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70年代初，在冷战局势缓和的国际背景下，韩朝双方进行了首次对话。美国对此次韩朝对话持支持态度。然而，由于美韩两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战略认知不同，在对话进程中美韩同盟内部多次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随着朝鲜半岛冷战“本土化”趋势的加强，美国为了保证韩国安全并遏制朝鲜，最终选择维持驻韩美军数量，同时援助韩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相应的，韩国为自身发展谋求了更多的利益和空间。美国在韩朝对话期间的政策选择和回旋余地，与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并不成正比，而美国政策本身的矛盾性又加剧了韩朝双方的冷战竞争。华盛顿最终未能阻止韩朝关系再度恶化，半岛局势走向与美国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关键词：美国东亚战略；韩朝关系；朝鲜半岛；冷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东亚战略转型的国际背景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结合自身安全需求，首次尝试对话接触，韩朝两国在长时间对峙后一度呈现缓和之势。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就此次韩朝关系缓和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一是韩朝对话的具体过程及双方各自的政策；[1]二是围绕中美关系，揭示20世纪70年代初韩朝对话过程中外部大国因素的影响。[2]由于多国档案的解密，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冷战史新研究”兴起，学者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从强调大国的主导性转而关注中小国家的自主性。[3]冷战不同时段下中小国家与大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复杂互动，值得学界进一步考察。在此背景下，本文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初，维持半岛和平稳定是美国对韩政策的主要目标，而韩朝对话进程却与美国的设想和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在此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拟利用美国档案，辅之以东欧、韩国等多国多边档案，对20世纪70年代初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与美国政策的调适进行探究，借此呈现朝鲜半岛冷战“本土化”的加强，以及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在落实能力上的有限性。
20世纪60年代末期，林登·约翰逊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思考调整对韩政策，其对“青瓦台危机”和“普韦布洛”号事件的反应体现了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干涉的有限性。[4]在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东亚战略的收缩和东西方关系的明显改善，则开启了美韩同盟的一场信任危机。
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总统释放出改善美苏关系的信号。[5]2月13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向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ierce Rogers)表示，苏联接受尼克松总统关于美苏关系的看法，并希望双方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召开协商会议。[6]在此后一年中，两人就美苏之间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密切沟通，初步奠定了缓和局势的基础。[7]此外，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大战略中，中国被纳入国际体系中，与美国、欧洲、苏联和日本共同构成五大力量中心，这五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平衡被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稳定的基础。[8]因此，尼克松上台不久便开始探索改善同中国的关系。[9]
而美国在处理20世纪60年代末的朝鲜半岛危机时，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软弱”和“举棋不定”。尼克松上台伊始，美国一架EC－121侦察机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10]然而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对朝鲜采取军事手段实施报复，其温和反应被韩国媒体和公众视为对汉城安全的漠视。[11] “EC－121事件”刚告一段落，美国又着手计划缩减驻韩美军。1970年3月20日，尼克松总统签发第48号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决定到1971年底从韩国撤出两万驻韩美军。[12]韩国对美国单方面决定撤军感到意外。为此，韩国总统朴正熙于1970年4月20日致信美国总统，希望美国不要减少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在同年7月23日召开的檀香山会议上，韩国军方再次提议，在美韩双方就韩国军事现代化问题达成一致之前，不要缩减驻韩美军，并以撤回驻越南的韩国军队相要挟。但美国并未就撤军问题做出让步。[13]经过几番谈判，韩国最终妥协。1971年2月8日，双方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就缩减驻韩美军问题达成一致。[14]
美国在朝鲜半岛突发事件中的有限反应，以及在缩减驻韩美军问题上日趋强硬的立场，使韩国的不安全感和独立倾向不断加强。为了适应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并满足本国安全需求，韩国开始转变外交政策。朴正熙在1970年8月15日的“解放日”讲话中，首次讨论了同朝鲜进行人道主义“和平竞争”的问题，并提出了一项新的统一政策：如果朝鲜愿意放弃武力，承认联合国，韩国将努力分阶段消除南北方之间的人为阻隔。[15]而对于此时的朝鲜来说，其一直奉行的激烈对抗政策也收效甚微。[16]随着东西方关系日趋缓和，苏联和中国对朝鲜冒险行为的支持也变得极为有限。因此，朝鲜接过韩国抛出的橄榄枝，转而利用缓和局势向美国施压，督促其从韩国撤军。[17]在1971年4月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上，朝鲜外务相许锬提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八点”纲领，提议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在民主基础上自主地解决半岛统一问题。[18]但此时韩朝双方仅表达了缓和的意向，并未在实际行动上取得突破。
1971年7月，继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公开宣布将于翌年访问中国。如此一来，对于韩国来说，中美缓和极有可能促使美军继续撤出，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不会自动卷入冲突。对于朝鲜来说，金日成很快看到了利用中国督促美军撤离韩国的机会。[19]中美关系的迅速回暖客观上促使韩朝加快了缓和的步伐。
1971年8月6日，金日成在讲话中首次表示愿意同“南朝鲜”进行接触。[20]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Lee Hu Rak)当天便通知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J. Porter)，韩国红十字会预计将于8月1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韩国与朝鲜将就离散家属问题进行会谈。波特大使同意这一倡议，并表示这将在韩国国内及国际上产生良好的效果。[21]在得到美方肯定之后，韩国红十字会主席崔德信(Choe Duseon)于8月12日正式提议韩朝双方红十字会代表会晤，共同致力于帮助因朝鲜战争而失散的家庭成员重新团聚。[22]经过三次会议协商，1971年9月20日，韩朝红十字会预备性公开会谈开始，重点是确定正式会议的程序。[23]
与此同时，韩国继续保持着同美方的密切沟通。在同波特大使的午餐会上，李厚洛再次询问美国对红十字会会谈的态度。波特大使依旧给予了积极回应，认为韩国的主动行动可被视为韩国成熟和自信的表现。[24]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密切关注着韩朝的首次对话。1971年9月23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与韩国外长金溶植(Kim Yongsik)的谈话中鼓励南北对话继续进行，并表示这将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同时有利于韩国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25]可以说，自韩朝对话开始，美方便持有积极的态度。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对韩政策更多的是服从于改善中美关系的需求，为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奠定广泛基础。与此同时，为了降低中美对话对韩国造成的影响，安抚朴正熙对美国继续撤军的忧虑，推动韩朝对话继续进行，美国多次向韩国表示：在与中国的对话中不会牺牲韩国的利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1973年7月之前美国不会制订任何削减驻韩美军的计划。[26]
美国的保证似乎并不能打消韩国对所谓“朝鲜威胁”的顾虑。韩国虽然主动与朝鲜展开对话，却在对话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朝鲜威胁”的宣传，其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韩国自身的社会凝聚力，维护朴正熙政权的稳定性；二是向朝鲜发出警告，形成威慑力量；三是试图在美国面前展现朝鲜的“真实面孔”，从而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包括停止驻韩美军的撤出，以及加快对韩军事现代化援助的步伐。[27]
在此背景下，随着红十字会会谈的进行，朴正熙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1971年10月15日，朴正熙发布卫戍令，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进驻市内8所大学，加强对文教事务的控制。12月6日，朴正熙以防备朝鲜人民军“入侵”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2月27日，在排除反对党议员参与的情况下，韩国国会强行通过了《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使得国内局势骤然紧张。[28]
面对韩国的一系列非常举措，美方起初并不赞同，甚至感到担忧和迷惑不解。在1971年11月29日写给朴正熙的信中，尼克松表示虽然对于朝鲜侵略的可能性仍需认真对待，但韩国应该对自身的武装力量充满信心。尼克松同时表示，随着近来东亚局势的缓和，美国希望韩朝可以继续加深交流和沟通。[29]显然，韩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尼克松的缓和步调并不一致。
在1971年12月2日的电报中，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希望驻韩大使菲利普·哈比卜(Philip C. Habib)向韩国政府传达美国的态度：如果韩国有确切证据证明朝鲜有军事行动的计划，美国愿意与韩国一同考虑应对措施，但目前美国并未掌握相关信息。[30]如果韩国仍然坚持强调朝鲜和社会主义的威胁，美国将不得不公开表示与韩国政府在认识上存在分歧。韩国应该理解紧张状态将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美国国会可能会减少对韩国军事和经济现代化的援助、美国国内媒体和舆论的批评，以及在韩美资企业的恐慌。[31]哈比卜大使先后在与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韩国总统朴正熙和国务总理金钟泌(Kim Jong－pil)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以上意见。但是韩方始终坚持认为目前采取的非常举措对韩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为了在变动的国际局势中保护韩国的国家利益。哈比卜也并没有被韩国说服。[32]
自1971年9月20日至11月20日，韩朝红十字会共召开了9次预备性会议。[33]在11月29日尼克松总统的来信中，朴正熙察觉到了尼克松对目前对话进程的不满。对于美国表现出的对“朝鲜威胁”的怀疑和对韩国加强国内控制的不解，朴正熙感到非常无奈，韩国方面只好开始考虑韩朝高级别会谈。而尼克松访华则在客观上推进了韩朝高层互访的进程。[34]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酝酿已久的中美关系改善终于取得巨大突破。在2月23至24日的会谈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集中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并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中国不会支持朝鲜发动战争，同样美国也不会支持韩国进行军事冒险行动；二是双方认为韩朝目前正在进行有益的对话尝试，这有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35]2月28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示“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强韩朝间联系而做出的努力”。[36]
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专门前往韩国通报相关情况。美方人员强调美国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同时，会坚定维护韩国盟友的利益，并转达了中国对缓和半岛局势的支持态度。[37]
在国际局势明显缓和的情况下，韩国决定由领导人委任代表筹备韩朝高层互访。美国得知韩朝即将进行官方会谈的消息后表示：相比朴正熙总统之前一直对朝鲜保持猜疑的态度，这是一个显著的进展，也是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回应。美国保证不会采取突然行动阻碍韩朝接触，但是也不需要迫切地支持这种接触。[38]1972年5月2日至5日，李厚洛访问平壤，同金日成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朝鲜坚持一贯的立场，强调独立自主地追求和平统一，摆脱外国干涉。李厚洛表示赞同。[39]
此次韩国访朝为美国进一步分析朝鲜的意图提供了重要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据李厚洛回忆，在会谈中，朝鲜代表多次强调朝鲜将不会再次发动“朝鲜战争”，并提议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协调南北关系。得到这些信息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即展开讨论：首先从中国方面考虑，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支持朝鲜进行武装行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其次从朝鲜自身发展来看，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都用于国防开支，是世界上安全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从长远来看，朝鲜会逐渐将资源从国防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以满足民众对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最后，从国际层面上考虑，韩朝双方都不想承担阻碍和平交流的责任，因此双方的对话将会继续进行下去。[40]总体看来，美国认为朝鲜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对朝鲜的态度也趋于和缓。
1972年5月19日，尼克松在写给朴正熙的信件中表达了对韩朝对话的支持和鼓励，并指出没有情报显示朝鲜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战争。尼克松还表示美国将与韩国密切合作，继续保持美国驻军水平，促进韩国的军事现代化，并高度肯定了韩国为实现国防自给自足所做出的努力。6月10日，哈比卜同朴正熙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再次表达了美国政府及民众对韩国采取主动接触政策的支持和赞赏。[41]
但在美国表示积极支持之后，韩国在韩朝对话中却进入拖延状态，原因在于双方对话开始触及“南北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而韩朝双方对此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进行了适度干预，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
李厚洛访问平壤时，在未与青瓦台协商的情况下接受了金日成提出的统一“三原则”：独立自主、民族团结与和平统一。但朴正熙并不完全赞同这三项原则，尤其是朝方将“独立自主”放于首位，这直接关系到驻韩美军撤离的问题。[42]然而，李厚洛对于对话的进展及前景总体持乐观态度，这令朴正熙感到不安。[43]5月29日至6月1日，以副总理朴成哲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问韩国，并于31日受到朴正熙的接见。会谈期间，朴成哲建议就目前的访问发表一份联合公报，朴正熙总统拒绝了这一提议。6月13日，哈比卜同李厚洛就此次朝鲜代表团访问事宜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李厚洛解释韩国不向外界公开韩朝会谈情况的原因在于，这将给美、日及其他国家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趋于缓和的印象，从而减少对韩援助。但美方认为，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将韩朝会谈公之于众是有利的，并强调韩国必须保持红十字会会谈的势头。[44]迫于美国的压力，加上外界已在广泛谈论平壤和汉城之间的秘密官方访问，为了防止消息泄密而导致被动公开，韩国最终同意于7月4日与朝鲜同时发布《南北联合公报》。公报申明了金日成提出的南北双方关于统一问题的三项原则。对于此次公报的影响，马歇尔·格林向朴正熙表示，它在国际上受到了广泛欢迎，美国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韩国同朝鲜进行谈判。[45]
但在公报发布当天，朝鲜领导人即提出了驻韩美军撤离的要求，韩国政府并未接受。[46]同时，韩朝对于统一“三原则”的解释也存在严重分歧。[47]从1972年8月开始，随着韩朝对话逐渐深入，拖延状态也日渐加剧，主要分歧在于南北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问题。[48]为了加强对国内局势的控制，10月17日朴正熙在全国宣布非常戒严令，命令各大学停课、新闻通讯实行事前检查。
1972年7月到10月的局势变化，令美国感到震惊、失望和不满。美国驻韩大使馆意识到南北双方都未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统一，而是在同对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各自的立场展开激烈竞争，试图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其中韩国对话的基础是“实力”，其关键是美国的安全保障，否则韩国便失去了与朝鲜讨价还价的砝码。而朝鲜对话的重要目标之一，恰恰是试图将统一问题与驻韩美军的撤出联系起来。[49]可以看出，在影响半岛局势的政策中，首要因素便是美国驻韩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美国面对的政策选择在结果上是矛盾的：一方面驻韩美军的继续存在为韩国与朝鲜进行对话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督促驻韩美军撤出又是朝鲜参与对话的主要动力。
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驻韩大使哈比卜在经历了1971年末韩国的“非常事态”和1972年的非常戒严令事件之后，一直希望美国与当时韩国的独裁体制划清界限。因此，哈比卜主张在美国撤军的同时，增强韩国的自主国防能力，这样便能够更好地解决矛盾，美军有秩序的、分阶段的撤出并不会影响韩朝对话进程。[50]为回应哈比卜大使的建议，美国“东亚和太平洋部际小组”(Interdepartmental Group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于1973年4月3日就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展开了讨论。该小组提出了四项备选方案：方案一是让韩国牵头，美国只选择接受和同意韩国的政策；方案二是限制南北会谈及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三是在南北缓和中发挥积极但不占主导地位的作用；方案四是由主要大国进行谈判。该小组认为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不应该在当时减少美国驻韩兵力。在同朝鲜的关系上，虽然平壤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但考虑到汉城的立场，仍然需要谨慎考虑同朝鲜的接触。最终，该小组成员认为备选方案三是关于安全问题的首选对策，方案实施的前提是维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水平，直到半岛安全环境出现明显改善。[51]
归结而言，驻韩大使哈比卜与国务院分歧的核心在于对美国角色的认识。哈比卜出于对当时韩国独裁体制的不满，希望减少美国的军事援助，加快韩国国防自主的步伐。而国务院的观点则相对比较保守。考虑到韩朝之间存在的激烈竞争，在冷战背景下，当时的朴正熙政府是在南北对话过程中保持韩国国内稳定并与朝鲜展开竞争的最佳选择，国务院最终选择站在韩国一边，继续维持美国驻韩军事力量，仅在道义上表现出对朴正熙政府独裁行为的不满，力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国内压制行动。[52]
随着韩朝对话逐渐推进，朝鲜的国际形象得到较大改善，并在外交上取得巨大成果。[53]鉴于此，韩国虽然在1973年3月恢复了上一年10月暂停的南北对话，但是在对话进程上愈加趋于保守。3月14日至16日，南北协调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平壤召开。朝鲜坚持首先解决军事问题，撤出外国军队，韩国则主张首先设立南北联合办事处，制定工作细则。[54]6月12日至13日，南北协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汉城召开，而双方依旧坚持之前各自的立场。面对双方分歧日益增大导致对话停滞不前的状况，朴正熙政府准备转变外交政策，在不损害祖国统一的前提下，不反对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在与美国的提前沟通中，美国对此表示赞成，认为韩国的主动行动是争取中苏两国正式承认韩国合法性的长期努力的开始，也是避免朝鲜在联合国辩论中独占优势的手段。于是，朴正熙于1973年6月23日发布“6.23宣言”，正式提出“两个朝鲜”(Two Koreas)的外交政策。6月23日当晚，金日成即做出回应，提出和平统一的五点主张，反对“两个朝鲜”的提法。[55]随后韩朝关系再次陷入紧张状态，韩国公布了近几个月以来的一系列朝鲜间谍案，朝鲜也两次公布韩国间谍活动。[56]由此可见，在韩朝对话后期，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双方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极力防止对话破裂，但是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已成为韩朝争论的焦点，韩国在此问题上愈加趋于谨慎和保守，而朝鲜也逐渐对对话失去耐心。
1973年8月8日，韩国新民党领导人金大中在日本被绑架，美国有关人员接到命令，尽一切努力保护金大中的安全，防止事态恶化。而朝鲜立刻抓住此机会，在舆论上对韩国进行严厉抨击，随后宣布对话中止，企图将责任推给韩国。[57]8月15日，美国驻韩大使馆分析了金大中被绑架事件的情况和后果，预计此事将随着时间推移，在国内和国际上对韩国政府造成全面的不良影响。[58]
不出所料，随着金大中事件持续发酵，1973年12月24日，以“百万签名运动”为标志的反对韩国现行制度的运动开始高涨。为了控制局势，1974年1月至4月，朴正熙连续发布四项总统紧急措施令，规定禁止批评政府，并设立一个特别军事委员会，审判被控违反紧急令的个人。然而，韩国国内动乱依旧屡禁不止。到8月25日，韩国全国范围内的反抗集会已在10个主要城市爆发，参与人数达150万人。[59]与此同时，朝鲜再次转向强硬的对抗政策，南北方军事冲突频发。1973年10月，朝鲜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的黄海上的五座岛屿发起军事和政治攻势。[60]
朝鲜半岛局势的急转直下显然是美方不愿看到的。美国一方面尽量安抚韩国，以免其过度夸大朝鲜的侵略威胁，另一方面努力维持半岛军事平衡和外部大国关系的稳定。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访问北京，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不会支持朝鲜发动军事行动。11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希望韩朝双方继续对话，扩大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加快实现朝鲜半岛的独立与和平统一。然而，朝鲜对恢复南北对话并没有表现出兴趣。[61]在回国后不久，基辛格根据他本人掌握的情况，建议总统拟定一份关于朝鲜外交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文件。12月31日，该议题以第190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190)的形式下发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命令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工作。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包括：制定外交战略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包括替代停战协定的安排及联合国支持的新的军事安排；在国际上寻求主要大国协商谈判；处理美韩军队未来指挥权关系的问题；日本相关基地的使用权问题。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其前提为假定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对韩援助水平不会发生重大变化。[62]这表明，美国认识到韩朝双方通过直接对话解决半岛和平统一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而争取大国协商谈判，维持美、日、韩联合军事防御体制及美国在韩国的力量存在，或许是维持半岛稳定的长久之计。
1974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恶化，南北方多次发生海上冲突。当年11月，韩国巡逻队在非军事区附近发现了朝鲜的第一条隧道，随后更多的隧道被发现。[63]为了防止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敌对行动，1975年1月8日哈比卜向朝鲜方面提议缔结一份双方互不侵犯协定，然而平壤并未予以回应。[64]美国国务院此时也加快了援助韩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进程。1974年10月，美国通过第211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211)，并于1975年1月9日以题为“韩国军队现代化计划”的第282号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NSDM282)的形式颁布，涉及三个方面：在对韩军售取代无偿军事援助问题上，美国计划在1976财政年度提供军事援助7500万美元，对韩军售1亿美元，1977财政年度军事援助减少到5000万美元，对韩军售增加到1.5亿美元；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美国计划在1977财政年度之后，继续为小型军事援助项目提供低水平拨款；在向韩国提供高性能飞机问题上，美国预计在1975年3月3日之前提交对“朝鲜威胁”和韩国防空需求的评估，同时应避免刺激朝鲜半岛的军备竞争。[65]
除了在韩国国内促进其军事现代化发展、维持半岛军事平衡外，美国在国际上寻求大国协商谈判的想法也逐渐成熟，最终以基辛格“交叉承认”(Cross Recognition)的形式明确提出。其实，基辛格早在1971年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稳定、更少危机、较少依赖于某一权力的国际体系，[66]即通过大国谈判合作构建战略均势。结合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形势，1972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约翰·霍德里奇提出：在美国方面人员大量访问朝鲜之前，应该先促进韩国和中国、苏联的接触。[67]1973年12月31日，第190号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明确提出在国际上寻求主要大国协商谈判。[68]1974年11月22日，福特总统在同朴正熙总统的谈话中表示，“迅速扩大日朝关系将无济于事，因为这会破坏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南北问题所需的平衡。美国已经敦促日本不要扩大与朝鲜的关系，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与韩国建立联系”。[69] 1975年9月22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联合国第三十届大会上发表演说，正式提出“交叉承认”的构想：中国和苏联承认韩国为合法国家，作为相应的回报，美国和日本承认朝鲜，韩朝同时加入联合国。[70]虽然交叉承认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却是美国和韩国努力促使周边大国事实上承认“两个朝鲜”的漫长道路的开始，是为韩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的新尝试。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是韩朝展开对话的重要动因之一。在外部大国关系明显缓和的国际局势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进行了对话。美国作为第三方并未直接参与对话，但却是影响对话进程的重要因素。
在尼克松的缓和战略下，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是美国半岛政策的首要目的。因此，美国对韩朝对话始终持支持态度。然而韩国一方面顺应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继续强调“朝鲜威胁”，目的是维持美国的安全保障和促进本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由此，在韩朝对话进程中，美韩同盟内部多次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情况，即美国更加主动，而韩国则相对谨慎保守。
美韩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战略认知不同。美国更多的是着眼于整个国际战略局势，从国际体系层面思考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韩国则是从自身实力、“朝鲜威胁”及美国安全保障的角度进行考量，其中美国的安全保障被韩国视为对朝鲜形成威慑的主要力量。从朝鲜的角度来看，驻韩美军的存在一直被其视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71]督促美军从韩国撤出是朝鲜开展对话的主要目标之一。由此看来，美国虽然积极支持韩朝关系缓和，但驻韩美军俨然成为韩朝对话的主要分歧之一。在美韩博弈中，韩国较好地使用了“朝鲜威胁牌”，阻止了驻韩美军进一步撤出，加快了军事现代化建设进程，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更多的利益和空间，达到了“以小搏大”的效果。
美国的半岛政策是在韩朝双方激烈竞争的背景下调整演变的，其政策逻辑的矛盾性及落实能力的有限性，深刻地表明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冷战的本土化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策选择和行动的余地较小，与其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不成正比。美国与韩朝双方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此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
作者简介：郑安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谭云潇，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21&ZD245)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Bernd Schaefer, “Overconfidence Shattered: 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 1971－1975,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2, https: //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overconfidenceshatterednorthkoreanunificationpolicy1971－1975, 2023－08－01; Sergey Radchenko & Bernd Schaefer, “‘Red on White’: Kim Il Sung, Park Chung Hee, and the Failure of Korea's Reunification, 1971－1973, ” Cold War History, Vol.17, No.3 (February 2017); Choi Lyong, “Reluctant Reconciliation: South Korea's Tentative Detente with North Korea in the Nixon Era, 1969－1972, ”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ume 54, Issue 1(January 2020), pp.59－94; 梁志：《20世纪70年代初朝韩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等等。
[2]参见沈志华：《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夏亚峰：《革命与缓和：中美和解进程中的中国对朝政策(1970—1975)》，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6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梁志：《美国东亚战略转型与韩国的应对(1969—197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等。
[3]参见[美]夏亚峰：《英美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二十年：回顾、批判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沈志华：《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社会观察》，2003年第2期；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等等。
[4]参见梁志：《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梁志：《1968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与美韩信任危机》，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7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冯东兴：《尼克松政府撤退驻韩美军问题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等等。
[5]参见Richard Nixon, “Inaugural Address, ”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anuary 20, 1969,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inauguraladdress1, 2023-08-01.
[6] “Editorial Note, ” February 13, 1969,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69-1976, Vol.12, Soviet Union, January 1969-October 1970, Document 12,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30.
[7] [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151页。
[8]参见[美]马克·劳伦斯著，李潜虞译：《对稳定的模糊追求——尼克松、基辛格以及“第三层”(1969—1976)》，《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7页；Gregory D. Cleva,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98-199; 戴超武：《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22页。
[9]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 February 1,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51.
[10] “Paper Prepared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April 15, 1969,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9, p.16; [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第416-427页。
[11]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17页；梁志：《美国东亚战略转型与韩国的应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44页。
[12]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8, ” March 20, 1970,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148.
[13] “Telegram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McCai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July 23, 1970,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p.170-173.
[1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June 16, 1966, in FRUS, 1964-1968, Vol.29, part 1, Korea, document 86,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p.141-142, 177-178.
[15]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James F. P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0-1974, Part 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heriseandfalldetentethekoreanpeninsula-1970-1974, 2023-08-02;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615页。
[16]梁志：《协调与猜忌——1969年EC-121事件前后的美韩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41页；《朝鲜〈劳动新闻〉就尼克松和佐藤会谈发表评论》，《人民日报》，1969年11月27日，第6版；《抗议佐藤同尼克松加紧军事勾结侵略亚洲的阴谋》，《光明日报》，1969年11月28日，第4版。
[1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Document 28,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newevidenceinterkoreanrelations1971-1972, 2023-08-09.
[18] 《许锬外务相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促进祖国的自主统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1971年4月17日，第4版。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夏亚峰：《革命与缓和：中美和解进程中的中国对朝政策(1970—1975)》，第32页；沈志华：《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页。
[20] “Chronology of Major DPRK Proposals for Talks With Seoul, ” FOIA Collection, June 23, 2015,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0005309523, 2023-08-10;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622页。
[2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August 31,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68.
[22] “New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Uniting of Korea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DPRK and South Korea, ” August 16, 1972, in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James F. P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0-1974, part 3, p.176.
[23] “New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Uniting of Korea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DPRK and South Korea, ” August 16, 1972, in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James F. P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0-1974, part 3, p.177; 梁志：《20世纪70年代初韩朝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1页。
[2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August 31,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 268.
[25]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 September 2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79.
[26]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 September 2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79;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 September 28,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81; “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 November 29,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9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1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02.
[2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1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02; Choi Lyong, “Reluctant Reconciliation：South Korea's Tentative Detente with North Korea in the Nixon Era, 1969-1972, ” p. 78.
[28]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 第265-266、269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November 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90.
[29] “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 November.29,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93.
[30]威廉·波特于1971年8月18日结束驻韩大使任职，由菲利普·哈比卜接任。
[31]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 December 2,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 295.
[32]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2,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29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1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02;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Korea, ” December 14,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06.
[33]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James F. P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0-1974, p. 7.
[3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13,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02; Choi Lyong, “Reluctant Reconciliation：South Korea's Tentative Detente with North Korea in the Nixon Era, 1969-1972, ” p. 87.
[35]参见“Memorandum From Arnold Nachmanoff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 January 26, 1971, in FRUS, 1969-1976, Vol.17, China, 1969-1972, document 199; 沈志华：《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夏亚峰：《革命与缓和：中美和解进程中的中国对朝政策(1970—1975)》,第37-38页。
[36]《中美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第1版。
[37]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March 2,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18.
[38]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 March 30,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24.
[39]参见James Person, New Evidence on Inter-Korean Relations, 1971-197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3, September 2009, document 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newevidenceinterkoreanrelations-1971-1972？collection＝15234, 2023-08-15;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 in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document 234.
[40] “Memorandum From John A. Froebe,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 May 12, 1972, in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47.
[41] “Letter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Korean President Park, ” May 19,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51;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June 10,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57.
[42] Choi Lyong, “Reluctant Reconciliation：South Korea's Tentative Detente with North Korea in the Nixon Era, 1969-1972, ” p. 85.
[43]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June 10,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57.
[44]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June 13,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62.
[45] 《朝鲜北方和南方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年7月5日，第1版；“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July 1, 1972, in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137; Bernd Schaefer, “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 1971-1975, ”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2, December 2010, p.12.
[46] Choi Lyong, “Reluctant Reconciliation：South Korea's Tentative Detente with North Korea in the Nixon Era, 1969-1972, ” p. 92.
[47] JongDae Shin, “DPRK Perspectives on Korean Reunification after the July 4th Joint Communique, ” July 2012,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dprkperspectiveskoreanreunificationafterthejuly4thjointcommunique, 2023-08-15；《朝鲜北方和南方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72年7月5日，第1版。
[48]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625-626页。
[49] “Air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ember 10,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436.
[50]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March 15, 1973, in US National Archives,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 (hereafter cited as AAD), Document Number：1973SEOUL01570, p.3.
[51]参见“Summary and Options From a Study Prepared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Group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 undated, in FRUS, 1969-1976, Volume E-12, Document on East and Southeast, 1973-1976, Document 235.
[52]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 October 25,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423.
[53]朝鲜自1970年10月至1973年5月先后同11个国家建交，并多次派遣使团前往欧亚、中东以及美洲访问，参见《中共及朝鲜的对外建交情况对比表》，档案号：D-0013-1，韩国外交史料馆藏，第81-82页。
[54]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627-628页；Koon Woo Nam, “North-South Korean Relations：From Dialogue to Confrontation, ” Pacific Affairs, Vol.48, No.4 (Winter 1975-1976), pp.479-480.
[55] Bernd Schaefer, “Overconfidence Shattered：North Korean Unification Policy, 1971-1975, ”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2, December 2010, p.22.
[56]梁志：《20世纪70年代初韩朝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4页。
[57] 《朝鲜南北协调委员会两主席之一金英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南朝鲜法西斯集团绑架民主人士金大中的罪行》，《人民日报》，1973年8月29日，第5版。
[58]参见“Telegram 5409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August 15,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44.
[59]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第303-306页。
[60]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fter De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 1973-1976, https：//www.wilsoncenter. 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s/publication/2011_COHC_BB_Part_1_Front_Matter.pdf，part 1，2023-09-01; 梁志：《20世纪70年代初韩朝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4页。
[61]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une 19, 1974, in AAD, Document Number：1974SEOUL03939, p.2.
[62]参见“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90, ” Washington, December 31,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48.
[63]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fter De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 1973-1976, Part 3, pp.6-12；《朝中社、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和〈劳动新闻〉发表声明和评论谴责朴正熙集团又派间谍船进行侦察挑衅朝鲜海军舰艇采取自卫措施粉碎南朝鲜当局的罪恶行径》，《人民日报》，1974年2月18日，第6版；梁志：《20世纪70年代初韩朝关系的缓和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4页。
[64]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 June 19, 1974, in AAD, Document Number：1974SEOUL03939, p.3.
[65]参见“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Schlesinger, ” October 8, 1974,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57;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82, ” January 9, 1975,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62.
[66] Jeremi Suri,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 in Fredrik Logevall and Andrew Preston, Nixon in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8.
[6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April 14,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32.
[68]参见“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90, ” Washington, December 31, 1973,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48.
[69]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April 14, 1972, in FRUS, 1969-1976, Vol.19, part 1, Korea, 1969-1972, p.33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 November 22, 1974, in FRUS, 1969-1976, Vol.E-12, Documents o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973-1976, document 248 and document 258.
[70]参见ChinWee Chung, “AmericanNorth Korean Relations, ” in Youngnok Koo and DaeSook Su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p.173; 王传剑：《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版，第46页；朱芹：《周边大国在交叉承认韩朝问题上的博弈》，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1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439页。
[71] “Telegram from Embassy of Hungary in North Kore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 ” December 12, 1970, in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James F. P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0-1974, part 3, p.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