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無の構造』：『序章・关于虚无：无自觉地丧失自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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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5 19:51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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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無の構造』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文庫〉、2013年8月。ISBN 978-4-12-205830-9。
想死就去吸氮气（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Friedrich・Nietzsche曾指出，「Nihilism（虚无主义）」仿佛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来客。所谓「现代」，乃是时间之箭不息地向前冲刺，自Nietzsche时代起，已跨越了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现代」，似乎已至道路之终，而虚无主义却依旧顽固地潜伏，不仅萦绕在现代人的视野之中，更深根于人心，以一种岿然不动的姿态，执拗地栖息。
显然，虚无主义不仅是一个过客。它亦不仅属于任何特定的「现代」，如同Nietzsche所亲历的十九世纪晚期那般。我们，目前正身处时间之线的尖端，并逐渐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延展的时代之中，而虚无主义，这一心灵现象，无论强弱，始终如一，牢牢附着在人类的生存之上。正因如此，自古雅典的诡辩家至今世东京的「Intelligentsia（政治主义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s（专业主义知识分子）」，虚无主义如幽影般悄然渗透于各地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然而，它的影响并不仅仅拘囿于学者之间。设想你在今日的东京街头信步闲游一小时，目光所及，皆是芸芸众生：埋首于体育报的上班族、喋喋不休于电话的学生、在地铁里凝神描眉的少女、忙于给孩子塞满零食的母亲：Ta们皆可视作虚无主义的缩影。或许，直接将这些行为视为虚无主义者的铁证，未免过于草率。但那无神采的眼神，机械的举止，仿佛在不言中昭示了虚无主义的根深蒂固与无形的存在。「现代是危机的时代」、「是无航图的航行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时代」：这些言辞如同潮水般，每天被生产、流通、消费，迅速淹没我们的耳畔。然而，所谓的「时代」，究其根本，不过是不同世代交织出的社会存在方式。当所有世代都披上了虚无主义的面具，这个「时代」便被虚无的阴霾笼罩，逐步被虚无的思潮所侵蚀。于是，在这背景之下，所谓的「多元知识分子」仿佛失去了生气，化作行尸走肉。Ta们对于时代的洞察，以及从中衍生出的生活方式，也不过是虚无主义的另一个注脚罢了。「现代是虚无的时代」、「现代人皆为虚无主义者」，于是，「我深陷于虚无之中」，甚至感到「如同溺水者般沉浸在这令人发寒的思想溶液中」。这样的言辞，若未能真正建立在现实的体验上，便如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甚至不值一提，遑论称之为「话语」。毕竟，作为人类，我们无法逃离时代的桎梏，任凭言辞如何夸张，也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确，当我们将时代的问题提升至意识层面，仿佛试图将自己与这无形的时代隔绝，欲将其置于视线之下审视。然而，能够真正脱离时代的程度，恐怕微乎其微。因此，人类理性的另一半，几乎总是被虚无主义的阴影所笼罩。自我意识本质上就是对「我是谁」这一永恒命题的追问，纵使一时获得答案，内心依然会在更深层次上不断质疑。这样的问答往复，在逻辑上可以无限延展，仿佛自我意识的旅途注定无从安宁。而这种「不安」，正是虚无主义滋长的温床。严格来说，这种不安尚未演变为「Ism（固定观念）」，然而，逻辑上唯一能够为自我追问画上句号的，唯有「死亡（みずからの死，自死）」。若我们稍稍移开目光，不去直面这冷酷的存在真相，虚无主义便会乘虚而入，悄然侵蚀我们的自我意识。正因如此，虚无主义总是徘徊于人类精神的门前，宛如不速之客，无法拒绝，也无法逃避。尽管Nietzsche曾极力提醒我们警惕这一点，然而在上个世纪，尤其是后半叶，「Humanism（人文主义）」的颂扬依旧如火如荼，这种人性赞歌持续至今。更确切地说，这种颂扬已化为一种固化的模式，反倒无声无息地将虚无主义引入人类精神的深处。纵使我无法彻底驱逐它，但面对虚无主义，我至少希望能坦然地将它请至门外，倘若不如此，我担忧自己的精神将因此生锈腐朽。这种隐隐的不安，或许正是每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人无法逃避的宿命。提及「自我意识的不安」，在这个看似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代，这种担忧或许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然而，正是在「Science（科学）」的领土上，自我意识的不安得以孕育并悄然滋长。人们普遍坚信，科学肩负着揭示「Reality（实在）」的重任：即揭示那些通常被我们奉为「真理」的事物。科学似乎一路坚定地走在一条通向真理的光辉大道上，然而，尤其当科学迈入「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这一领域之后，却开始质疑自己是否不过是在徒劳地追逐一场虚幻的幻影。我所言的「科学」，其一，乃是依托某种前提推演出命题；其二，则是凭借经验性数据对该命题加以验证的认知过程。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竭力确保这些前提与验证方式与「经验」紧密相连。然，即便如此，仍有声音质疑这一努力是否终究徒劳无果。譬如，在科学认识论的讨论中，所谓「理论的价值负载性」：即自然科学的理论往往沾染了科学家及其共同体的价值偏见；便是这一质疑的根源。因此，那与经验的联系未必必然引领我们走向对实在的客观把握。科学，有时或许以主观之面目假装接近实在。然而，当我们目睹自然科学在其应用：即「技术」上；展现出如此庞大的影响力时，无论结果是福是祸，似乎已不敢贸然否定其客观性。置身于这一庞然的现实面前，轻率的质疑仿佛变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许胆怯。在「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是「文化学」之类的知识分支，越来越难以压制这样一种疑虑：我们所认识到的事物，是否与所谓的「实在」（或真理）毫无关系？这一疑问愈发难以挥去，甚至已成为现实。曾几何时，基于科学主义的态度，时代为「文化学」冠以「humanities（人文科学）」之名。然而，若文化学本身不过是当代文化的产物，那它终究免不了落入「以文化认识文化」这一诡辩的循环之中。这种循环不仅仅局限于试图用「Value（价值）」这一符号解释社会道德结构的文化学之中。政治学围绕「Power（权力）」探索社会的等级结构；社会学则以「Role（角色）」为核心剖析社会习俗的运作；经济学则专注于「Money（货币）」所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以象征解读象征」的循环困境。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所有行为皆源自动机，而「Science」则试图为这些行为背后的欲望赋予意义。可这意义的赋予，归根结底便是一种符号化的解读，充满了主观性与偏颇。于是，社会科学的认知，往往沦为一种「自行其是的解释」游戏，仿佛无论怎样追寻，终究无法挣脱自设的枷锁。反过来说，那些看似不为「Truth Relativism（真理相对主义）」所扰的「Scientist（科学家）」，其实是在自我封闭的牢笼中囚禁了自己的情感与逻辑。Ta们的存在，若从某种角度来看，仿佛陷入了一种病态。真理相对主义主张，实在的面貌可以在认知前提的相对性中任意描绘，而自然科学所引入的「Paradigm（范式）」在社会「Science（科学）」领域中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如果不嫌夸张，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不过是某种「范式」的囚徒时，对于那些麻木不仁的科学家而言，或许只会感到「无聊」；但对那些敏感而思虑深远的科学家来说，却可能引发一种深切的「焦虑」。封闭这类心理冲突最简便的途径，便是「遗忘」。也就是说，将那些引发内心冲突的事物压抑至一种「冷漠」的心理层面。通过这种心理操作的不断重复，人们最终成功地将这些事物彻底遗忘。这种状态，常被称为「愚者的境地」。在José・Ortega的文明论中，愚者的另一个称谓是「Mass Man」，即「大众人」。而「大众人」的典型，正是「科学家」。按照Ortega的悖论，这种状况永远不会被完全从世界上抹去。因为在他看来，「大众」社会终将因「价值象征」的混浊、「权力象征」的紊乱、「角色象征」的错位以及「货币象征」的混沌，迎来崩溃的危机。现今时代的恐怖与吊诡之处，正在于大众社会的自我毁灭已然开始，这种自残的进行，既让人心生恐惧，却又不禁让人感到诡异的吸引力。尽管所谓「愚者」的精神状态在那些自负的「科学家」中尤为显著，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亦无法置身其外。借用Martin・Heidegger的说法，那些在感知、思考、表达与行动上已完全模式化的人群，正是我们所称的「世人」。尤其在技术驱动的信息社会日益发展的当下，人们在教育体系与信息平台的长久熏陶中，日复一日地接触到模式化的信息，渐渐地，Ta们仿佛已成了半个「科学家」。因此，作为大众的「世人」，同样经历着「科学家」的心路历程：先是被「无聊」与「焦虑」所困扰，随后便一步步滑向「遗忘」的深渊。从Ta们每日以「主权者」的身份散布的所谓「公共舆论」中，那无尽的沉闷、无奈的焦虑与深沉的遗忘，便可窥见一斑。真理因视角而异，这是「Relativism（相对主义）」的核心主张，然而这一观点并未真正触及相对主义所隐含的「虚无主义」的深渊。若我们真诚地尊重他人的视角，便无法避免在彼此观点间作出优劣的评判。而为了进行评判，首先需要设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诚然，这些标准也会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变化。然而，只要我们对他人的标准仍怀有兴趣，就不得不进一步探寻一个更根本的标准，以判断哪些标准更为优越，哪些更为不足。归根结底，唯有那些将他人所有的观点一概视为「Nihil（虚无）」的人，才能在高举「相对主义」的旗帜时，依旧自信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这无非是将自己的意见绝对化罢了。反过来说，一个真正诚实的真理相对主义者，在Ta将他人的观点纳入自身思维的那一刻，便不得不陷入沉默。对于以语言为本能的人类而言，这种沉默无异于一场与死亡相仿的苦行。而能够承受这般苦行的，借用佛教的术语，唯有那些已然「解脱」的人。这样的存在，因已将真理相对主义本身也相对化，或许正在某种「绝对」的境界中冥思，并以沉默回应一切。真理相对主义者，因漠视他人的存在，逐渐滑向「Nihilist（虚无主义者）」的深渊；又因固守自我，最终成为「Egoist（自我主义者）」。然而，若将自我与他人彻底隔绝后，这所谓的「自我」究竟是什么？是否其中真有源源不断的欲望在涌动？显然，所谓的「生理欲求」可以视为自我的固有部分。即便在「精神欲求」中，人们也往往渴望以独特的方式表达自我，而这种固有性，通常表现为对社会标准的「偏离」。然而，这些只顾凝视自我的「Egoist（自我主义者）」，在精神的深处，终将不得不直面那不可避免的「Nihil（虚无）」。将自我视为绝对的人，迟早会意识到，那看似无限膨胀的精神内核，其实早已空虚如壳。为了逃避这一残酷的现实，世人，即普罗大众，选择将自我置于社会意义体系的祭坛上，奉为神祇。Ta们沉溺于所谓的「Self-Fetishism（自我物神化）」，而这一痴迷已然成为现代人典型的生存方式。支撑虚无主义迅速扩张的两大支柱之一，除了与「Sein（存在）」相关的「真理相对主义」，另一根则是触及「Sollen（当为）」的「价值相对主义」。所谓「当为」，即我们究竟应当做些什么，这同样取决于讲述者自身的价值观，因此呈现出多样性。然在这众多价值之间，优劣几乎无从定夺，这便是价值相对主义的核心论断。至于为何价值相对主义在助长虚无主义的蔓延方面甚至超越了真理相对主义，此处不需多言。人类不仅仅满足于单纯地生存，甚至不满足于高效地生活。我们，作为生物，所追求的是一种「良好生活」。这一追求的根源在于，人类深知自己必须在当下，甚至是未来的时间流动中，在无尽的「Uncertainty（不确定性）」中做出抉择。这种不确定性，至少在可能性上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法单凭技术与效率的计算来作出判断。这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本质上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危机」，而即便身处危机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做出选择。这是因为，我们心中仍能听到那种被称为「良心」的价值呼唤。若缺乏对这些价值的感知与认知，人类便会失去选择的能力。这些价值观之所以被称为「相对的」，乃因它们取决于观察事物的不同视角。此外，正因为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价值观，内心往往会并存多种价值。这引出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另一难题：它被视为一种对价值观「分裂」的默许，进而导致了行为选择上「无能为力」的无声认同。如果我们试图避免这种价值的分裂和行为的无能，就如同在真理相对主义中一样，不得不变得对他人的价值观逐渐冷漠与不敏感。对价值观不敏感的表现之一，便是尽管表面上装作对环境高度敏感，实际上不过是在遵循「世論」所指引的「Sollen（当为）」。这种世论，依靠无数他人的平均价值观构建而成。将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这种被统计学平均化的他人价值观中，乃是一种极度被动的姿态。然而，这种方式却使得人们表面上看似积极地融入社会，即所谓的「Engagement（参与）」。在这个绝对化相对主义的时代，尽管社会表面上热烈赞颂「价值的多样化」，但在更深层次里，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却是「价值的同质化」过程。相对主义所引发的价值分裂症，正被一种名为「Adaptivism（适应主义）」的观念所掩盖。在「Situational Adaptivism（情境适应主义）」的框架下，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便是，随着环境的变化，适应的方式也随之变迁。因此，昨日的适应策略与速度，很可能在今日已全然失效。例如，一个人在战争时期或许坚定支持好战主义，但一旦战败，便迅速转向和平主义者。这种看似毫无逻辑的转变，若为「价值相对主义」的信奉者所铭记，其「自我」便再度陷入价值的撕裂。简而言之，Ta们开始对自身的「Integrity（人格一致性）」产生怀疑。这种自我怀疑，甚至丧失自我，最终可能将Ta们引向「虚无主义者」的深渊。尽管身为「虚无主义者」，现代人却从未停止对现实的参与。不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世人」，无论是挥舞着政治主义的知识，还是凭借专业主义的学识，Ta们都在积极介入现实。这种介入之所以得以持续，恐怕是因为Ta们选择了以下两种生活方式中的其一，或者巧妙地将两者结合。一种方式是培养自己「遗忘」过去适应环境的经历的习性。有人或许会怀疑，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这种健忘症的广泛传播是否可能。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记忆存储在计算机中，而那些不利于自身的记忆则被封存于其中。这一现象恰恰是高度信息化社会所允许的特权。而为了平息记忆丧失所带来的心神不安，人们习惯接触那些「刺激性」与「传播性」极大的新奇信息，这已成为信息社会中的一种惯性生存方式。正因如此，现代的虚无主义者依然能以政治手段活跃于行动之中。尽管Ta们公然宣称自身所拥有的不过是相对的认知与价值，但Ta们仍沉迷于对整个局势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愉悦。另一种方式则是在情境的「局部」中扮演角色，看似谨慎自持，实则别有深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借助「Public opinion supremacy（公众舆论至上主义）」和「Expertise supremacy（专家至上主义）」来为自身的行为辩护。例如，当公众舆论倾向于全面自由化时，相应的经济自由竞争论、政治权力批判论、社会自发交流论，甚至文化人类解放论便应运而生，以迎合这一趋势。而若今日的公众舆论转向追求整体秩序，那么昨日的专业知识与观点或许就会被完全推翻。有时甚至会使用相同的专业知识，但根据公众舆论的需求重新诠释其意义。比如，今天市场竞争的均衡状态可能因其提升效率而受到推崇，然而明日却可能因加剧收入不平等而被猛烈批判。不妨将那些试图囊括知识全貌的思想家称为「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作为一名知识分子，Ta们无法深陷于真理相对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沼中。因为对于这类思想家而言，Ta们注定要关注知识的整体格局。那些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认知与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Ta们无法忽视的焦点。这种思想家的立场，无论是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往往激发出一种「Enthusiasm（狂热）」的精神。因此，Ta们的认知与价值观逐渐僵化，最终凝结为一种「Ideology（意识形态）」，既用以批判现有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制度，也用来为其辩护。由此看来，若不对既有的认知与价值观进行深层次的相对化探讨，无论是个人的人格，还是社会的结构，都难以取得真正的进步。然而，「推进相对化」与「沉湎于相对主义」是两码事。为了评估自己所进行的相对化的深度与效果，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假设性的「标准」，即便这一标准仅存于假设之中。此外，在完成这项假设性的工作之后，我们仍应期待能够隐约窥见某种「Absolute」的存在。要实现这一点，便需时刻准备好，以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审视整个情境的全貌。在价值观层面，相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将自身价值观绝对化的表现，而这一状态唯有通过绝对化「自我」才能得以实现。所谓的价值相对主义，并非出于对他人价值观的「Tolerance（宽容）」态度，实质上是一种不愿接纳除自己之外任何事物的「Skepticism（怀疑主义）」和「Cynicism（愤世嫉俗）」。这种以质疑与讽刺为生的「自我」，如其本身所知，实为一种极度狭隘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固守自身立场，其流露出的虚无主义却无比卑微。那些虚无主义者对此必然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Ta们反倒做了一件与虚无主义者本质不符的事：Ta们聚集在教育和信息机构的周围，讴歌他人的「自我」，并在内心深处默默期盼着有朝一日自己的「自我」也能获得同样的赞美。「虚无主义者」这一术语早已见诸书籍，通常认为，Ivan・Turgenev在『Fathers and Sons（父与子）』一书中塑造的Bazarov，是虚无主义的先驱。然而，所谓虚无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拒绝承认任何权威的人：无论是人物、制度，还是理论。Ta们在「将最高的价值斥为无价值」中找到一丝隐秘的乐趣。Nietzsche将虚无主义者划分为两类：「消极的、被动的」与「积极的、主动的」。前者是厌世的隐士，排斥一切新生事物；而Nietzsche所推崇的后者，则在所有既定权威崩塌之后，勇敢设想甚至梦想着一种全新的权威，正如Nietzsche所言的「超人」。「积极的虚无主义」，无论是Bakunin的破坏实践，Nietzsche的狂暴预言，抑或是Marlowe的政治权威文学化，都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畴之内。虽不至于完全荒芜，但在社会传播力与历史延续性方面，显得尤为脆弱。更确切地说，它们先天便拒绝了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广泛流通。因此，一个人若要将自己推向这种「不毛的精神领域」，并以「决意性」（Heidegger）作为其生活方式，唯有在具备特殊天赋和罕见机遇时，才可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现实。在我们国家，「积极的虚无主义」之所以难以萌芽，或许是由于缺乏崇拜唯一绝对神的精神传统，因而决定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变得尤为艰难，尽管这一点尚无确凿证据。也可能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历史上的长期稳定性：我们国家鲜少经历那种迫使人们表现出强烈「决意性」的极端状态，当然，这一点也同样存疑。无论如何，若说在我们国家的精神史中，主要体现的是消极类型的虚无主义者，这一说法大致是成立的。若有任何积极精神的迹象，多半出现在艺术领域，体现在对审美感的精细雕琢上。然而，这种与整体生活脱节的审美姿态，本身正因其虚无主义的属性，或许也应归为消极的范畴。然而，正是这种「消极的虚无主义」构成了更为深刻的问题。三島由紀夫曾言道：「我的认知正在打哈欠」。他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最终通过一次象征性的政变，以自裁谢幕。我想强调的是，在三島的意识深处，「无聊」这一「消极的虚无主义」早已悄然潜伏。而几乎没有任何认知能完全逃脱这种无聊情绪的侵袭。至少，我愿意支持这一假设。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无论是关于真理还是价值的认知，最终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假设，便会在其中生出一种「距离感」，从而明了自己的认知与「自我」并非牢不可分。即便如Immanuel・Kant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所构建的「Sollen（当为）」本身也不得不作为「假言」存在。如果情况如此，那么与之伴随的「虚无感」便难以消除。更何况，当假说触及「Reality（真实）」时，那种迟早会被抛弃的预期，只会让这种虚无感愈发强烈。认知，说到底是将事物「对象化」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承认事物的「客体性」与「客观性」，更使我们体验到一种与「自我」的「疏离感」：那个曾被感知为纯粹「主观」存在的「自我」，仿佛逐渐远去。然而，这种距离感与疏离感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消极的「无聊」或「虚无感」。相反，若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这些感受，并在假设的验证或对象化的技巧上展开充满活力的对话与辩论，我们就有可能避免陷入虚无的深渊。换言之，若我们将对话和辩论视为面对这些思考时的自然前提与核心内容，或许就能找到从虚无主义中解脱的路径。毕竟，人类的精神，天生便是一种易受「虚无感」侵扰的脆弱存在。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中，社会应对虚无感的方式面临了两大障碍。其一，对话与辩论所依赖的规则（Rules）与场所（Topos）变得不再稳定，甚至消失殆尽。这一现象反映了近现代个体意识对「传统」的疏离感，以及社会制度对「习惯」约束力的减弱。结果便是，孤立的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愈发逼近的虚无感。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与他人的「叙述」来缓解内心的虚无变得愈加困难。第二个障碍则是「人間性礼賛の思想（讴歌人性礼赞的思想；人本主义）」使得这种「叙述」变得单薄与贫乏。正如之前所述，虚无感源自人性的深处，逐步蔓延。而人本主义的叙述往往将问题简化，归结为：少数恶势力通过扭曲的社会制度孤立了多数善良的民众，致使Ta们陷入虚无的泥淖。人本主义者频繁使用「Communication（交流）」一词，因Ta们视其为「完美的人文表达」的理想典范。虽然他们似乎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但将语言构建于理想主义之上的习惯与场所，确实由人本主义不断创造，试图以此化解虚无。这两大因素使得克服虚无主义变得愈发艰难，且二者相辅相成。换言之，「历史感的瓦解」正是由「人本主义」所推动的。这实际上是将人类欲望的全面解放视为最高的社会正义。当人们的欲望发生冲突时，依照民主主义的基本逻辑，多数人的欲望便被视为正义，并依此制定规则与场所，以压制少数人的声音。尽管「救助弱者」也是人本主义的口号之一，但这仅仅为反抗少数强者（权力者）提供了借口。按照Karl・Jaspers的观点，民主主义与人本主义结合后的语言，乃是一种「伪装的话语」，因为它未曾直面人性中那根深蒂固的虚无感，而是将人性的缺陷或弱点归咎于既定的权力与权威，转而成为「反叛的话语」。这种话语表面上将虚无主义的问题排除在外，实际上却在无形中助长了虚无主义的蔓延。换句话说，人本主义与虚无主义实质上是携手并进的。从那看似美丽的「人权思想」中，如何滋生出肮脏的大众文化，便可见一斑。阻碍超越「虚无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正如我此前所提到的，可能是现代虚无主义的「隐秘渗透」。这意味着，虚无主义早已彻底浸润了人们的意识，深深蚀刻于Ta们精神的核心，甚至使其不再被视作亟待关注的议题。换言之，人们已无法自觉感知到虚无主义所带来的丧失自我。那些原本无法被他者或他物替代的独特「自我」（姑且称之为「自我」）在失去自我后，却仍旧不断以「自我」的名义表达自己，这正是现代社会弥漫虚无感的根源所在。本质上，「Self-Identity（自我同一性）」应被理解为一种与被视为具有绝对价值的事物（如「传统」）相融合的独特追求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断追求的智慧。一旦达到这一层次，这种追求的智慧便被内化于诸如「传统」这样的「Value（价值）」中，使得与价值的对话得以无尽延续。否则，它不过指向个人的欲望，或欲望的个性化表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所谓的「个性」从何而来？它被「价值的伪装」或「对价值的反叛」所涂抹，最终导致个性变得无所依附。「无依无靠的个性」正是当代虚无主义膨胀的根源。然而，除了这种膨胀的虚无主义者，现代人似乎已不再认识其他形式的自我。因此，关于虚无主义的讨论，已逐渐从对话与辩论中消失。过去，曾有过与虚无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思想斗争。尽管这场斗争基本以虚无主义的胜利告终，但那时的精神真诚为那个时代增添了无尽的魅力。以日本文学史为例，从北村透谷、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到三島由紀夫，Ta们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记录了与虚无主义搏斗的失败。从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我们似乎正生活在最消极的虚无主义之中。换言之，我们在不自觉地认同自身为虚无主义者的同时，随着环境的变化，无序且无纪律地散播着虚无主义的碎片。更为讽刺的是，现代人恰恰在这种过程中找到了Ta们所谓的「个性」。Ta们在精神的大门上高挂「人本主义」的招牌，似乎意在驱逐虚无主义，然而却悄然从后门将其引入。这种双重策略，正是现代人所惯用的伎俩。其结果便是，我们逐渐遗忘了对「Reality（实在）」的思考，逃避了对「Sollen（当为）」的探讨，并且完全停止了有关「虚无」的讨论。多一个点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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