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芳芳 | 从一滴水感受历史的脉动：读《蒙塔尤》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以下简称拉杜里）的名著。法文版最早于1975年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随后被译为多种语言。中译本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出版。该书根据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份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资料的拉丁文手稿写成，探究1294~1324年间法国南部上阿列日地区一个小山村村民的物质生活和心态文化。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蒙塔尤》出乎意料地成为畅销书，不仅为同行学者极力推崇，且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绝非偶然。要理解《蒙塔尤》一书的独特魅力之所在，首先要理解该书所代表的研究范式在法国乃至西方学术史中的意义。

蒙塔尤村

干草仓

1929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创立《经济和社会史年鉴》，由此诞生的“年鉴学派”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占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被看作一场引领20世纪西方史学革新运动的“史学革命”，“全面改观”了历史学这门学科。作为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布洛赫和费弗尔通过《年鉴》杂志向以政治、事件和叙事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宣战，认为历史学应当研究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并倡导以跨学科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史研究。

1956年，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执掌《年鉴》大旗。作为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布罗代尔进一步发展了总体史观。他将总体史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个层次，认为短时段，即以“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是转瞬即逝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尘埃”，很难把握和认识；长时段，即地理环境、气候生态、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心态等深层“结构”才对人类社会和历史进程起支配作用。但在实际的研究中，与布洛赫和费弗尔相比，布罗代尔对文化心态几乎不感兴趣，且更为轻视政治史。因此，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重视宏观的结构和情势，忽视短时段的事件和人物；注重分析，排斥叙事。这在年鉴学派第三代接班人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量史学和系列史的发展，这一趋势更加突出，历史逐渐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潭，成为“无人的历史”、“静止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之后，第三代学者在反思年鉴学派史学思想和范式的基础上，打出了“新史学”的旗号。部分学者开始对总体史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年鉴》杂志早期的总体史雄心“大得过头了”，且因为它侧重社会和经济，忽略了政治和文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弗朗索瓦·多斯指出，正是基于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应对20世纪60、70年代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挑战，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种学家的角色”。他们“开始借用人类学的分析工具和密码来再现逝去的时代”，更注重反复性事物和个人的曲折经历，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忆，研究也变得更为个体化和局部化。法国中世纪专家乔治·杜比用自身的学术经历深切地说明了法国史学界的这种转变，“历史学力图成为全面的、整体的史学。它最初通过经济来研究社会，后来又转向心态，最后则投身于人种学派并获益匪浅”。

拉杜里本人显然深受年鉴学派第一、二代总体史观的影响，其前期研究，如《朗格多克的农民》、《公元一千年以来的气候史》等著述明显表现出对总体史和长时段的偏爱。作为第三代《年鉴》编委集体的一员，他很快便投入到史学革新的潮流中，《蒙塔尤》一书正是顺应这一史学潮流的产物。该书自问世以来，便被评论家冠以各类“新史学”的标签，如“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微观史”或“社会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等，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所引领的史学研究兴趣的转型，“从经济基础走向了文化的‘上层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年鉴学派第一、二代史家所提倡的经济、社会的总体史转向了“第三层次”的心态文化史，成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倡导的“新史学”的扛鼎之作。

路过蒙塔尤村的徒步者

高山草场

一、史学研究视角的转变:

从总体史和宏观史转向微观史

《蒙塔尤》通常与意大利微观史的奠基人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1976）一书并称微观史研究的早期典范。微观史学是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的一股新的史学潮流。意大利的史学家开研究风气之先，以金兹伯格、吉奥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等为代表，他们最早使用“微观史学”（Microstoria）一词。微观史与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等均是在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西方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研究（宏观分析）、总体史（长时段理论）和计量史等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质疑与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微观史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中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具体的个人或群体，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关注其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等。

《蒙塔尤》一书突出地体现了微观史的这种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history from below），拉杜里也因此被视为法国微观史学的先驱人物。根据材料，作者将研究时段设定在1294~1324年约30年的时间内，而蒙塔尤只是法国南部一个仅有两百余人的小村庄，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作者要做的是将其置于显微镜下，近距离地观察水珠中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便是小村庄的普通村民。他们不再是《朗格多克的农民》中作为抽象的群体而存在的农民，也不是传统史学中的精英人物，而是一个个有悲喜也有苦乐、有贪念也有坦然、有真诚也有伪善、有血有肉的普通农民。正是这些小人物创造了蒙塔尤的“历史”，正是他们代表了“生命的颤动”。在作者笔下，“蒙塔尤就是皮埃尔和贝阿特里斯的爱情；蒙塔尤就是皮埃尔·莫里的羊群；蒙塔尤就是家所散发的体温和农民心中去而复回的彼岸世界，两者互在对方之中，两者互为支撑。”

尽管作者的视角是微观的，但他试图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通过“一团泥”去“了解所有泥制品”，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并不缺少宏观层面的关照。在《蒙塔尤》一书中，作者常常将蒙塔尤与上阿列日地区、甚至比利牛斯山区并举。无论是蒙塔尤人的行为举止、对婚姻爱情的观念，还是蒙塔尤人的宗教信仰或伦理观念，在上阿列日地区甚至比利牛斯山区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蒙塔尤并非完全孤立的、独特的存在体。正如作者所言，“蒙塔尤仿佛成为一座灯塔，至少像是一面庞大的反光镜，它将光束扫向各个方向，从而照亮和揭示了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该书也因此被看作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

此外，微观研究往往可以揭示宏观历史研究中不易发现的现象，可以用来充实宏大历史的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宏观研究中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或修正宏观研究中的某些观点或思路，因此，微观研究可以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比如第十三章通过对儿童情感的研究，作者驳斥了阿里耶斯和勒布伦等人有关对儿童的情感意识是从现代精英社会中发现的观点，“这一事实让我们谨慎地对待那些学者（无论他们多么杰出）的话”。第十七章通过对小集团的研究，作者指出滕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虽然可能适用于对宏观问题的分析，但并不一定符合蒙塔尤的情况。

蒙塔尤村的民居

二、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转变:

从结构研究和计量方法转向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

历史人类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应对人类学挑战、并最终实现两者“联姻”的结果。史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出现在法国，也是西方史学界的整体趋势。在法国，历史人类学与心态史的关系密不可分。继承于第一代年鉴学者创立的集体和社会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推出“心态史学”。这种心态史旨在研究社会实践的非意识层面，以及某一个时期或社会群体无意识的集体思想，目的是“回应那些认为历史学仅能对自觉现象做简单描述的人。”因其在研究对象（集体无意识现象）、研究手段（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研究目的（从差异性中认识文化的独特性）、研究方法（跨学科）等方面与历史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相互影响、渗透和叠合，到70年代心态史学逐渐演变为历史人类学。

英国历史学家辛西亚•海伊（Cynthia Hay）指出，“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是从心态史发展的兴趣中引发出来的。”两者共同被称为“深层的历史学”，是年鉴学派引领的史学革新运动“从地窖到顶楼”的突出表现。所谓“历史人类学”，或称“历史人种志”（Ethnohistory），即历史学家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历史。区别在于，人类学家是面对面地向研究对象提问和对话，而历史学家则是向史料提问；相比于传统史学，历史人类学的视野更为广阔，它“把视角首先指向历史上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观念需求、风俗习惯、内心欲望等等”，这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特长。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则指出，“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但又有哪一种习惯不是心态的呢？”

早在《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中，拉杜里便表现出对农民心态文化的兴趣。他从经济影响出发，考察了农民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乡村中的巫术以及宗教狂热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1973年，拉杜里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就职演讲中曾提及“人类学长期以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门邻近学科”。《蒙塔尤》一书鲜明地体现出作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历史人类学取向。

在拉杜里之前，已有学者对该书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作过深入广泛的研究，甚至将之出版，但他们一般根据材料来考察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或法国南部的异端，而拉杜里则发现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村庄的历史”。作者在《蒙塔尤》一书中虽未对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加以详细的说明，不过无论是该书的谋篇构局，还是作者使用材料的全新角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都跃然纸上。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拉杜里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区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

在书中，拉杜里依照人类学家进行社区研究的方式，从“生态”——物质文化（土地结构、经济活动、饮食、居所、家庭结构等）和“考古”——精神文化（行为举止、情感心态、婚姻家庭、社交网络、伦理道德、宗教民俗等）两个层面建构蒙塔尤这一“历史社区”，从而使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拉杜里认为，在记载下来的有意识的历史之下，还存在一种潜意识的历史，它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为形式隐蔽地表现出来；为揭示民众意识，历史学家必须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从他们常规的和变态的表现形式中，寻找出它的符号意识，破译出民众意识的密码。这种研究方法被后人称为“蒙塔尤方法”，亦被称为“精神考古法”。因此，所谓的“考古”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从文字材料中挖掘蒙塔尤人的物质文化和深层的心态文化。拉杜里在第二部分开篇明确指出，“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研究的核心便是对这种“文化”的阐释。而心态文化是一种抽象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按照人类学家的理论，它表现在人们日常的语言和行为中，要借助于象征符号系统，如行为举止、风俗仪式、习惯禁忌、观念态度等对之进行揭示。象征符号系统“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要破译这些密码，才能真正把握和洞悉文化的特质。拉杜里正是利用此类表象系统，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分析蒙塔尤人的言行举止和日常生活中映射出的象征符号，来揭示蒙塔尤人的心态文化。

年鉴学派的前两代史家在批判传统史学时，也将传统政治史和事件史的写作模式——“叙述”一并列入批判的对象，主张用以分析为主的问题导向史取代传统的叙述史，“不再描述一连串的事实（讲述事情发生的始末），而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求事情为什么会如此）。”但过于偏重计量和结构分析使历史著述充斥着“难以消化的统计表、枯燥乏味的分析论证和各种专业术语”，唯科学主义的意图消解了历史学的人文性，极大地限制了史学作品的读者群。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从分析向叙述的回归。从分析转向叙述的根本原因是史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这与微观史、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兴起密切相关。微观史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和史料之间的冲突。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在《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一文中则指出，叙述史复兴的首要原因是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科；此外，心态史在“非分析性的历史写作（讲故事）模式复兴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蒙塔尤》一书因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转变，其写作模式也从拉杜里此前极力推崇的计量和结构分析转向了叙述，从而成为叙述史复兴的代表作之一，被斯通认为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史学畅销书。而且，这种复兴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叙述史，而是一种新叙述史。首先，不同于以精英人物和政治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传统史学，《蒙塔尤》描述的是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感情及行为。其次，不同于以编年记叙体为主的传统叙述史，《蒙塔尤》并未按时间顺序直接讲故事，而是围绕蒙塔尤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态文化，以专题的方式讲述这些普通村民的故事及其头脑中的各种观念和想法。此外，《蒙塔尤》一书还体现了新叙述史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即分析与叙述并重。拉杜里结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将叙述的解释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分析性叙述”（人类学术语称之为“深描”）将叙述与分析相结合，着力挖掘人们日常话语和行为中所隐含的符号意义，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描绘和分析来揭示普通村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由此，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是14世纪法国南部小村庄中一群有血有肉的普通村民的形象以及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用讲故事的叙述手法来写作，无疑是《蒙塔尤》成为畅销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对象，还是写作模式来看，《蒙塔尤》一书都代表着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突破和革新，该书也因此成为“新史学”的杰出典范。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注意到，《蒙塔尤》一书并未完全脱离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范式。拉杜里在用显微镜近距离观察蒙塔尤这滴“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水滴”时，他试图为读者描绘“一滴水珠”中所包含的“小小世界”。因此，深受年鉴学派总体史研究范式影响的拉杜里，在这部虽为后世奉为微观史的代表作之中，尝试构建的仍是一个小山村的总体史。保罗·科利认为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地区甚至乡村层面上，历史学家有可能“从新的角度研究费弗尔所提出的总体史”，而《蒙塔尤》一书正是这方面的代表。

石头砌的民居

面朝群山的小花园

具体而言，该书的第一部分从蒙塔尤的生态入手，探讨蒙塔尤的地理自然环境、经济活动、物质生活及其社会政治结构，将物质和经济因素置于基础层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总体史观；第二部分“蒙塔尤考古”则从住家和窝棚的表面层次迈向更深层的探索，考察蒙塔尤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态文化，“在这个微型的世界里，一段历史时期内各个层次的生活全貌得到了浓缩和凝聚”。虽然第二部分才是作者研究的重点，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杜里构建的是比布罗代尔所倡导的经济、社会总体史更为全面的“总体史”，他将布罗代尔所忽视的文化心态与经济、社会层面的考察结合起来，描绘出一幅更为完整的普通人的生活画卷，从而实现了对年鉴学派遗产的继承和超越。如米歇尔·伏维尔所言，拉杜里“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对作者而言，总体史的研究范式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截然对立，而是密切相连的。和心态史一样，历史人类学从一开始便有“总体史”的雄心，试图囊括一切研究领域，因此雅克·勒高夫认为可将之看作“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而《蒙塔尤》一书则明确表达了这种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

当然，《蒙塔尤》问世后也不乏批评之声。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作者对史料的使用上，认为拉杜里对基本资料的使用不够严谨。首先，村民提供口供时说的是当地的奥克语方言，录事在记录时将村民的口供转译为拉丁语，作者在使用拉丁语的记录簿材料时并未说明这种转译出现误解或误译的可能性。其次，作者并未对记录簿本身的文本风格进行分析，也忽略了蒙塔尤村民在提供证词时的叙事结构，如果对此进行分析，必将挖掘出更多隐藏在文本和叙事背后的文化涵义。此外，有学者对资料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审讯记录中的被告是在宗教裁判所的折磨或威胁之下回答问讯，即便没有严刑拷打，他们也深知可能面临的危险，因此这些资料并非“农民对自身的不折不扣的证词”，从中得到的印象也有可能是被歪曲过的或不完整的。

还有学者指出作者在使用拉丁文资料时有误读或翻译不准确的地方，且使用了诸多与蒙塔尤和上阿列日并不相关的资料，不足以说明蒙塔尤的情况。对《蒙塔尤》另一方面的批评涉及作者的研究视角，即微观史研究中的典型性问题及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问题。微观史以历史上的个案或微小的事件和人物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往往并不能推而广之，虽然微观史家也强调要“以小见大”，但这种大的意义往往只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问题和领域，而不可能是一个宏观过程”。不过，这一问题是由微观史学的方法决定的。微观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宏观史学过分强调结构、过程和长时段，忽视对历史中的人和历史现象的研究，但也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如何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也是当代西方史学的经典命题之一。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重拾彼得·伯克的中肯评价，《蒙塔尤》之所以值得被记住，首先是因为作者让过去起死回生的能力，还因为他向文献提出问题，读出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并让它们揭示甚至连村民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知晓的东西，“它是历史想象的精心杰作，是对人类学化历史之可能性的一个启示”。《蒙塔尤》以生动、细腻、传神的笔墨，让读者俨然置身于人类学家所观察的聚落和田野之中，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带领读者从一滴水中感受历史的脉动。一个离我们有七百多年之久、地处法国南部的偏僻山区的小山村，它的生活琐碎、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却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共情，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鲜活与律动，这正是此书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Traversier de Montauriol家族建在蒙塔尤村的城堡

感谢作者授权刊登，照片由作者所摄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