醒的事件，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本质。”德国人奥托·福兰阁（Otto Franke）写道。这位1888—1901年供职于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后来成了德国境内第一位汉学家，他的五卷本《中华帝国史》迄今仍没有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国际政治、中外交涉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分量较其他近代史著作要重。今天，20世纪50年代颇受重视的“冲击—回应”模式早已风光不再，自从《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时风起。尽管一些学者提出诸多商榷或质疑，“中国中心观”迄今仍颇得社会心理。或许强调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并不符合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和它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过只要我们从历史本身出发，就会看到这并非事实。和西方接触之前的清帝国已经落伍，社会结构却相当稳定，这种秩序正是自1840—1850年代开始松散、瓦解的。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自强运动、对外战争、变法、排外运动和立宪新政，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外部而非内部。可以说，北京应对外部世界时的被动和滞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亡。当然，它实际是一种“合力”，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者费正清并没有忽略内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里指出：“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国对西方的一切表现得极不适应。”（《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今天，人们仍需冷静地承认，外部世界对清帝国的巨大影响并非一种落伍的陈词滥调，而是保持了相当久的生命力。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下重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历史视角值得格外关注。如果非要说有落伍的“史学”，可能是那些罔顾事实，预设特定“中心思想”的研究和写作。中国近代史连接着现当代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未完成，它将在何处终结也无法预料。因此我很赞同李怀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种“在时和开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的方法重写中国近现代史，这“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形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重构近代中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注释较多，但并非出于学术意义考量。除了作者认为必要呈现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他多为引申阅读之意，以备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如此一来，正文可以保持相对简洁，得以快节奏推进。不可避免地，注释中涉及少量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它们相当芜杂，本书无法列出足够多或足够新的文献，这种情况下往往只做了典型选取，即作者较为认可或值得重视的那些说法。初稿完成后作者原来有计划做一次大范围文献检索用于注释，不过最终作罢，因为本书无力承担过多诉求。它虽是一种严肃写作，却并非学术作品，而是面对一般公众，而且可以说是一部要言不烦的“简史”，立意并非提供细节或学术辩驳。本书最大的愿望，是提供一种新的近代史叙事“文本”，激发新的兴趣和思考，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们常说，史无定法，不过这种写作对我来说仍是一次新挑战，作者无法确定它是否会受到欢迎，也许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下笔时的诚意和良知。本书为李礼《失败：1891—1900 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版）前言，感谢作者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