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砂明德 | 中国史上的南北问题
文化
2024-11-21 09:32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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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从苏州一带扩散开来的文化的影响力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这里我们把视野放宽，先来看一看中国文化中南北比较的问题。结束留学生活正要回国的桑原骘藏（1870—1931年）也顺道来过江南，时间比青木正儿早十三年。可能由于逗留时间较短，关于江南他没有留下像在北方巡游石碑（后收录在《考史游记》）时那样详细的记录。不过，他写了《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1925年），尝试对中国的南北进行比较。桑原在此文中所说的南中国，指的是整个长江以南地区。桑原在文中用了各种指标来解说南方逐渐凌驾并最终压倒北方的过程。比如，宋代以后著名的文化人几乎都是南方出身。他列举了朱熹（福建）、陆九渊（浙江）、王阳明（浙江）、顾炎武（江苏）、黄宗羲（浙江）、王夫之（湖南）、康有为（广东）、梁启超（广东）等等名字。除了这种比较明显的例子，桑原也关注到了以笔试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整体上的“文化差距”可以从科举结果的数字中看出端倪。关于这个问题，顾炎武也曾论及（《日知录》卷一七“北卷”），他提到北宋时代“南人”在科举中占优势，而金、南宋两朝并立时期和施行特殊科举制的元朝则另当别论，到了重新举行南北统一考试的明朝，这种差距则日益明显，且最终稳定下来。明朝为处理这种偏差，想出了“南北卷”制度。地方考试的合格者（举人），为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而集结在北京。显而易见，如果按照一般程序进行考试，三百人左右的合格者大多数都会是南人。于是，明朝便想出按地域分配名额以调整南北比例的制度，最后产生了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南（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中（四川、广西、云南、贵州、长江以北的南直隶）按照3∶6∶1的比例来分配的办法。由此，南人独占合格者名额的局面结束了。要是没有这个体制，南方就会压倒北方为了说明这个情况，桑原统计了整个明朝产生的与分配制度无关的会元（会试第一名）与殿试（由皇帝主持的最后一轮考试）前三名的籍贯与数量。结果是北方二十九名对南方二百零七名，偏倚显而易见。南北卷制度，对必须得到北人支持的中央政权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措施，而对南人来说却极其不公平。不过，也有不屈不挠的南人，他们钻空子，先是跨省跑到首都北京顺天府参加当地乡试，然后成功进入全国考试（《万历野获编》卷一四“京闱冒籍”）。就好像我们的高中棒球男儿为了躲开竞争激烈的地区，专门到其他府县的高中去上学，只为最后能够获得甲子园出场资格一样。人们对南人和北人的比较，并不限于学术的世界。在此之前，以鲁迅和林语堂为首，有很多人都对南北的不同气质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论述。又比如，十五世纪末漂流到江南的朝鲜人崔溥，在被护送到北京的途中，对江南与华北进行了一番比较他的经历非常罕见（迁都北京后，朝鲜的使节都是直接前往北京。与当时的日本人不同，他们只能通过书籍来了解江南）。他除了记下镜梳不离手的江南男子热爱穿戴打扮的风貌，也写了从人家鳞次栉比的江南北上后，华北风景之萧条给他留下的强烈印象。尤其是山东以北的肃杀气氛，让他感到胆战心惊，他也嗅到北京一带仍残存着夷狄（蒙古人）的气息。简而言之，南人中阴柔、华丽、具有艺术家气质，并且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隐者型人物较多，与此相对，北人中的许多人虽不解风雅，却在与游牧民的抗争中，锻炼出了刚健之风，且政治性比较强的人物较多。他的这些印象不知能不能算是当时南北人物各自的“最大公约数”。另外，虽然这些评价没有将女性考虑进来，不过生活在南北朝时代后期的颜之推曾讲到：南方的女性有待在家里闭门不出、性格内向的倾向，而北方的女性则经常外出，闹官司的时候她们也会不管不顾地亲自出面（《颜氏家训》卷一“治家”）。北方女人很“利害”，自那之后也是公认的。南北的不同中，有被各自自然、风土所规定的部分，也有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部分。看到基于共同的文化，将广阔的土地整合为一个国家的中华世界，外面的人常常投来惊叹的目光，并试图探寻统一的奥秘。然而这种印象实际上只是由来于明、清帝国，我们也不能忽视之前存在的分裂时代。比方说，北宋时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的精简改编版《资治通鉴纲目》的作者朱熹，就将《资治通鉴》涉及的1362年的历史分为“正统”（统一）时代和“无统”（分裂）时代。讲到中国史，统一与分裂是一个绕不过的大题目。朱熹以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以其他时期为无统。而无统的时期，粗略算一下要占全部时长的五分之一。不过，分别继承了汉、晋血统而勉强算入正统的蜀、东晋的时代，实际上是处于三国、南北朝的分裂状态；唐朝也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后半期处于藩镇割据的分裂状态。若不把前后汉的四百年也算进去，其实处于分裂的时期要来得更长。之后，宋虽然完成了“天下统一”，但在那之前北方出现了巨大的辽帝国，其领土一直扩张到如今的北京一带。而击败辽国的金朝，更是将宋朝逼到南方，而自己占领了华北。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南北朝时代的一种重现。而后，元朝的统治虽然恢复了统一，但在元朝建国不久来到当地的马可·波罗，将北方和南方分别称为“Cathay”和“Manji”。犹如秦帝国的名字通过南海途径传播最终演变为“Cina”（支那），“Cathay”来源于对契丹的称呼Cathay，是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曾威震中亚的痕迹。“Manji”则是承袭北人对南人的称呼“蛮子”。过去的南北朝时代，南朝人曾被北方叫作“岛夷”，而他们则以“索虏”回敬。不过，进入统一王朝后，“蛮子”的叫法依然有人使用。在思考南方的历史定位时，“蛮子”这一称呼极具代表意义。南方的历史，原本就是北人南下的历史。四世纪因胡人南下而被逼退到南方的众人建立了东晋政权；而在后来唐末的动荡时期，以及北宋灭亡之际，也有大量北人流入并定居南方，担任政权的核心。因此，虽说是南方的政权，最初的主角都毫无例外是北人；而每一代的南人一开始都处于附庸的地位。南方的历史便是这般来自北方的断续殖民的历史。南人中有势力的门第，多称本家族是在某个动荡的时期从北方迁徙过来的。这一现象也反映了这一点。朝廷也同样，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像南宋把都城杭州叫作“行在”（临时的宫室，马可·波罗所说的“Quinsay”），表面上仍然会做出心系北方的样子。从中华的起源地看来，南方不过是个“开分店”的地方。蛮子这样的称呼，令人不得不联想起在以华北“中原”为中心展开的中国史中南方的边缘性。把蒙古人赶回漠北的明朝人，肆无忌惮地管敌人叫“北虏”。而明朝又成功构筑了一个维持了超过两个半世纪的较为稳定的政权。另外，就像历史教科书上经常强调的那样，明朝是第一个起源于南方的统一王朝。此后，在十六世纪的繁荣局面之下，江南文化全面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借《马可·波罗游记》的威力，蛮子之名在西欧一直到十七世纪都还在被使用。比如，卫匡国依然称北方六省作“Qathay”，称南方九省叫“Manji”。这一眼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好像是搞错了时代。明代的南人对自己的文化有十足的自信，甚至已经到把北人当乡下人看待的地步。虽然明朝科举按照地区设定了名额分配，不过成绩优秀的人到底还是容易出人头地。渐渐地，政府要人也变成南人占上风。要是在这里东施效颦，学桑原列举一下明代中叶以后引领时代的政治家的话，可以列出以严嵩（江西）、徐阶（江苏）、张居正（湖北。属于明朝南卷中的湖广地区）为代表的几人，这么一看果然还是南人比较引人注目。不过，他们掌握权力的舞台是在北京。诞生于江南的明朝，在迁都北京之后，虽仍在南京设有六部等行政部门，权力配置却压倒性地偏向了北京。考虑到当时东亚的政治形势，将权力重心设在可以威慑蒙古、中亚的北京可以说是合理的。因朝贡而来访的中亚穆斯林，和马可·波罗一样，把北京叫作“Khanbalq”（意思是大汗的城市）。对他们来说，不管是汉人的皇帝，还是蒙古人的大汗，都没多大区别。总而言之，这个名称代表着，辽朝时期形成的从北亚一直延伸到中亚的那个文明的枢纽上，一直存在着的这座城市。从东北亚史的框架来看，北京才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政治与文化/经济的二元状况，造就了南北问题的复杂性。选自中砂明德《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江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