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11期语音预告（上）

为了解决国资监管领域长期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的问题，党和国家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这一转变要求国资监管职能必须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从传统的审批模式转向监督管理与咨询服务并重的新模式。理论上，数字化和智能化（以下简称数智化）不仅能够缓解国资监管部门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加强国资委的监督职能，还能增强国资监管部门的信息优势，激发其咨询服务职能，成为推动国资监管职能转变的关键工具。

文章以国务院国资委推行的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为契机，深入分析了数智化建设对国资监管职能转变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并购重组绩效显著提高。加强国资委的监督职能和激发其咨询职能是数智化监管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途径。同时，国资监管的数智化与试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数智化监管通过提升并购重组绩效，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的市场价值。

文章丰富并拓展了数智化监管的研究领域，提出并验证了数智化能够增加监管部门信息优势进而激发监管部门新职能的观点。同时，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信息与学习关系的理解。文章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信息集不变的情况下，国资国企在线监管系统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并购重组绩效，为“向自己学习”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新的研究场景和视角。文章的研究还为通过数智化建设来促进国资监管职能转变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改进方向。

文章揭示了企业在数字化披露中的夸大现象，深入分析了“多言寡行”与“言出必行”两种披露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治理策略。研究发现，部分企业通过在年报中大量使用数字化关键词，策略性地迎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进行数字化的夸大披露。数字化夸大披露虽然在短期内为企业赢得了政府补贴和媒体关注，但这种效应并不具有长期性。相反，这种行为增加了企业因信息披露违规而受处罚的风险，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夸大披露反映了一些企业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的问题。而采取“言出必行”披露模式的企业在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本上得到了显著改善，并持续获得政府补贴，真正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进一步分析表明，加强外部审计监督和引入机构持股有助于减少夸大披露的现象。

文章提出一些建议。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提升数字化变革中的信息透明度，压缩企业虚假宣传和滥竽充数的空间。其次，构建具有公信力的数字化评价指标，规范上市公司的数字化披露形式，并优化数字经济支持政策的目标遴选流程，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进行动态评估。最后，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解决转型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激励企业在数字化披露中真正做到“言出必行”。

企业风险的累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主要源头之一。因此，研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机制对于预防和化解宏观经济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文章在非正式规则治理功能的框架内，研究了社会信任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以预期违约概率衡量的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与企业所在城市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负相关。社会信任通过降低债务融资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有效抑制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经济收缩期更加显著。

文章从非正式规则的视角拓展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驱动因素和缓解机制的研究，丰富了社会信任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企业和政府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对企业而言，不仅要积极遵守契约精神，培养守信的企业文化，努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可信任”主体，而且要深刻认识社会信任对自身债务融资决策及其风险的影响，并充分利用非正式规则的积极作用提升企业价值。对政府部门而言，首先要尽快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具体实施细则；其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要从制度建设和执行效率层面建立完善的失信惩戒机制，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主体的道德风险成本。

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通常采用银行贷款、城投债券以及非标准化融资三种主要融资方式。由于非标准化融资的透明度较低且缺乏标准化数据，学术界对其深入研究相对有限。而近年来非标融资违约事件频发，引起了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违约事件可能引发的负面舆论不仅会将公司的其他债务拖入困境，还可能导致区域性的传染效应。鉴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的高度重视，研究非标违约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文章利用2018年1月至2023年9月中国城投公司的债券发行、非标违约事件以及地方经济财政数据，通过对比债券发行与非标违约的时间点，识别出发债前已发生非标违约或受其传染效应影响的城投公司作为处理组，检验了这些公司在债券市场中是否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

文章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事件会向市场传递风险信号，导致其在城投债市场上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非标违约风险在城市内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这种效应随时间呈现衰减趋势，而在城市间的传染效应则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评级较高、行政级别较高以及作为地方主要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受到的非标违约传染效应更强。文章建议中央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城投公司的非标融资行为，并加速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

畅通金融供给渠道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是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现有文献主要从融资来源的角度探讨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哪种资金进行创新，但对于融资后的资金是否真正用于创新的问题却关注不足。

文中利用2009-2022年A股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数据，从融资后资金的实际投向这一新视角出发，探讨了融资投向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投向差异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其中对冲型融资投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而投机型和庞氏型融资投向则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的挤占效应、流动性资金的蓄水池效应以及融资投向的财务绩效效应均发挥作用，导致短期投机逐利或现金流不足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投机型和庞氏型融资，减少对冲型融资投向，从而造成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投向错配。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从融资投向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了融资后资金的实际投向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第二，厘清了企业融资投向模式选择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企业在融资来源充足的情况下仍面临资金短缺的悖论提供了新的解释，这有助于畅通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供给渠道。第三，研究发现我国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投向结构处于非效率状态，这为减少企业短视行为和提高创新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政策参考。

前沿技术领域日益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焦点，重塑着全球竞争格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科技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对于推动中国企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推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利用第十三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家技术类工作经历对企业前沿技术开发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技术背景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前沿技术开发水平，具体表现为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引领型技术开发而非跟随型。企业家的技术工作经历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意愿、构建精益求精的开发要求和推动技术型人力资本建设等途径，提升了企业的前沿技术开发能力。此外，在企业家社会资本水平、制度环境发展水平和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家的技术工作经历对企业前沿技术开发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文章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企业家人力资本特征的角度，揭示了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微观基础和实现条件，具有鲜明的理论探索和现实需求导向。第二，从企业家工作经历这一重要特征出发，探讨了技术人员创业如何影响其创业战略的选择和形成过程，丰富了企业家个人特质与企业创新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探索了创业情境下企业创新的重要命题，丰富了新发展格局下创业领域的研究内容。这不仅为理解创业者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差异提供了独特视角，也为更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中的引领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