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关键词：汉魏六朝；尚方；皇权；私奉养；少府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作器物，是典型的“私奉养”机构。所谓“私奉养”，指王朝财政体系中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部门。[1]南北朝时，尚方机构得到延置，但性质和职能皆发生变化。近年，刘啸提出汉魏六朝少府及其下属机构，渐脱离“家臣”色彩，向“朝臣”转变。[2]此说诚属卓见，然南北朝尚方机构性质和职能的变化较复杂，尚方制器供给军国之用虽渐增多，但“私奉养”性质尚存，仍体现出皇帝的特权。南朝与北朝尚方机构的变化，亦有所不同。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3]考察汉魏六朝尚方的设置与沿革，探讨尚方职能及其变迁，揭示尚方制器与皇权的关系。
《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下辖八“官令丞”，尚方为其一。唐人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4]即负责皇帝和宫廷用器的制作。按《百官公卿表》之说，少府及其下属机构(含尚方)为秦官，汉朝沿用秦制。较诸秦朝，汉朝尚方也有所发展，主要是分置中、左、右三尚方。三尚方的分置时间，《通典》称：“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方。”[5]但陈直据出土器物认为《通典》之说不确，提出分置三尚方“当开始于武帝时”；[6]安作璋、熊铁基亦认为三尚方分置始于汉武帝朝。[7]然而裘锡圭、陆德富认为汉代“中尚方”指位于禁中(省中)之尚方；孙闻博也称尚方属于省中机构，“是省中工官的代表，因此又称中尚方”。[8]考陈直举证三尚方出土器物，中尚方造器始见于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而左尚方造器始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右尚方造器则晚至魏晋。就此来讲，东汉灵帝之前，出土文物仅见中尚方造器，“中尚方”即“尚方”之别称，非与左、右尚方并称者。三尚方设置时间，似仍应从《通典》之说。
魏晋时期，尚方机构设置得到延续。曹魏因承汉制，在少府下设置中、左、右三尚方。《三国志·魏书·王观传》即称：“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9]魏明帝朝，张茂上书称“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10]卫觊上书称“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11]从尚方为曹魏皇室制作大量“玩弄之物”“金银之物”来看，曹魏尚方机构规模应不小于两汉。孙吴亦置尚方，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提及孙吴末帝孙皓曾“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12]不过，孙吴尚方仅此一见，是否设置三尚方，暂不详。至于蜀汉政权，似未置尚方。西晋继承汉魏制度，亦于少府下设中、左、右三尚方。东晋省并少府下辖机构，“唯置一尚方”。[13]
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亦置尚方，但制度较汉晋发生较大变化，南朝和北朝也各有异同。南朝尚方仍属少府，但具体设置却发生调整。《宋书·百官志》曰：“晋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江左以来，唯一尚方。宋高祖践阼，以相府作部配台，谓之左尚方，而本署谓之右尚方焉。”[14]据此可知，宋高祖(即宋武帝刘裕)代晋建宋后，对尚方机构进行调整，将“相府作部”改置为“左尚方”，而以东晋之尚方为“右尚方”。“作部”是魏晋南北朝相府、军府或州郡设置的军械制作部门。[15]所谓“相府作部”，指刘裕在代晋之前，其相国府下设的作部。刘裕建宋后，昔日“霸府”向宋朝中央朝廷转化，霸府僚佐进入朝堂，而霸府下辖部分机构也成为朝廷官署。在此情形下，“相府作部”被改置为左尚方。刘宋后废帝(苍梧王)初，刘宋又“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16]刘宋的御府机构可追溯至刘裕“相府细作”，[17]负责制作精巧器物。
刘宋尚方机构改置，整体趋势是将刘裕昔日“相府”部门纳入朝廷体制中，具体措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军械制作部门“作部”改置成左尚方，二是将精制器物部门“细作”纳入右尚方。这不仅从组织结构上改变了东晋一尚方的制度，更是对尚方职能及其分工进行的调整(详见下文)，使尚方作为朝廷机构的性质增强，而其作为皇帝“私奉养”的性质减弱。
南齐基本继承了刘宋的尚方制度。《南齐书·百官志》曰：“少府。府置丞一人。领官如左：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一人。”[18]南朝梁的尚方设置，最初应遵循南齐制度。《隋书·百官志》载梁天监七年(508)官制，少府卿下辖“左中右尚方”。[19]中尚方应是天监七年官制改革时增设的，或以右尚方中署改置而来。梁朝中尚方后来被废除，《唐六典》曰：“梁置左、中、右尚方三令、丞，其令并从九品；其后废中尚方，唯存左、右而已。陈因之。”[20]南朝陈因循梁制，仅设左、右二尚方。大体来讲，南朝尚方机构，在刘宋改制后，没有大的变化，通常置左、右二尚方。
十六国北朝尚方机构设置情况，较南朝又有所不同。十六国可确定设置尚方的政权，包括后赵、成汉、前秦、后燕、南燕等。另外，汉赵政权置有少府，或亦设尚方。[21]五胡政权设置尚方，大体效法西晋制度。其中后赵尚方机构的现存相关材料稍多，情况较为清楚。早在石勒自立赵王前，即“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22]以示脱离前赵政权。至石虎时尚方机构有所发展，《邺中记》称：“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织成(三)署皆数百人。”[23]研究者指出，后赵“既设中尚方，则就有左、右两尚方”。[24]而后赵置三尚方，当因承西晋制度。
北魏立国后，平城时代胡汉制度杂用。至晚在太武帝朝，已于少府下置尚方，负责皇帝和宫廷用器制作。《魏书·食货志》说拓跋焘曾“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25]《南齐书·魏虏传》载太武帝时平城“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26]关于北魏的尚方设置，研究者认为其承袭西晋。[27]从太武帝朝存在“中尚方”来看，北魏平城时代当上承晋制，置有三尚方。
北朝尚方设置变革，发生在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间。孝文帝改革官制，改“少府为太府卿”，掌“财物库藏”，[28]尚方由此改隶太府。这不单是机构名称和隶属关系的变化，更是机构性质的改变。如上所述，自秦汉以来，少府“私奉养”性质十分突出，而太府则是管理王朝财政的机构。[29]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正是将原本“私奉养”(帝室财政)机构纳入王朝财政体系之内。而尚方改隶太府，无疑也被纳入王朝财政体系，不再仅是“私奉养”机构。
孝文帝以降，北朝亦分置中、左、右尚方。对此，文献未有明确记载，但据“后齐制官，多循后魏”[30]的记载，我们可以依据北齐尚方设置进行推论。《通典·职官典》称：“北齐亦三尚方，隶太府。”[31]《隋书·百官志》更明确记载了北齐三尚方统辖下属机构，“左尚方，又别领别局、乐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紬绫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别领别局丞。”[32]从魏齐制度因袭来看，北魏在太和改制后，亦当置三尚方。至于三尚方统辖机构，北魏或许未必与北齐完全一致。与北齐置三尚方不同，北周依“周礼六官”改革官制，虽亦设“太府中大夫掌贡赋货贿”，[33]但尚方不在“周官”之列，当未设置。原本尚方职掌，或许改由太府下玉府、内府等机构管理。[34]
纵观汉魏六朝尚方机构设置与沿革，除蜀汉、十六国部分政权和北周外，多数政权皆设置尚方。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所差异：南朝刘宋将刘裕昔日“相府作部”改置成左尚方，作为朝廷军械制作部门，此举改变了尚方性质，并为齐、梁、陈继承；而北魏太和中，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尚方改隶太府，遂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南朝和北朝尚方改置虽有不同，但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尚方的性质。不过，南北朝尚方，仍保留为皇帝服务的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审视汉魏六朝尚方机构职能及其变迁。
汉晋时期，尚方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皇帝和宫廷提供精品器物和珍玩。至南北朝，尚方机构制器种类和用途渐发生变化，已不只限于奉养皇室。由此入手，正可一窥汉魏六朝尚方机构的性质变迁。
关于西汉的尚方职能，《史记》《汉书》无明确记载，但颜师古《汉书注》不止一次论及。《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同书《楚元王传》颜注：“尚方，主巧作金银之所。”《朱云传》颜注：“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王吉传》颜注：“尚方主巧作。”[35] “御器物”指皇室专用器物，禁他人使用，故亦称“禁器物”。“巧作”则指器物制作精巧。依据颜注，西汉尚方是专门为皇帝、宫廷制作精良器物的机构。东汉尚方职掌，文献记载较为清楚。《续汉书·百官志》本注称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36]《唐六典》追溯汉制，称后汉尚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及宝玉作器”。[37]魏晋上承汉制，尚方亦主要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制器服务。
汉晋尚方为皇室制器，为保障质量，注重研发。例如西汉刘向“典尚方铸作事”，“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38]所谓“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指刘向父刘德在审理淮南王案之时，所获《枕中鸿宝苑秘书》提及的铸作黄金之法。东汉蔡伦任尚方令，“永元九年，监造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39]另外，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也与他任尚方令的职责有关。
汉晋尚方制器，依据史传和出土文物，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第一，尚方制造武器，包括刀剑、甲楯和弩机。前揭《续汉书·百官志》等材料即提及尚方制造“御刀剑”。《后汉书·殇帝纪》李贤注亦称：“尚方，掌作御刀剑诸器物。”[40] “御刀剑”指特供天子使用的刀剑。《汉书·韩延寿传》称韩延寿“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41] “刀剑钩镡”皆为兵器，韩延寿既然仿效尚方制造兵器，可反推尚方制造刀剑之事。尚方制“御刀剑”，最知名者即“尚方斩马剑”，西汉成帝朝朱云上书：“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颜注称尚方“有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也”。[42]可见“尚方剑”不仅锋利，还可赐予大臣以示权威。现存较早的尚方制剑为东汉熹平三年(174)中尚方造错金铭文铁剑，为中常侍、育阳侯、中尚方令曹节督造。[43]除“御刀剑”外，尚方还制作弩机，出土的汉魏弩机上刻铭即不乏明言为尚方制造。[44]另外，从周亚夫子曾“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45]可知尚方还制造甲楯。
第二，尚方制作宫廷生活用器，包括鼎、壶、钟、镫、鐎斗、铜镜等。[46]汉代尚方制作生活用器，多为铜器、陶器，但也包括金银器、玉器和漆器。金银器，上引颜注称“尚方，主巧作金银之所”，即提及“金银”。《汉书·王莽传》称中尚方有“数匮”黄金，[47]出土文物有“左尚方”银锭。[48]这些金银恐怕并不只是作为货币储存，也有着制作金银器的用途。研究者注意到“大型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礼玉、佩饰等，无论在造型、文饰上，还是在选料、工艺上几乎都是相同的。因此，它们的制作地也应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尚方所辖作坊制作，“再赏赐给各地的诸侯”，因此尚方下辖玉器作坊规模应该较大，“不但生产玉器数量多，而其品种也齐全”。[49]成都羊子山出土的部分漆器有“尚方”铭文，[50]很可能是尚方设置于蜀郡的工官产品。
第三，尚方制造珍玩，或者说奢侈品。尚方制作“诸好器物及宝玉作器”，不乏珍玩。《三国志·魏书·王观传》称：“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51]生活用器中金银器、玉器，做工精良、制作美观、花费较高者，可归入奢侈品之列。而汉晋皇帝不乏追求享乐者，尚方难免制作一些奢侈品。上文提及魏明帝朝，张茂、卫觊等上书进谏，均提到曹魏皇室制作大量“金银之物”“玩弄之物”的奢侈品，即为明证。
另外，崔豹《古今注》称汉代制指南车之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52]指南车是一种礼仪车辆，制作之法见《尚方故事》，当亦为尚方制作。由此，尚方还制作一些皇帝礼仪用器。
上文提及汉末分置三尚方，曹魏、西晋因承其制，至东晋乃省并为一尚方。那么，三尚方是否存在分工？或者说，以上制器，是否分属中、左、右三尚方管理呢？陈直依据文献和文物，提出宫廷用器由中尚方制造，而弩机则三尚方皆可造，“并无界线之区别，至曹魏时，此制度犹然”，刀剑“亦当为三尚方所通造”。[53]谢凌据出土曹魏弩机刻铭，指出“魏国弩机铸造机构是左尚方”。[54]后晓荣综合汉魏弩机刻铭，指出汉朝“三尚方都主造各种器物”，至魏晋则三尚方制器“有明确分工”，“左尚方专制弩机兵器”，而“中尚方、右尚方则制作宫需之器物”。[55]不过，从陈直举证来看，曹魏右尚方亦偶制弩机。因此，汉晋尚方机构分工及其发展大致如下：汉承秦制，置尚方制造御刀剑、宫廷用器和珍玩；汉末分置三尚方，皆可制弩机等武器，然中尚方主管宫廷用器和珍玩制作；至魏晋，左尚方专门制作弩机等武器，而中、右二尚方主要制作宫廷用器和珍玩，偶亦制弩机。
从汉晋尚方制器类型及其功用来看，汉晋尚方的确为服务于皇帝、宫廷之机构，为皇帝“私奉养”。但尚方制作武器，尤其是弩机，恐怕不单是供宫廷宿卫或禁军使用。陈直称：“弩机为军用品，戎事有紧急时，三尚方皆可以随时供应。”[56]这表明尚方制作弩机会供应战时军队，而非仅供给宫廷宿卫和禁军。今出土的汉魏弩机，分布于各地，而非集中于长安和洛阳，亦可推论尚方制作弩机提供给地方驻军使用。就弩机制作而言，尚方亦非单纯的“私奉养”机构，有给“军国之用”的一面。
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进行调整，职能也随之变动。南朝除梁朝曾一度置三尚方外，通常仅置左、右二尚方。《宋书》称东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铠之属”，“及主织绶诸杂工”，而“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绶剑诸玩好器物而已”。至南朝时，“(东汉)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57]若照此说，南朝的尚方职能，类似东汉考工令，职掌为兵器制造，供军国之用，兼主织绶诸杂工；中署职能，类似东汉尚方，专为皇帝和宫廷制器。不过，此说并不完全准确。上文指出南朝左尚方由刘裕“相府作部”改置；右尚方上承东晋尚方，后又兼领中署，而中署由刘裕“相府细作”改置。“相府作部”，主要制作军械兵器，供军队使用。左尚方由其改置，功能的确与东汉考工类似，但东汉考工兼主“织绶诸杂工”，似非“相府作部”和南朝左尚方的职能。上文指出西晋三尚方中左尚方主要生产弩机，南朝改“相府作部”为左尚方，或受此影响。右尚方上承东晋尚方，当因承汉晋尚方为宫廷作器的职能，可能也制作一些精制刀剑，供天子专用。因左尚方专掌兵器制作，故右尚方不再制作弩机甲楯等军队所使用的兵器。中署改自“相府细作”，为制作精品器物部门，刘宋立国后其成为宫廷制器部门。从职能上讲，“相府细作”、中署与汉代尚方确实相近，专为相府或宫廷制作精制器物。这大致也是宋废帝将中署划归右尚方管理的原因。此外，南朝少府下不再设置御府、东西织室等专掌皇室衣服、织绣的机构，相关职能可能并入右尚方和中署。[58]《宋书·百官志》称东汉考工令“如今尚方”，或即因右尚方掌衣服、织绣事务，故比附东汉考工兼主“织绶诸杂工”。
南朝左、右尚方，在职能上明显存在分工。左尚方制作兵器，主要服务于军国之用，已然脱离了“私奉养”性质。是故，研究者认为尚方渐由“家臣”向“朝臣”转变。[59]但也要看到，南朝右尚方及其下辖中署，仍为皇帝及宫廷制器，“私奉养”性质尚存。
再来看十六国北朝的情况。五胡政权尚方设置因承西晋制度，职能当大体近似，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后赵尚方令解飞曾制作各种机械车和飞桥。前者包括指南车、司里车、檀车等，[60]可归入“珍玩”或“礼器”之列；而后者“于邺南投石于河，以作飞桥”，[61]则属交通建设。可见，后赵尚方研发的新技术，已不限于服务皇室。其二，上引《邺中记》称：“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织成(三)署皆数百人。”三署隶属中尚方抑或御府，巧工、作锦二署不详，但可确定织成署隶属中尚方。《邺中记》称“织成署，在中尚方”，织有大登高、小登高等20余种锦绨，“工巧数百，不可尽名也”。[62]牛润珍指出“织成技术原出西域”，并认为石虎“织成署工匠当有来自西域者”。[63]从中尚方辖织成署来看，后赵尚方已下辖纺织机构，较汉晋尚方职掌有所增加。
在北魏平城时代，尚方具体职能不详，可能上承西晋和十六国制度。太武帝拓跋焘“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64]可见当时中尚方负责作金银制品珍玩，并达到较高水平。至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65]可见，北魏尚方有“锦绣绫罗之工”，当辖纺织机构，是对十六国制度的继承。
孝文帝改制后，尚方隶属太府，被纳入王朝财政体系内，并为北齐继承。上引《隋书·百官志》称北齐“左尚方，又别领别局、乐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紬绫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别领别局丞”。[66]三尚方领各局，实为朝廷官营手工业作场。考虑到魏齐制度因袭，北魏三尚方职掌当存在类似分工。从三尚方领局推测，魏齐左尚方负责乐器、珍玩器物制作，中尚方负责各种丝织品制作，[67]右尚方则不详。但尚方已被纳入王朝财政体系，制器当不单只供给皇帝和宫廷使用，也供军国之用。
纵观南北朝尚方职能变迁，南朝左、右尚方分工不同，左尚方为制作军国之械的部门，而右尚方大体上承汉晋职能，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只增加了辖管纺织机构。十六国北朝，尚方制器整体上承袭西晋，并与南朝相似，也将纺织纳入尚方职掌，但自北魏孝文帝改制以来，尚方被纳入王朝财政体系，制器也供军国之用，从职能来看，由汉晋入南北朝，尚方性质发生变化，虽尚存“私奉养”职能，但军国之用渐渐突显。
汉晋时期，尚方机构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至南北朝其供“军国之用”逐渐增强。但无论如何，尚方制器皆需保障质量。为实现有效管理，汉魏六朝政权，通常置尚方令、丞管理尚方。汉晋南朝尚方隶属少府，服务于宫廷，令、丞多由宦官担任。[68]东汉后期，曾置尚方监，由宦官为之，与尚方令共掌尚方。[69]汉晋南朝尚方机构，始终具备“私奉养”一面，服务于宫廷，长贰官由宦官担任合乎情理。北朝自孝文帝始，尚方隶属太府，纳入国家财政，尚方令、丞是否仍主要由宦官担任，暂不详。不过，十六国后赵尚方令解飞，似非宦官，北朝或亦兼用常人。
尚方令、监、丞等，除管理尚方日常行政外，主要监管尚方下辖工官、作局等手工业作场，负责器物生产和技术研发工作。[70]尚方制器，倘质量精良或技术创新，尚方令往往会受到奖励。比如东汉蔡伦管理尚方，因制器“莫不精工坚密”而获封侯；后赵尚方令解飞 “机巧若神，妙思奇发”，受到石虎厚待。相反，尚方技术研发失败或制器出现质量问题，相关官吏需承担责任。上文提及，西汉刘向“典尚方铸作事”时，献《枕中鸿宝苑秘书》铸黄金之法。尚方以此法铸黄金，“方不验”，朝廷“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71]可见，刘向献方“不验”，是要受惩罚的。再如魏明帝朝，“尚方令坐猥见考竞”，徐宣“上疏陈威刑大过”；[72] “杨丰子后为尚方吏，帝以职事谴怒，欲致之法，(孙)资请活之”。[73]尚方令被“考竞”，杨丰子“以职事谴怒”，当皆源自制作或监制器物出现质量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朝廷对尚方所作器物和制器技术的管控十分严格。尚方制器，除弩机、甲楯可能颁发军队使用外，其他器物专供皇帝使用，象征皇帝权威。皇帝赐予臣下尚方器物和珍玩，不只是一种荣耀，亦可令臣下拥有一定程度的皇帝权威。例如上文提及西汉朱云上书“愿赐尚方斩马剑”以断佞臣，“尚方剑”正是令大臣代行皇权的象征。是故，尚方器物、珍玩未经皇帝赏赐或许可，官员、平民乃至宗室王公，皆不可私自取用，否则即属僭越犯法。
《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朝有司奏文，提及“尚方所制，禁严汉律，诸侯窃服，虽亲必罪”。[74]自西汉以来，尚方制作的御刀剑、宫廷用器和珍玩，严禁其他人使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称条侯周亚夫之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索隐》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作物属尚方，故云工官尚方。”[75]周亚夫辩解称其子买“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是“葬器”，即陪葬之明器，而非实用的兵器。王学理提出“甲楯”之“甲”可能指“甲士”，即守卫陵墓的陶俑。[76]但周亚夫父子购买“工官尚方甲楯”，无论是实用兵器，还是“葬器”，皆有僭越嫌疑。引文称“庸知其盗买县官器”之“县官”，即指天子。大臣“盗买”天子用器，显为僭越。所以审周亚夫之廷尉吏说：“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77]
曹魏“仍沿汉制，私自干求是犯法的行为”。[78]魏明帝朝，宗室王公曹楷、曹琮、曹据等先后因遣人“诣尚方作禁物”而被削封户。[79]所谓“禁物”，即僭越身份法制而制作和使用的物品。研究者指出，他们甘冒禁令“作禁物”，原因可能有二：“一、宫廷的奢靡之风引起诸王效尤；二、精巧工匠多被朝廷所网罗。”[80]少帝曹芳朝，曹爽辅政，其“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81]不过，尽管曹爽担任辅政大臣，其此举亦不合法令。《三国志·魏书·王观传》称当时王观担任少府，“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曹)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王)观守法，乃徙为太仆”。[82]可见曹爽等亦知“干求”尚方珍玩是违法行为，故将“守法”的王观调离少府，以便他们索取尚方珍玩。
西晋时期，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遵“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83]研究者提出何曾父子所用奢侈品，当即出自“中尚方一类的宫廷作场”。[84]刘毅、刘享等数次劾奏何曾，“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何遵则“为司隶刘毅所奏，免官”。[85]可见，西晋在原则上亦禁止大臣使用尚方器物，只是管控并不严格。这可能与西晋皇权较弱有关。
东晋南朝臣民因使用尚方禁物被罚，几乎不见于史。盖东晋南朝皇权削弱，对尚方制作“御器物”“禁器物”管控的力度下降。上引《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朝的有司奏文，即倡议严控器物使用，并称“若有窃玩犯禁者，及统司无举纠，并临时议罪”。[86]孝武帝下诏同意，即有意加强管控力度，但似未能真正实现。北朝尚方制器，犯禁使用者亦未见，可能是因北朝尚方纳入王朝财政系统，器物使用已不限于皇帝和宫廷。
汉晋六朝朝廷，不但管理尚方制器使用，还注重管控尚方制器技术，严禁技术外流。《汉书·韩延寿传》记载了韩延寿种种不法之事，其中即包括“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放效尚方事”，被劾奏“上僭不道，弃世”。[87] “候月蚀”铸兵器，是术数观念的产物，[88]当属尚方秘法。仿效尚方铸刀剑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模仿，还有着僭越使用近似御用品的性质，故犯“上僭不道”之罪。汉晋六朝禁止官员、平民使用尚方器物、珍玩，也有着防范技术外流、避免他人模仿的考量。宋孝武帝朝，“普责百官谠言”，周朗上书称：“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89]从周朗上书来看，小民睥睨尚方造物方法，是僭越之举，理应禁止。但“小民明已睥睨”，表明当时尚方制器技术外流问题严重，管控未能奏效。这同样也是南朝皇权衰弱的体现。
尚方制器花费巨大，给朝廷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以致不断有大臣要求减省。[90]针对尚方制器带来的财政负担，东汉和熹邓后曾“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91]曹魏曹髦曾“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92]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亦下诏：“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93]统治者通过减少尚方制作奢侈品来缓解财政负担，减少不必要开支。但由于尚方制器专供皇帝和宫廷的特殊性，具有彰显皇权的功能，所以尚方机构一直被延续下来。
尚方与皇权的密切关系，甚至被视作一种政治标志。上文提及石勒在自立赵王前，即“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当时，刘曜和石勒刚平定前赵靳准之乱，刘曜本欲封石勒为赵王，但听信曹平乐之言而反悔，石勒大怒，称：“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于是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94]不久后，他即自立赵王。石勒在称赵王前，“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皆为服务于皇帝的宫廷机构，正是脱离前赵政权、走向自立的表现。
综上，汉晋南朝尚方制作“御器物”“禁器物”，专供皇帝使用。尚方制器遂成为皇帝与诸侯、臣民间身份等级差异的外在体现。皇帝在物质享受方面，与其他阶层形成一道鸿沟，彰显了皇权。正因如此，尽管尚方制作珍玩会带来财政负担，屡遭大臣反对，但始终未被裁撤。尚方与皇权关系密切，甚至曾被视作皇权的标志。由于尚方珍玩的精良，王公显贵亦会觊觎，干求或仿造以满足享乐和突显身份。汉朝至曹魏前期，皇权较强势，往往打击犯禁诸侯、大臣，以强化皇权。曹魏后期以来，皇权衰落，对尚方管控渐弱，诸侯、显贵、世族甚至“小民”都有机会使用或模仿尚方制器。
汉魏六朝时期，各政权大多置有尚方机构。汉晋王朝，尚方机构除制弩机外，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作器物，“私奉养”性质明显。南北朝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了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所差异。刘宋时期改“相府作部”为左尚方，作为朝廷军械制作部门；又以东晋时尚方为右尚方，后又兼领源自“相府细作”的中署，负责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纺织。左、右二尚方分工制度，大抵被齐、梁、陈继承。南朝左尚方制军械，供军国之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十六国后赵等政权，尚方机构设置和职能大体沿用西晋制度，但将纺织作场纳入尚方管理。北魏前期尚方基本沿用西晋和十六国制度，至太和中，孝文帝改少府为太府，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至此，北魏尚方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并为北齐所继承。南朝和北朝尚方机构及其职能的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性质皆发生变化，供给军国之用的色彩突显。
不过，亦应注意到，汉晋时期尚方“私奉养”性质至南北朝亦有遗存。尚方为皇帝和宫廷制作器物珍玩，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尚方制器品质精良，并严禁其他人使用，成为皇帝与诸侯、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甚至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因此，尚方制作珍玩，虽给王朝带来一定财政负担，遭到大臣反对，但始终未被裁撤。自汉代始，历朝通常严禁诸侯和臣民私自干求或仿造尚方器物，视之为僭越。但因尚方珍玩精美，王公显贵往往觊觎，求之以满足享乐和突显身份。汉朝至曹魏前期，皇权强势，往往打击犯禁诸侯、大臣。魏晋六朝，皇权衰落，对尚方器物使用管控减弱。简言之，物质差别，作为一种等级差异的外在体现，在古代社会往往十分显著。尚方机构及其制器，正为今人从物质角度理解汉魏六朝皇权兴衰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简介：董涛，重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基本问题重审与方法论新探”(2022CDJSKZX01)
[1] 参见杨宽：《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2]刘啸：《家国分离视野下的汉唐间少府职能变迁》，《史林》，2013年第2期。
[3]陈直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考察了汉代尚方设置、机构和尚方作器；安作璋、熊铁基论述了汉代尚方的设置和职掌；后晓荣从弩机制作角度，论及汉魏尚方职能变迁；蔡宗宪论及魏晋禁物与尚方制器的关系；孙闻博讨论了两汉尚方制度，尤其是中尚方的造剑工种与管理体制。参见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页；陈直：《汉书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97－198页；后晓荣：《两汉三国弩机刻辞综述》，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7页；蔡宗宪：《魏晋南北朝的禁物》，《早期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孙闻博：《东汉熹平三年中尚方铁剑考——兼论中国古代的灌钢工艺》，《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
[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731、732页。
[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七《职官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0页。
[6]陈直：《汉书新证》，第102页。
[7]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197页。
[8]裘锡圭：《〈商周青铜兵器/古越阁藏〉序》，《裘锡圭学术文集》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陆德富：《汉代中尚方诸问题研究》，《汉学研究》，2016年第3期；孙闻博：《东汉熹平三年中尚方铁剑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
[9]《三国志》卷二四《魏书·王观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694页。
[10]《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5页。
[11]《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第612页。
[12]《三国志》卷五○《吴书·孙和何姬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1202页。
[13]《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页。
[14]《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2页。
[15]参见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1页；刘汉东：《混乱与重构：魏晋南北朝社会与阶级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16]《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32页。
[17]刘裕的“相府细作”在刘宋立国后，成为中央机构，隶门下省，“世祖大明中，改曰御府”。后废帝初年，改置中署，隶右尚方。参见《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32页。
[18]《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18页。
[19]《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5页。
[2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中尚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3页。
[21]参见刘驰：《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魏晋南北朝社会与经济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117、120页。
[22]《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第2729页。
[23]黄惠贤：《辑校〈邺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7页。
[24]刘驰：《十六国官营手工业初探》，《魏晋南北朝社会与经济探究》，第117页。
[25]《魏书》卷一一○《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51页。
[26]《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4页。
[27]参见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813页。
[28](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六《职官八》，第730页。
[29]研究者将汉代财政分为“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太府和少府分别管理二者。参见[日]加藤繁：《汉代的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一斑》，刘俊文主编，黄金山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3页。
[30]《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51页。
[3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七《职官九》，第760页。
[32]《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57页。
[33]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73页。
[34]关于北周玉府、内府的具体情况，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第73－79页。
[35]《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1页；卷三六《刘向传》，第1929页；卷六七《朱云传》，第2915页；卷七二《王吉传》，第3066页。
[36]《后汉书·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6页。
[37](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中尚署》，第572页。
[38]《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29页；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0页。
[39]《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3页。
[40]《后汉书》卷四《孝殇帝纪》，第197页。
[41]《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4页。
[42]《汉书》卷六七《朱云传》，第2915页。
[43]孙闻博：《东汉熹平三年中尚方铁剑考》，《出土文献》，2022年第3期。
[44]参见陈直：《汉书新证》，第102－103页。
[45]《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79页。
[46]参见陈直：《汉书新证》，第102－103页；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197页。不过，陈直也指出：“汉镜铭文，统称为尚方作镜，难确定为某尚方所造，且是一般通用之铭辞，未必尽出于尚方所造。”
[47]《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88页。
[48]陈直：《汉书新证》，第103页。
[49]古方等：《汉代玉器的分期及有关问题的探讨》，古方等编：《一剑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八六届毕业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5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51]《三国志》卷二四《魏书·王观传》，第694页。
[52](晋)崔豹撰，焦杰校点：《古今注》卷上《舆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3]陈直：《汉书新证》，第102－103页。
[54]谢凌：《战国至三国时期的弩机》，《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55]后晓荣：《两汉三国弩机刻辞综述》，周天游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第273页。
[56]陈直：《汉书新证》，第103页。
[57]《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32页。
[58]刘宋中署即曾名“御府”，而汉代御府掌天子衣服、钱财、珍物，中署可能亦掌天子衣服事务。
[59]刘啸：《家国分离视野下的汉唐间少府职能变迁》，《史林》，2013年第2期。
[60]参见(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聂溦萌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一六《后赵录六》，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98页；黄惠贤：《辑校〈邺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第608页。
[61]《资治通鉴》卷九五，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08页。
[62]黄惠贤：《辑校〈邺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第607－608页。
[63]牛润珍：《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第89页。
[64]《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1页。
[65]《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3页。
[66]《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57页。
[67]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 准许工匠“自由营业”，但并非省尚方辖纺织诸局。参见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5页。
[68]参见余华清：《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39、193、206页。
[69]《后汉书·百官志三》曰：“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第3600页)胡三省《通鉴音注》则称：“按《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无监，桓、灵之世，诸署令悉以宦者为之，尚方监必亦置于是时也。”参见《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灵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条，第1900页。
[70]汉代尚方下辖工官，并置于各地。魏晋南北朝，尚方等机构亦下辖各种作场。参见陈直：《史记新证》，第78页；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29－59页。
[71]《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28－1929页。
[72]《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徐宣传》，第646页。
[73]《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孙资传》，第459页。
[74]《宋书》卷一九《礼志五》，第521－522页。
[75]《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9页。
[76]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日本学者曾布川宽提出周亚夫子买甲楯是为陪葬陶俑使用，以守护墓主灵魂。参见[日]曾布川宽著，苌岚译：《陵墓制度与灵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77]《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2079页。
[78]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31页。
[79]《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彰传》，第557页；卷二○《魏书·邓哀王冲传》，第580页；卷二○《魏书·彭城王据传》，第581－582页。
[80]蔡宗宪：《魏晋南北朝的禁物》，《早期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7页。唐长孺此前指出曹魏“工巧匠人都集中在洛阳的宫廷作场中，所以那些王公为了满足他们的享受只有冒犯法之禁，远道属托了”。参见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31页。
[81]《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第284页。
[82]《三国志》卷二四《魏书·王观传》，第694页。
[83]《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8、999页。
[84]蔡宗宪：《魏晋南北朝的禁物》，《早期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8－79页。
[85]《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8、999页。
[86]《宋书》卷一九《礼志五》，第521－522页。
[87]《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第3214页。
[88]《抱朴子·杂应篇》曰：“或以月蚀时刻，三岁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书所持之刀剑。”参见(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0页。
[89]《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第2092、2098页。
[90]西汉王吉上书“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谷永上书“止尚方、织室、京师郡国工服官发输造作，以助大司农”。东汉蔡邕上书省“尚方工技之作”，“以示惟忧”。黄琼进言“尚方御府，息除烦费”。魏明帝时，张茂、卫觊上书，减省中尚方所作“玩弄之物”“金银之物”。参见《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5页；卷八五《谷永传》，第3471页。《后汉书》卷六○下《蔡邕列传下》，第1999页；卷六一下《黄琼传》，第2034页。《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5页；卷二一《魏书·卫觊传》，第612页。
[91]《后汉书》卷一○《皇后纪》，第422页。
[92]《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32页。
[93]《宋书》卷六《武帝纪》，第112页。
[94]《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第27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