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
《施穆勒纲领、经济系统与经济模式——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选读》
书评
胡武贤
（教授、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近日，黎岗博士出版了译著《施穆勒纲领、经济系统与经济模式——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选读》，当我收到这本书的时候，感到非常欣喜，因为近年来我已经很少读到如此引人深思的经济学理论作品了。
译者在2017年译出了施穆勒的名著《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这已是他的第二部译著。他留学德国十二年，师承于德国经济思想史专家于尔根·巴克豪斯教授，而巴克豪斯教授又恰恰是近三十多年来历史学派研究的旗手之一，由他来翻译这些作品自然是再适合不过的。不过我们都知道，要译好一部作品，尤其是名著，是相当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愿意承担这种基础工作的学者并不是很多。虽然我本人不通德语，无法对照原文，但从这本书的文字看来，黎老师的译笔相当清通好读，他肯定为此耗费了巨大的心力，我也相信这本书是我国学者和读者了解新历史学派主要学说的可信文本。
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经济学范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根据自身国情，批判性地借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研究历史学派经济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一直以来也备受批判，特别是因为它的理论假设极度简化，它的政策建议许多时候又达不到它所预言的结果。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恰恰起源于对正统经济学的猛烈批判。历史学派植根于欧洲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又具有超过百年的学术积累，它提出了一条迥异于正统经济学的思路，因此，它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非主流经济学，甚至可能代表了经济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然而，由于大部分历史学派的作品都没有中英译本，我国学界对其学说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这本译著为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学派的思想打开了一扇窗。
译著所收入的文献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五篇文献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反映了“施穆勒纲领”、桑巴特的“经济系统”和施皮托夫的“经济模式”三种分析框架的基本内容。《艾森那赫社会问题研讨大会与施穆勒的开幕讲话》是一篇经济史的重要文献，是施穆勒等人创立“社会政策协会”的宣言。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正是在协会的推动下，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今天各国社保基金的基本筹资方式，也是德国人的创造。在讲话中，施穆勒猛烈批判自由放任思想，他意识到，要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需要在国家的干预下，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让他们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的总论篇幅相当大，施穆勒首先述说了“国民经济”的产生，以及人类群体形成的条件和后果。他指出，人类从一开始就离不开群体生活，但是从依赖血缘的家庭到民族国家，历史中群体的规模和性质不断在改变。而群体生活使成员形成了共同的感情和行为模式，乃至创造出群体的共同规范。在某一时期的某一群体内，这些规范会发展为一种特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即这个社会的习俗、道德和法律。而我们研究的经济活动，正是在这种伦理秩序之内进行的。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度的人可能遵循不同的准则行事，因此不能简单一律地用“逐利心”分析他们的行为。施穆勒乐观地预言，随着社会发展，人类会形成更高级的感情，在它的指引下，我们会创造更美好、更符合道德的制度，从而促成社会进步。这些历史社会心理分析是“施穆勒纲领”的基石。施穆勒还认定，虽然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但由于经济活动具有的复杂因果机制，要揭示真正的经济法则，我们就必须先进行大量经验研究，而不是仓促地进行简单化的演绎推理。不过，如果读者要比较完整地了解“施穆勒纲领”的面貌，最好同时阅读前述的《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一书，因为此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施穆勒对一门新经济学的设想，恰能与“总论”互相补充。
由于“施穆勒纲领”只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方案，新历史学派的第二代大家桑巴特致力于使之成为系统化和可以运用的研究框架，《经济社会的秩序》清晰地提出了他在《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付诸使用的分析框架——经济系统。桑巴特从三个层面分析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精神（经济信念）、形式（管制和组织）和技术（操作程序），每一个层面都包含了若干类型。这是一个实用的、可以用于不同时期和国度的分析工具。例如，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在精神层面，是遵循获利原则、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在形式层面，它在根本上是自由的私有经济，而且是实行贵族制管理的高度组织化流通经济；在技术层面，它采取了科学性、革新性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他又区分了中世纪市镇的、重商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当代“混合型“的经济政策类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精彩的跨学科描绘，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框架，而这种系统化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
译著的最后两篇作品是施皮托夫（又译“斯皮索夫”）的作品，这位新历史学派大家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他的成就甚为赞赏。可惜施皮托夫的作品此前完全没有中译本，他在方法论方面的成就在中国更少有人关注。他的“经济模式”既继承了桑巴特的“经济系统”框架，又包含了自己的创见。施皮托夫把“经济系统”改造为“经济模式”，这一框架包含了五个方面：经济精神、自然的与技术的基础、社会宪法、经济宪法和经济的运转状况。我们可以凭借“经济模式”描绘历史中一切经济形态的特异性，而且它所提供的是一种“现实类型”，即历史现实的“写照”。施皮托夫力图解决经济理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他提出一个今天看来还相当新颖的观点：经济学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现象（如需要、生产、消费等等），但在特定的“经济模式”中，又有可能出现一些仅适用于这一历史状况的现象。我们可以用一般理论来概括前者，用历史性理论来概括后者。他批判桑巴特未能为不同的经济形态提供“历史性理论”，他认为，在“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要理解历史学派的学说，最好把它跟主流经济学加以对照。后者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运用演绎推理建起一座理论大厦，以一种普适的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其最大长处是明晰性与实用性，这些理论能够明确地预言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又可以采用什么经济政策，尽管它的预言往往不完全符合实际。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却看到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复杂性，他们断言，简单的演绎模型无法概括不同时代的经济形态，更不能反映现实中复杂的因果机制，因此它所提供的法则或理论也不是真实、可用的。上述三位经济学家都试图在历史发展和社会整体中理解经济活动，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并提倡以跨学科的方法把握经济活动中的因果机制，这是他们与主流经济学最大的不同之处。众所周知，历史学派的学说仍存在重大的缺陷，尤其是他们当时未能成功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但是由此断定历史学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恐怕还是言之尚早。
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话语中，近年甚至出现了广受大众欢迎的“网红经济学家”，以“经济学思维”解释日常生活现象，有时这些解释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当你读过历史学派的作品，你会发现所谓“经济学思维”其实不止有一种，也不应该只有一种。研究和学习历史学派的学说，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推翻现有的经济学，但它至少能给经济研究带来很多有益的启迪。我相信，黎老师从事德国历史学派的翻译和研究，并非想要进行知识的考古，而是放眼未来的。我也希望更多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够阅读历史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共同思考经济学的未来。
（书评来源：公众号“启真馆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