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民族志电影的革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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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7 17:26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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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电影节是一座桥梁，连接着全球人类学的研究兴趣和最新的电影创作。例如，在欧洲，每两年一次的「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国际民族志电影节」和「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等，均属于人类学电影节联盟（CAFFE）的盛会之一，涵盖了17个电影节。这些盛事不仅是展示和交流人类学领域最新电影作品的平台，也是发现和推广具有革新视觉表达的研究作品的重要场所。亚洲亦不例外，以这些电影节为母体，2001年首办的「台湾国际民族志电影节」虽规模不大，却已逐渐成为全球讨论民族志电影的焦点。这些电影节的举办远不止于展映影片，它们的活动还深入到影片的收集与归档、各国视觉人类学流派的深度分析，以及学术视觉作品评价标准的建立等多个方面，为视觉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其中部分电影节还特设了以人类学关注为主题的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学术的交流与碰撞。在日本，文化人类学研究会议上，学者们也在逐渐探索利用电影作品进行学术发表的新路径。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选择通过参与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的方式，将Ta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论坛上展现。电影评论家Bill・Nichols在其著作『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中，将纪录片的风格细分为诗意（poetic）、解说（expository）、观察（observational）、参与（participatory）、反思（reflexive）、展演（performative），并对各类风格的电影特性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传统上，人类学研究倾向于通过观察或解说的方式来展示其研究成果，这种方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隐藏摄影者的存在，从而保持对被拍摄对象的客观描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电影节上所展出的作品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纪录风格，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参与式和反思式的纪录片。这些作品通过揭示其制作过程，强调了电影的构建方式，并探索了更为多元化的电影表现技巧。同时，随着拍摄设备的技术进步和种类多样化，从传统的摄像机到单反相机，再到普及的智能手机，使得人类学者可以更自由地介入镜头前的事件，更细致地捕捉和呈现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复杂互动和深层关系。据Bill・Nichols所阐述，参与型（participatory）电影作品的理想境界在于达到一种精致的平衡：既准确地展现被摄体的视角和见解，又恰当地反映摄影者的视角和见解。在民族志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将Jean・Rouch提倡的电影真实（Cinéma vérité）视为一种典型的参与式拍摄方法。此方法论认为，只有在摄像机和摄影者的激发下，「真实」才得以显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该如何衡量一个作品是否真正实现了被摄体与摄影者见解的均衡展现呢？若摄影者在影片中过度强调自己的立场和情绪，便可能忽略与他人的交流，导致作品沦为自我表象的简单再现。反之，如果作品仅作为反映被摄体视角的载体，那么民族志电影将不复存在人类学者参与讨论的实践价值。因此，或许我们应当在电影中扩展「参与」这一概念，不仅仅与被摄体互动，更应包括与广泛观众的沟通。这样的处理方式意味着将作品视为一个开放的互动平台，而非一个封闭的表象。在这种互动中，新的研究方向得以孕育，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川瀬 2015）。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志电影的魅力已经超越了人类学的传统疆界。自1990年代以来，艺术界和人类学界越来越关注彼此的亲和性，从当代艺术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民族志的方法论。这一趋势催生了全球范围内艺术家与人类学者之间的实践对话，进而促进了多个研究与教育项目的兴起，同时也探索出了新的视觉实践方法。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锋，以比利时为中心的国际影像艺术与人类学工作坊Sound lmage Culture（SIC），在人类学家兼电影导演Eric・Pauwels的倡导下，于2006年在布鲁塞尔启动。SIC工作坊通过跨学科的讨论，反思现代媒介中「他者」的表现方式，不断开拓通过影像记录和表达文化的新视野，孕育了众多引人深思的作品。在探索民族志电影表现和演绎层次的诸多方法论中，「民族志虚构（Ethnofiction）」 显得格外独特。这种方法目前已在现代视觉人类学中获得广泛应用，主要是引导被研究者在其日常生活中进行有序的表演。以Johannes・Sjoberg制作的『Transfiction』（2007）为例，该影片深入探索了圣保罗跨性别社群的日常生活，Sjoberg在此指出，民族志虚构不仅能深刻描绘被摄体的生活，还能表达Ta们的梦想、欲望、以及情感，并赋予Ta们更大的话语权（Sjoberg 2009）。这种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家主导的视觉实验，更成为了各类社会群体自我表达的有效工具。例如，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可以借此传递特定的讯息，而原住民群体则可利用它来记录并传承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化。因此，民族志电影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观察记录，拓展到了参与和表演等多个维度，不断探索和扩展其表达的边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如何主动创造「自我形象」成为视觉人类学的关键讨论话题。近年，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引领视觉实践合作，与人类学家共同探索。2008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Dane-zaa的前首领Gary・Oker领导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围绕Dane-zaa的口头传统和精神世界，制作了一座虚拟博物馆，并在美国人类学会的电影节中获奖。同样，来自云南省丽江的纳西族视觉作家兼人类学家鲍江汇集了来自多国的视觉人类学家，在丽江进行基于各自第一印象的视觉音响记录，最终将这些独特视角整合成一部集体的民族志作品。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原住民和少数民族在视觉制作项目中如何通过与人类学家的合作来探索和塑造自我形象，以及这种合作如何影响民族志电影的发展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