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1]历经数千年的纳异求同，中华民族在“四个共同”的实践中得到凝筑。因而，回溯王朝时代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与经营，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属性，明确其形成是历史的、渐进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充分践行“大一统”的时代，是在理论赓续、民族书写以及治理实践等方面着力构筑“天下一家”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时期。探讨唐朝构筑民族共同体的相关问题，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大一统”是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学说，指导了秦汉“中国一统”、元“华夷混一”以及明清“华夷一统”，[2]在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华民族凝聚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隋唐结束了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建汉武帝在诏书中所说的“中国一统”[3] 王朝。至唐开元、天宝年间，“大一统”政治理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现实诠释。一方面，唐朝疆域广阔，在“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4] 的场域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另一方面，多民族融合共生，从唐高祖时期的“四夷来宾，九有咸乂”，[5]达到“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6]在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所推进。而唐朝之所以能够实现“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7]的“一统”，与其结合社会现实创新性发展“大一统”理论有必然联系，尤其是唐朝通过发展天下观、重释华夷观，推进了“华夷一家”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促进了由多民族共同建设的大一统国家的持续发展。
其一，凝聚的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的基础。隋文帝终结了南北朝政权林立的局面，重建了“区宇一家”[8]的大一统王朝。然而诸民族各自啸聚、彼此乱离的情况仍然存在。为消泯民族间的隔阂，裴矩给隋炀帝上表，提出建设“无隔华夷”“混一戎夏”[9]的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唐朝提出“天下一家”，[10]强调“人”在统一大业中的核心地位。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1]可见，统治者在反思治理天下的得失时，对夷狄等周边民族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切。
在“华夷一家”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对诸边疆民族采用“怀柔远人”的方式来实现德被四海[12]的目的，通过与要服、荒服等位于边远地区的民族和亲，与其建立起亲缘关系，吐蕃赞普恭行“子婿之礼”，[13]其部众则“慕华风”“入国学”；通过赐国姓、赐外戚姓的方式，使突厥、回纥、奚等部族首领翕然向化，“族称宗姓，地接封疆”；[14]通过将征服之后的突厥、高句丽等桀骜民族的人口大量迁徙到唐朝腹地的方式，实现民族交融。整体来看，华夷一家理念促进了唐朝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其二，平等的民族观使唐朝得到天下认同。唐朝时，作为具有鲜卑基因的汉族，李唐皇族天然具备摆脱传统“华夷之辨”的意识。唐太宗在总结历代帝王虽然平定了中原，但却因为“不能服戎、狄”而导致天下治理存在局限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5] 爱诸族“如一”的“华夷平等”思想，无疑突破了民族有优劣之别的传统成见。据《新唐书·陈子昂传》载：“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示无外也。”[16]此处设问以“无外”作为结论，意在强调华夏与四夷平等。
唐朝对各族君长及蕃将实行优渥的政策，对他们所授职秩和赐享的待遇与汉官相同。[17]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任命突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又封其为顺州都督，统率其旧部，并坦承此举“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18] 这说明在一体的统治之中并无厚薄之别。铁勒可汗之孙契苾何力仕唐为左领军，曾与薛万彻一起讨伐吐谷浑，因薛万彻乏能争功，唐太宗欲削其官而转封何力，契苾何力担心朝廷会被非议“重夷轻汉”[19] 而谏止。这体现了唐朝任人唯贤、华夷不分伯仲的平等思想。唐玄宗体恤诸蕃质子羁旅之苦，认为“朕欲鸟兽咸若，华夷共安。来则纳其朝谒之心，去则随其生育之意”，[20]任质子随意去留的宽容赢得了天下归心。从现代视角来看，唐朝的民族政策触及了平等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础这一深层内涵。
其三，以“中国”为核心的正统观加强了对“天下”的治理。翻阅中国正史可知，唐朝是历史上重视并强调“中国”的古代政权，仅《新唐书》《旧唐书》就有近四百条关于“中国”的书写。其所说的“中国”是地域概念，与何尊“宅兹中国，自兹乂民”，[21]以及《诗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22] 中的“中国”是同一所指。恰如荀子所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23]天下之中，即中国，也就是中原地区。
唐朝君臣把入主中原的政治势力视为正统，而周边四夷则是支辅。史载：“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24] 引文将“中国”与“四夷”并举，其后分别是名词“百姓”和“人”，并将“天下”形象描述为“树”：“中国百姓”是根本，“四夷之人”则是枝叶，两者在天下治理之中缺一不可，同时也主次分明。对于这种在国家治理层面因所处地域空间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还另有一种说法：“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25]这里强调的“中国”是居于统治与主导地位的正统，而周边四夷则是藩服政权，处于从属与服从地位。因而，唐朝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加强了以中原地区(中国)为中心、四夷居地为边疆的天下治理。
继秦汉大一统之后，经历了西晋的短期统一，中国“自在”的各民族一度呈现胶着状态，历史在多维交融与碰撞、交流与冲突、交往与战争之中向前发展。在重建大一统之后，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共同认识到必须实现一桩宏大的文化事业，[26]编纂史书成为重要的文教工作。当时，亟待述作的“前朝”史事纷繁，民族复杂，孰来书写？中华历史虽然已历经千年记载，但是尚没有明朗的“体系”建构，孰膺被载？经历了数百年的社会动荡与王朝分裂，华夷对峙，孰为正统？因而，唐朝面临着艰巨的修史任务。
唐初史学被高度政治化，[27]由朝廷主掌修史工作。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接受令狐德棻奏请修前朝历史的建议，颁《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上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28]这道诏书明确了殆至唐朝的中国史体系：从传说的伏羲时代开始，历经周、秦、两汉、三国、晋，至南朝宋、梁、齐、陈，以及北朝北魏、北齐、北周、隋。这一体系建构的关键是无论夷、夏都一体观之，将各民族主导的历史同等对待，保证了中国历史体系的完整，奠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基础。
贞观三年(629)，唐朝在中书置秘书内省，[29]集中书写前朝史。次年，唐朝“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30] 自此设馆官修历史成为定制，修史作为朝政大事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承认。[31]史馆所修的历史包括前朝史和国史两部分。修前朝史时，君臣一致认为由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史已经有魏收、魏澹二家较为详备的书写，所以不必重复编修。[32]贞观十年(636)，唐朝史官修纂完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部断代史。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史官修成《晋书》。高宗显庆四年(659)，李延寿上表奏上《南史》《北史》，得到了唐高宗的认可。唐朝用30年的时间，集中修成8部正史，实现了中国史体系从理念到书成的飞跃。同时，唐朝史馆记录了丰富的当朝国史资料，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等，成为后世撰述《旧唐书》《新唐书》的核心资料。
唐朝所修的八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是中国历史承上启下的中坚书写，记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将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列为正统，彰显了古代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的家园，建构了中华民族历史书写的学术体系。“历史书写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建构中承担了重要角色”。[33]唐朝基于大一统格局，将历史上的华夷政权贯通为一体，准确建构了中国史体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正史的核心是“人”，因而完成中国史体系构建的重点之一是民族书写。唐朝在书写四夷的过程中，贯彻了“华夷一家”思想，并将对四夷经略的反思贯穿到书写范式的渐次调整中，从而使民族共同体的凝筑更为紧密。
一是，将割据的民族政权书写在“一体”之内。贞观十九年(645)十一月，唐太宗亲征强盛不受节制的高句丽，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抱憾还朝。3个月后，唐太宗颁布《修晋书诏》，诏书的第一句便阐明了弃置已有的18种晋书的决定，而重修晋史的决定是在“拯溺师旋”的背景下做出的。[34]由此可知，唐太宗重修《晋书》与东征高句丽不捷有密切关系，此时距离“五代史”修讫已相隔10年，当时唐史馆的核心工作已经调整为专注国史资料的积累。唐朝君臣深知史学功用“大矣哉”，[35]未来国史的修撰无疑要殷鉴于前朝史书。西晋保持着“制有中原”的一统，东晋则偏安江南，北边诸民族政权各自独立，因而两晋包括了大一统的唐朝未来存在的两种可能，即使高句丽等强盛民族发展成为五胡十六国那样的状态，其历史终究也要在“共同体”的框架之内书写。
重修的《晋史》以晋为正统，创新了正史体例，将“世家”改为“载记”，用30卷的篇幅，“简而不漏，详而不芜”，[36]集中书写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所建之十六国的历史。作为书写统一王朝历史的史书，《晋书》对十六国史事的记载自然注重贯彻“统一思想”，[37]运用“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38] 的史笔，表达了唐朝天下一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观念。唐太宗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变革文化传统，通过创新正史体例进行民族书写，从而实现了对民族共同体的凝筑。
二是，从“国别”断代史至“区域”通史，中华民族整体史观意识逐步增强。魏晋迄隋，民族政权迭起，南北政权纷纷自证正统，给历史体系的确立带来挑战。《史通·断限》载：“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39]唐高祖君臣创造性地提出以民族平等的观念修写前朝“六代史”的概念，即将东晋以后分立于南北的魏、齐、周、隋、梁、陈诸政权进行平行书写。唐太宗君臣继承此说，在朝廷的主持下，对林立于乱世的诸政权不分夷夏、同举并书，矫正了华夷之辨背景下的民族高低优劣之争。不过诸五代史独立成书存在“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40]的情况，尤其是各书都只记述了“处于分裂状态下的中国一部分地区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将整个中国和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41]断代加国别的书写范式显然视野狭小，从而导致历史的割裂感增强。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史官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以编年体书写历史的基础上，采用正史体例，运用“合而纵述之”[42]的述史模式，整合了南边的宋、齐、梁、陈诸政权，著为《南史》；统合了北边的魏、齐、周、隋，完成了《北史》。相比于此前的国别体断代史，这种叙史模式无疑视野更为开阔，历史的整体感明显增强。同时，虽然两者分别以“南”“北”区位限定，体例上各自完备，但两者彼此呼应、相互联系，古今多被看成一书。《唐会要》指出，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43]清人纪昀等在为《北史》写的提要中指出：“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44]有学者认为，李延寿在完整的南北统一观主导下，“彻底将南北两地各朝的断代史融会为统一体例的纪传体的通史，把多元的分裂性的史书，改为一元的通史，虽仍以南、北史名之，而已形成了合二而一了”。[45]《南史》《北史》耦合了唐朝的民族共同体塑造，李延寿将两史上表奏于朝廷，唐高宗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亲自作序。将南、北两个历史系统统一起来，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6]
三是，对四夷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叙述。相较于其他史书，在唐修八史以及五代所修的《新唐书》《旧唐 书》中，“四夷列传”最成体系。唐朝太宗、高宗两朝都十分关注“四方”。比如《新唐书》在谈及“四方之乐”时，历数东夷、北狄、南蛮、西戎。[47]同样，在唐朝官修的《隋书》《晋书》等史书中，分别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列有专传。在书写与表达方式上，这些史书摒弃容易引起民族情绪与对立的语汇。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正史，存在明显的南北之间互相蔑视甚至诋毁的用语，比如南人蔑称北朝为“索虏”，北人蔑称南朝为“岛夷”。在唐代所修史书中，不再使用这种语汇，而是直接书写为“国号”加“帝”，或者是“国号”加官称与人名，不存在主观上的民族贬低，显示出大一统形势下的修史格局和表述规范。
在政治上“大一统”和思想上“华夷一家”的统领下，唐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形成了一致认同的一统化政治与文化格局，相应的民族书写在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建立，促使唐朝深入思考大一统的夯实与维护问题，其中凝筑民族共同体是核心工作。一方面，通过确立多元一体的历史体系和在一统框架内书写民族等常理探讨，唐朝厘清了建立“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是“大一统”基业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治理实践中，唐朝贯彻四夷平等理念，凝聚并稳定民心，加强共同体建设。除学界讨论较多的通过册封朝贡体制加强天下管理，以及通过和亲等政策取得边远强势民族的藩附等举措之外，唐朝在德育与行政管理等方面也卓有成效。
一是，以文德化育天下，绥抚四夷。唐朝在治理天下时将德育万国放在重要位置。《大唐创业起居注》提及唐高祖重视以“文德”治天下。[48]武德五年，岭南各路酋豪争战不休，唐朝使臣“喻以威德，皆相次归附”，[49]岭南地区归于平静。《九成宫醴泉铭》指出，唐太宗“始以武功一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50]其施政虽然威德并施，但德义日新，文德在天下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高宗德抚万民，西域等周边部族皆慕义归附。德宗派遣韦伦出使吐蕃：“谕天子威德，赞普顺悦”，[51]欣然入朝贡献。唐朝君臣认同“非有德不王”，历朝政权“有德则兴，无德则绝”。[52]在传统经验的昭示下，唐朝以德绥远，得到天下各族的向化归心。
唐朝对于文德的尊崇超过其他历史时期，这从谥太宗皇后为“文德顺圣”和僖宗采用“文德”纪年便可见一斑。当然，文德的教化聚心功能是与武功的威慑压力携行的，唐太宗曾指出“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53]当突厥等民族桀骜不驯时，唐朝“持武义临之，修文德来之，既慑威灵，又沐声教，以力以势，不得不庭，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54]因而，“绥抚以德，使远者知有征无战”[55]是唐朝治理天下的基本方略。
二是，推行“化内”的行政管理，羁縻边疆四夷。古代中国的四方边疆居住着语言文化不同和社会结构各异的民族，这些民族自周秦以来便与中原往来不断，接受中原王朝的管理。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些民族往往因地制宜，采用因俗而治的方略。在两汉大一统边疆治理的基础上，唐朝加强了对边疆民族的管理。《新唐书·地理志》专辟羁縻州对“列置州县”的“内属”之“西北诸蕃及蛮夷”地理情况进行记载，所涉及的众多民族，包括关内道的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河北道的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陇右道的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等，以及剑南道、江南道、岭南的诸羌、蛮。[56]《唐六典》将上述诸州列入唐朝行政区划之内，[57]学界也已经明确羁縻是属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种特殊类型，羁縻体制覆盖的区域皆属于唐朝。[58]唐朝管理的便是包括上述诸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唐朝所派驻的军队，起到威慑和维护安定的作用。具体行政由土著民族酋长担任都督和刺史，即以夷制夷，因俗而治，不征赋税。因而，在唐朝的一统天下中，羁縻州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与民族书写一脉相承，唐朝对边疆的羁縻治理有意识地从“四方”着手，按东、南、西、北四大方位，对周边民族加强“化内”治理。从贞观十四年(640)到调露元年(679)的30年间，唐朝在征服的边疆民族地区设置安西、安东、安南、安北等都护府管理吐蕃、高句丽、南诏和突厥等族，形成了东至朝鲜半岛中部，北逾小海(今贝加尔湖)，西至吐火罗，南至大海的疆域版图。[59]在边疆地区，唐朝通过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华夷一家”的身份认同。
总之，构筑民族共同体是唐朝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多维度的系统工程。该项工作起于思想意识，并在扬弃传统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华夷一家”的理论指导。其落实于文教，既有多民族国家统一历史体系的纲领性建构，也有创新的正史体系，将多民族政权统合于一体叙事之中；实践于国家治理，以文德经国，以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安邦。通过行政治理与文教武功并举以及历史体系建构与民族书写并重，使唐朝不仅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承上启下的强大而繁盛的时代，也围绕凝筑民族共同体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探索。我们看到，坚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造民族共同体的前提，而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则是民富国强的重要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60]回望千年前唐朝的构筑实践，或许可以对当代理论体系的完备有所助益。
作者简介：苗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亚历史。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边疆史数字人文平台构建与研究”(23VRC036)的阶段性成果。
[1]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2024年第3期。
[2]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3]《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页。
[4]《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
[5]《新唐书》卷二二《礼仪志》，第874页。
[6]《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16页。
[7]《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传》，第5320页。
[8]《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1页。
[9]《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1580页。
[10]《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第2443页。
[11]《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15-6216页。
[12]《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51页。
[13]《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1页。
[14]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黠戛斯为可汗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2页。
[15]《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6247页。
[16]《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4068页。
[17]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贞观四年五月辛未条，第6077页。
[19]《新唐书》卷一一○《契苾何力传》，第4118页。
[20]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八《放诸蕃质子各还本国敕》，第689页。
[21]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22]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卷一七《民劳》，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01页。
[23]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一九《大略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85页。
[24]《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
[25]《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列传》，第5321页。
[26]陈其泰：《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27]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28]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第466页。
[29]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 1091 页。
[30]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史馆移置》，第1089页。
[31]陈其泰：《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32]《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8页。
[33]奂平清：《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34]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第467页。
[35]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第467页。
[36]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页。
[37]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9页。
[3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7页。
[39]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7页。
[40]《北史》卷一○○《列传·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43页。
[41]高国抗：《一部倾向统一的正史——唐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4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3]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第1092页。
[44]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9页。
[45]穆德全：《唐初河北史家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及其〈南史〉和〈北史〉的修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46]靳宝：《备南北：〈吴越春秋〉与〈南史〉〈北史〉编纂》，《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
[47]《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第479页。
[48]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49]《旧唐书》卷六○《河间王孝恭传》，第2350页。
[50] (唐)魏徵：《九成宫醴泉碑铭》，(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3页。
[51]《新唐书》卷一四三《韦伦传》，第4688页。
[52]《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20页。
[53]《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太宗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条，第6137页。
[54]《旧唐书》卷一九四《毗伽可汗传》，第5176页。
[55]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第20页。
[56]《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第1119页。
[57]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72页。
[58]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59]李鸿宾：《有关唐朝疆域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6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9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