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经济长波与收入分配：1929-2010

编者按：本篇推文是由赫师源小编负责的“演化经济学专栏”（专栏介绍详见第一篇推文）的第三篇推文，推文对《长波、范式转变和收入分配，1929-2010年及之后》（Long waves, paradigm shif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1929–2010 and afterwards）一文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第33卷第五期（2023年10月），作者Adrian Espinosa‑Gracia与Julio Sánchez‑Chóliz来自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经济分析系。本文附有小编评论，如因理解偏误与原文有出入，还请以原文为准。

一、概述

演化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一个世纪间，尽管发达经济体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全球经济爆发的三次结构性危机同样令人瞩目：1929年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在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危机的一次次迸现使得我们必须整体去看待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经济周期、长波这些概念由此诞生。

传统而言的经济周期包括基钦周期（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基建周期）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所谓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是研究长波问题的先驱，他界定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长波（小编注：事实上荷兰人冯·盖尔德伦可能是最早发现“长波”存在的）。此后，熊彼特完成了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将朱格拉循环嵌入长波，并通过他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对此进行了内生解释。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贡献或多或少的被忽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经济周期与长波的争论重新兴起。在这一时期，弗里曼界定了第四次和第五次长波，并提供了更全面的研究范式，为长波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经济危机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波的结构性变化之外，理解社会经济演变和增长过程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正如皮凯蒂所揭示的那样，过去一百年间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国内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在大萧条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有所下降，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急剧上升。但与此同时，这两段时期内都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本文作者意识到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1929年以来的经济演变进程是由两次长波构成的。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两次长波中的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这篇文章致力于将长波理论与收入分配不平等联系起来。

在本文中，作者立足经济的“系统”演化视角使用长波概念，并以经验信息为支持，分析了1929年至2010年的经济演变，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分配与增长模式之间的联系。

二、数据与方法论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日本这七个发达经济体从1931到2010年的产出增长率、总投资增长率和工业生产指数，具体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请参考原文。

在方法论上，本文与传统的长波理论有所不同。本文认同熊彼特关于技术动态和投资周期在长波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也接受每个长波中存在四个阶段（复苏、扩张、衰退和萧条）的假设，并将萧条之后复苏阶段的起始作为一个长波的起点，即新技术开始融入技术经济范式的低增长时期。但本文听从熊彼特“不带教条主义地解读数据”的建议，坚持经验数据的客观性，不遵从传统的长波理论中一个长波的时间为50-60年、包含的朱格拉周期固定为六个的设定。本文认为长波的特征与性质是不确定的，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的复杂演化过程。此外，本文作者认为不应该排除经济学知识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缩短长波持续时间的可能性。

与熊彼特的观点相反，本文作者认为战争与社会政治事件不应该从对长波的阐释之中被排除，而是内生于长波的社会经济演化系统。比如二战、冷战、民权运动、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日本的全共斗对于福利国家形成与巩固的作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反对越战的一系列反文化运动对于80年代开始的自由化浪潮的萌芽作用。

三、1929-2010年经济体系的周期变化

根据对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本文作者发现1931-2010年间确实存在两次长波，1931、1975、2010年出现了显著的转折，从而可以合理假设1975年是这两次长波的分界点——1931-1975构成一个长波、1975-2010构成另一个长波。

关于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图形特征，普遍观点认为熊彼特式的技术革命遵循“S形”曲线的模式：当激进的创新被引入时会出现经济飞跃，促成持续增长，直到这一技术的生命周期达到耗尽阶段并发生危机；然后，既定的技术模式将被下一阶段的技术创新所取代。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另一个特征是扩张阶段呈现出较高的波动性，而当技术范式开始表现出疲惫迹象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则较小。

关于长波中内嵌的朱格拉周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1931-1975的前一个长波中可以识别出5个朱格拉周期，在1975-2010的后一个长波中可以识别出4个朱格拉周期。同时可以合理预测，在2010年开始的新一个长波中，第一个朱格拉周期应该对应2010-2020年左右。

此外，在7个被选取的发达经济体中，西班牙在第二个长波的起始阶段与其他国家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这可能与西班牙当时弗朗哥专制政权的结束及民主化改革的进行相关，也表明了制度变化在长波中的重要作用。

四、“长波范式”的组成部分及其演变

本文作者认为在每一个长波中决定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子系统”有四个：技术、经济生产体系、科学、制度。技术通过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驱动着经济按照长波演化，经济生产体系通过具体的投资行为对产业、行业发展的影响形成了内嵌于长波的朱格拉周期，科学中的自然科学催生了技术进步、经济科学影响了制度设计，制度本身则塑造了长波中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这四个“子系统”互相关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演化决定了长波的具体表现，从而构成了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研究的“长波范式”。

技术进步的演化概念意味着技术具有生命周期，既定的技术会逐渐被新一波的创新技术所取代，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在1931年开始的前一个长波中，技术创新体现在如下方面：耐用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拓展、农业畜牧业的机械化、以抗生素的普及为标志的医学技术的推广、航空航天技术的研发以及石油相关的催化裂化技术的普及。

汽车、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极大降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促进了大众消费，为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创造了需求。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普及使得广告成为了重要的宣传手段，消费主义价值观因而开始流行并通过激发中产阶级消费的方式刺激了需求。农业、畜牧业和医学的技术进步极大降低了粮食、肉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与新生产部门的产生，创造了更多高端就业、鼓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使得交通更为便利。石油是这一长波中的基础能源，热裂化和催化裂化工艺使石油生产变得更加容易。此外，汽车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对作为内燃机燃料的石油产生了更大的需求。石油成为了1931-1975的这一次长波的标志，可以将其称作“石油长波”。

总的来看， 1931-1975年的这一次长波的技术范式创造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并为中下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耐用消费品，客观上具有压缩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

1975-2010年的后一次长波可以被定义为“ICT长波”，在这一次长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创新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计算机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集成电路的发明、60年代IBM的打孔卡以及1972年英特尔的微处理器的发明以及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民用都是重要的里程碑。这些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并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使得大众消费的趋势转向廉价的日用消耗品、休闲领域的服务业。在能源方面，石油危机让发达国家重新考虑能源结构，以减少对原油的依赖。在此期间，可再生能源技术得到了初步发展，削减了传统能源及制造业行业的市场份额及其就业岗位。至于中间投入品，塑料的使用是这个长波期间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技术变革。上一个长波中石化工业的发展以及聚合物等化学技术的发展对塑料应用的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塑料的大量使用一方面有助于缩短生产时间和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日用品的使用期限缩短，从而释放出更多需求。

1975-2010这一次长波中技术的变化重塑了整个生产过程，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更加孤立与原子化，这种变化造成了工资增长的停滞，而工资的停滞反过来又通过廉价消费品（服装、家具等）的供给得到补偿，这些消费品通常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绿色革命”期间，大量基于生物学的新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这导致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降低了食品价格和工人的生存成本（这可能有利于相对不平等的增加，尽管低收入者的需求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满足）。在医学领域中，随着医药科学的发展，各种手术与特效药一方面使得医疗服务更为有效，另一方面也让医疗服务的价格越发昂贵，加之这一长波期间医疗服务的私有化浪潮，使得私人医疗取代公共医疗成为主要形式，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在探讨这两次长波中制度的演化之前，作者先利用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梳理了这两次长波中经济科学的演化，以阐释科学的演化对于政策、制度演化的启示性作用。

在1931-1975年的第一次长波中，罗斯福新政与马歇尔计划中体现出来的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有效需求的凯恩斯式的思想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导思想。希克斯将凯恩斯的理论转写为数学模型，新古典经济学家吸收了凯恩斯的理论形成的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由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涌入，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纳入了储蓄和消费的概念来代表有效需求。熊彼特框架也发挥了作用，外生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菲利普斯曲线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管理失业率的重要工具。

这些理论通过转化为政策措施，对实物生产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间接塑造了生产系统以及正在开发和应用的技术的特征，政府强有力的工业和经济干预集中于维持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同时消费主义催生的中产阶级对于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非常重要，这也是减少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关键因素。

但到了70年代，滞胀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综合理论的怀疑，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革命”极大影响了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为经济科学范式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理性预期假说指出理性经济主体能够预期公共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最终只会助长通货膨胀。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通过货币政策和利率操纵来管理通胀目标成为了主流，财政政策退居第二位。这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更提倡个人主义（效用/利润最大化）思想，对公共实体对经济的干预失去了信心，从而导致了财富、收入集中度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继承拉姆齐和罗默传统的内生增长模型成为分析的中心：由内生参数代表的熊彼特式的技术变革的作用在促进增长方面仍然很重要，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概念淡化了，企业家的作用得到凸显，公共部门的作用被弱化，沦为人力资本的单纯提供者。

增长机制的焦点的转变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科学共识，即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当被减弱，因为政府干预被视为扭曲经济增长的根源，维护市场自身效率成为共识。在第二个长波中，通过实现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来控制价格增长成为主要目标。这些以管理通胀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取代了上一次长波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议程还旨在恢复大萧条之前的阶级权力和社会结构，这进一步扭转了收入分配的趋势，社会经济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剧增加。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变化应该在对长波的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的制度体系也是界定不同的“长波范式”的一个关键特征。本文重点关注三个制度体系的三个方面：货币和金融体系、政府的作用以及劳动力市场。

首先，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前一次长波期间，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了金本位，建立了新秩序，其基础是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普遍兑换。这也是一个金融处于严格管制之下的时期：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获得批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被强制分开；1956年的《银行控股法》规范了金融控股活动，防止同时从事商业和投资活动的公司在金融市场上操纵、整合股权，借以减少市场力量的集中。与之相反，后一次长波带来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从1971年完全停止黄金兑换开始，汇率得以自由浮动，银行对货币的调控作用日益凸显，各种金融创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批量出现，放松金融管制的需求高涨。在美国，1982年的《加恩-圣日耳曼存款机构法案》授权扩大储蓄存款活动，这是打破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隔绝状态的第一步。随着1999 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即“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最后，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撤销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在1975-2010的这次长波中，放松对于货币和金融系统的管制的原因包括：ICT技术的发展使风险监控变得更容易、更高效；贸易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迫切需要一个自由的全球资本市场。

就政府公共部门而言，公共部门的扩张是前一次长波中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特征。自大萧条以来，美国就持续通过庞大的财政支出规模来创造大量中低收入就业岗位。二战后的西欧国家则在战后重建的同时建立起福利国家制度，其基础是三个支柱：失业、疾病、伤残保险；退休人员公共养老基金；与健康和教育相关的实物福利。简而言之，在1931-1975的长波期间政府的作用有所增强，要么是欧洲偏向于直接实物福利发放的强大福利国家，要么是美国偏向于间接经济刺激的政府公共支出，甚至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促进强制工业化和发展的中央计划也可算作此列。但在1975-2010的后一次长波里，随着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崛起，公共支出的扩张停止并发生了逆转。在英国和美国，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私有化，在其他不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如联邦德国和瑞典也是如此。总而言之，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公共支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工业活动中政府公共部门的减少，后一次长波期间的私有化进程在制造业中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最后，关于劳资关系，大萧条之后的长波期间的劳资制度是以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对话为基础的。1935年的《瓦格纳法案》加强了工会的议价能力以平衡劳资谈判力量。二战期间工会在动员工人、避免罢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工会在二战后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还包括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率以及低失业率。此外，工资构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在劳动所得中纳入养老金、带薪休假、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等附加福利。相反，在后一次长波中，工会的重要性下降了。在美国和欧洲，7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会数量与力量都在下降。与上一个长波相比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实际工资的停滞：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 G20 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这一现象一方面归因于工会的弱势导致的劳资关系的失衡，另一方面也源自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竞争。本文作者进一步展望了从2010年开始的这个新长波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他们认为似乎有迹象表明未来的两极分化将更加明显，中产阶级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同时一个新的高技能工人阶层正在形成，他们的薪酬丰厚，从事着技术含量高的新职业（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编程等）以及高级管理职位。此外，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高流动性将是另一个重要特征。

简而言之，1931-1975和1975-2010这两段区间内的两套迥异的制度框架，加上其他各个层面的不同特征，使得我们很难拒绝将1931-2020划分为两次长波的假设：1930-1975年和1975-2010年。现在，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两个长波的发展及其不同范式如何影响这两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变化？

五、两次长波的收入分配趋势

一旦我们确定了每个长波的特征，就应该能够解释这两次长波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本文作者认为分配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核心自然结果。因此，除了边际生产率和生产条件之外，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框架。这两次长波都包括一个技术整合的明显扩张阶段，以及一个增长枯竭和衰退的阶段。也就是说，每一次长波都创造出了强劲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时期。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似乎并不与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或不平等有着单一和排他性的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看前一次长波期间的社会制度特征如何解释1931年至1975年间不平等现象的减弱。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强烈的公共干预主义，原因在于：一方面，大萧条的出现表明有必要对金融体系的行为建立更多的控制和监管，以避免经济再次崩溃；另一方面，大萧条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使得恢复并保障他们的收入的政策是具有政治强制性的。此外，这一时期的典型生产过程——大规模生产——只有在建立起强大的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保障对于恢复生产至关重要。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应运而生，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欧洲的福利国家计划。同时，工人和企业家之间就保障积极的劳动环境达成的协议也是在收入恢复过程中克服失业的关键。工会在战争期间的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工会作为落实劳资协议的关键机构的认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二战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重建的需要有利于社会协作的环境。Piketty进一步声称物质资本（高度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的毁灭是减少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另一大原因。冷战可能也影响了这一趋势：共产主义集团与西方国家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在高度平等的原则下设计一个可以在每个国家实现更高生活水平的经济体系，因此，苏联的威胁可能促使美国和欧洲国家实施更加平等的社会政策。

综上所述，社会框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民主主义和劳工运动在创造劳资合作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巩固了以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福利国家的理念。但另一方面，社会不满情绪高涨是社会经济进入萧条阶段、一次长波走向尾声的标志（如：伯克利反文化运动、1968年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等）。这些风波的出现可能是源自人们感受到长波的萧条阶段社会经济增长不能满足他们对社会的期望而产生的强烈挫败感。

与前一次长波期间相反，石油危机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开始加剧，这至少可以部分地由当时发生的制度变革来解释。货币监管的必要性似乎已成为过去，因为人们认为像大萧条那样规模的危机将很难重演。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实现2%左右的稳定的通胀率，这一措施有助于维持资本价值。于是焦点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因为不仅对物价的控制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公共支出在理性预期的框架内被认为是无效的。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源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化。为了弥补这些年工资的停滞，以实物计算的公共支出水平的稳定保障高度依赖于信贷扩张。以较低价格为基础的耐用品大众消费已经形成，国际化带来的廉价产品提高了消费者对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和一定程度上工资停滞的容忍度。这也可能部分地掩盖并助长了这一时期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如前文所说，在后一次长波中，发生了大量的私有化进程，减少了公共部门在能源、运输和电信等重要活动中的权重。因此，公共实体不再提供那些具有适宜报酬的稳定工作的职业。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自由化，工会逐渐失去重要性，工资停滞不前，失业率上升，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特征。妇女广泛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与工资停滞有关，即使每个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可能下降，但家庭的收入却增加了。此外，自由化和停止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帮扶背后的逻辑也具有技术特征：新的信息技术意在推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而如果没有资本和劳动力自由化，这肯定不会发生。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两次长波在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变：在第一个时期，国内不平等有所减少，而在第二个时期则有所增加。本文作者认为，战后社会中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大萧条后所实施的变革所产生的制度结果，这一制度体系的建成有利于实现国家内部更高程度的平等。尽管在后一次长波中它失去了重要性，但在今天它可能有助于缓解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不平等的加剧。事实上，数据表明，在本文选取的样本国家中，公共社会支出总额在第二次长波中有所增加，但公共支出占比却有所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增长主要是由于教育和卫生支出增加，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增加教育支出可能与技术需求有关，而不是与改善福利国家的意愿有关，因为这些支出最终会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来降低企业家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卫生支出与福利国家更直接相关，部分原因可以归因于发达国家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

六、当前长波的未来

在论述的末尾，作者简单谈了谈对未来社会不平等的预期。本文结果表明，新一次长波的第一个朱格拉周期始于2010年左右，数据显示2010年至 2018年期间的总体特点是基尼指数强劲增长。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内部不平等有所加剧，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趋同演化进程的发生，全球不平等略有减少，这与1975-2010长波期间的全球化进程的结果相一致。换句话说，国家间不平等的改善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是同时发生的。如果 2010年至2018年是未来发展趋势的代表，本文作者认为可以推测正在进行的这次长波的特点将是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目前没有证据能让我们相信2010年开始的新一次长波能够像1975年那样带来收入分配趋势的逆转。

尽管当前世界正经历动荡的局势，但正处于新一次长波的扩张阶段，预计将出现重要的技术创新和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因此，定义这次长波的新范式的任务刻不容缓，在填补这一空白的理论分析中，新的全球化形式、不同的劳动力安排方式、新颖的大众消费模式或者现在可能出现的各种技术创新都应该得到合理阐释。

最后，本文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非确定性的经济演化框架意味着无法保证实体经济实现完美均衡，经济危机难以预见但并非不可能发生；其次，应该密切关注技术演变，因为它可能会提供有关实施制度结构调整方向的线索，从而减轻危机的严重性；第三，必须关注协同演化视角下的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重视正在经历的劳动力市场的明显变化（远程办公、灵活工作日长度、新的专业技能等），货币体系的变化（加密货币），以及未来的全球化模式的变化，我们的法规应该巧妙应对这些变化，关注这些结构性变化也可能有助于扭转发达国家不平等加剧的长期趋势。

七、小编评论

现在关注“长波”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类就是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二者根源上的不同点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先在理论上系统地掌握了资本主义长波的历史逻辑，而演化经济学则不为经济长波预设确定的历史逻辑。

于是，这两类研究的不同点就具体体现在两点上：界定长波的依据不同、解释长波所遵循的逻辑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长波的界定常常使用利润率、剩余价值率这类数据；演化经济学则使用增长率、工业指数这类主流数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长波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成为了资本主义长波的“动力”；演化经济学解释长波不遵循同一的历史逻辑，往往采取协同演化的视角从制度、技术等多角度综合阐释长波。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先系统把握了资本积累引发相对过剩与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主义长波的历史逻辑，然后运用这一逻辑分析历史数据，再按照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在面对差异情况时遵循一致的逻辑对理论进行一些小的修饰与调整补充；演化经济学则是先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来界定长波及其详细特征，然后结合具体的技术变迁、制度演进及各种各样的因素来多方面的综合阐释长波及其特征。

二者的这种不同，使得这两个学派在分析战后经济“长波”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今天我们选取的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代表。而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构成了上一次长波的最终阶段，新一次长波至少包括1945-2008年，70年代的滞胀可能只是这一长波的衰退阶段的开启，而绝非一次长波的终结。

在长波的持续时间长度变化上，演化经济学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长波的持续时间可能呈现缩短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随着资本权力的加强，资本主义通过金融化与全球化实现了对利润率的“时空修复”，减缓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扭转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长波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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