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リベラルアーツガイド』：『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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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1 16:16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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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7世纪（江户初期），它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勇猛精神；
- 在18世纪（江户中期），随着武士阶层转变为治理者和官僚，武士道开始与神道和儒教相结合，形成了更为综合的道德体系；
- 到了19世纪（江户后期），武士道与儒教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了「士道（しどう）」。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武士。虽然历史学界对武士的定义和起源有着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将从一个基础且普遍接受的解释作为起点。自古以来，日本由大和朝廷的天皇和贵族主导国家治理。然而，进入中世纪，武士阶层逐渐崛起，并最终掌握了政治实权，一直到江户时代结束，武士都是日本政治的核心力量。关于武士的崛起，我们可以大致追溯到十世纪，其形成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
- 地方国司的后代或地方豪族为了扩展势力而开始武装自己，参与战斗，这些人被称为「兵（つわもの）」。
- 在政治中心地区畿内近国的豪族逐渐成为朝廷的武官，服务于贵族，这些人被称作武士。
这两种形式的武士表明，武士不仅是武装力量，还是具备政治和军事双重属性的阶层。对于这两种武士哪一种更具影响力，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網野善彦强调，东国（现在的关东地区）的武士，即地方武士，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高桥昌明则认为畿内地区的「上方武士」更为强大，并将东国的武士视为较为粗野的「野武士」。武士的特点远不止于武装力量。他们精通弓术、马术和剑术等高级战技，并且这些技能在家族中代代相传。他们还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负责管理和发展这些地产，从而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武士团体。为了保护领地的安全，武士们会向贵族或大寺社捐赠土地，以此获得保护并建立忠诚的关系。这些特征不仅塑造了武士的社会地位，也逐渐孕育出他们独特的伦理观：武士道。在探讨武士道的核心特质时，笠谷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视角。他指出，尽管武士道涵盖了极其丰富的层面，难以统一归纳，其基本精神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则」（七个基本原则）：- 証拠（しょうこ）：基于事实和理据的坚持，哪怕与主君的意见相左。
- 普（あまねく）：普遍性，即武士道的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不论男女、贵贱。
武士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武装力量上。笠谷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较为认可的观点，他认为武士道的特质和伦理观广泛地界定了「武士道」的内涵，这些特质源于武士的家庭背景、领地管理以及与主君的关系等多个要素。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士的精神和伦理观念经历了变化，但这些基本原则展示了其一贯的连贯性和普遍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武士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和发展。综上所述，武士最初是作为畿内及地方武装豪族自然形成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被「家」、「领地」及与主君的关系等元素所界定，这些因素共同塑造出了武士独特的姿态和精神面貌。虽然中世纪的日本已经出现了武士，但「武士道」这一术语直到江户时代才被正式提出并广为人知。根据笠谷的研究，武士道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显著阶段：- 17世纪（江户初期）：此时的武士道仍带有战国时代的影响，强调武勇和英勇精神。
- 18世纪（江户中期）：随着武士逐步演变为治理者与官僚，他们的道德观念开始与神道和儒教相融合，形成了更为综合的伦理体系。
- 19世纪（江户后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武士道渐渐被儒教所取代，演变成被广泛认知的「士道」。
这一从中世纪延续至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表明了一种从古至今逐渐形成并演化的道德与伦理观。尽管中世纪的武士道和江户时代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反映了武士对于荣誉、忠诚和责任的尊重。中世纪的武士并不仅仅强调战斗的胜利，更加重视战斗的公正性和方式，例如「一骑打ち」（いっきうち，单挑）。这表明武士们注重以尊贵和正直的方式进行战斗。虽然简单地将这些行为和思想归纳为「武士道」可能有所简化，但在此，我们尝试广泛探讨这一术语所涵盖的「武士的伦理观」如何随时间演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武士道的历史根源，也能洞察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持续影响。根据笠谷的研究，中世纪的武士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战斗礼仪和伦理观。在武士文化中，弓术与马术（弓馬の術）的精进成为了重要追求，伴随着这种技艺的展示，单打独斗（一騎打ち）逐渐成为了战斗的主流方式。与此同时，由于对「家（いえ）」这一概念的重视，以及名誉代代相传的观念，人们开始在战斗前报上自己的姓名（名乗り）和宣读家谱（系図読み），以彰显家族的历史和荣耀。这种文化还衍生出一些战场礼仪，比如「率先冲锋」（いちばんのり，一番乗り）、「不射杀敌方战马」（馬を狙わない うまをねらわない），以及「为保护主君而战死的武士之家，其子孙后代将享有安稳的生活保障」的信条。虽然战前高喊「喂喂，我就是～！」（やあやあ我こそは～！）向敌人自报家门，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但在当时社会，个人的战场表现直接影响到整个「家」的名誉，这使得这种做法在当时具有其合理性。此外，「为了主君而战死」这一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对主君与家族关系的独特认知。名誉并非只属于个人，而是与「家」这一整体密切相关，因此，这种行为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不过，关于中世纪武士伦理观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即便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礼仪仍然被高度重视」这一看法上。也有学者认为，在战场上，使用狡诈手段同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据佐伯真一的研究，虽然武士们在战场上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规则，但「ルールからの逸脱行為」（违反规则的行为）和「だまし討ち」（诈伪偷袭）等手段却相当普遍。研究表明，早期的「武士道」思想实际上并不排斥这些违反规则的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尽管武士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特定的私人作法和规则，但同样有大量的违背行为发生。由此可以推测，中世纪时期，武士们不仅频繁使用计谋和「だまし討ち」，而且这些手段在当时是被社会接受甚至鼓励的。综上所述，中世纪的武士虽然逐渐在战场上注重「作法」，但这些作法往往被打破，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可这种对规则的背离。特别是在中世纪，尤其是战国时代，武士们的生活时刻面临生死抉择，因此，认为他们始终严格遵循礼仪行事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正是因为这一思想的存在，到了战国末期到江户初期，武士的伦理观更加注重在战场上切实有用的勇猛精神。接下来，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一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详细探讨江户时代武士道的演变历程。正如之前提到的，「武士道」这一概念虽然在武士阶层中长期存在，但真正被系统化并广泛传播，始于江户时代。早期的武士道依然深受战国时代的勇猛精神影响，这种观念的代表作就是『甲陽軍鑑』。此书被认为写于1577年以后，主要记述武田信玄及其军队的行为准则，明确了武士的理想形象和禁忌行为。『甲陽軍鑑』在江户时代得到了广泛阅读，并成为普及「武士道」理念的重要经典。书中描绘的武士理想形象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关键点：- 勇猛果敢：武士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展示出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断。
- 槍働き：高度重视战场上的实际成果，力求以卓越的战斗表现立身。
- 杜绝卑怯：不容忍懦弱和卑鄙的行为，强调个人和家族的尊严与荣誉。
- 忠诚于主君：对主君保持绝对的忠诚，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 维护荣誉：遭遇侮辱时，必须以反击捍卫自己和家族的荣誉。
在那个仍然保有战国记忆的时代，武士的主要职责是时刻为战斗做好准备，因此『甲陽軍鑑』中的这些行为准则被视为武士应当遵循的典范。然而，随着江户时代的长期和平，武士阶层逐渐从战场转向官僚体系，武士道的内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战争的远离，武士道不再仅仅是对武勇的推崇，而是逐渐融入了对礼仪、忠诚和社会责任的重视。这标志着武士身份的转型：从战士逐步转变为治理者与官僚。武士道的核心也从以战斗为中心，转向更强调和平时期的社会责任与个人修养。笠谷认为，战国末期至江户初期的武士道，随着武士阶层逐步官僚化，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徳義論」为核心的伦理观。这一转变使得武士道的内涵从战场的英勇无畏转向了对内在品德和社会责任的强调。在这一阶段，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信守承诺：武士道的伦理要求武士严守承诺，重视履行职责，表现出对诚信的高度重视。
- 信赖与信用：通过个人的诚实和信用，武士赢得他人的信任，并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声誉。
这一变化表明，武士的理想形象从战斗中的英勇战士，逐渐转变为一位在政治与行政事务中赢得信任的官僚。这种转变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进一步使武士道的内涵发生了转型，最终在明治时期与早期武士道大相径庭。进入江户后期至明治时期，武士道的意义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历史学者认为，这一转变具有以下几大特征：- 儒家思想的渗透：随着儒家思想逐渐融入武士道，「士道」这一新概念应运而生，进一步强化了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的观念。
- 国家主义的结合：武士道开始与明治政府的国家建设目标相结合，成为服务于国家主义的重要思想工具。
- 忠诚对象的变化：传统武士道强调对主君的忠诚，而在明治时期，这种忠诚的对象转变为天皇，天皇成为忠诚与效忠的唯一象征。
- 与基督教的结合：一些在明治维新后失去武士身份的阶层开始信仰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武士道思想也与基督教伦理相互融合。
这些变化导致了对武士道的广泛批评，许多人认为武士道在明治时期被人为地重塑，成为服务于现代国家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常被认为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使其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至今仍被视为文化经典广为流传。然而，这部作品为何会成为批评的对象呢？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武士道』的背景。这本书最早于1900年在美国出版，书名为『Bushido：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户稻造创作此书并非为日本读者，而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文化。新渡户稻造撰写『武士道』的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日本，展示武士道精神。新渡户通过将武士道与西方哲学和伦理体系相结合，阐述了武士道具有普遍的精神价值，而不仅仅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现象。因此，新渡户在书中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虽然武士道根植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但它的核心理念与西方人所熟悉的价值观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书中，新渡户将武士道的精神根基追溯到佛教、神道和儒教，并强调武士道作为一种道德实践体系的重要性。他对武士道的核心德目做了以下总结：- 名誉：与武士的特权身份和「家」的声誉紧密相连，类似于西方的「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
书中还详细论述了武士文化中的「切腹」、「仇讨」和「刀」等独特元素，试图向西方人展示日本武士的独特精神世界。尽管『武士道』作为文化经典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它并未完全忠实于历史事实。许多学者认为，新渡户对武士道的描绘更多是经过理想化的产物，带有强烈的国族主义色彩。有人批评他将武士道塑造成一种普遍的精神体系，忽略了其真实历史背景中的复杂性与矛盾。更有甚者认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明治政府试图重塑日本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的产物。明治时期的武士道被视为一种「刻意创造」的文化符号，用以服务于现代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新渡户的著作正是这一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接下来的第三章中，将进一步探讨武士道是否真的是「被构建」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一观点如何影响了后世对武士道的解读与理解。关于武士道的讨论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争议点是：武士道究竟是否是在近代才被「创造」出来的？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其复杂性，很难简单断言某一方完全正确。接下来，我们将梳理和分析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述。在探讨这一观点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創られた伝統（被创造的传统，传统的发明）」。「創られた伝統」一词源自英国历史学家Eric・Hobsbawm和Terence・Ranger在1983年编著的『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中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主张，许多被认为是「古老的传统」，实际上是在近代被人为「发明」出来的，目的在于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或是强化国家认同。- 许多现代社会中的所谓「传统」，并非自古传承，而是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有意识地构建出来的。
- 随着社会急剧变化，旧有的传统与现实不再契合，因此需要通过发明新的「传统」，以维系与过去的联系，并构建新的社会和文化认同。
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伴随而来的是许多新的仪式与传统的确立。例如，围绕天皇的诸多礼仪和皇室祭祀活动，许多在明治维新之前并不存在，实际上是国家出于凝聚力和国民认同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武士道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武士道并非自古便有，而是在明治时期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被重新构建。明治政府为了强化国家主义，刻意突出武士道的忠诚、奉献等美德，将其塑造成了一种有助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士道被「发明」成了一个符合国家需求的道德典范，成为培养忠诚和服从的工具。关于武士道是否为近代所创造，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难以被一言概括。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政治需要，武士道的形成与演变都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种「被创造的传统」理论在武士道中的体现，并解析为何它能解释武士道在现代日本的复兴与发展。笠谷的研究中指出，传统的学术界常将原始的「武士道」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道」加以区分，并认为这种过于明确的划分可能导致了对「武士道在近代才被创造」这一观点的过度强调。然而，笠谷认为，当时的武士并非在专门的儒学教育下接受教化，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所汲取的儒家通俗道德，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教养。这些儒教教义并没有让武士道偏离其本质，反而使武士道得以适应和平时期的社会环境，逐渐演变为更契合长期和平背景的伦理体系。武士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将儒家思想巧妙融入武士道之中，推动了它的持续发展。笠谷进一步解释，到了江户后期，儒家的「士道」逐渐与武士道融合，武士道的观念被吸收到儒教的「士道」论述之中。因此，虽然「武士道」这一术语在日常语言中逐渐消失，但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武士道并未消亡，而是以书籍等形式得以延续，甚至在幕末时期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关于武士道的争论，一方面，有学者强调它是「被创造的传统」，即近代才被创造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主张武士道自古便有，并通过与儒家伦理的融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延续至近代。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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