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评介|政治经济学：迈向新范式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通常将有机的、复杂的、调适性的社会系统视为机械化的对象。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政治经济学家们过度运用机械化模型，以致低估甚至忽略庞大、复杂的社会过程。如此发展，传统范式必然会引发理论的“死胡同”、细碎的议程和公共政策失败。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替代性范式——适应性政治经济学。新范式承认社会系统是具有内在复杂性的（complex，实质上的复杂性），却不是因外在感知而难懂的（complicated，感知上的复杂性）；复杂性下仍有秩序，而非混乱。社会科学家应当运用概念、工具和理论去揭示复杂性下的秩序，而不是去过度简化它。作者通过描绘经济和制度的变迁来展示适应性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应用。这种途径推断出机械化的线性发展模型所忽略的、新颖的重要结论，比如建设市场的机制与维持市场的机制在形式和功能上的差异。

“经济学倾向于在机械模式中思考（think in machine mod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如是说。这位经济学家因在随机对照试验中的开创性工作荣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她的合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也以机械为喻，来描述经济学家的使命：“魁奈（Quesnay）在1763年写下‘推动经济学机械化’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提出了经济学的主导性隐喻”。在清晰的机械化语境下，经济学家被呼吁发挥经济体系管道工的功能：仔细检查水龙头的设计和管道的布局。

迪弗洛和班纳吉的引文揭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习惯性概念错误：有机的、复杂的、调适性的社会系统被视为机械化的对象。传统研究途径曲解了社会系统最具典型的、非机械化的特征，并且在相关研究和现实管理中使用了一类过度简化的方法。换言之，这是一种基本分类错误，类似于将液体视为固体。更生动的比喻是，错把树（内生复杂性的、调适性的）当做烤面包机（外在复杂性的、机械性的）。然而，机械性世界观的拥趸者们却经常因将树视为烤面包机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可以简化并且控制一个混乱的世界。事实上，正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将自然对象视为工业产品，已经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从致使生态退化到催生新疾病的大量问题。

人类正面临一个充满混乱和极度不确定的世界。在这里，现代化——长期以来不加批判的以进步著称的状态——正在达到极限，结果却诱发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和地域冲突。然而，经典的、备受珍视的传统范式，其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视角，传承自工业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崇拜机器和工厂，试图控制野蛮、无序的大自然。简言之，我们正在用18到20世纪传承下来的机械化范式解释21世纪的危机和不确定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上世纪的范式上加倍下注。

还有什么选择呢？社会科学家应该从几何学中一个开创性的方法——分形学（fractals）。分形学是研究不规则、复杂图形的数学方法。这种不规则图形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比如叶子上的纹路、山的锯齿形轮廓或者脸上的曲线。

分形学是由伯努瓦·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以75岁高龄成为获耶鲁大学终身教职中最年长者）创立的，他职业生涯前35年是在IBM度过的。他的研究起初遭到所有学科的抵制，尤其是视自然界中的不规律为混乱的数学家们。这些数学家们坚持认为，数学应当只研究直线，或者现有公式掌控范围内的形状。

曼德布洛特的研究表明，事实上，不规则并非毫无意义和混乱的，而是存在出乎意料的有序。到他70多岁的时候，其见解改变了生物、化学、工程、医药、物理甚至艺术等各个领域。例如，我们每天观看的栩栩如生的动画，正归功于曼德布洛特引进的新数学。

我们需要在社会科学中找到分形学的等价物。与其假装将社会系统的不规则当作“直线”，或者直接忽略，政治经济学家们应该创造新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来阐明复杂性下的秩序。

研究不规则形状的“数学”

我的后院有一片小丛林，其中杂草灌木丛生，松鼠、鹿和土拨鼠随处可见。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环境整洁有序、商贸设施齐备的大城市的人，我被这片“荒野”扰乱了本心。但疫情三年，我被困在家中，学到一些不同的体悟。抬头望着核桃树，我注意到每一片叶子的纹理都反映着树枝的排布。你不需要是一位数学家，就能感知特定的模型，就好像自然根据某种公式生长。

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直觉还有一个名字——分形，一门研究无序、不规则图形的几何学。其创建者曼德布洛特，自称“科学特立独行者”和“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局外人”。分形学背后蕴含着一种矛盾思维：无序的图形可以是高度有序的。事实上，这种有序性在数学上却极度精确，以至于它可以在计算机程序上被复制，来创造逼真的图像。尽管如今曼德布洛特的工作被誉为具有革命性的，其刚问世时，却在几十年中遭到蔑视和拒绝，因为“它与几个世纪以来的数学传统格格不入”。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模式可以被数学修正。如建筑模式——这种大型人造结构——可以被直线、圆和其他完美的几何形状构造。经典数学的基本假设是一切都是非常有规律的。这就意味着，数学家要把所有东西都简化为直线和平面。经典数学只适合研究我们创造的世界、我们创造的东西……自然界的模式，已经超出经典数学研究范畴。

当我接触这个评论时，感到十分熟悉。我以前在哪里遇到过这种逻辑呢？当然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

长期以来，发展分析人士致力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即在发展过程中，增长和良好的制度，哪个更重要。在政治经济学殿堂中，权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针对这个问题各自发表见解，并占据相关研究领域、形成学派。

现代化理论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先于并且将推动政治和制度的进步，特别是民主进步。但是此学派无法解释经济起初是如何腾飞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对此给出的答案是由全面的、精英主导的项目注入大量外国援助。然而，在现实中，他的宏伟计划却适得其反。纽约市制定的计划常常因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搁浅。

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认为，良好的现代制度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个学派无法解释一些能力缺失的贫穷社会能够迅速建立起增长所需的理想制度。事实上，十几年来国际机构主导的旨在让一些贫穷国家“跃进到韦伯”（skip straight to Weber）的最佳实践改革却令人失望。正如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和迈克尔·伍尔科克（Michael Woolcock）所感叹的那样这是“发展中国家深层次问题的根源”。

历史制度主义学派通过强调历史的自我强化效应，巧妙地避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该学派认为那些繁荣发展的殖民地，往往是由于欧洲移民带来包容性强、非攫取性的制度，而那些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继承了腐败的制度导致持续贫穷。正如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总结的那样，“消除世界不平等以使贫穷国家繁荣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如历史经济学派的主张是正确的，有的国家应该放弃发展的念想，因为过去已经决定了现在。

上述由各自“巨头”引领的三大学派构筑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尽管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分歧，但也存在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像经典数学一样，他们总是得出直截了当的论点。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到发展出好的制度，还是相反，或者从历史出发到建立好的制度再到发展，其因果关系指向是明确的。

尽管上述三大学派集中产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成果，却都无法解决“现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为何？因为他们都采用了一个内生的（双因果）过程——经济和制度发展——并迫使其适应他们线性的双因果模型。他们并没有设计出适合研究对象特性的分析模式。

经典数学假设世界由规则的图形组成，故而它只适合研究工业化的世界。出于同样的思维，经典政治经济学将社会系统理论化为单一因果关系指向的、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机械化实体。开发项目围绕“登录框架”（log-frame），形成一个输入和输出的线性矩阵，像工厂传送带一样。建立在工业逻辑之上，是一种殖民世界观，即最好的、促进增长的制度源自西方，落后的社会必须赶上来，并与之融合，像丹麦一样。

分形学包含了现实中不规则、混乱的图形，并揭示其内部隐藏的秩序。它不仅用于研究自然界，且能够通过对自然更精致和更为底层的理解来为后工业时代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医药学家运用分形学来识别以分形模式生长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生长细胞）。同样，我们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一种不把人工设定的机械特性强加于复杂社会系统之上的理论。我将这种新范式称为“适应政治经济学”（adaptive political economy）。

社会系统的复杂本质

经典政治经济学和适应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的出发点始于区分社会系统的本质：国际关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组织、体制、发展、创新、冲突等。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系统具有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感知上的复杂性），是一个复杂与混乱交织的术语；而适应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系统具有内生复杂性（complex，实质上的复杂性）并非外生复杂性。这种差异是本质上的，而非仅仅源于语义。

在大众和社会科学语义下，complicated和complex通常没有区别。由于这两个词难以掌控，分析人士将它们视为同义词，因此阻碍了社会科学探索。最好的例子是加里·金（Gra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经典方法类教科书《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这本书影响深远，以致其追随者用宗教化的语言赞誉之——“正统阵营的权威范本”“来自高处完整而不可挑剔的真理”。在题为“科学与复杂性”（Science and Complexity）的章节中，作者这样描述复杂性（complexity）：

社会科学试图理解我们或多或少感到复杂的社会系统……相反，某种情况下复杂性的感知部分取决于我们简化现实的能力，而我们简化现实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以连贯的方式推断结果和解释变量……因此，复杂性部分取决于我们理论的状态。

请注意，作者将复杂性（complexity）理解为一种感知，而非现实。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复杂性的本质视为科学缺陷的结果。这种假设在政治科学中随处可见（随着政治学家追随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复杂性化简为可管理的小部分，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例如，史蒂芬·哈格德（Stephen Haggard）在他发展学入门的小册子（Developmental States）里提到“复杂性不是特别令人愉悦”（对他而言，复杂性意味着混乱）。当我告知另一位政治学家我将发展视为复杂的调适性过程在研究，她感到十分惊讶，并告诫我悬崖勒马，指出“政治学不是研究复杂性的学问”。

社会科学的这些假设延伸到企业界，随着各个公司宣称将消除生活中的复杂性，伴生出物质化的风险。总部位于德国的SAP公司（一家专注于简化操作系统的软件公司）在广告中声称“复杂性浪费了员工每周40%的时间”。这多么可怕！

事实上，内生复杂性（complex）和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类别。内生复杂性（complexity）不是一种感知，而是事实。一些事物客观上的复杂特性，要求使用不同的分析模式来研究（比如不规则图形）。重要的社会系统及其产生的结果属于这个类别。进一步讲，内生复杂性并不令人讨厌。

换句话说，政治学是对事物内生复杂性的研究。否则，我们正在研究的内容既不重要，也毫无趣味。

“树”而非“烤面包机”

内生复杂性（complex）不同于人类构想的、外在感知的复杂性（complicated），就像树与烤面包机的区别一样。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的事物由许多独立的部分组成，它们间不能相互适应，也不能适应环境——机械就是很好的例子。烤面包机便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机器。组装烤面包机只需按照说明书，将各个部件依序摆放好。在处理机械时，过程是线性的、结果是可控制的。按下按钮，烤面包机就会做出意料之中的动作：又热又脆的面包弹出来。

内生复杂性（complex）是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的对立面。机械是外生复杂性的（complicated），系统是内生复杂性的（complex）。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元素组成，这些元素间相互适应，并且能够适应环境，比如树。适应这个词并不完全意味着改变。它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变化。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将其表达为“使它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包含三个关键机制：变化（产生替代方案），选择（在备选方案中选择和组合，形成新的方案），保留（保留和传播给定方案、发现新方案）。许多适应性迭代产生进化，也就是说在给定系统中产生实质性变化。

外生复杂性的机械和内生复杂性的系统的区别不是语义上的，其对社会科学家在理解因果关系、不确定性、人的主体性和机制设计上有着深远影响。（参见table1）

因果关系：机械中的因果关系是线性的，但我们经常在系统中观测到相互依赖（或内生性）关系，即原因（解释变量）也是结果（被解释变量）。

不确定性：我们在外生复杂性（comlicated）的世界中面临风险，却在内生复杂性（complex）的世界中面临不确定性。机械产生的风险，是某些预料之内结果的发生，比如烤面包机坏了，我们可能烦躁却不会惊讶。相反，复杂的系统是不断适应的，它催生出不确定性，即超出预期和计划的可能性。有的可能性是很糟糕的，比如金融危机和流行病等。但有的可能性是奇妙的，如突破性创新或陷入某种激情中。消除不确定性，就是消除这些或糟糕或奇妙的可能性。

风险可以被预测和控制，不确定性只能被想象。面临复杂世界（complicated worlds）中的风险，人们往往通过施加控制，以期尽量减少不希望出现结果的可能性。但是，面临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的不确定性，控制却可能徒劳，甚至弄巧成拙。因为，在努力达成某个预期目标时，或许已经错过一种更好的结果或达成结果的更好路径的可能性。

人的主体性：因此，与其达成预期目标而施加控制，在复杂社会系统中更明智的做法是影响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文科教育要努力做到这一点：教会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机制设计：认识到控制和影响的区别，为机制设计开辟新视野。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家一直将机制作为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来研究，例如履约。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区域会比其他区域设计出更好的方案？换言之，为什么有的区域适应性更强？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多元机制：推进适应性和学习过程的高阶结构和策略。然而，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研究是控制，而不是学习。

简约，却不能过于简单

考虑到内生复杂性（complex）和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两种情况，那么社会系统适合哪种呢？显然，社会系统本质上是内生复杂（complex）的，更像树而不是烤面包机。社会系统中的诸多行动者，即使在一个小山村，彼此间都相互作用并适应环境。因果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产生各种或好或坏的可能性，而不仅是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内生复杂性（complex）和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是彼此不同的两种理想类型。一些社会场景或问题，能够被化简为线性效应中可以精确测量的变量，因此显得更机械化。这适用于实验设计。例如，表明党派身份是否影响司机多收乘客的钱？

但是，那些社会科学中重大而持久的课题——现代化、国家建设、创新、冲突、金融危机等，本质上必然是内生复杂性的（complex）。它们具有相互关联的多元变量，相关原因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变。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但其影响可能滞后。如果我们将因果推断和实验当作黄金法则，类似教义学一般，是唯一合法的分析方法，会阻碍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像一个谚语讽刺的那样——酒鬼只在路灯下找丢失的钥匙，因为只有那里有光。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精确地回答狭窄甚至琐碎的问题，而那些不适合主流方法的复杂主题被抛弃。

这种研究毫无意义。关键——那些重要、棘手的问题，不在路灯下，它们躺在黑暗之中。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的工作是照亮黑暗。我们应当设计适当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来阐明复杂社会系统中的模式，而不是迫使其符合机械模型或忽略它们。

适应性政治经济学可以根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名言提炼而成，追求“简约，但不能过于简单”。“简约”意味着在为复杂社会过程建模中剔除无关的细节，而“不过于简单”则强调绝不能扭曲或忽视复杂对象的决定性本质：相互依赖、不确定性、调适性、学习和影响。这种理解开启新的议程，下文将举例说明。

示范：发展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

为简要说明适应性政治经济学及其新的结论，我引用自己早年关于作为共同进化过程的发展的相关研究。本质上说，经济和制度发展——现代化——是一个内生的（相互因果）的变化过程。然而，经济学家通过统计方法消除内生性，来回应现实。术语“处理内生性”（treating endogeneity）表明，相互的因果关系就像一种必须治愈的疾病。

在《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我将内生性（协同进化或相互变化）作为出发点，即以一种自然过程来理解它，而不是从分析中清除。最终，发展一种以定性方式追踪和建模的形式。首先，引入一个模版，该模版由约翰·穆尔曼（John Murmann）早期关于商业部门共同进化的研究修正而得，用于映射两个给定领域中的共同演进。我用此框架描绘国家和市场的共同进化过程，具体而言，涵盖经济、官僚制目标、激励及各种形式的产权。

尽管该书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转型时期（20世纪80年代到2012年），但同样的方法也被扩展到不相干的其他背景下：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贸易扩张、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公共财政的演变以及当代尼日利亚奈莱坞（Nollywood，类似美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不可思议的成功。换言之，尽管有人不认可，但我的框架并不缺乏与中国的相关性，可以应用到中国。

如果我们剥离所有的特殊性，将看到怎样的共同模式？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述——发展最好被理解为三步式共同进化的过程。

第一步：利用尚未规范化的机制建立新市场

在中国，企业家主要依靠集体或非正式的产权来启动经济活动，而非依靠正式的受保护的私人产权。

在尼日利亚，企业家主要利用盗版和生产低质量电影来建立新产业，而非依靠正式的受保护的知识产权。

第二步：新兴市场刺激并保证强大的（现代）机制发育

在中国，随着经济腾飞，私营企业家群体不断成长，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期望有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

在尼日利亚，随着电影产业发展，电影制作者们期望获得多收入、制作出更高质量的电影。

第三步：强大的（现代）机制保护市场

在中国，为了避免政府过度干预，私营企业家在政治机制中会寻求正式参与，比如参与人大立法工作。

在尼日利亚，那些瞄准高端市场的电影制作者，推动正式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要强调的是，从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模型中得出两点重要的新结论。

第一，建立新市场形式或新市场功能不同于维持成熟市场所需的机制、方法和能力。的确，在第一世界精英视角下，（后来者）市场建立机制往往是错误的。这样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步中指出，新市场建立时尚未规范化，起码从第一世界视角来看，那种规范是薄弱的。

传统政治经济学模型漏掉了什么呢？他们错误地认为，促进增长的机制，就像在理想化的西方自由经济中发现的那样，是一个普遍的一揽子计划。他们无法区分发展的早期和后期阶段的不同需求、限制、资源以及针对性解决方案。否认上述情况，他们以现代和典型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什么是最好的。

第二，发展的第一步，是利用所拥有的东西，而非想要的东西。贫穷者无法使用他们所缺乏的，比如财富和现代能力进行创新。他们必须创造性的重新规划他们所拥有的、即便是被富人视为落后的实践或资源，来启动变革。一个关键词是“重新利用”（repurpose），意思是现有材料本身不会创造奇迹。举例来说，中国的乡镇政府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改革派重新利用这些先前存在的“单位”，创造出集体产权和潜在的企业家。

另一个关键词是“创新行动者”（innovative actors）。分析者们都清楚创新是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他们却倾向将创新描述为受教育者或富人的专属领域。我的模型强调，所有的发展都始于非精英、穷人与草根的适度创新。这一现实几乎被推崇国外援助、第一世界最佳实践和北美殖民遗产的传统模型所忽略。

总之，这个例子验证我所说的“简约但不能过于简单”。我将大量活动简化为最本质的形式——发展是由三个共同演进步骤组成的过程。这不仅是在讲故事，它还得出理论上的（发展如何开始和演变）、实践上的（催生解决方案）和伦理上的（为行动者赋权）新结论。如果将我的模型再简化，形成两个线性化的步骤，它会走向谬误。因为这样做抹杀了发展过程中市场建立和市场维持阶段及其每个阶段适应性解决方案的差异。

结  论

适应性政治经济学并非一种新理论，而是一种新范式。理论是对特定问题的解释或解决方案，而范式则是研究和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将外生复杂性（complicated）和内生复杂性（complex）混为一谈，并为适应简化的机械模型而削足适履，忽视具有内生复杂性的、调适性的社会系统，必然会使人产生困惑。理解内生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及其过程，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种简约而不过于简单的——类似于处理不规则图形选用分形学而非经典几何学的方法。

改变社会科学范式要比改变自然科学范式难得多，因为社会系统受权力不对称以及已有规范偏见的影响更甚。现代社会不仅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正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提醒我们的那样，“从未有人设计出一套方法，将学者们从一个阶级、一套信仰或一重社会地位中解救出来……”这种观点在研究复杂性的经济学中却严重缺失，后者忽视了权力的动态性所导致的，某些观点可被接受而某些观点不能。

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例。在一次精英论坛上，我发表关于“利用你所拥有的”言论，有学者便发出“这听起来太简单了”的嘲讽。这便是特权，也是双重标准的体现。以寻求国外援助或复制富裕国家实践的方案难道不也很简单吗？这些精英阶层对贫穷者的情况不屑一顾，却热衷于设计国外援助项目拯救贫穷。

因此，适应性经济学必须涵盖包容性和伦理维度，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调适性（adaptive）、包容性（inclusive）和伦理性（moral）的政治经济学（AIM）。这种范式坦陈，不平等塑造了人们思考、认识和接近世界的方式。

许多学者与建制者将21世纪视为面临多重危机的可怕时代，过度的现代化在此时使人类自食其果，尤其表现在气候变化上。但是，这也许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反思工业-殖民时代下催生的现有范式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思考变革的可能性。

编 译：孟柯

审 读：高瓴

审核：高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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