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 | 公元1400年后的生物全球化
文化
2024-11-01 22:2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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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0年后，水手们几乎将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纳入了生物互动网络，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大西洋畔的欧洲人。世界各生物地理区不再被海洋与沙漠隔离。世界上的生物边界正逐渐消失，只要生态条件许可，动植物和疾病会传播到任何地域，当然，传播的速度与广度仍然取决于运输的技术与手段以及商业、生产与政治模式。1492年，哥伦布开启了与大西洋彼岸的常规化往来。在第二次航行中，他特意带上美洲没有的物种，装满了船舱。此后的几个世纪，他的后来者们源源不断地向美洲输送新物种。1972年，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在以此为主旨的书中将这一持续过程称为“哥伦布大交换”，此后，历史学家们也沿用这一说法。显然，哥伦布大交换给美洲印第安人送去了大批动植物新物种，同时，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灾难性疾病也悄然而至。天花、麻疹、百日咳、流感等疾病活跃于从日本到塞内冈比亚区域间并迅速蔓延。这些地方性的儿童期疾病（由于它们需要大量的活跃人群为土壤，因此有时也被称为“人群疾病”），导致了当地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但是，大多数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成年人并未受到影响，他们对大部分类似传染病产生了持续或完全的免疫力。除了人群疾病外，哥伦布大交换还将来自非洲的致命传染病，如黄热病、疟疾等带去了美洲。对美洲而言，这些都是新疾病，因此，美洲印第安人并没有免疫力。总之，在1500—1650年之间，这些传染病对美洲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人口下降了50%~90%，这也是世界历史上两次人口灾难之一（另一次是黑死病）。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可怕的经历也是旧模式扩张的一种方式。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类与驯化的群居动物紧密生活在一起，也是从那时起，传染病已经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的方式来使剩下的人获得免疫力。大体来说，居住地人口越密集，与动物交叉感染细菌和病毒的次数越频繁，那么较之他人（他们往往在婴儿时期就死去）而言，这部分人会对更多的传染病产生更强的免疫力。他们身上往往携带着致命的传染疾病，极易在儿童间传播，这些疾病无意间被带去了那些并没有此类病史的人群中间。不同的传染病对抗经验也是大规模的密集人群通常都会向那些分散的小规模人群进行领土扩张的有力武器。拿哥伦布大交换来说，它就被认为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张。美洲印第安人很少有可以传入非洲及欧亚大陆的致命传染病。当他们的祖先跨越东北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迁往北美时正是冰河世纪。严寒不利于大多数病菌生存，这也使他们在途中免遭传染的威胁。此外，他们在离开西伯利亚时，只有狗已被驯化，因此，那些源自牛、骆驼和猪身上的传染病（如天花、流感）还没有进化。抵达美洲后，美洲印第安人只驯化了羊驼和美洲驼，它们碰巧都不是那些会进化为使人生病的病菌的携带者。就致病菌而言，哥伦布大交换显然是单方面的事。驯养动物的命运也大致相同。尽管美洲的火鸡传到了其他大陆，但它们的地位却无足轻重。羊驼和美洲驼也并未在老家安第斯山脉之外的地区兴盛繁衍，虽然这些地方也有零星的人群。一方面，美洲鲜有驯养动物，更别提它们的传播了。另一方面，欧亚传入美洲的物种却生长旺盛。牛、山羊、绵羊、猪和马都是非常重要的动物移民。它们在美洲遍寻有利于生长的空旷区域，特别是牛和马，它们在诸如彭巴草原、委内瑞拉大草原及其他广袤的草原上驰骋。这些新来的动物也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在1492年前相对匮乏的动物蛋白、兽皮和毛料。牛和马是重要的畜力资源，自此，美洲大陆第一次实现了耕作，轮车与多样的驮兽为交通运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以上种种也发掘了美洲在商业与生产专业化方面的潜力，尽管这样会造成社会分化，但同时也能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当然，新动物也给美洲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们习惯性地边吃边糟蹋粮食，也引起了牧人与农民之间的纷争，虽然这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已是稀松平常，但对于那时的美洲来说却是新鲜事。如同在西非那样，马也改变了北美的政治版图。17世纪，草原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从西班牙属墨西哥领地那里得到了马，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很快掌握了马术。在马背上，他们俨然是娴熟的捕牛猎手，只要野牛在，他们就不会饿肚子。此外，比起那些没有马的族群来，拥有马的族群也就占据了军事优势，因此，1850年前后，苏族（Sioux）、科曼奇族（Comanche）等依托骑兵拓宽了领土，建立起帝国。人类与马的密切关系往往影响到人类的历史。马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可被人类骑行的动物（大象和骆驼很晚才出现），因此，从马首次被驯服到机动车出现的千年间，可以说马代表了人类（陆上）移动能力的顶峰。凭借其速度和力量，直到20世纪早期，马在军事上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人类与马是仅有的可以大量流汗散热并可以数小时不间断地坚持剧烈运动的物种。人类依靠马追捕诸如野牛、北美野牛、鹿、熊、袋鼠之类的其他物种，直到它们因为热量过度消耗而不得不停止逃亡。同时，作为战马，它们可以在战场上整日作战，它们的能力远在战象和战驼之上（其他的物种往往只是披上铠甲以作军用而已）。也正是有通过排汗使身体降温的能力，马和人类简直是天作之合。他们在所到之处强强联合，足以强大到让那些没有马群的人们难以抵抗（再一次抛开人类中心论，这种强强联合对无人驯养的马群也是一种威胁，截至1900年，野马仅存在于生物圈里不多的犄角旮旯中）。在农作物方面，哥伦布大交换则更为公平。小麦、黑麦、大麦、稻米等欧亚大陆的主要作物在美洲找到了适宜生长的沃土。有时，这些沃土也是由人（畜）力创造的。就拿稻米来说，亚洲、非洲及美洲的苏里南和南卡罗来纳地区都是如此。一些刚到大陆的作物甚至能在又冷又干的土地上生存，就连本土作物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萨斯喀彻温，小麦长势就比玉米喜人。除了粮食之外，柑橘类水果、香蕉、葡萄、无花果从欧亚大陆传入美洲，粟、蜀黍、薯类、秋葵、西瓜也从非洲远道而来。因此，这些新来的农作物使美洲农业更为丰富，也使美洲饮食有了多样性。但到底它们并没有促成质的飞跃，因为在此之前，美洲已有玉米和土豆，而且蔬果的种类也很丰富。与粮食作物类似，糖和咖啡等药用作物同样深远地改变了美洲。糖最初是新几内亚的一种草茎物种，日后却成为南亚、中国及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作物，并在16—17世纪传入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糖既是食物又可药用，因此它也成为以非洲奴隶为主的种植园经济的一大支柱。来自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咖啡在18世纪成为种植作物。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作物，美洲种植园问题的复杂性会大大降低，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也将不成规模。玉米、土豆、木薯、番茄、可可、甘薯、南瓜、笋瓜、菠萝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农作物共同促成了美洲对全球食用作物的贡献。南美洲还给世界带去了烟草。部分作物还对非洲及欧亚一些较大地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以土豆为例，它较好地适应了爱尔兰至俄国的北欧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们的到来与传播也在18—19世纪人口增长的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此次人口增长也为海外帝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土豆极易储存，特别是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而且它的营养丰富。在土豆的原产地安第斯山脉，产量和仓储已达到新高度，此外它还为15世纪印加帝国的扩张提供了能量支持。几个世纪后的北欧，土豆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在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地区，土豆也暴露了过分依赖单一主食的缺点。1845—1852年爱尔兰土豆饥荒，病害引发土豆大量减产，爱尔兰人口也因此减少了1/4，死亡与移居人数各占一百万。土豆之所以能对北欧的食物供给产生影响，与另一个外来物种苜蓿密不可分。尽管苜蓿并非来自美洲，却在哥伦布大交换对欧洲的影响中至关重要。苜蓿中含有一种微生物，它拥有可以将空气中的氮转化进土壤里的独特能力，这样，植物根茎就可以从土壤中吸收到氮。所有的植物都需要氮，但对许多作物而言，氮却是含量最少的营养。土豆尤其需要氮，如果土壤中无法供应氮，土豆就不能获得持续丰收。虽然苜蓿在欧洲和西南亚的土地上恣意生长，但早在13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安达卢西亚已有苜蓿种植的证据。很快卡斯提尔人（Castilians）就了解到苜蓿种植的价值，并将其应用在食用作物的轮种中，这种方法也经由西班牙人向北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扩张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的福音）。伦巴第和低地国家逐渐成为苜蓿种植的中心。1620年，英国农民开始尝试苜蓿种植，1850年，苜蓿种植已遍布整个北欧。正是苜蓿的固氮特性促使土豆在营养和人口方面产生了影响。另外，苜蓿也是一种绝佳的饲料，它不仅促进牛群数量的增长，还提高了北欧的牛奶与肉食产量。尽管历史学家还没有关注它，但苜蓿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同土豆一样重要。与土豆和苜蓿相比，玉米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它可以较好地适应南欧、中国以及非洲大片土地的不同环境。原本不适宜谷物和块茎类植物生长的土地，因为玉米的到来而变成良田。玉米在中国和南欧有效地促进人口增长并抵抗住饥荒，在非洲的影响更为深远，直到今天，玉米仍是非洲地区最重要的食物。从安哥拉到塞内冈比亚的非洲大西洋沿岸，玉米在155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成为这里的主要食物。不同的玉米品种可以适应非洲若干不同雨量的地区，同时，也增强了非洲人在干旱中生存的能力。玉米比粟、蜀黍和块茎类植物都更容易贮存。酋长和国王们也通过玉米的集中贮存和统一分发使他们的权力最大化。在玉米的帮助下，西非的森林地带建立起比以往更恢宏的帝国。17世纪70年代后，阿散蒂王国（The Asante kingdom）着手版图扩张，先遣部队以玉米为食，因为玉米可以跟随他们远距离征战。玉米也是商队必备的食物，促进了非洲大西洋沿岸的商品化，这其中也包含奴隶贸易。只要商人和他的手下们有易于携带的食物补给，奴隶贸易很容易就扩展到内陆地区。西非海岸沿线建有大量的奴隶收容所用以拘禁奴隶，正是丰富的玉米存量为其提供了可能。就像糖和咖啡刺激了美洲对奴隶的需求那样，非洲的玉米也使得奴隶贸易变得更为可行。木薯，又名树薯，是美洲对非洲农业的又一大贡献。木薯是巴西的原生作物，其深根系统不仅助其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生存，还能抵挡农作物病虫害。木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长势良好，和玉米一样，它为西非和安哥拉帝国的建立和扩张提供了便于携带的食物。和土豆一样，玉米无需在特定的季节里收获，它可以被扔在地里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由于人们总面临着被掠为奴的威胁，木薯成为他们躲避危险、寻求安全的理想作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木薯和玉米恰巧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木薯帮助农民从奴隶掠夺的魔掌中逃脱，而玉米则帮助奴隶主们经营和拓展业务。哥伦布大交换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影响最深远的洲际生物交换，但并非只有哥伦布这一代人有此贡献。麦哲伦成功航行之后也引发了跨太平洋的大交换（又称麦哲伦交换）。起初其影响集中在菲律宾，随着库克船长三下太平洋之后，影响进一步扩大。比起大洋的边缘地带，太平洋岛屿所受的影响更深，而在美洲（或是1788年后的澳大利亚），最显著的影响是数轮流行病带来的人口锐减。许多美洲的食用作物，如甘薯、玉米和花生在中国南部越来越重要，但它们很可能不是通过麦哲伦跨洋而来，而是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经由大西洋和印度洋传入的。整体上看，1500—1800年间这些龙卷风般的洲际物种交换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那些未经历过人群疾病的土地来说，这也是一次人口灾难。洲际物种交换提高了各地食物供给的数量与稳定性。以马为例，它们每到一处，便会为战争提供新的基础，进而重组当地的政治关系。这些早期现代的大交换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不仅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到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或者一般称欧亚）的动植物和疾病也传播了过去。随欧洲人走向世界的种种生物，无意之中推动了欧洲殖民者、欧洲霸权和欧亚物种的扩散，因此也创造了研究这一进程的权威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言的新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大部分、乌拉圭、阿根廷以及巴西都包括在内。除了新欧洲之外，一些新非洲的特征也在美洲初见端倪。1550—1850年间，超过一千万非洲人搭载贩奴船来到美洲。随船而来的黄热病与疟疾对美洲的聚落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些疾病对先前没有接触过的人群来说有致命的危险。贩奴船还运来了西非的稻米，18世纪，它已成为南卡罗来纳、佐治亚及苏里南沿海经济的基石。秋葵、芝麻、咖啡（尽管并非搭乘贩奴船而来）等其他非洲作物也来到了美洲。以上种种在巴伊亚（Bahia）至切萨皮克湾地区建立起新非洲。这里充斥着非洲的面孔与文化，当地的居民和文化已经灭绝，当地的粮食也与新非洲的物种相融合。新欧洲在这方面也大抵如此，但二者又有显著不同：海地革命（1791—1804）之前，美洲土地上几乎没有非洲人，此后非洲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受制于人，反之，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却很快主宰了新欧洲地区。更微妙的是，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存在低纬度新非洲至温带新欧洲之间的过渡地带。到1750年，甚至魁北克地区的生物和文化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非洲元素，欧洲元素向巴巴多斯和巴伊亚地区大量输出，尽管如此，这两个地区解读成新欧洲或新非洲均可。然而，在古巴与马里兰（北纬约22—38°）之间的绵延地带更为平均地分布着非洲与欧洲元素，也使这里的生物圈与文化克里奥尔化。巴西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圣埃斯皮里图州、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州（南纬约16—22°），作为相应的南部过渡带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美洲，哥伦布大交换创造了“新的非洲欧亚大陆”，而非洲、欧洲与亚洲的影响比例则依纬度、气候不同而不同，也受生物史和文化史上偶发事件的影响。哥伦布大交换表明，海上航行使各个大陆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而上一次还是6500万年前的冈瓦纳古陆（Gondwanaland）最后一次分裂。航行并未给每个物种都提供舒适的环境。航行中会淘汰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在长途跋涉中存活的物种。蒸汽与航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物种交换长期以来的壁垒，加速了新旧物种的传播。尽管哥伦布大交换在16—17世纪的影响最为深远，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仍未结束。美洲的浣熊、灰鼠、麝鼠在19—20世纪来到欧洲。而欧洲的椋鸟也传到了北美。同样，麦哲伦交换也未终止。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麦哲伦交换在19—20世纪令物种交换速度加快，特别是人为引进的物种，如猕猴桃（从中国传入新西兰，再到智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桉树（从澳大利亚传到各个角落）。18—19世纪，人为引入物种日渐成为制度化。植物园被用于广泛传播有用植物，特别是在欧洲帝国的版图内。最著名的一例是英国植物勘探家从巴西亚马孙地区获取橡胶树种，并将它带到伦敦郊外的基尤（Kew）植物园，再从那里将它们带去英属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经济很快在马来亚繁荣起来，巴西的割胶经济也因此受到损害。荷兰当局将黄金鸡纳树（原产于秘鲁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种子带去了爪哇，到19世纪70年代，那里的奎宁生产已具规模，而奎宁是一种对抗疟疾的药物。若不是便宜的奎宁，此时的欧洲帝国和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根本无法在疟疾肆虐地区畅行无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者组织了各种旨在进口英国常见动植物的机构，这些动植物通常被认为优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本土物种，至少殖民者是这样想的。植物园、植物勘探家与改善生物适应性的机构一起改进运输技术，为19—20世纪的物种交换提供了保障。意外或是不受欢迎的物种交换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拜19世纪交通运输的改善和加强所赐，诸如咖啡锈病和葡萄根瘤蚜（一种威胁葡萄藤的害虫）之类的有害物种在全世界蔓延。霍乱逃离了它土生土长的孟加拉湾，在19世纪初成为世界性的灾难。19世纪末，一种置牛于死地的病菌——牛瘟在东非和南非传播，致使90%的畜类死亡，游牧民族因而变得贫困（同时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态位）。1918年，成千上万从一战战场上幸存的士兵搭乘轮船赶往世界各地的家乡，随之传播的流感病毒夺去了两千万至六千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是印度人；死于流感病毒者比死于战争的生命更多。（选自《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424—433页，本节为“第十八章世界历史上的物种交换”的一部分，[美]杰里·H.本特利主编，陈恒、李文硕、屈伯文、黎云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