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12期语音预告（下）

绿色发展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关键环节，生态法治建设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ESG是一种综合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的长期价值导向战略，强调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

文章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近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级环保法庭设立之后，当地企业的ESG表现更好。机制分析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震慑了污染行为，并倒逼企业进行可持续风险管理，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协同效益，从而改善了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在社会绿色发展意识和区域法治水平的保障下得到强化，而且对治理水平较低和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影响更大。此外，环保法庭的设立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ESG相关信息，促进了环境和治理表现的综合提升。

文章的研究凸显了地区环境司法建设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并为有效引导企业从被动应对环境规制到主动进行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ESG是国际社会衡量企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金融科技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成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文章利用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金融科技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

文章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ESG绩效，其影响机制在于：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助力企业成长，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企业外部环境，推动企业改善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财务状况较差、重污染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金融科技对ESG表现的改善作用更大。此外，金融科技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弱、银行竞争程度较低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突出。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缓解企业经营风险。

文章的研究具有一些政策启示。第一，重污染企业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新时代背景下顺应绿色发展的要求，改善ESG表现，加快绿色转型升级。第二，在稳妥发展的前提下，充分释放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扩大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影响范围。

在全球经济衰退和供应链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全球贸易以多维网络形式展开，企业通过地域和产品的双重扩张构建贸易网络。提高出口贸易网络强度有助于增强经济主体面对风险冲击的韧性，推动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传统外贸高增长模式的转型，跨境电商凭借数字化特征和技术驱动优势，在拓宽出口市场范围、扩大产品种类、降低贸易成本等方面展现了独特价值，成为稳外贸的核心动力。

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跨境电商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网络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贸易网络强度，特别是在一般贸易企业、同质化出口产品以及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出口市场中表现更加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调整出口市场组合，构建了更加稳健的出口贸易网络。此外，数字贸易规则与跨境电商的协同效应促进了贸易网络的强化，跨境电商对危机后出口贸易网络的恢复和回弹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企业应积极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突破贸易壁垒，优化产品结构，拓展多元化市场，构建高效贸易网络。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拓展了跨境电商对企业贸易效应的研究方向，为出口贸易应对外部风险加剧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新思路。第二，文章聚焦于企业出口行为，纳入出口产品和目的地市场两个视角的贸易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构建了企业出口贸易网络强度指标。第三，文章挖掘了跨境电商贸易形态下企业出口成本的变动，以及成本效率与风险分散需求之间权衡取舍的动态决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供应链传导效应，开放条件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OFDI会对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何种影响？

文章基于客户与供应商关系视角，利用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供应链下游客户企业OFDI对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励作用，上游供应商企业OFDI对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则具有制约作用。上游供应商企业OFDI垄断优势地位下的创新抑制作用表现得更加直接，下游客户企业OFDI的创新外溢效应则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

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下游客户企业OFDI通过客户需求主导下的创新激励效应，即知识溢出、产品升级需求以及供应链“同群”激励，促进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企业OFDI则通过供应商优势地位下的创新抑制作用，即价值掠取和供应链“同群”制约，制约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

拓展性分析显示，过高的供应链依存度会弱化供应链下游客户企业OFDI的正向外溢效应，而强化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企业OFDI的负向外溢效应；焦点企业的市场势力会增强供应链下游企业OFDI的正向外溢效应，而削弱供应链上游企业OFDI的负向外溢效应。

文章的研究对于高水平开放下创新资源利用与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通过补贴形式的低价竞争，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的事件屡次发生。这种低价竞争行为是否损害市场竞争存在争议。一方面，低价竞争使消费者获得了更大的效用；另一方面，具有资金实力的平台可能通过低价竞争将不具资金实力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损害市场竞争。通常情况下，只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低价行为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可能才是《反垄断法》禁止的掠夺性定价。然而，网络效应等平台技术经济特征以及竞争平台间的质量差异对掠夺性定价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平台实施的低价行为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何种情况下构成掠夺性定价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以社区团购平台为例，在分析现实案例特征事实的基础上，构建包括低价排他和高价补偿的两阶段横向差异化模型，分析了竞争平台间质量差异和成本差异对掠夺性定价动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了平台掠夺性定价认定规则和反垄断政策。研究表明：第一，平台实施掠夺性定价的临界值随着实施平台质量优势的增加而增大，随着实施平台质量劣势的增加而减小。第二，实施掠夺性定价平台的绝对效率和相对效率优势对掠夺性定价动机具有正向影响。当相对效率优势和绝对效率较高时，平台更容易实施掠夺性定价。第三，当实施掠夺性定价平台具有相对效率劣势且绝对效率较高时，掠夺性定价会造成消费者福利损失和社会总福利损失，而且随着相对效率劣势的增加而增大。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同时考虑了低价排他和高价补偿两个阶段，以双寡头竞争为反事实状态，讨论了掠夺性定价的动机和福利效应。第二，文章探讨了竞争平台间质量差异和成本差异对掠夺性定价动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第三，文章的研究为平台掠夺性定价的认定和反垄断执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考。

中国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薪酬通常高于总经理薪酬。在中国独特的人格化交易背景下，民营企业大股东通常拥有并维系重要的专有性资产，大股东专有性资产在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所提供的信息与知识，使董事长薪酬成为管理层薪酬的激励和约束工具。

文章研究发现，在中国民营企业中，董事长薪酬是管理层薪酬的约束工具，表现为董事长薪酬显著高于管理层薪酬；董事长薪酬也是管理层薪酬的激励工具，表现为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高于董事长薪酬业绩敏感性。机制检验支持了大股东专有性资产的重要影响。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董事长薪酬虽然降低了管理层薪酬的增长速度、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但是也阻碍了企业的管理人才引入和创新转型。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讨论了中国民营企业董事长薪酬对管理层薪酬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并给出了基于大股东资产专有性的解释，为理解中西方薪酬合约差异提供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框架；第二，文章将中国的人格化交易与大股东专有性资产理论引入薪酬合约分析中，丰富了产权理论在薪酬合约设计中的研究；第三，文章为理解中国民营企业管理特点提供了基于薪酬合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