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PE荐读 | 鲁保林：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下文章来源于政经茶坊，作者鲁保林。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鲁保林

作者简介：鲁保林，（1982-），发文时的署名是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作者按：关于当前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学界的认识可以简要概括为“政府干预过度→供给侧调整滞后→供求出现错位→结构性产能过剩”。论文引入收入分配这一因素，并在“生产—分配—消费”框架中把握产能过剩形成的基本逻辑。我们发现，对于低收入阶层，低端产品过剩的背后是有效需求不足；对于高收入阶层，低端产品过剩的背后是供需层次错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症结在于低端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总体来看，当前产能过剩仍属相对过剩，它由国内外需求急剧萎缩引发，且受国内有效消费需求难以提升的制约。马克思的《1857-1858年手稿》为治理产能过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主要特征、形成机理、具体根源和治理对策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当前的产能过剩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是学界对当前产能过剩主要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1]第二，我国不存在需求不足问题，产能过剩的矛盾主要不在于需求侧。一般来说，只有当供求总量或（和）结构出现严重失衡时，才会形成产能过剩。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的产能过剩与需求侧关系不大，至少需求侧不是过剩的主要根源。胡荣涛（2016）认为，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实质上并非由消费者需求不足造成。 ^[2]黄志凌（2015）则认为，无论是消费水平、消费能力，还是消费欲望，我国都不存在消费需求的约束。^[3]马建堂（2016）认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者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跟上。^[4]第三，产能过剩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供需出现错位源于供给端不适应或滞后于消费需求的变化。杨振（2016）认为，国内供给体系低端化导致不断涌现的高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5]王一鸣等(2016)认为，由于高品质商品和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居民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6]洪银兴（2016）认为，现行供给体系停留在低收入阶段，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7]第四，供给侧的问题来自于政府干预过度。供求关系总是特定宏观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关系，不少学者把供需错位归因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杨晓维（2016）认为，供给侧方面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过去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8]尹艳林（2016）认为，供给侧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有一只“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9]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发挥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及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10]廖清成、冯志峰 (2016)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欲富民需先赋私权，欲保私权需先限公权”，推动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转变，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11]

现在，我们将上述五个方面的叙述简化如下：当前的过剩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病灶在于供给侧调整滞后，跟不上需求侧的变化，供给侧之所以调整滞后，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干预过度。这样一来，一个关于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逻辑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政府干预过度→供给侧调整滞后→供求出现错位→结构性产能过剩。沿着这一逻辑求解，治理产能过剩须从供给侧入手，深化供给体制改革。其中，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主要是放松市场管制、减少政府干预，以进一步扩大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此一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上述论点对我国产能过剩的特征及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但是还不够不全面，仍需进一步补充和讨论。我们引入收入分配这一因素，以期在“生产—分配—消费”框架中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本轮产能过剩形成的基本逻辑。

 二、对产能过剩若干看法的质疑

1.结构性产能过剩是不是一个高端和低端产品的供给比例失调问题？

结构性产能过剩在产品形态上表现为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有学者称，正是因为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抑制了有效需求的释放，所以才会导致市场出现过剩。照此推理，过剩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端产品生产的太少，低端产品生产的太多，因而低端产品才形成过剩。实质上，此说法仍然延续的是那种“在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不是在商品与消费者的关系中——来考察商品”的思路。^[12](P376)确实，如果仅从“商品与商品”的角度视角看待当前的产能过剩，过剩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的供给比例出现了失调，由此引申出来的治理思路就是减少低端产品供给，增加高端产品供给。就生产或供给而言，市场机制又是目前最有效率的激励机制，因此，“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13] (P160)}可以说，此种思路又回到了萨伊和供给学派的思想谱系。

列宁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4] (P69)}关于供求关系，马克思亦同样揭示了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15] (P217)}显而易见，如果离开生产、分配和消费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仅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看待过剩问题，就难以抓住问题的要害和本质。一旦引入收入分配这一因素，我们就可以分析具体条件下的供需状况，这里，我们把消费者简单划分为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①]，同样把产品仅划分为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为此，可以提出表1所概括的四种组合。

        表1     收入-产品：四种组合

（a）低收入阶层——低端产品。对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方福前教授已经指出了这种“悖论”，“一方面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许多产品苦于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又存在 7000 多万需要扶贫的人口，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基本消费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16]对于低端产品，低收入阶层也不乏消费欲望，但缺乏充足的消费能力。还有一部分中等收入阶层，是车奴、房奴、孩奴、卡奴，背负几座“大山”，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处于抑制状态。因此，产品过剩的背后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b）高收入阶层—低端产品组合。显然，销售对象若定位于占人口很小部分的高收入人群，那些样式陈旧、价格低廉的低端商品与此类群体的偏好与愿望不匹配，自然难以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产品过剩的背后乃是供需层次错位。（c）低收入阶层—高端产品组合。高端产品一般来说价格不菲，特别是奢侈品以及刚问世的新产品，通常来说，这些产品的定价和营销定位一开始都是面向高收入阶层。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尽管对高端产品也有消费欲望，但是其收入不足以充分支撑高档品的消费。[②]（d）高收入阶层—高端产品。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来看，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是客观规律，因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变化是渐进的，很多消费需求还无法满足。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不是一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具有巨大的扩张力，只可能（持续）存在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问题，不会存在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一般来说，只要某一种产品存在有效的市场需求，在利润的刺激下，该产品的供给很快就能改善和增加。[③]马克思也曾指出“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17] (P519)}。就我国来说，我们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拥有世界一流的加工制造能力，但高精尖技术的瓶颈制约依然存在。尽管我们在高铁、航空、核电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领先优势的产品和企业，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高端产品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与当前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环节有关。

从上述四种组合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根本症结在于低端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高端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因此，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存在问题。

2.我国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讨论产能过剩恐怕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是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有学者认为，需求不足仅是表象，实质是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产品不够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完全准确。众所周知，“丰裕中的贫困”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目前能否说低端产品在我国绝对过剩了？恐怕不能这样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决定着民众对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都存在需求。进一步看，目前相对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着低端产品的需求空间还很大。当前的产能过剩，以及由产能过剩引发的经济下行，其症结在哪？究竟是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调整滞后，不适应需求的转变）还是有效需求不足？在我们看来，供需两侧的因素都存在，但后者才是难啃的硬骨头。（1）以境外消费迅猛增长来否认我国不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实难成立。2015年我国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有7000至8000亿元用于购物，并且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大约有78%在国外发生。有学者据此认为，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境外消费数额非常庞大，既反映了居民对国外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比较旺盛，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即使是在经济下行时期，高收入阶层的财富仍能逆势上涨以及消费模式的两极分化，因为到境外消费和购买奢侈品不是普通收入家庭所能承担起的。[④]（2）需求萎缩是引发当前产能过剩的导火索。产能过剩往往由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引发，马克思对此早有洞见，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17] (P522)}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步入第五轮长周期的萧条期，这一阶段估计会持续10-20年，全球经济整体低速增长，对我国产品的吸纳能力日益萎缩。我国出口增速已由2002-2007年的28.27%回落到2012-2014年的5.46%，投资增速已由2002-2007年的年均25.85%回落到2012-2014年的年均16.9%。特别是2012年以来，投资和出口的萎缩更加显著，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11.8%，出口则负增长1.8%。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所言，“全球需求萎缩和经济下行是目前钢铁和其他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18]（3）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自1990年代中后期伊始一直存在，并未得到彻底解决。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运行遭遇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如何扩大内需成为当时的政策主题。2001年我国顺利加入WTO，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速提升，出口和投资快速增长，相互发力，有效弥补了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缺口。[⑤]在21世纪前几年，尽管消费率仍然延续了1990年代以来的下滑态势，但是经济增速一路上行，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呈不对称发展态势，如图1所示，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7.0%降至2008年的36.4%%，累计下降了11.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平均值却达到了两位数。（4）诱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病灶并未消除。收入差距扩大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根源，马克思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15] (P202)} 1980年代以来，经济市场化在我国全面铺开，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分化，财富逐渐往少数群体集中。《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近30年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财产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19]

             图1 中国居民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1995—201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供给侧的问题是否来自于政府干预过度？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冗余产能的自发调节。我们不否认，政府应该对目前的产能过剩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核心问题不在于政府干预过度，而在于调控力度不足和方式不当。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一个政府会有意促成产能过剩，因为过剩会引发经济增速下滑，失业恶化、通货紧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经济实践的发展形势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和边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增加，总体来看，政府调节的力度和范围逐年降低，而且调控方式日益成熟，因此，越来越少、越来越成熟的政府调控不可能成为产能过剩的根源。如果回顾中国经济运行的历史，可以看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并非始于政府力量最强的计划经济管理时期，恰恰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从市场领域大规模退出，产能过剩的调控难度越来越大。实际上，正是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尤其是政府职能出现缺位才未能有效预防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一，由于政府监管缺位，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导致市场上一些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得不到保障，劣币驱逐良币，部分消费者对本土产品的质量信心不足，纷纷到国外购买诸如像电饭煲、奶粉等普通日用消费品，这就倒逼政府必须在产品质量标准、监管执法方面补齐短板。第二，地方政府间的增长竞争导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间的增长竞争既成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埋下了重复投资的隐患，因为一些地方为了做大GDP总量，解决就业问题，盲目引进了一些市场趋于饱和的项目，审批部门也未能在源头把好关，直至产能过剩集中爆发时才匆忙救火。因此，地方政府间的增长竞争导致它们过于追求短期和局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过度和无序竞争。但是，前面已经指出，本轮产能过剩由出口和投资急剧萎缩引发，且受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因此地方政府不是本轮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相反，若把需求萎缩引发的产能过剩归咎于地方政府，进而在制度设计中弱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在体制改革上主动向“大市场、小政府”模式靠拢，这就如同把婴儿和洗脚水一起倒掉。如此改革，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优势不复存在。

4.发挥和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能否彻底解决当前的产能过剩？

基于把供给侧问题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度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防范和治理产能过剩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有学者甚至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要协同推进。赵昌文等（2015）认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短期行为，构建一套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20]钟春平、潘黎（2014）提出，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途径只能更多地依赖市场化的机制构建来完成。^[21]杨振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允许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在市场交易可以缓解产能过剩。^[22]我们不禁要问：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能否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从全球来看，没有哪一个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国家能够规避产能过剩的困扰，搞市场经济也必须对市场调节的弊端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市场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是一种被动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生产和投资具有盲目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供求平衡是相对和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和整体经济发展失调是常态，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场危机来解决，危机“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5] (P277)}通过破坏现有的生产力强制恢复比例关系的平衡。有学者指出，我国钢铁产业的产能分散问题比产能过剩问题更严重，经工信部认可的产能在100万吨以上的钢铁业联合企业有305家，若以单工序钢厂计算则超过2000家。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布局分散，滋长了企业间恶性竞争和地方政府保护。^[23]其次，市场调节难以规避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关系，资本的每一步发展都必须以雇佣工人的贫困为前提。^{[24] (P200-206)}对于我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加以审视，就可以将其本质看得一览无余。当今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要害就在于劳动和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存在较大差异，所有差距都是围绕着“劳动者与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差距”这一轴心旋转， ^[24](P139)要克服这一矛盾困难阻碍重重。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趋加重，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倒“金字塔”式结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财产差距增大延缓了收入的流动性，制约了消费市场的扩大。长远来看弥合生产与消费的鸿沟在于消灭旧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经济制度。^[25]

三、当前产能过剩的性质和马克思视角的解决思路 

1.目前的过剩仍属产能相对过剩。

如果判定当前的产能过剩属于绝对过剩，那么做出这一判断断的基本前提是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都得到了充分满足，不存在两极分化对消费能力和经济增长的掣肘，显然，这一前提条件在现阶段还根本不具备。前已述及，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由需求萎缩引发，并受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制约。马克思曾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26] (P266-267)}因此，当前我国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算作产能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居民的购买力和资本的利润率来说，现有的供给、投资和生产显得过度了，它并不意味着居民和社会对“过剩产品”不需要。第一，还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阶层的吃住行基本需求还未得到解决，消费能力的提升仍有广阔空间。截至2014年底，我国仍有贫困标准（按2010年不变价，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以下贫困人口7017万人，“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基本消费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16]如果说增加新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那么缩小收入差距更能开发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的需求潜力。刘诗白曾指出，需求直接取决干分配机制，在占有和分配机制存在缺陷下，创造了供给，也会有有效需求的不足。^[27]第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还有很多，过剩资本仍有广阔投资空间，若对这些短板领域进行投资和开发，可以提升我国的长期发展潜力，形成对经济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我国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科技、生态环境保护、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等的供给仍然不足。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至少比沿海地区落后15年以上^[28]，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农业基础仍比较薄弱，生产能力不高，因而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可以消化相当一部分的过剩资本和钢铁、水泥、建材、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第三，我国人均基础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一阶段的人均消耗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以钢铁为例，截至2014年底，美国、英国的人均钢铁累计产量约26-28吨，工业化晚一些的日本为41.4吨，而我国的人均累计钢铁产量仅6.4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2）。我国人口是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的3倍，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发展需要消耗更多的钢铁。

           表2   主要经济体钢铁生产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李若谷.对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的思考[J].经济导刊,2016,(6).

2. 治理当前产能过剩的基本思路

治理当前的产能过剩要离不开结构性改革，这一点在学界已成为共识，争议并不多。但是怎样推进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方向和理论依据是什么，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治理当下的产能过剩，若把希望寄托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自由化，不仅前景未必光明，而且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其经验有之，但教训更多。相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治理产能过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在《1857- 1858年手稿》中，关于如何扩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尽管马克思的论述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语境，但是依然可以为治理当下的产能过剩提供参考。马克思指出，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下，资本的趋势是：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26] (P89)}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则要求（1）“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2）“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3）“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加工自然物，……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26](P89-90)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对治理当前的产能过剩极具启发意义。

第一，努力为富余产能扩大市场需求。要在量上挖掘现有的消费潜力，并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这就要求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劳动份额，提升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6]；降低商品价格，扩大社会需求；减少流通环节的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流通范围；开发落后地区，挖掘落后地区发展潜力，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商品化生产方式。

第二，对外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趋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因此，当前要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着重挖掘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潜力，并在国际上大力倡导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联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29]

第三，发展劳动分工和科技创新，培养消费和投资新增长点。分工深化和科技创新是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源泉，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抓手。分工创新和技术创新往往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重大产品创新以及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和扩大社会分工来刺激资本加速积累并带动经济迅速增长。^[30]走出当前的困境，除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强度外，还亟需破除阻碍分工扩展和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第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落实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造就“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随着分工的发展，产品质的差别范围不断扩大，这就要求培养“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与之匹配。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我们当前正处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时期和市场问题结构性恶化时期”， ^[37]欲走出产能过剩和资本积累困境，恐怕要突破技术、市场和制度三重制约，但是，从短期来看，“寻求新的技术突破，调整现有的制度关系，积极扩大市场和创造新的社会需求” ^[31]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尽管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一次次突破技术和市场的制约，并且能对旧的制度和体制进行边际调整，以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但是它始终未跳出周期性和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窠臼。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技术创新酝酿期、经济关系调整阵痛期和市场争夺白热化时期，我国能否率先杀出“三重门”，化解产能过剩，扭转全球经济增长颓势，短期看关系到四年后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期看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长期看则关系到我们能否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①]中国财富不平等程度很高，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若将家庭财产按从低到高排序，排名在顶端25%的家庭拥有全国79%的财产，排名在顶端10%的家庭拥有全国61. 9%的财产，排名在顶端5%的家庭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产，排名在顶端1%的精英阶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参见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0.

[②]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贫病型的特点是医疗支出比重最高，但其他支出极低。蚂蚁型的特点是各项支出水平均很低。蜗牛型的特点是在房租房贷、医疗、教育上的支出水平和比重较高，而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支出较低。稳妥型在所有的支出项目上均适中。享乐型在所有的支出水平都较高，尤其是文教娱乐的支出，从全国来看，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蚂蚁型家庭最多，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蜗牛型家庭，约占两成，稳妥些和贫病型各占16%。享乐型占15%。这样的结构反映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占大多数；另一方面，一小部分家庭已经进入了物质生活丰富、追求精神享受的消费模式。参见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3-59.

[③]必须承认，特定时空下，生产会受资源的约束，但是科技进步会逐步消除资源的限制。同时，我们排除了不可再生的艺术品、古玩字画等。

[④]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占大多数，占比大约85%。另一方面，一小部分家庭已经进入了物质生活丰富、追求精神享受的消费模式，仅占15%。参见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3-59.

[⑤] 2001-2007年，出口加上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69.4%。参见朱安东,大卫•科茨.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J].国外理论动态,2012,(3).

[6]哈维指出，越是把财富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通过富人的消费来扩大需求的效果就越不明显。参见（美）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110.

注：本文发表在《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