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11期语音预告（下）

企业绿色转型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但企业策略性的“漂绿”行为可能会增加转型风险，阻碍经济的绿色发展进程。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环境表现展现出一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能否推动企业实现实质性的绿色转型，目前尚存在争议。文章旨在从资本市场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关注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内在原因及其解决路径。

文章利用投资者实地调研的文本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绿色关注指标，以2012-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关注可能会加剧企业的策略性“漂绿”行为。此外，机构投资者绿色关注的程度和频率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那些参与调研的机构数量较少、缺乏持续关注、调研次数较少以及买方机构绿色关注较多的企业，以及在CEO持股比例低、外部竞争激烈和个股市值低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关注更容易加剧企业的“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的短视行为和企业管理层的敷衍态度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对行业绿色关注的震慑效应和政府环保关注的协同治理效应，可以成为治理企业策略性“漂绿”行为的外部驱动力。

文章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漂绿”行为决策的相关研究，为发挥环境治理体系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新的探索，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形成广泛的绿色关注以及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典型的自愿性环境管理措施，环境标志认证体现了政府在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文章首先探讨了环境标志认证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然后整理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认证企业名单，评估了环境标志认证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政策净效应。

研究发现，环境标志认证显著延长了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此外，环境标志认证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这取决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行业的污染水平以及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机制检验揭示，尽管环境标志认证可能会增加企业的遵从成本，从而对出口持续时间产生负面影响，但也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促进技术创新，延长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拓展性分析显示，出口韧性的提升具有调节作用。

文章研究表明，持续扩大环境标志认证的覆盖范围并完善其制度设计，不仅是增强企业持续出口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稳定贸易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策略。

作为市场的核心微观主体，企业不仅在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基石。探讨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关键议题。

文章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理论界定，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体系界定为一个综合的、发展中的系统化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内涵界定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范畴；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聚焦于所有制问题；将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途径定位在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层面。其次，文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背景下，分析了企业所有制属性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总体来看，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相对优于民营企业，但在竞争性领域，两者都面临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而发展程度较高、比较成熟的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更佳。最后，文章提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应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同时要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文章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开启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系统研究，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同时，文章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问题导向和实践价值。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积极就业目标，释放出加大力度稳定就业的强烈信号。通过优化外部制度环境，特别是改善税收营商环境以稳定就业，已成为实现稳就业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现有文献对于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如何影响地区就业水平的研究尚显不足，其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明确。

文章基于2010-2020年区县级数据以及税务系统的“放管服”改革，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对区县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区县的就业水平。税收营商环境改善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进入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了地区的就业水平。此外，在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区县，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

文章从宏微观一体化的角度深入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改善如何影响地区就业水平，这有助于评估税收营商环境改善的经济社会效应，也对我国地方政府当前的稳就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在区域间、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在城市生产活动中的时间投入变得至关重要。个体劳动时间的配置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对于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家庭内部劳动时间配置的决策受到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在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城市非户籍儿童的入学及升学政策不仅直接影响随迁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也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劳动分工和家庭福利的关键因素。

文章聚焦于城市教育准入问题，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地级市宏观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对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作为准自然实验。文章通过识别流动家庭中子女的出生队列，确定流动家庭是否有适龄儿童，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教育控人政策对流动人口劳动时间配置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

文章研究发现，教育控人政策显著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教育控人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子女教育支出和迫使父母返乡照料两个渠道来影响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配置，而且在不同适龄子女数量的家庭中作用渠道有所区别。教育准入政策影响劳动时间配置的效应会进一步影响家庭及其成员的福利水平，包括家庭经济状况、个体闲暇时间、生活幸福程度和所处社会阶层等。

文章的研究为流动人口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城市教育准入政策中最深层次的问题仍是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户籍制度，让流动人口享有与城市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是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和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途径。其次，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人口合理、公正、畅通、有序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构建平等的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最后，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保障措施，增加市场化的儿童照料资源，积极推行工作弹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面临的家庭责任与就业行为之间的潜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