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书|高柏《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

有个段子讲，北大门卫永远对来访者提出三个经典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本书的附录，我想通过这篇短文介绍我的学术之旅和那些影响过我学术成长的学者。它会帮助读者了解书中各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为什么对研究现实问题有强烈的兴趣？为什么总是从宏观历史的层面进行分析？为什么总是使用跨学科的理论框架？

我人生中的四段经历构成了我的学术之旅，也形成了我在写作本书各篇文章时的理论框架和关于现实的问题意识。

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下乡时初次接触了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我于1971年1月初中毕业。当时，哈尔滨的高中似乎都已关停，我待业在家。这一年的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访问结束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尼克松访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因人、因地而异，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却很快出现，成为我的职业道路的原点。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不少城市掀起一股学习外语的浪潮。在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我开始自学日语。到1973年5月下乡时，我已经基本将日语语法自学了一遍。1973年秋季，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提供英语广播课程，我和下乡农场的几个小伙伴又开始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

下乡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冥冥中与我后来上北大、研究日本、留学美国以及一直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研究国际问题有强烈关联的事情。

1974年春，我所在的农场接到通知，派人参加哈尔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大学辅导员培训班。领导把这个任务派给了我。一去市里听课，我才发现主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因为学着两门外语，我对这个题目十分感兴趣，非常投入。由于表现突出，第一期辅导班结束后，我从学生变成了给第二期学员上课的兼职教员。从那时起，我似乎就命里注定要做老师。

1970-2008国际原油价格变化趋势与重大事件

当年秋天，农场又收到另外一个通知，派人参加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开办、由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主讲的《资本论》原著学习班。学习班为期一年，每星期一次。我在这个学习班打下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后来成为重要的知识储备，不仅应付高考、本科的政治课考试和研究生考试时基本不用花时间复习，而且日后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也省下许多阅读时间。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只上过初中，而且上初中的三年里有两年在挖防空洞，可以说连初中文化都没有。这两个学习班实际上给了我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它们是我在被“文革”荒废6年后仍然可以考上大学的重要原因。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对第一个学习班感到不可思议：在“文革”的动乱中，在黑龙江这样山高皇帝远、生活节奏似乎一直比时代潮流慢几拍、很少有老百姓关心政治的地方，1974年居然有人想起要给一群下乡知识青年办学习班，讲石油危机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变化！多年后，我读到一段关于70年代初党内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历史，才得知当时党内委托陈云研究国际局势，他率人研究后发现：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发达国家战后长达2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结束，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投资机会，国际上过剩的游资正在发展中国家到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后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这个学习班的经历真正奠定了我这一生与国际研究的不解之缘。

我在1979—1986年在北大度过了七年时光，四年本科，两年半硕士，半年留校任教。那是一个当时在校的北大校友们后来十分怀念的黄金时代。读硕士期间，我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历史研究，用跨学科的视角看问题，并认识到学以致用的重要性。

我于1979年考入北大东语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四年，我一直在做“文学梦”，其间在杂志上发表了三篇翻译的日本小说。临毕业时，我才得知此路不通，因为当时全中国的专业日本文学翻译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就在我准备报考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方向的硕士时，日语教研室的领导孙宗光老师告诉我，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室在招收懂外语的硕士生。留在北大读书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我顺利考上了高教室的研究生并开始了两年半的硕士学习。

我的硕士导师汪永铨先生对我有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汪永铨（1929-2016）

著名教育学家，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首先，是开始重视宏观比较历史法。读本科时，我最不喜欢上与历史有关的课。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革”之后，我总觉得历史是中华民族身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要解放思想，最好摆脱历史的束缚，直接与国际上最现代的新事物接轨。然而，汪老师给我们出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历史上如何为现代化服务，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研究历史。我当时虽然主要研究日本，但是对英国大学模式的通识教育、德国大学模式的科研、法国和日本大学模式的官员培养，以及美国大学模式的社区服务等特点与这些国家近现代史上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过程的相互关系特别感兴趣。这种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一个国家制度的视角，不仅影响了我在北大期间硕士论文的写作，而且也影响了我后来在美国写博士论文以及工作以后科研计划的选题。它至今仍然在影响我治学的观点与方法。

其次，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分析属于单一学科的问题。汪老师经常讲，高等教育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他对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定位是，依托北大作为综合院校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实力，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汪老师一直拉着厉以宁、陈良焜等经济系的老师做教育经济学，又鼓励曲士培等本所老师从史学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读硕士期间，与其他专业同学的跨学科交流也成为我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开学后不久，汪老师就出任北大教务长，我们除了上课几乎见不到他。他也对我们实行“放养”，没有太多的约束。83级的北大研究生全都住在34楼，这对跨学科交流十分有利。我很快就加入了未名学社，这个学社由当时北大研究生会学习部建立，成员来自各个系所，经常在一起就各自领域的问题侃大山，也经常请人来办讲座。与本科期间同学间的交流只限于本专业不同，研究生期间的横向交流十分频繁。我对跨学科研究的兴趣一直保持至今。

最后，汪老师反复对我们讲，做学问要学以致用，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80年代初，北大校园盛行的仍然是象牙塔式的学术风，以大理论和掉书袋式的学问为时尚。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中国很多社会科学学科当时尚处恢复期，经验研究很少。汪老师在组建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时候，确立以研究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为本所主要发展方向。我们这些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直接参与了汪老师当时主持的“六五”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这样一种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向，加上80年代北大学生对国家前途强烈的使命感，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了干劲儿。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遵循着选择与现实有重大关联的课题为研究对象这一原则。

1987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在读博期间学会了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的变量思维，在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的熏陶下，选择了经济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作为未来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通过博士论文重点研究了日本经济和产业政策演化的历史。

当时的社会学系正处于一个转折期。读博期间，后来美国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道宾（Frank Dobbin）、泽利泽（Vivianna Zelizer）和戴玛吉奥（Paul DiMaggio）先后到普林斯顿任教。美国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坦福大学的迈耶（John Meyer）和戴玛吉奥，道宾是迈耶的大弟子之一。

由于道宾最先到普林斯顿，我与他工作的时间最长。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的变量思维，一是从产业文化的视角分析认知对政策范式的影响。在讨论研究课题时，道宾反复用2×2矩阵来训练我质性研究中的变量思维。从过去在国内只是罗列原因的分析方法，到美式社会科学的变量思维，对我这个国际学生而言，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迈耶一支的组织制度学派理论，用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理性神话来解释制度性因素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人的行为。然而，戴玛吉奥一支的组织制度学派理论，则更强调理性和利益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给人的能动性（agency）以更大的空间。在道宾和戴玛吉奥不同方向的影响下，在写作博士论文《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时，我把日本产业政策处理成体现一种双重性的中间变量：一方面，日本产业政策在各历史阶段的政策范式都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段分析中，它体现的是经济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塑造理性神话的发展经济的具体方略；另一方面，这些政策范式又反映了人的能动性，代表的是日本这个民族国家想打破各种结构条件的限制，努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获得更大贸易利益的政治意志。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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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历史社会学课上，我不仅接触到不少历史社会学的经典作品，而且喜欢上这种用大理论进行宏观历史分析的风格。这种宏观历史分析方法，帮助我认识到日本经济在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发展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战后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同时代性，并在这种历史同时代性中寻找日本个案在跨国比较意义上的差异，为我后来发展全球化钟摆运动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初步基础。从道宾和泽利泽那里，我看到如何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道宾与泽利泽风格迥异，代表着两个极附录我的学术之旅407端：前者高度重视分析框架的逻辑论证，后者则以简单的分析性概念贯穿丰富的历史叙事。我在搭建博士论文的分析框架及展开后来的各项研究时实际上更喜欢将二者的风格结合起来，既重视分析框架的逻辑本身，又不忘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使没有专门知识的一般读者也可以了解事情的进展。本书收录的各篇文章中也都试图呈现这种风格。

写博士论文时，与日本研究有关的两位导师是罗斯曼（Gilbert Rozman）和詹森（Marius B. Jansen）。罗斯曼是比较社会学的专家，一直研究中国、日本和俄国。詹森则是日本史的权威。两人都做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他们曾经作为普林斯顿现代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把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中国、日本和俄国历史进程的理论框架。我在普林斯顿的另一位关系密切的老师是从40年代末开始一直为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莱维（Marion Levy Jr.）。他用结构功能主义对中国与日本现代化过程的分析，加上在北大读本科时读到的邹谠教授关于全能主义政治的讲座介绍，大大加深了我对中日两国19世纪下半期以来历史进程的理解。虽然我从未被现代化理论说服，但是它在分析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时经常使用的“刺激-反应模型”，和对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却在方法论的层面不断提醒我永远注意国际因素在导致一个国家大的历史进程在两个不同阶段之间转换中的重要作用。

博士论文的写作对我后来学术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极大地强化了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之所以关心日本产业政策，因为它是80年代后期日美贸易战关注的重点。当时英语文献中的两派为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打得不可开交。为验证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我决定围绕日本产业政策重大发展节点上的辩论展开研究，考察各派提出的解决方案背后的理论依据，考察究竟是主张政府干预还是主张市场原则的阵营在辩论中占上风，在现实中塑造了日本产业政策的范式。正因为如此，我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一群日本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他们为探索日本经济发展之路，为日本经济在各个时期应对内外挑战而殚思竭虑，打破学术上的门派之见，在各种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中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寻找养分，形成一个被称为“实战派”的群体。其次，我开始对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思想传统产生很大兴趣。思考博士论文主题的80年代末期和在日本进行研究与写作的90年代上半期，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正如日中天。然而，我在研究中发现，真正影响日本产业政策的，却是德国参谋总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总体战争理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念、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管理的主张。日式发展型政府抛弃了西方通行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强调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竞争优势。这也是我近年关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直接原因。本书收录的关于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分析，以及我后来对中日之间实践产业政策异同的比较，加之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采用的产业政策特点的关注，都源于博士论文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

我于1993年7月开始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工作。

本书各篇文章使用的理论框架的主体，是在1997—2000年写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的过程中成型的。这个分析框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源于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关于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的分析；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在全球化钟摆运动和霸权周期中如何变化的分析；源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如何影响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分析。

《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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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卡尔·波兰尼和乔万尼·阿里吉这两位社会学家的启发，我把全球化钟摆运动与霸权周期视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周期性变化，这些周期性变化是导致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和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推动力。我在90年代初写《发展主义》时虽已经将波兰尼笔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的大转型变成了理论框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其分析的时段只至60年代中期，还没有机会思考这一大转型在战后的再次出现。由于《悖论》的研究时段涵盖30年代至20世纪末，其理论框架必须要解读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出现和崩溃。我追根溯源后发现，这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直接有关。我意识到波兰尼讨论的释放市场力量，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经历了第二个轮回，于是决定用“全球化钟摆运动”来形容这两个轮回。波兰尼本人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毋宁说他讨论更多的是市场化，然而如果用20世纪末的学术话语来形容他所分析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钟摆运动”这个概念的由来。在此过程中，我还发现阿瑞吉用霸权周期不仅把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与国际政治连接在一起，而且还提供了明确的因果机制，即霸权周期总是从生产和贸易的扩展开始，这二者的扩张最终必然导致财政和金融的扩张，而这两种扩张早晚会导致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霸权的更迭。对这两个周期的认识也是我写作本书收入的《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的直接原因。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

《悖论》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中的中间变量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讨论的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秩序。我在杜克大学同事、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我在1998年春校园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偶遇基欧汉，他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回答说，正在研究为什么表现优异的日本经济在1990年突然逆转，并提出像日本这种具有较低交易成本和较高代理人成本的经济体制在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的时代更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邀请我加入他研究全球化的项目。在那以后的一年半时间，我们每月见面讨论我的研究。最初，面对他一连串的提问，我只能回答上30%。然后，我阅读了他建议的一系列文献，渐渐得以回答出全部问题。当时在《悖论》的写作中直接派上用场的，主要是他关于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中为争取盟国而在贸易领域实施的与盟国的“非对称合作”的讨论——向盟国开放美国市场但是允许它们限制进口美国产品。随着美国国力的下跌，这一政策开始发生改变，最终发展成与日本的贸易战。〔1〕我把这个变化处理成国际贸易秩序这一中间变量发生的重大变化。当年，在基欧汉的指导下广泛阅读的有关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秩序文献形成的知识储备，对我后来搭建本书收录的关于《美元与国际经济秩序》《萨缪尔森陷阱》和《对等开放：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等文章的分析框架有莫大的帮助。如果说从道宾那里我学到的是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变量思维，那么从基欧汉那里我学到的则是把各学科的不同理论在逻辑上无缝衔接，形成一个综合的、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每次与他讨论现实问题，都是一次不间断的高强度逻辑推理的智力练习。

在我写作《悖论》的过程中成型，并后来在写作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反复使用的，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理论框架主要来自比较政治经济学。我从杜克的另一位同事、经济学教授大卫·索斯克斯（David Soskice）处受益匪浅。索斯克斯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主编的《资本主义多样性》〔2〕是英语学术圈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霍尔也一直被视为美国政治学中历史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框架最大的特点，是把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分成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两大类，并从工会与企业、技能养成、企业治理、企业间关系，以及企业-雇员五个层面，重点分析一个经济体如何协同经济活动，以及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通过相互匹配的制度逻辑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在书中的分类属于协调市场经济。我虽然并没有直接按书中的分类来组织《悖论》，但是该书将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各种制度之间匹配的逻辑关系来界定系统层面的特点对我极有启发。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后续辩论的关注，特别是引起西方学术界关注的巴卡洛和彭图逊的文章《反思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个增长模式的视角》，〔3〕也是我写作本书收录的《休养生息与强筋健骨》一文的直接契机。

写完《悖论》后，我感觉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在宏观历史层面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后来面对各种新局面和新问题，写作本书收录的各篇文章时，这个框架总能帮助我抓住研究的主要方向。虽然每篇文章的写作都涉及学习新的知识，扩展原来的框架，但那都属于对打造好的分析工具进行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