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現代人類学』：『他异性』（2018）
文摘
文化
2024-09-23 02:11
云南
本文之版权属于「以文社」以及原作者「近藤宏」老师本人。强烈推荐购买此书阅读。选译此作是为了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本译稿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故，如有能联系到原作者「近藤宏」的老师或同学，如有不便但请尝试告知原作者此事，倘若原作者「近藤宏」先生如有任何不便，本公众号立刻删除。也请所有订阅了本公众号的读者老师、同学尊重原作者劳动成果。当然，最重要的，以下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近藤宏 2018 他性，『Lexicon：現代人類学』 ，以文社，58-61想死就去吸氮气（如有任何不便请后台联系，部分译稿见豆瓣「进击的世间师」，随缘接日本人类学大学院咨询辅导）![]()
人类学目前正处于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其主要的分析框架过分依赖于哲学领域。为深入剖析这一现象，学术期刊『HAU：民族志理论（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于2011年创刊。期刊创始人David・Graeber和Giovanni・da・Col认为，现代人类学与其诞生之初相较，似乎经历了一种角色的反转。昔日那个通过图腾、夸富宴、禁忌等地方性概念为其他学科注入新思想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他们进一步阐释，导致人类学陷入当前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它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抉择难题。自其成立之初，西方的主导地位已逐渐削弱，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则日益增加了复杂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学的自我批判尝试并未能逆转这一趋势，反而意外地加剧了其他学科对传统人类学西方中心论的固有印象。因此，人类学界内的批判性讨论逐步偏向哲学领域。然而，在这些批判性讨论中，虽偶尔探讨西方的概念历史，非西方的多元视角却鲜少作为批判工具被采纳。随着现代民族志学越来越重视批判性分析，其研究也愈发依赖特定的描述和分析概念。这种倾向使得民族志中所探讨的具体事象（如某个文化或社群的特定现象或行为）渐被视为缺乏「概念层面的价值」，即这些现象被认为不足以构成具有深远意义或理论价值的研究对象。为了突破现有的僵局，『HAU』杂志致力于「唤醒各种民族志洞见中蕴藏的理论潜质」。Ta们所倡导的「民族志理论」更注重在本土文化中探索与「异乡人概念（Stranger-Concepts）」对应的「异型同义语（synonyms）」，以深入理解这些概念。不仅仅是在不同文化间寻找共鸣，而是倾向于将这些概念视为「同型异义语（homonyms）」，进行深度解析。这种方法旨在通过对同一词汇引入微妙的变化，为批判性的重新解读和诠释传统概念提供了可能。简言之，这是一种号召，鼓励人们将「他异性（alterity）」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从而开展更为深入的思考。当然，正如组织学术期刊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学领域中将他异性与批判性思维相结合的探索并非凭空出现。实际上，早在『HAU』杂志创刊之前，现代人类学界就已经针对「他异性」这一议题展开了深刻的讨论。学者如David・Graeber等人认为，致力于「民族志理论」的重构并非单纯的集体行为，而更多呈现为一系列独立且不显眼的实践。其中，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引发的「歧义语（equivocation，等言词汇）」讨论便是典型的例子。为了重新点燃人类学的智识活力，关注他异性的趋势不仅在杂志的命名（『HAU』源自毛利人的概念，并由Marcel・Mauss在其著作『赠予（The Gift）』中引用）上得到体现，也在其独特的研究路径中显现出来。『HAU』杂志亦重新刊登了众多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经典文献，强调民族志不仅是被书写的知识，更是待读者解读、理解的文本。这种解读不仅限于民族志作者通过文本描述来表现其研究对象，还扩展到那些能够启发我们深思的「异乡人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的创新实践。在2001年，『人类学年报（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上刊载了一篇由Elizabeth・Povinelli精心构思的论文，探讨的主题便是「根源的他异性（Radical Alterity）」。这一概念在自由主义社会里涉及到了「可共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问题，且成为了一个热点议题。首先，Povinelli借助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如何理论化那些截然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使之达到一种「可共约」的状态。Elizabeth・Povinelli指出，这些看似仅限于语言学范畴的语法和言语问题，实则可能与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站在这一前提之上，Povinelli进一步对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可共约性」构建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基于特定理论化的「可共约性」有潜在的风险，即可能需要调整其中一方以适应另一方。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认同=承认」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因此，Povinelli强调，当前的「可共约性」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Povinelli引用了关于孟买街头居民、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及酷儿活动家和巴西原住民权利活动家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均暗示，自由主义下的「可共约性」有需要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必要。总而言之，Povinelli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Povinelli 2001）：在讨论他异性时，我们不仅要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还应仔细考量Ta们所处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往往与我们自身的背景息息相关。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的论述，他从美洲原住民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带有对多文化主义的深刻批判。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20世纪末，不同文化与社会环境迫切需要超越传统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模式，去重新理解和思考他异性的复杂性。这种超越性的反思呼吁我们以更加深刻、多维的方式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差异的复杂性。在『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创刊号的序言中，「共约不可能性（Commensurability）」一词成为了核心讨论主题。在这一框架下，「民族志理论」追求的不是简单直白的解释，而是一种能深入捕捉田野调查中难以察觉的「过剩」现象的「民族志性翻译（Ethnographic Translation）」。这种共约不可能性虽然显得复杂，但对于「民族志理论」而言，它并非旨在浪漫化地描述所谓的「文化共约不可能性」。相反，它旨在探索「语言学的共约不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翻译。接受这一不可能性，实际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考路径：这不仅仅是强调「比较的不可能性（Incomparability）」，更是展示了一种「生成过程中的比较可能性」。这种理念与那些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调整来处理共约不可能性的传统做法截然不同，后者往往只停留在对他异性的表面处理。在现代人类学的广阔领域内，并非一概而论地可以声称所有研究者都对「他异性」持有共同的敏感性。譬如，David・Graeber在其批判由Viveiros de Castro等人引领的「存在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论著中，颇为明确地阐述：「我确信，在某些现实经验问题面前，多元而各具特色的理论视角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尽管这些视角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共约的』。但我相信，这样的现实体验绝不可能被这些观点之中的任何一个完全囊括」（Graeber 2015：31）。对于Graeber而言，「根源的他异性」是一种永远无法完全领略的实在，它始终悬浮在讨论的边缘之外。相对而言，Ghassan・Hage持有更为肯定的态度，他对Viveiros de Castro的论点表示了认同，并进一步探讨了通过「根源的他异性」来进行的批判性人类学研究。Hage指出，是这种他异性的潜在可能性赋予了我们生活的独特活力。他认为，让这种他异性渗透并影响我们的世界，乃是现代人类学批判的核心所在（Hage 2015）。在这里，人们对于他异性抱有一种期望，即它能以一种区别于「矫正（Correction）」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变革。在南美洲巴拉圭，原住民居民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情境引起了Lucas・Bessire的深刻关注。他指出，过于聚焦于「存在论的他异性」或「不可共约性」可能带来一种负面效果，即将这些居民的现实境遇误读为一种「失落状态」，从而削弱了对现实问题的有力批判（Bessire 2015）。与此相对，Mario・Blaser与Marisol・de la Cadena则持相反观点，Ta们强调，在应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现代挑战时，「根源的他异性」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实际价值Blaser 2010；de la Cadena 2015）。如果我们决定接受「不可共约性」，该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关系？这是现代人类学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否真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今人类学所研究的现实情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对于生活在这些复杂环境中的群体，以及因此而显现出的「他异性」，深刻的洞察和精准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们能在不同情境下包容与「他异性」共存的观点，那么多维度的解读便成为必然。在应对「不可共约性」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策略究竟承载了哪些内涵？或许，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探讨，并通过与既有学术成果的持续「对话」，人类学的研究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