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辽朝完整的宫卫体系形成于中后期，空间上形成小禁围、大禁围、禁围外三大区域。每一区域有各自的宫卫，小禁围内有两重宫卫，另外两大区域各拥有一重宫卫，共计四重宫卫。各区域宫卫军依次由南北面都护卫太保、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掌领。三位宫卫长官皆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他们职能相近，分工明确，共同协作构成辽朝的宫卫体系。在辽朝宫卫体系发展过程中，以诸行宫都部署为首的宫卫长官逐渐参与到辽朝军、政事务之中，辽朝宫卫组织也由最初的军事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军、政双重性质的机构。辽朝宫卫的演变与运作机制反映其在国家治理中实行的是军事与政治双重运行模式，而非契丹人和汉人的双轨运行。
关键词：辽朝；宫卫体系；军政二元
不同于以往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建立辽朝后，其政治中心始终在移动的捺钵。为保证统治者和统治中心的安全与稳定，分散驻扎在捺钵地的宫卫军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宫卫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的积累。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从《辽史·百官志》“北面御帐官”条出发，指出本条中各官制成立皆在圣宗朝前后。其中北、南护卫府及宿直司在此前似无拥有类似职掌者，其余的官司则大致在建国初期作为御帐的私人机构存在。这些御帐官大部分皆系掌理皮室军、属珊军、宫卫骑军番上事宜的官府。[1]杨若薇认为辽朝前期皇帝的禁卫由皮室军负责，辽朝后期由殿前都点检司负责；出于禁卫需要建立的诸斡鲁朵共同随从皇帝，与当朝皇帝行宫的距离较近，相当于大禁围与小禁围的距离。[2]关树东在两位学者基础上指出，“北面御帐官”条中所谓侍卫司、宿卫司、禁卫局都是辽朝御帐宿卫机构的代称，其下所列职官皆附会《辽史》纪、传而来。[3]同时，他指出辽朝中央行宫的宿卫军前期以皮室军为主，中后期以宫分军为主。行宫宿卫的领导机构初为皮室军详稳司，后为殿前都点检司，并统领皮室军。[4]前贤对辽朝宫卫的研究着重于具体考订和演变过程，[5]鲜少涉及完整宫卫体系及其颇具特色的运作机制。基于此，本文拟对辽朝宫卫进行系统研究，明确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辽朝捺钵的记载集中于《辽史·营卫志·行营》，其内容以赵志忠《阴山杂录》为主体框架，嵌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所记具体捺钵地点，再引宋人使辽语录作为细节填充。其中，关于辽帝活动或居住场所的细致描摹，出自宋人出使辽朝归国后所呈语录等相关记载。[6]尽管其不是出于辽朝史官之手，且杂糅不同时间、地点的文献资料，但不可否认，还原宋人视角下的捺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认识辽帝行宫的空间分布格局提供了可能。以下将几处集中记载辽帝捺钵布局的材料进行对比。
《辽史·营卫志》关于“冬捺钵”的记载与宋人王易、彭汝砺使辽时的描述颇为相近，所载为辽道宗时期的情况，大概亦来源于宋人记载。那么，宋帝行宫是何种情形呢？《宋史·礼志》“巡幸”云：“凡行幸，太祖、太宗不常其数。自咸平中，车驾每出，金吾将军帅士二百人，执檛周绕，谓之禁围，春、夏绯衣，秋、冬紫衣。郊祀、省方并增二百，服锦袄，出京师则加执剑。亲王、中书、枢密、宣徽行围内，余官围外。”[11]对照宋朝皇帝出行情形，可知其行宫格局亦用“禁围”来形容。沈括《梦溪笔谈》云：“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即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即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杖，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天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檛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12]据此看来，宋朝皇帝出行时所谓的“禁围”是由卫士组成的人墙，可构成宫门、殿门等，并分为“围内”和“围外”。显然，辽朝“捺钵”的记载与宋帝行宫的诸类称呼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这虽然是宋人以自身作比拟的结果，却也增加了我们还原辽朝捺钵空间格局面貌的可能性。
作为比较，可以看出列表中辽朝的捺钵也是以皇帝行宫为中心，依禁围进行分割形成禁围内外的分布格局。不同的是列表所载辽朝捺钵不只有一个禁围。根据王易《重编燕北录》的记载，辽朝捺钵可分为小禁围、大禁围和“大小禁围外”三个区域，小禁围和大禁围是两个独立区域。杨若薇对此作出解释，认为小禁围应是辽帝(道宗)的行宫，大禁围应是前代诸宫的禁围。[13]辽帝在大禁围内行柴册礼、设九帐，依次参拜七祖殿、木叶山神、金神、太后、赤娘子、七祖眷属、柴笼、黑龙殿。七祖眷属和诸神皆在大禁围内，表明除去前代诸宫，大禁围内还有其他帐和殿。这些帐和殿应包括《营卫志》所载的省方殿、寿宁殿、鹿皮帐、长春帐等。《广平甸诗》“序”中亦言辽帝行宫有省方殿，“酋豪”(皇族、大臣)皆列其中。结合《熙宁使虏图抄》所言，辽帝宫帐群东有六七帐，有中书、枢密院、客省，再东有太庙。这里关于中书、枢密院、客省等的描述，与省方殿含皇族、大臣的记载相符，亦即《辽史·营卫志》所言：“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14]太庙与《重编燕北录》中的七祖殿等同，这也符合辽帝所至之处“官属皆从”，“官属部落咸辇妻子以从”[15]的情形。因此，小禁围内是以辽帝宫帐为主，根据实际需求，大概由毡帐“二三座”至“小毡帐一层”不等，其他诸殿、眷属、百官应在大禁围内。[16]
从小禁围、大禁围内的诸帐设置看来，辽帝捺钵的规模似乎并不大。实际是因为随行捺钵人员是分散驻扎的，真正与皇帝驻扎在一起的随行人员并不多。[17]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记载：“单于庭依犊儿山之麓广荐之中，毡庐数十。”[18]宋元祐四年(1089，辽大安五年)，出使辽朝的苏辙称：“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19]大概在多数情况下大禁围与小禁围并不相连，而是有一段距离。宋朝使者站在大禁围内，“(契丹)国主帐在毡屋(省方殿、寿宁殿)西北，望之不见”。[20]就像辽圣宗时，大臣耶律隆运所居毡帐距离辽帝至少有二里的距离。[21]大禁围也并不限于“每面长一百一十步”，仅省方殿与寿宁殿之间就可以有二里的距离。可见围绕辽帝行宫形成的捺钵空间分布是较为松散的。
捺钵松散的空间分布范围究竟有多广？春捺钵地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冬捺钵地广平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22]辽朝皇帝平时捺钵基本上分布在二三十里范围内。在特殊情况下，捺钵范围可以达到数百里，如另一处春捺钵地延芳淀“方数百里。”[23]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从捺钵所需草场的角度分析，理论上跟随捺钵的所有人员应当分散驻扎在直径20公里左右的圆形区域内，或边长为20公里左右的方形区域内。[24]
在捺钵广阔的范围内，小禁围一般位于大禁围的北方。《重编燕北录》称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宋绶《契丹风俗》载小禁围“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无阶，以毡藉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25]根据《契丹风俗》的描述，辽帝宫帐在诸毡屋(省方殿、庆寿殿)的西北，即小禁围在大禁围的西北方位。辽帝捺钵驻扎地基本位于向阳之地，且要保证毡帐东向，小禁围毡帐如果依山而扎，在山的南麓，大禁围只能在更南的方位，即小禁围在大禁围的北方(西北或东北)。
辽帝捺钵在空间上基本可划分为小禁围、大禁围、禁围外三个区域。其中，小禁围以辽帝为中心。辽帝牙帐外“以枪为硬寨”，“每枪下黑毡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仗为禁围”。《辽史·百官志》有硬寨司“掌禁围枪寨、下铺、传铃之事”。[26]大概硬寨卫士负责信息传递和宿卫等事。据此，小禁围应分为两重宫卫：硬寨—黑毡伞兵和枪外兵。大禁围以百官机构为中心。大禁围内驻有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禁围内诸殿、帐当有卫队，如长春帐“卫以硬寨”。此可整体视为保护辽帝的又一重宫卫。大小禁围外则有契丹兵甲一万人，这一万兵中包括另外不用在大禁围内宿值的三千宫用契丹兵。大小禁围外还有包括皇族、官员在内的部落驻扎。如春捺钵“国主、皇族、群臣各有分地”；[27]秋捺钵“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28]《妙行大师行状碑》载妙行大师出生时神光满室从帐顶而出，有数十尺高，“扈从百官，远近咸睹”。[29]由此而知，大禁围内的官员主要是枢密院、中书省等机构的当值人员，其他不当值者一般在禁围之外扈从捺钵。
总之，辽帝行宫在空间上形成以辽帝为中心的小禁围、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的大禁围、由百官和部落等应役人次构成的禁围外三大区域。辽帝行宫的宫卫军依次分布在各个区域内，形成行宫的四重宫卫军。除去专门的宫卫军之外，围绕辽帝驻扎的诸侍从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皆具有护卫职能。
辽帝行宫的四重宫卫有相应的称呼和职能，历经君主更替，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御帐官”条小序对宫卫的总结，颇有将诸处记载强加理解和组合之嫌。学界也早已对此提出过质疑，“出于贵戚为侍卫”至“北南部族为护卫”的记载疑元人录自旧史，余则元史臣所撰。[30]侍卫司、宿卫司、禁卫局等机构则可能不存在，皆为行宫宿卫管理机构统称。[31]与大小禁围相似，辽帝宫卫的大致情形依然可以从宋人的记载中找到线索。
北宋仁宗庆历三年至五年(1043—1045，辽兴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三次出使辽朝的使者余靖归朝后曾作《契丹官仪》，记载称：
契丹从行之兵，取宗室中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亦有大内点检、副点检之官，以备宿卫。北王府兵刺左臂，南王府兵刺右臂。十宫院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属也。巡警者呼拽剌，逐部分各有首领及判官等。渤海亦有宿卫者，又有左右等五比(北)室。契丹调金刚为比(北)室，取其坚利之名也。汉人亦有控鹤等六军。[32]
根据余靖在辽朝捺钵地的所见，辽帝行宫随从兵分别是：行宫都部署所主兵，来自南北王府和十宫院人；大内(都)点检、副点检之下的兵和渤海军，负责宿卫；称为拽剌的巡警；皮室军；控鹤等汉人六军。这与《辽史》、辽代石刻资料中的零散记载基本相符，特别是可以与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七月重元之乱发生时，辽帝与重元两方参与叛乱的人员构成情况相对应。
当时跟随耶律重元作乱的人员众多，包括重元之子涅鲁古、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睹、诸行宫都部署贴不(宗熙)、林牙涅剌溥古、南京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驸马都尉弟术者、驸马都尉弟图骨、旗鼓拽剌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护卫左太保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副宫使宝神奴、兴圣宫太保古迭、殿前都点检耶律撒剌竹等四百余人，带弩手军犯行宫。[33]辽帝一方已知者有：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知北院枢密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知枢密院事耶律祺、敦睦宫使耶律良、永兴宫使耶律塔不也、彰慜宫都部署耶律庆嗣、护卫苏、护卫萧乐音奴、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思)、宿卫官萧乙辛、宿卫官回鹘海邻(海里)、宿卫官褭里、宿卫官耶律挞不也、宫分人急里哥、宫分人霞抹、宫分人乙辛、宫分人只鲁等。[34]按照职务划分，重元一方包括扈从官员、护卫、宫使、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旗鼓拽剌、弩手军等；辽帝一方则有扈从官员、近侍、宿卫、宫分人、宫使等。
《契丹官仪》“渤海亦有宿卫者”，指的应是宿卫之中有渤海人，强调宿卫的民族身份。如此，重元之乱中出现的兵士，除去皮室军和汉人控鹤等六军外，基本与《契丹官仪》的记载对应。
首先来看皮室军。作为辽帝宫卫，皮室军的职能在辽朝前后期有所变化，第一阶段是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其承担中央宿卫军的职能；第二阶段是辽景宗和辽圣宗时期，其由宿卫军向野战部队过渡；第三阶段是圣宗以降，转变为野战部队。[35]作为中央宿卫军时期的皮室军以保卫皇帝安全为第一要务，始终屯驻于辽帝近旁。而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辽朝诸帝的四季驻扎地各有不同，相应地皮室军的驻地也随着皇帝变动于四季捺钵之间移动。此时，在役的皮室军应在小禁围的范围内，战时扈从。比如，辽太祖时期，耶律朔古为右皮室详稳，“从伐渤海”。[36]由宿卫向野战部队过渡时期的皮室军，仍具有宿卫职能，但已经不像之前与皇帝关系那么密切，开始脱离辽帝远出作战。辽圣宗统和初，左皮室详稳萧排押，“讨阻卜有功”。[37]辽圣宗开泰年间，右皮室详稳耶律欧里斯“将本部兵，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38]这一时期的皮室军既有宿卫职能，又能单独成军作战，其驻地早已不在小禁围内，可能驻扎在大禁围的范围内。比如，统和四年(986)九月攻打宋朝之前，辽圣宗“诏遣皮室详稳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军缮甲兵”，[39]这说明皮室军平时驻扎在某一地，与辽帝有一定距离，而其长官则跟随在皇帝身边。
转变为野战部队后的皮室军镇戍时应该更接近于部族的镇戍形式。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会宋求天池之地，诏(萧)迂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40]咸雍十年(1074)，“经略西南边，撤宋堡障，戍以皮室军，上嘉之”。[41]这两则材料表明，在辽道宗时期皮室军曾一度屯戍在辽宋边境。《辽史·百官志》亦载辽朝南京元帅府下有南皮室军详稳司、北皮室军详稳司。[42]《百官志》的记载当出自《亡辽录》，其原文为：“燕山路则燕京都总管府、侍卫马步军控鹤都指挥使、都统军司、牛栏军寨、石门详稳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并隶总管府。”[43]这一记载的相关内容为辽朝末期的情况。依《辽史》记载，左、右皮室军确实自辽道宗时期已经具有镇戍职能，而且，当是按照部族军携带家属的镇戍形式。因此，由于道宗时期皮室军镇戍边境，未参与叛乱实属正常。而余靖在兴宗朝使辽，皮室军仍处于向野战部队过渡阶段，故其可见皮室军随辽帝捺钵。
至于《契丹官仪》所言“汉人亦有控鹤等六军”也并非空穴来风。在辽朝捺钵地诸项礼仪活动之中曾出现控鹤官，[44]辽帝身边亦存在控鹤军。《韩瑜墓志》记载，“景宗皇帝绍位之始，命选禁卫，端求荩臣。以公壮志不群，良图可用，授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检校司空，寻授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左羽林军大将军。紫庭奉职，耀簪绂以输忠；红旆御戎，森戈矛而称略”。[45]耿延毅在辽圣宗时，“除控鹤都指挥使，进位左领卫大将军”。[46]这两条史料表明，辽帝宫卫军中有一支被称为控鹤的汉人军队，长官为都指挥使。
除控鹤军和控鹤军都指挥使之外，辽帝行宫还有其他汉军和长官称呼。辽景宗保宁四年(972)，高嵩为右散祗候指挥使。[47]辽圣宗统和年间，王悦由辽兴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欲趍禁掖，预佐藩垣。既负干勤，遂隆渥泽。入为严胜、龙卫兵马都部置(署)”。[48]墓志中又记有随驾三军都虞候蔡志顺。[49]《张守节墓志》记载志主担任马步军厢都指挥使后，复授马军都指挥使，对宋作战时“统戎从御，护驾亲征，部卒三千，横行万里”。[50]从表面上看，辽帝身边的汉军名目繁杂，然而我们参照宋制[51]便可以发现，都指挥使、指挥使、右散祗候指挥使、都虞候等，都应在殿前司或侍卫司之下。在现有文献记载中，辽代的侍卫亲军只屯驻在南京，[52]并且辽帝捺钵未见侍卫司，故这些汉军军队应该隶属殿前司，由殿前都点检掌领。这也与殿前都点检掌汉、渤海侍卫[53]相合。这部分军队驻扎在辽帝大、小禁围之外，所以在耶律重元之乱时，殿前都点检是从围场出发加入叛乱，从外围逼宫的重元才能够顺势诱胁弩手军[54]谋反。
当然，如《契丹官仪》所载，殿前都点检所领兵马只是宫卫军的一部分。辽朝早在穆宗之后，北南护卫、殿前都点检、诸宫分军同领宿卫。[55]在文献中有一些北南护卫、殿前都点检、诸宫分军同领宫卫的记载。《契丹国志·后妃传》记载：“太后之废也，诸舅满朝，权势灼奕，帝惧内难，乃与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护位(卫)太保耶律刘三等定谋废后，召硬寨拽剌护位(卫)等凡五百余人，帝立马于行宫东之二里小山上，喜孙等直入太后宫，驱后登黄布车，幽于庆州。”[56]《辽史·萧孝先传》载：“重熙三年，太后与孝先谋废立事，帝知之，勒卫兵出宫。”[57]二者所言为同一事，“卫兵”指殿前都点检、护卫太保、硬寨拽剌护位(卫)[58]等人。萧撒八在重熙年间，曾同时任永兴宫使、总领左右护卫、同知点检司事。[59]萧信先在重熙十四年(1045)，为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60]也就是说，至少在辽兴宗时，辽帝行宫的安全已经分为三组人马保护。
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再回来探讨辽帝行宫其他宫卫军的情况。首先来看护卫一组人马。“北法，护卫惟国主有之”。[61]护卫的出身为各部落、族帐、宫分的贵族子弟。[62]如耶律斡腊保宁初补护卫，萧蒲奴开泰间选充护卫；耶律仁先重熙三年(1034)补护卫，[63]等等。护卫又称为“诨子”，其长官为太保。[64]诨子部“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拜木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65]护卫(诨子)应在辽帝帐前执事。
《耶律宗福墓志》载“主上以环卫之列，切在严毅，齐率之员，必须雄干。王虽妙季，乃副是选，授南北面都护卫太保”。[66]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即总领左右护卫，是护卫长官的完整称谓，负责辽帝宫卫安全。执事辽帝帐前的护卫军应在辽帝小禁围内，即“枪外小毡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杖为禁围”。
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又可称为“宿直将军”。耶律仁先本传载其在辽兴宗重熙三年以护卫的身份，授宿直将军，累迁殿前副点检。[67]《耶律仁先墓志》载耶律仁先“诏从銮跸。寻授左千牛卫将军，出入禁闼，给事左右。再授崇德宫使，总辖图版，兼领禁卫。又迁殿前副点检”。[68]宫使、殿前都/副点检、护卫太保为同时存在的职官，又因辽道宗清宁间，萧兴言“承祖之荫，置于宿直禁卫之列”，当中的宿直与禁卫是平行同义词。因此，耶律仁先“领禁卫”只能是南北面都护卫太保，亦即宿直将军。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出现“硬寨拽剌护位(卫)”中的“拽剌”是健儿、勇士的意思。[69] “硬寨以严晨夜”，[70]硬寨太保“掌禁围枪寨、下铺、传铃之事”，其职能与护卫相似。硬寨军应是有专称的护卫。辽圣宗时人耶律遂正曾“初授卫将军，硬寨监军。升十二卫之崇□”，[71]就是硬寨护卫转迁的证明。硬寨司可能统于护卫府。[72]硬寨军是有具体职责和称呼的护卫，也在小禁围内，大概在辽帝帐外。[73]
基于此，护卫中的硬寨军和其他护卫形成小禁围的两重宫卫。辽帝护卫分左右，长官为太保，二者之上有“总领左右护卫”，[74]全称为“南北面都护卫太保”。
宫分军一组则如《契丹官仪》所指“契丹从行之兵，取宗室中最亲信者为行宫都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于南北王府、十宫院人充之”。“行宫都部署”分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渤海)行宫都部署，前者掌诸斡鲁朵中契丹族、蕃户的军政、民政，后者掌诸斡鲁朵中汉人、渤海人的军政、民政。[75]诸行宫都部署直接统领的兵来自南北王府和斡鲁朵。斡鲁朵军即“诸宫分军”，如萧孝资任永兴宫使期间“服戈寝甲，无懈蚤夜，自是禁中以严密闻”。[76]宫使(都部署)是诸行宫都部署的下一级宫卫长官。
宫卫取兵自南北王府亦有所据。辽朝“银牌有三道(上是番书“朕”字)，用金镀银成。见在内侍左承宣宋璘处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于戎主前呈封一遍。或有紧急事宜，用此牌带在项上，走马于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余事即不用也”。[77]南北大王府的兵马，并不是宫卫的常备军，而是有急事才被征用。通常南北两府大王和都监率军分别在春夏季和秋冬季，镇戍在辽帝捺钵的边缘，[78]也是便于辽帝征调。故重元之乱时，辽道宗欲幸北、南院，耶律仁先劝道“南、北大王心未可知”。[79]也是考虑到作为宫卫长官的诸行宫都部署也参与了叛乱。是故，诸行宫都部署之下的直属军队以宫分军为主，驻扎在大禁围内，即“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
综上，辽朝负责皇帝宫卫的长官包括南北面都护卫太保(总领左右护卫)、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分别掌小禁围、大禁围、大小禁围外的宫卫兵。其中，小禁围内又可分两重宫卫，共同构成辽帝行宫的四重宫卫。
受季节、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辽帝捺钵的空间格局会有所变化，禁围的空间分布或紧密或松散。如关于冬捺钵大、小禁围的描述，“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夏捺钵“并无殿宇，惟松棚数楹而已”。[80]一般认为文献中关于辽帝捺钵的集中记载反映的是辽朝中后期的情况，特别是道宗、天祚帝时期的捺钵景象。辽帝完整的宫卫体系也大概形成于辽朝中后期。辽帝的宫卫前期为皮室军，后来穆宗置殿前都点检，与皮室军详稳共掌禁军，[81]至辽中后期，殿前都点检、南北面都护卫太保、诸行宫都部署同掌宫卫。辽帝宫卫力量从单一、双领，再到一分为三，逐渐走向分权。
辽朝宫卫长官长期扈从在皇帝身边，作为辽帝最信任的人，其逐渐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和军事事务中来。自辽帝宫卫皮室军及其长官淡出辽帝宫卫体系的核心区后，行宫形成以殿前都点检、南北面都护卫太保、诸行宫都部署—宫使为长官的宫卫体系。诸宫卫长官及其属官的地位不同，参政议政的方式亦颇存差异。
《辽史》载萧撒八重熙年间曾同时任永兴宫使、总领左右护卫(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同知点检司事。[82]据此条史料，似乎宫使、南北都护卫太保、同知点检司事为同一级别，实则不然。
辽兴宗重熙六年(1037)六月，以护卫太保耶律合住兼长宁宫使；[83]重熙中萧乌野迁护卫太保，又“历官兴圣、延庆二宫使”。[84]韩德凝曾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之职，[85]这表明都宫使(部署)在护卫太保之上，护卫太保与宫使当属同一级别。同知点检司事的级别则高于二者。辽道宗清宁间永兴宫使耶律塔不也定乱有功，为同知点检司事；[86]大康中，药师奴为兴圣宫使，累迁同知殿前点检司事。[87]同知点检司事即同知殿前点检司事，故宫使在同知殿前点检司事之下。耶律乙辛重熙间为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同知点检司事，“常召决疑议”，升北院同知。[88]这一时期耶律乙辛在辽朝一路升迁，护卫太保也在同知点检司事之下。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则可能由左、右护卫太保其中的一位兼任，导致其似乎与宫使一个级别。如耶律信先即在重熙十四年(1045)，为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89]
此外，护卫太保、宫使可转迁者，还包括殿前副点检。辽道宗清宁间，萧十三为护卫太保，迁殿前副点检，后迁殿前都点检；[90]寿昌二年(1096)，萧胡笃转永兴宫太师(宫使)，天庆初，累迁至殿前副点检。[91]宫卫长官彼此兼任、迁转是当时较为常见的现象。[92]殿前都点检地位在南北面都护卫太保之上。
不过，无论是殿前都点检，还是南北面都护卫太保，皆不能与诸行宫都部署相提并论。诸行宫都部署才是宫卫长官中地位最高者。《辽史·仪卫志》记载：“契丹枢密院、契丹诸行军(宫)部署、汉人枢密院、中书省、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印，并银铸，文不过六字。以上以银朱为色。”[93]诸行宫都部署与辽朝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中书省所用印牌规格相同，其地位不言而喻。最为鲜明的例子当属景、圣二宗时期的大臣韩德让，为了突出其地位，在赐姓耶律之外，“拜大丞相，充契丹、汉儿枢密使，南北面诸行宫都部署”。[94]
如同北院枢密使地位高于南院枢密使一样，契丹行宫都部署地位亦高于汉人行宫都部署。《辽史·礼志》祭奠辽道宗仪式：“先帝小敛前一日，皇帝丧服上香，奠酒，哭临。其夜，北院枢密使、契丹行宫都部署入，小敛。”[95]北院枢密使和契丹行宫都部署在辽朝重要场合中扮演首要角色。正是因契丹行宫都部署的特殊地位，其也具有更多职能。耶律仁先任契丹行宫都部署时曾“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96]王子班郎君是诸王子中没有职官和封号者，由王子郎君班详稳，也称王子郎君详稳和王子班详稳管理。[97]辽道宗寿昌四年(1098)十月，南府宰相斡特剌兼任契丹行宫都部署之后，用“以传导燕国王延禧”。[98]耶律延禧为辽道宗的孙子，即后来的天祚帝，此时应在王子班。足见除去诸宫事务，契丹诸行宫都部署还对皇储和诸王子负责。
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南北面都护卫太保的地位差异，导致其参政的方式各有不同。辽兴宗重熙三年，耶律仁先补护卫，“帝与论政，才之”。[99]辽帝与耶律仁先论政是因其特殊的身份，并非护卫本身职能，护卫太保参政也是在迁任宰执或南北臣僚会议大臣之后。护卫太保萧韩家在大康二年(1076)迁知北院枢密副使。[100]殿前都点检参与政务往往要兼任同知枢密院事。如辽道宗时萧十三作为殿前都点检，兼同知枢密院事。[101]为了方便辽帝与同知点检司事耶律乙辛商讨政务，将其升为北枢密院同知，[102]即同知北枢密院事。
反观诸行宫都部署则可以直接参与政务。清宁元年(1055)，辽道宗曾对诸宫都部署直言：“凡有机密事，即可面奏；余所诉事，以法施行。有投诽讪之书，其受及读者皆弃市。”[103]此为一则证明。另一则为辽道宗大康中契丹行宫都部署萧陶隗，参与辽帝与群臣关于北枢密院人员任命问题的讨论。[104]同样地，汉人行宫都部署亦具有面奏举荐人才的机会，王继忠就曾举荐萧敌烈为枢密使人选。[105]从三者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可以看出，诸行宫都部署为宫卫长官中地位最高者，殿前都点检次之，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再次之。前者大概可以统领后两者。
不仅如此，诸行宫都部署和殿前都点检还与辽朝的宰执群体相互兼任。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四月，以枢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权知诸行宫都部署。[106]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萧余里也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107]寿昌四年(1098)，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契丹行宫都部署。[108]大康七年(1081)，北府宰相萧挞不也兼殿前都点检，大康八年(1082)，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109]
除宰执群体之外，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可与辽朝四大部族的大王相互兼任、转迁。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阿思兼知北院大王事”。[110]大康元年(1075)六月，以兴圣宫使谢家奴知奚六部大王事。[111]寿昌三年(1097)六月，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吾也为南院大王。[112]大安七年(1091)四月，以汉人行宫副都部署耶律谷欲知乙室大王事。大安八年(1092)十一月，汉人行宫都部署奚回离保知奚六部大王事。[113]寿昌五年(1099)六月，以奚六部大王回离保为契丹行宫都部署。[114]大康九年(1083)闰六月，以汉人行宫副部署可汗奴为南院大王。[115]从时间上判断，四大部族的大王与宫卫长官的迁转应当是受到重元之乱的影响。当时辽道宗欲幸南北大王府避难，被耶律仁先阻止，平乱之后不久即出现都部署兼知大王事。虽然未载四大部族大王是否参与重元叛乱，但至少事后受到了辽帝的猜忌。
很明显，宫卫长官在辽朝后期频繁参政、议政，并与朝廷重要职官相互兼任和迁转。作为军事机构的宫卫逐渐具有政治职能，是辽帝权力扩大的表现。除在中央参与政事之外，宫卫长官及其军队在战时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成员而存在。
《辽史·兵卫志》记载，辽朝每出征“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116]辽朝战争基本上由行军统帅、副统帅、都监组成。辽朝非皇帝或皇太后亲征时，大规模战争的行军统帅在圣宗以前以北、南宰相为主，圣宗朝时两宰相与北院枢密使并行，圣宗以后，基本以北院枢密使为主。在辽圣宗征伐高丽的战争中，殿前都点检先后3次分别担任行军都监和行军副统，以行军统帅出征首次见于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此后开始多次担任行军都统领兵出征，直到辽末依旧如此。[117]比如，圣宗开泰四年(1015)征高丽，以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统，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开泰六年征高丽，以枢密使萧合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殿前都点检萧虚烈为都监。[118]辽朝大规模行军打仗之时，行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成员基本由宰执官和宫卫长官组成。
一般情况下，宫卫官出征要带领天子禁兵(宫卫军)参与到战争中。辽兴宗重熙初，耶律独攧为左护卫，将禁兵从伐夏。[119]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四月讨磨古斯，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夷离毕耶律秃朵为副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为都监，积庆宫使萧糺里监战。[120]萧糺里虽为监战，但也带领积庆宫兵跟随作战。
在宫卫长官出征期间，宫卫职能由下属或其他人暂替。重熙十七年八月戊子，“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121]耶律义先于重熙十六年(1047)任殿前都点检，其弟耶律信先在重熙十四年为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重熙十八年(1049)，又兼右祗候郎君班详稳。[122]信先、义先两兄弟当时应同掌殿前司，义先率军出征期间，殿前司事由信先负责。并且，按照辽帝宫卫多重构成的特征，即使一两位宫卫官领兵出征，仍有其他宫卫军主力守卫皇帝。
综上所述，辽朝宫卫体系运作主要依靠诸行宫都部署、殿前都点检、南北面都护卫太保共同协作，三者职能相同，却又分工明确，并有自己的直属军队。辽朝中后期，以诸行宫都部署为首的宫卫长官逐渐参与到辽朝的军、政事务之中。辽朝宫卫长官不仅仅作为天子“家臣”，在皇帝与朝廷机关之间扮演承上启下、贯通内外的角色，[123]而且可以进入宰执群体或南北臣僚会议参政议政，与重要的政治官员相互迁转、兼任，参与辽朝国家运作的重要事务。可以说，辽朝宫卫体系的完善与重构，使得辽帝的宫卫军组织，由最初的军事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军、政双重性质的机构。
草原游牧民族“只有当征服了诸多其他民族，建立了汗国或政权之后，建立较大规模的常备军才成为必要，这时，伴随着草原贵族、部落首领向单于、可汗或皇帝转化，他们的侍卫亲军就会演化成为一支国家或政权的精锐常备军，一旦有大规模战事爆发，作为由单于、可汗或皇帝直接指挥的精锐部队，往往起到主力核心的作用”。[124]辽朝亦是如此。自辽太祖建国以后，“腹心部”——皮室军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充，由一开始的千余人发展至三万人，[125]而且不断扩充诸多民族为亲军，后来发展为天子禁兵，具有镇戍地方的职能。皮室军作为辽帝宫卫，在辽朝中后期驻扎在大小禁围外，一方面仍有轮流至辽帝行宫守卫的职能，负责外围警备；[126]另一方面则经常被派出镇戍四方要地。[127]
皮室军外，辽朝还有游牧民族组成的军队跟随在辽帝身边，如鹰军、凤军、龙军、铁鹞子军等。[128]辽太祖时已有鹰军，壮大后分为大小军，辽道宗咸雍九年时小鹰军屯戍在涿州。[129]辽道宗时人萧阳阿“年十九，为本班郎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130]其中，铁鹞军在辽太宗时即已存在。太宗会同元年(938)，高模翰兼总左右铁鹞子军。[131]会同八年(945)三月，在与后晋作战中，“命铁鹞军下马，拔其鹿角，奋短兵入击”。[132]《资治通鉴》的记载同此，并有胡注：“契丹谓精骑为铁鹞，谓其身被铁甲，而驰突轻疾，如鹞之搏鸟雀也”。[133]《辽史·国语解》称鹰军，“鹰鸷，以之名军，取捷速之义。后托龙军、虎军、铁鹞军者，仿此”。[134]铁鹞军与鹰军、龙军、虎军等取名类似，且皆为骑兵。文献中的大小鹘军、凤军皆是如此。太祖七年(913)五月“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鹘军”。[135]大小鹘(鹄)军为二室韦军号。[136]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六月“诏龙、凤两军老疾者代之”。[137]辽朝涿州新城“有凤军契丹数千人屯戍”。[138]据文献所载，辽代部族军多数有明确的驻地，集中见于《辽史·营卫志·部族》，[139]不同程度地贯穿了契丹内地、州县和“边圉”。[140]这些游牧兵具有明确的军号，且不隶属部族军，可能是天子禁兵。辽道宗大安年间，回离保曾“补护卫，稍迁铁鹞军详稳”。[141]如萧阳阿以本班郎君身份任铁林、铁鹞、大鹰军详稳，回离保以护卫迁铁鹞军详稳，都是以辽帝近卫的身份转迁这些军事长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禁兵身份的肯定。他们与皮室军的性质相同，辽代文献中出现皮室军屯戍在地方，但不是一直都在某一地，是禁兵轮戍所致。
辽帝禁兵镇戍遍及州、城、堡、寨。如易州和涿州之间有牛栏寨，辽末宋将刘光世攻辽，“至白沟，为牛栏军所败，不得前”，“牛栏贼千余，从古城出”。[142]禁兵镇戍地方之后，由辖区内的最高军事长官统领。《亡辽录》记载牛栏军寨、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等军事机构皆隶属南京总管府(都元帅府)。[143]这些游牧禁兵具有番上的职能，在捺钵地应归诸行宫都部署管辖。
地方的汉人、渤海军也具有番上职能。如宋使余靖在捺钵地所见的控鹤军，即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下的诸军之一。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与中京、上京诸军都虞候同属禁军系统，统辖汉军，[144]故有大安元年(1085)，蔡志顺被任命为随驾三军都虞候，[145]即诸京军队番上所致。他们到捺钵番上应暂时隶属殿前都点检。如《高嵩墓志》记载，基于当时的燕京留守高勋重视自己的衙兵“近臣”，高嵩在辽景宗保宁三年(971)被提拔为龙厅直第一指挥使，于保宁四年(972)充右散祗候指挥使至捺钵番上，所以能够“居牙璋之下，领貔豹之威”。[146]这类军官番上管理的可能不是当地军队。辽圣宗统和年间，王悦由辽兴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入为严胜、龙卫兵马都部置(署)”。[147]《辽史·圣宗纪》记载，圣宗时，“诏蔚、朔等州龙卫、威胜军更戍”，当时还发生“朔州威胜军一百七人叛入宋”的事件。[148]龙卫军应当是蔚州的衙军，[149]故而王悦所任兵马都部署中就包括番上的蔚州衙军。
辽帝一方面将跟随自己的禁兵派驻地方，隶属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另一方面，令地方军队至捺钵地番上，由宫卫长官调配。在出入之间，辽统治者牢牢掌握军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军队的调度，以把控诸方势力。
至此，可以发现辽朝宫卫管理虽然分契丹和汉人，但在其运作模式及与地方军事力量的互动中，超出了契、汉之分，更注重军、政两方面的管理。与此同样地，辽朝部族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亦表现出军、政二元管理的模式。[150]这不得不令我们反思，《辽史》中虽言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体现出辽朝对契丹和汉人分而治之的特征。但综合诸方文献和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辽朝在国家治理中更加注重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换言之，在辽朝国家治理中，实行的是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运行模式，而非契丹人和汉人的双轨运行。
作者简介：武文君，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合作导师为杨军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辽朝驻防体系研究”(22YJC770025)；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清代辽金历史书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JKH20241238SK)；本研究成果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GZB20230264)。
[1] [日]岛田正郎：《辽朝御帐官考》，“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史研究集》第6辑，“国立”编译馆1971年版，第300－303页。
[2]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3]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44页。
[4]关树东：《辽朝的中央宿卫军》，《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5年第6期。
[5]唐统天：《辽代的禁军》，《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何希：《契丹大帐皮室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张敏：《捺钵与辽代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22年。
[6]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38－143页。
[7]《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25页。
[8](宋)王易：《重编燕北录》，(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45页。苗润博指出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实际抄自宋人武珪《燕北杂录》（苗润博：《〈辽史〉探源》，第446页)。武珪自辽入宋，其记载更具有史料价值。
[9] (宋)彭汝砺撰：《鄱阳集》卷八《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1101册第258页。《广平甸诗》原文：“四更起趁广平朝，上下沙陁道路遥。洞入桃源花点缀，门横苇箔草萧条。时平主客文何缛，地大君臣气已骄。莫善吾皇能尚德，将军不用霍嫖姚”。其下文为《沙陁逢正旦使副》：“踏雪予今济土河”[《 使辽诗》，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第138页]。可以看出所至为冬捺钵地。
[10](宋)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95－102页。沈括于熙宁八年(1075)使辽，所至为夏捺钵地。
[11]《宋史》卷一一四《礼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04页。
[12](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8页。
[1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第14页。
[14]《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6页。
[15](宋)路振：《乘轺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18、21页。
[16]李鹏认为辽朝冬捺钵地皇帝行帐区的结构，尽管驻跸地点不同，但布局基本相同，即由牙帐区、御寝区和硬寨区等三部分组成(李鹏：《“中会川”考——“阿都乌素辽代遗址群”初步调查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2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张敏结合吉林省乾安县辽金春捺钵的考古成果，认为遗址群较大的藏字区可能是辽帝的行帐所在地，面积较小的腾字区和地字区则可能是贵族和群臣的行帐所在地。她同样认为辽帝行帐区由牙帐区、御寝区和硬寨区三部分构成，其结构布局是以牙帐为中心，形成护卫之势。牙帐区主要包括省方殿、鹿皮帐和八方共用殿三部分。御寝区由寿宁殿和长春帐两部分组成，硬寨区是为牙帐区和御寝区所设置的禁卫区(张敏：《捺钵与辽代政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22年)。一方面，通常学界称辽代皇帝的行帐为牙帐，牙帐区应当是御寝区。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空间大小来判断格局的话，那么藏字区反而不是辽帝的行宫。据宋人文献记载的大、小禁围，辽帝是在小禁围内，空间更小。且小禁围也不在正中间，是在大禁围的东北或西北。
[17]参见杨军：《辽代捺钵三题》，《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
[18](宋)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95页。
[19](宋)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虏帐》，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130页。
[20](宋)宋绶：《契丹风俗》，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34页。
[2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8页。
[2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4－425页。
[23]《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第564页。
[24]参见杨军：《辽代捺钵三题》，《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12世纪初，中亚学者马卫集所撰《动物之自然属性》中记载契丹“ūjam周长约2法尔萨赫(Farsakh)。该Mamlaka(王国或领土？)为一道插在地中的弯木棒编成(的篱笆)所环绕。沿线每2法尔萨赫即驻有一些士兵。他们经常巡逻，追踪行人的脚印，杀死被他们发现的任何没有(合法)事务的外出者”(胡锦州、田卫疆译：《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1985年增刊，第172页)。康鹏认为ūjam就是契丹皇帝的捺钵地，即行宫(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8页)。按照1法尔萨赫为3.7～6.7公里(学界尚未统一，据目前研究1法尔萨赫最小为3.7公里，最大为6.7公里。参见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第195页)计算，行宫的周长约14.8～26.8里，如果按四面计算，每面平均长3.7～6.7里。然《燕北录》称辽朝大禁围每面长110步(北宋一步约1.536米，参见韩丛耀主编：《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约168.96米。《燕北录》与马卫集的记载相差甚远。虽然辽帝捺钵禁围的面积实际是不固定的，但辽帝小禁围的周长也不至于到十几至二十里那么大。相较之下，马卫集所言可能是大禁围的范围。并且，其言“沿线每2法尔萨赫即驻有一些士兵”的情况，也符合大禁围之外，零散驻扎部落、军队的记载。
[25](宋)宋绶：《契丹风俗》，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34页。
[26]《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790页。
[27]《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第564页。
[28]《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5页。
[29]《妙行大师行状碑》，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
[30]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32页。
[31]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32](宋)余靖撰，黄志辉校笺：《武溪集校笺》卷一八《契丹官仪》，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41页。
[33]《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卷一一二《耶律重元传》、卷一一四《萧胡睹传》《萧迭里得传》《古迭传》《撒剌竹传》，第298、1652、1664、1665、1666页；《耶律仁先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53页；《耶律弘礼墓志》，周阿根校注：《辽代墓志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477页。
[34]《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卷九六《耶律仁先传》《耶律良传》《萧乐音奴传》《耶律阿思传》，第298－299、1536－1537、1539、1542、1544页；《耶律庆嗣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57页。
[35]何希：《契丹皮室军职能转变原因探析》，《东北史地》，2015年第2期。
[36]《辽史》卷七六《耶律朔古传》，第1374页。
[37]《辽史》卷八八《萧排押传》，第1475页。
[38]《辽史》卷八一《耶律欧里斯传》，第1416页。
[39]《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第133页。
[40]《辽史》卷九三《萧迂鲁传》，第1515页。此事当为咸雍十年至大康三年(1077)间辽宋双方的又一次天池之争。参见陶玉坤：《辽宋天池之争》，《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1]《辽史》卷九九《萧速撒传》，第1565页。
[42]《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837页。
[4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亡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44]《辽史》卷五○《礼志二》、卷五一《礼志四》、卷五三《礼志六》，第937－938、945、950、951、963页。
[45]《韩瑜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94页。
[46]《耿知新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84页。
[47]《高嵩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48]《王悦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13页。
[49]《蔡志顺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61页。
[50]《张守节墓志》，周阿根校注：《辽代墓志校注》，第210－211页。
[51]《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殿前司”条：“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而有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骑军有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及捧日以下诸军指挥。步军有御龙直、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及天武以下诸军指挥。诸班有都都虞候指挥使、都军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骑军、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职隶于殿前司”。(第3927－3928页)
[52]赵宇：《辽朝侍卫亲军体制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黄龙府侍卫亲军”诸问题》，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7页。
[53]《辽史·萧翰传》记载：“宰相敌鲁之子。……会同初，领汉军侍卫。”这里的汉军侍卫可能即应历中所置殿前司的前身(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306页)。故而，殿前都点检之下的兵马为非游牧民族。而太平五年(1025)十二月甲子，以萧守宁为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第224页)，其所任系都点检之重出[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第206页]，也可证明通常以汉人、渤海人为主的侍卫亲军马步军是受都点检管控。
[54]“弩手军”当指侍卫汉军中的弩手营。参见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115页。
[55]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36页。
[56](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第164页。
[57]《辽史》卷八七《萧孝先传》，第1468页。
[58]大康六年七月癸未，为皇孙梁王延禧设旗鼓拽剌六人卫护之(《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第323页)。这里的旗鼓拽剌相当于护卫。
[59]《辽史》卷八七《萧撒八传》，第1467页。
[60]《辽史》卷九○《耶律信先传》，第1495页。
[6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第198页。
[62]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63]《辽史》卷九四《耶律斡腊传》、卷八七《萧蒲奴传》、卷九六《耶律仁先传》，第1520、1469、1535页。
[64]关树东指出在辽帝亲卫中，护卫之长称太保，则诨子或即护卫的另一称呼。参见关树东：《辽朝御帐官考》，《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65](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契丹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606页。
[66]《耶律宗福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41页。
[67]《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第1535页。
[68]《耶律仁先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52页。
[69]辽代拽剌有勇士、军名、专职拽剌等多重含义。参见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2页。
[70]《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785页。
[71]《耶律遂正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8页。
[72]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44页。
[73]大禁围内亦有硬寨，负责其他帐的安全，此处只涉及负责辽帝的硬寨军。
[74]《辽史》卷八七《萧撒八传》，第1467页。
[75]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第153页。
[76]《萧孝资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65页。
[77](宋)王易：《重编燕北录》，(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卷三八，第646页。
[78]武文君：《辽代部族军研究》，黄山书社2022年版，第91页。
[79]《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第1536页。
[80](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阿延川诗》注引金刘无党《地志》，《辽海丛书》第3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1928页。
[81]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第211页。自景宗保宁元年(969)，“以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右皮室详稳萧乌里只宿卫不严，斩之”(《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97－98页)。这之后皇帝的宫卫逐渐发生了变化。虽然殿前都点检仍掌宿卫事，但已经不是独自掌权了。
[82]《辽史》卷八七《萧撒八传》，第1467页。
[83]《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第247页。
[84]《辽史》卷九二《萧乌野传》，第1509页。
[85]《辽史》卷七四《韩匡嗣传》，第1361页。
[86]《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第299页。
[87]《辽史》卷九一《耶律药师奴传》，第1502页。
[88]《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第1634页。
[89]《辽史》卷九○《耶律信先传》，第1495页。
[90]《辽史》卷一一○《萧十三传》，第1638页。
[91]《辽史》卷一○一《萧胡笃传》，第1582页。
[92]宫卫长官亦兼任其他职务，如陈昭衮在统和中，为敦睦宫太保，兼掌围场事，开泰五年(1016)，迁围场都太师(《辽史》卷八一《陈昭衮传》，第1418页)。而前述重元之乱时，其同党殿前都点检耶律撒剌竹“适在围场，闻乱，率猎夫来援”(《辽史》卷一一四《萧胡睹传》，第1664页)，这也是殿前都点检兼围场事的原因。
[93]《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第1017页。
[94](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八《耶律隆运传》，第197页。
[95]《辽史》卷五○《礼志二》，第934页。
[96]《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第1536页。
[97]李桂芝：《契丹郎君考》，陈梧桐主编：《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270页。林鹄认为，“王子帐”当即斡鲁朵中管理太祖后裔的机构。王子班郎君盖王子帐出任随侍帝廷的郎君。参见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65页。
[98]《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第349页。
[99]《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第1535页。
[100]《辽史》卷九二《萧韩家传》，第1508页。按：《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言，殿前都点检司，“掌亲军，总领左右卫将军、符宝郎、宿直将军、左右振肃、宫籍监、近侍等诸局署、鹰坊、顿舍官隶焉……左右宿直将军，从五品，掌总领亲军，凡宫城诸门卫禁、并行从宿卫之事，八员。”(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339－1340页)对比看来，辽金的宿直将军并不完全一致。
[101]《辽史》卷一一○《萧十三传》，第1638页。
[102]《辽史》卷一一○《耶律乙辛传》，第1634页。
[103]《辽史》卷六二《刑法志下》，第1047页。
[104]《辽史》卷九○《萧陶隗传》，第1496页。
[105]《辽史》卷八八《萧敌烈传》，第1474页。
[106]《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第196页。
[107]《辽史》卷二三《道宗纪三》，第317页。
[108]《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第349页。
[109]《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第324－325页。
[110]《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第330页。
[111]《辽史》卷二三《道宗纪三》，第315页。
[112]《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第348页。
[113]《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第338、339页。
[114]《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第350页。
[115]《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第326页。
[116]《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第451页。
[117]武文君、向燕南：《集兵点将：辽朝行军体制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118]《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第1673页。
[119]《辽史》卷九二《耶律独攧传》，第1508页。
[120]《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第341页。
[121]《辽史》卷二○《兴宗纪三》，第273页。
[122]《辽史》卷九○《耶律信先传》，第1494－1495页。
[123]乐日乐：《辽朝郎君再考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24]晓克：《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5期。
[125]杨军：《辽代斡鲁朵研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
[126]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修订版)，第236页。
[127]如《辽史》卷九三《萧迂鲁传》所载左皮室详稳萧迂鲁，“会宋求天池之地，诏迂鲁兼统两皮室军屯太牢古山以备之”(第1515页)。
[128]《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829－830页。
[129]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第116页；(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壬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39页。
[130]《辽史》卷八二《萧阳阿传》，第1426页。
[131]《辽史》卷七六《高模翰传》，第1378页。
[132]《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60页。
[133](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三月癸亥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417页。
[134]《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691页。
[135]《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8页。
[136]《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692页。
[137]《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第157页。
[13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
[139]《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第435－445页。
[140]武文君、杨军：《分镇边圉：辽朝部族军驻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辽朝之前的渤海国同样通过在边州设置驻军，以达到屏蔽内地的目的。参见王孝华、刘晓东：《渤海德里府、德里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中州学刊》，2022年第7期。
[141]《辽史》卷一一四《奚回离保传》，第1666页。
[14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引《封氏编年》，第65页。
[14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亡辽录》，第153页。
[144]陈俊达：《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按：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与中京、上京诸军都虞候辖下军队不番上时属五京州军系统，番上时属禁军系统。实际上，辽朝五京州军在时人口中统称“禁军”。
[145]《蔡志顺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61页。
[146]《高嵩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8页。
[147]《王悦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13页。
[148]《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第159－160页。
[149]陈俊达：《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43－144页。
[150]武文君：《辽代部族军、政二元管理体系研究》，《古代文明》，2022年第2期。
