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视角主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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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0 05:52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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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批判的领域，Friedrich・Nietzsche首次提出了「视角主义」这一构想。对Nietzsche来说，他并非一味追随所谓的「客观」认知，而是推崇每一种独特的视角解读的价值，并强调没有任何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正是这种「视角主义」，为我们开启了更为深刻的道德批判新视野。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的研究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引入了现代人类学的视野。然而，「视角主义」并非始终与原住民的构想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应首先将视线聚焦于「美洲原住民的视角主义」这一课题，作为探讨的起点。
在「视角主义」的世界观下，万物皆以主体的身份行事，并将自身视作人类。这一理念让我们领悟到，动物同样可以具备某种人类特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世界中人与动物的界限被消解。相反，尽管每个生灵都将自己视为「人」或一种文化性存在，但与此同时，其他物种却依然被视作不同的存在。例如，在那些不会伤害人的美洲豹或某个精灵的视角中，正是因为它们将自己视为「人」，所以将人类看作它们的猎物。在某些特定的「视角」或脉络中，动物也可能被认作是「人」，这表明它们有潜力成为某种视角或解释中的核心主体。在这样的情境下，由这些自认「人」的存在所展开的「视角主义」，实际上构建了这个独特的世界框架。扎根于「身体」的视角主义，奠定了不同物种成为主体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世界中，各类存在之间的主要区别，首先源于身体的差异，进而衍生出多元的视角。这里所说的「身体」，不仅仅指物质意义上的肉体，更是指一系列能够赋予存在独特行为的「能力与状态的集合（力能や情態の束）」。作为主体来观察世界的这种视角，尽管总是以「自我认定为人」为出发点，但其来源，即不同的身体，却各不相同。因此，即便是在同样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下，表面看来相同的事物，实际上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无论是美洲豹还是人类，可能都将某种令Ta们感兴趣的饮品视为木薯酒，然而，Ta们眼中的「木薯酒」却未必指的是同一种物质。在一个由「视角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从其他存在的视角构建的万象，往往深藏于我们自身视角所构筑的世界之中。原住民不仅能够形成自己的视角，也具备认识和理解他者视角的能力，亦即，Ta们能够对比并洞察不同的世界观。因此，Ta们意识到，除了自身的认知之外，还存在其他与之迥异的世界观。正因如此，一个物体可以同时被视为血液与木薯酒，这便是所谓的「多样体」。尽管我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是唯一的，但由此延展出的世界却是多重的。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将这种由视角主义推动的美洲原住民思维模式称为「多元自然主义」，巧妙地反转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即「同一世界的多重视角」，变为「多个世界的同一视角」。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对这些民族志现象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提炼，成功塑造了美洲原住民的「视角主义」与「多元自然主义」这两个重要概念。然而，在人类学的讨论中，这些概念是如何灵活应用的呢？在此，我希望重点突显两大主要动向。首先，作为分析工具，「视角主义」与「多元自然主义」可以用来解析各类民族志现象。有时，即使是那些远离亚马逊地区的案例，也能展示这些概念如何灵活适应、衍变。其次，这些思想路径作为一种人类学方法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扩展与应用。在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对美洲原住民「视角主义」的探讨中，捕食关系被视为一个核心议题。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常常通过捕食者（如美洲豹）与其猎物（如野猪）之间的互动来进行详尽阐释。而基于这一民族志事实，Eduardo・Kohn在他的研究中，巧妙地对这一讨论进行了精细的调整和扩展。Kohn不仅关注到诸如食蚁兽等非典型的、非捕食者的视角，还特别指出，美洲原住民的「视角主义」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捕食关系。他进一步揭示出，捕食关系与「诱惑」这种特殊的互动形式紧密相关（参见 Kohn，2016）。Eduardo・Kohn在南美亚马逊地区的研究中，展示了丰富的「视角主义」实践案例。而Rane・Willerslev则通过对Yukaghir人狩猎活动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理念。在描述狩猎过程中人与动物之间微妙的「部分的」相似性时，Willerslev同样对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的「视角主义」观点表示了认同。例如，在进行陷阱狩猎时，即便我们能够理解动物的视角，但如果无法保持一个与动物视角不完全重合的立场，我们便无法成功捕获它们。此外，Willerslev在描绘动物与人类在「具身性」动作中的策略性交互时，巧妙地将「模仿」与「诱惑」等概念融入「视角主义」的框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参见 Willerslev，2007）。在关于亚马逊「视角主义」的讨论中，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为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维路径。他尝试将亚马逊原住民的思维方式与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视角主义人类学」。这一方法的核心构想是「受控的『歧义＝等言（controlled equivocation）』」。所谓歧义，通常发生在一个概念具备多个指代对象时，例如，同一个词汇可能同时指向不同的事物。在之前关于「视角主义」的讨论中，「木薯酒」这个词既可以指真正的木薯酒，也可以指猎物的血液。这种多重含义源自于人们身体内在的多元视角。 其次，歧义，即由不同视角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模糊性」，与单一真理的理解方式有所不同。如果人类学家能够敏锐地捕捉并深入体会那些难以解读的情境或话语中的「歧义」，那么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视角之间便可以通过差异建立起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构建，依赖于对民族志的深入分析和田野调查，从而使「受控的」理解成为可能。通过差异进行比较与批判，正是这种方法论的真正精髓所在。正如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所言，真正的人类学思维应当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常识并非所有人共有的公共财产，而是有待探究的多样性。Viveiros de Castro在研究亚马逊美洲原住民文化时，积极引入了「视角主义」这一概念，并将其与「他异性」的讨论紧密结合。因此，有时这一思想被误解为仅限于美洲原住民的宇宙论。然而，与此相对，Didier・Fassin通过一个与亚马逊民族志完全无关的案例，展现了「视角主义」在民族志描述中的广泛应用。Fassin在2005年法国巴黎郊区骚乱爆发前几个月，研究了警察的巡逻活动，并通过「视角主义」深入剖析了当时警察与青少年之间的冲突。面对警察与年轻人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局势发展到几乎难以分辨真相的地步，Fassin通过实践展示了探索多重「视角」及其背后深层脉络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不仅是为了抵制或揭示事件的真相，而是深嵌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中。Fassin通过描绘多元的「视角」，将其与道德批判紧密联系起来。除了提到的两种对立视角，他更深刻地指出了一种缺席的「视角」：即市民的冷漠态度，正是这种视角的缺失，导致了冲突的持续发酵。通过多种「视角」来重新审视某一事件的真相，可以视为一种深度反思的过程。尤其是当这一事件可能预示着巴黎郊区即将爆发的骚乱，而人们未能及时作出深入思考时，这种反思显得尤为重要。
在现代人类学的探索中，我们借助「视角主义」这一概念，试图勾勒出那难以用单一言辞概括的复杂世界，从而激发出更为深刻的批判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