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野生生物管理与人类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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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3 00:00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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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管理为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创新视角的课题。自古以来，人类学者们就对人与动物之间深厚而复杂的联系保持浓厚的兴趣。在以狩猎、采集及畜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社会中，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早已成为经典领域，E・E・Evans-Pritchard、Mary・Douglas和Claude・Lévi-Strauss等学界巨擘曾在Ta们的著作中深入探讨了这一议题。这一研究传统在当代的生态人类学与宗教人类学中依然传承有序，且不断焕发新意。与此同时，随着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提出，以及受「政治生态学」影响的环境人类学逐渐兴起，新的研究路径层出不穷，进一步推动了对野生生物及其管理的关注。这种趋势与全球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息息相关。自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步被提升为全球性议题，各界开始愈加重视世界各地原住民与少数民族所积累的「传统生态学的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这种知识被日益视为资源管理中的宝贵财富，旨在从生态保护与社会正义的双重视角实现更加全面和谐的管理模式。对于「传统生态学知识」的深入探讨，可参考大村敬一（2013），其中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与精辟的见解。在这一背景下，北美的北部地区，如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社群与州政府正在携手合作，以狩猎和采集为基础进行自然资源的管理。这种注重倾听当地社区声音的「共同管理」模式，理论上看起来颇为理想。然而，Paul・Nadasdy在其2003年的研究中，针对加拿大育空地区Dall羊的共同管理实践，揭示了其中一些难以忽视的实际挑战（Nadasdy 2003）。对于Kluane社区的居民而言，生活在山区的Dall羊是Ta们主要的狩猎对象；而对于带领体育猎人的导游而言，这些羊同样是重要的经济来源。随着体育猎人狩猎压力的不断增加，Dall羊的数量逐渐减少，因此，Kluane族人呼吁州政府加强对狩猎的管理与相关法规的制定，以应对这一局势。由此，围绕野生动物数量的问题，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逐渐显现。以Kluane族人与州政府科学家们对Dall羊的数量调查为例，双方的观测结果为45头。然而，科学家们认为，这样的样本规模尚不足以支撑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结论；但对Kluane族人而言，耗费整整一日却仅观测到如此数量的羊，便已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正因如此，Kluane族人开始质疑「共同管理」是否始终被局限在「科学」的框架之内。这一疑问的背后反映出更深层的文化冲突：为何生态学家向Kluane族人教授如何使用直升机进行调查便被视为「共同管理」，而当科学家与Kluane族的长者们共同狩猎，深入理解Ta们的传说，从而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联系时，却不被归入「共同管理」的范畴？这一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对加拿大的原住民而言，使用直升机和GPS进行调查被视为对动物的一种不敬。在项目最终成果的报告中，尽管对于科学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共同管理」的成功案例，但对于Kluane族人来说，却远未达成他们的期望。因此，Ta们再次感到受到了非原住民的欺瞒，双方的隔阂由此进一步加深。正因如此，Nadasdy的研究不仅继承了对北方狩猎民族与动物关系的经典探讨，还巧妙结合了科学人类学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野生动物知识的政治化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因而在学界获得了高度赞誉。近年来，阿拉斯加原住民社区对大马哈鱼（亦称「国王鲑鱼」）数量的急剧减少表现出广泛的社会关切。此情形与Nadasdy的论述略有不同。沿着阿拉斯加内陆流向西南部的Kuskokwim河，上游的Athabascan印第安人与下游的Yupik爱斯基摩人，因上游鲑鱼资源的争夺而自古存在紧张关系。然而，在一次汇聚了各河流流域族群、科学家及商业渔民的共同管理会议上，上游部落的声音得到了充分重视，因此当年的渔业政策变得更加严格。相比之下，Nadasdy的研究主要探讨了Kluane族人与科学家之间的知识冲突，而在鲑鱼管理议题上，因涉及多个民族群体，简单的「科学家与原住民」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已难以全面揭示其内在的复杂性。这种多方利益博弈的情境表明，在涉及自然资源管理时，文化、历史和权力关系的交织，远比单一的知识冲突来得更为错综复杂。在当代社会学领域中，人类学者的角色早已超越了野生生物管理的旁观者身份。在共同管理体系中，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整合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而人类学者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在我所钟爱的阿拉斯加，众多人类学家效力于阿拉斯加州的鱼类与野禽管理局。这些隶属于生计研究部的学者们，深入原住民村落，细致收集有关狩猎与渔业的数据，并用心倾听和记录当地生物及其传统知识。这些人类学者辛勤搜集的宝贵资料，正是为了支持和引导诸如鲑鱼共同管理等项目的决策活动（近藤 2016）。尽管我们此前主要关注了原住民社会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涉，但在围绕野生生物管理的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从科学家的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讨。Etienne・Benson在其著作中，细致描绘了从1960年代至2000年代，动物追踪技术如何在美国的生态学领域中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主流（Benson 2010）。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0年代，这种基于发射器的远程追踪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冷战时期的卫星追踪技术齐头并进，当时还存在诸多关于发射器可能对野生生物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然而，到了1990年代，这项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甚至普通的鸟类爱好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信天翁的实时位置。在日本，随着人工林地的不断扩张，食物短缺的鹿与野猪开始涌入人烟稀少的农山村，导致日益严重的野生动物侵害问题。John・Knight详细记录了一些团体呼吁重新引入早已绝迹的日本狼，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Knight 2006）。这一建议旨在通过恢复顶级捕食者，来控制鹿和野猪的数量。类似的生态恢复尝试在全球各地也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再野生化（rewilding）」项目中。最引人瞩目的案例之一是荷兰的Oostvaardersplassen自然保护区。那里，生态学家在曾经干涸废弃的土地上重新引入了Konik马和红鹿，以重建健康的生态系统（Lorimer 2015）。野生生物管理是一个多元交织且充满活力的领域，它不仅汇集了多样的人群和生物种群，还融入了如发射器和直升机等现代技术手段。在这篇短论中，我旨在揭示野生生物管理这一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切入，从政治生态学到物质性研究，都提供了深入探讨的可能性。「人与动物」这一主题，既是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